高科技军阀(银刀)-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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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号的内容，那时候，日本用武力没有让袁世凯政府接受的东西，现在凭借着大把大把的日元，也都偷偷摸摸的实现了听说准备编练的中央军，军械全由日本提供，而且清一色使用日本的教练。我们不难看出，这中央军的编练，其实就是日本军队的翻版不仅经费来自日本，军队的编制是日式的，教官是日本派来的，武器装备也全部采用日本的，连拖炮用的马，都从日本进口从晚清到民国，国人军事现代化，初学普鲁士，后学日本，本不奇怪。那时中国的很多军校、讲武堂，甚至连校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学校，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按道理学的只是如何做士官，兵头班长，结果回国之后，都当了将军。但是，象中央军这样，武器装备、军队编制加上马匹军装，从头到脚由日本方面主动包揽下来的军队，还是第一次。大方地出钱出人出力的日本人，还特意强调，新编练的中央军，‘须有国家性质，将来可备中央自由调遣为断’。这意思就是说，中央军以后就是北洋的中央军。而现在，北洋即皖系，至少皖系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所谓中央的军队，就是皖系的嫡系军队，也就是他段祺瑞的私军。听闻中央军的一个旅长在队列讲话里竟然这样说：‘军队就好比是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从这话便不难看出，这中央军的主人不是国家，更不是人民，理所当然，就是段祺瑞”
梁士诒忧心忡忡地放下了报纸，说道：“芝泉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现在应该出来给个说法啊？要不然，咱们这政府怕是没法子再做下去了。”
“咱们还是派人去边防督办府问一下他的意见吧”听了梁士诒的话，黎元洪如释重负般的出了一口长气，叫过一名总统府官员吩咐了几句，官员领命而去。
而此时的黎元洪和徐世晶冯国璋等人并不知道，段祺瑞已经在给学生们“说法”了。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刻，边防督办府外面也是人头攒动，上千名学生和北京市民将整个胡同堵得水泄不通。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个高校的学生们，高举着手里的标语牌，聚拢在边防督办府的门前，而边防督办府的大门紧闭，外面大约有一百多名持着枪的军人们组成了人墙，阻住了学生们的前进道路，学生们虽然一直在高呼着口号，但却并没有向前冲击，而是显得很是理性，而他们面前的军人们，也都将枪上的刺刀取了下来，插入到了腰间的刀鞘之中。事实上，刚才在督办府卫队长的命令下，他们已经将步枪内的子弹退了出来。
“我们今日来此，并非是专和段督办为难，只是我们心中有疑惑不明，想请段督办出来，当面给我们一个说法。”为首的一名学生领袖对面前的一位军官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我等虽为一介草民，但虫儿虽小，亦知亡国之耻希望段督办能给我们大家一个明白的交待”
“兄弟知道，诸位一片爱国赤诚，兄弟已经派人进去通报了，段督办一会儿就能出来给大伙儿一个说法。”面前的军官无奈的说道，声音里似乎有一丝哀求之意，“请诸位稍安勿躁，别让弟兄们为难，弟兄们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啊”
此时，如果有后世的粪情站在这里，看到这样的一幕，一定会吃惊得目瞪口呆。
对粪粪五毛们来说，他们所了解的这个时期的历史，大都是学生举行爱国游行示威的时候，军阀当局出动军警残酷镇压，爱国学生喋血街头的故事。而现实的情况，却和他们想象的正好相反如果说以前他们理解的学生是老鼠，军警是猫的话，而事实上，却是学生是猫，军警是老鼠粪青五毛们当然不会了解，自晚清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甲午战争的催化，已经成为中国上流社会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落实到了政体上，往往被解读为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从专制到共和，彼此是沿着进化的路径进行的。袁世凯的弘宪帝国的覆亡，更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上流社会进化论的信念。使得即使是拥有武力的军阀武夫们，也不敢对这个被西方证明具有强大魔力的政体有所轻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当家的武人对民主政府抱有很大的迷信，因此，他们宁可忍受体制对他们的束缚，也不会对体制采取大动作的背离行动。另外，加上中国社会的传统，学生闹事，往往高调的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具有相当大的“天然合理性”，即便他们是无理取闹，社会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包容性。在清代帝政时代，每届科考，应试的举子闹事，只要闹得不太过火，最后几乎都会被优容。在士子和丘八之间，不仅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悬殊差距，而且有声望方面的天壤之别。士兵天然地就对读书人有敬畏之感，在晚清的时节，士兵们就不大敢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党需要搜查。到了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峰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有的军警甚至当面称学生们为丘九，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比我们大一辈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眼前的这一幕，也就不足为奇了。
听了军官近乎于谄媚和哀求的话，学生领袖们也不好发作，他们只是在那里和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着口号，一些学生上前将一些传单发给了军人们，而当他们发现这些军人们好些人竟然不识字之后，干脆给他们讲解了起来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边防督办府的门开了，一身便装军服光着脑袋的段祺瑞，在卫队们的簇拥下，出现在了学生们的面前。
此时的段祺瑞，面色显得有些灰暗憔悴，但身子挺得笔直，步伐稳健，一举一动不怒而威，看到段祺瑞出现，本来高呼口号的学生们一下子便得安静了下来。
为首的几名学生代表看到段祺瑞出现，先是愣了一下，他们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一名学生代表张传琦便大步来到了段祺瑞的面前，先是鞠了一躬，然后双手向前，将一份请愿书递给了段祺瑞。
段祺瑞点头答礼，然后平静地接过了请愿书，打开后认真地看了起来。
看到段祺瑞在那里看起了请愿书，学生代表们也并不着急，就站在那里，等他看完。
很快，段祺瑞便看完了请愿书，此时他的面色变得更加灰暗，显然是在强压住心头的怒气，才没有发作。
“请段督办解释一下，关于这日元借款，到底有无其事？如果有，目的是什么，背后是否象坊间传言那样，有权益的交易？”
“这借款当然是有的。”段祺瑞点了点头，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尽管段祺瑞的声音不大，但听了段祺瑞的回答，学生领袖们的脸色却全都一变。
象是知道学生们会如此反应，段祺瑞深吸了一口气，给出了他的解释。
“自共和重建已来，国家财政窘迫，为使政府能够正常运作，才不得已向外借款，之所以向日本民间借款，是因为条件优厚的关系。”段祺瑞说道，“客观地说，西原借款，比起此前中国跟西方各国——当然也包括日本——的那种高利贷式的所谓借款，条件不可谓不优厚，跟袁世凯时代的善后大借款相比，此笔借款高达数亿日元，数目当然不算小了，但前者的抵押物是中国命脉的盐税，而此次日元借款的抵押物，则是电线、森林等不涉及主权领土的东西，西原之借款利息低，无回扣，无切实抵押，诚借款条件之最优者。”
听了段祺瑞的解释，学生领袖们面面面相觑，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等着他的下文。
而差不多是同一时刻，在赵家楼，交通部总长曹汝霖也在向在座的陆宗舆和章宗祥，解释着西原借款的详情。
“事实上，借款的抵押，连中央政府的国库券都算上了，实在是滥无可滥。不过，严格地说，跟此前的外国借款比，西原借款利息其实并不低，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只是借款时规定，借款的款项可以放在日本银行，由银行支付5厘的利息，一来一去，实际的利息就低了。可是我政府用钱孔急，根本没有存放的可能，所以这项优惠，实际上等于没有。相比较起来，此前的借款，虽然有高至1分3厘的，而且按月支付利息，如清时左宗棠西征借款。但也有比较低的，比如甲午战后，清政府跟四国银行的借款，也就是4厘左右。唯一的区别，就是这样的借款都有巨额的回扣，借款实付打折，四国银行贷款，就按折扣付款，而且抵押物一点都不能含糊。清朝最后一年，当时邮传部跟日本银行的1000万日元的借款，虽然是5厘利息，但95折支付，而且还要加付10‰的佣金。所以，所谓西原借款的优惠，主要体现在不要回扣、十足支付和没有切实抵押上。当时中国的外债，无确实担保的借款，以日本最多。因此，从纯粹的经济账上看，日本的借款是亏了。但不管结果如何，西原借款的日方操办者们，即使卖国也绝对没有人想卖日本的，他们大方的借款，背后还是有所图的。实际上他们算的是获利更大的政治账，只是由于现在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寺内、胜田和西原他们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而已。”

第二百二十四章　游行

“说的不客气一点，你曹总长是在走钢丝撞大运。章宗样的声音透着深深的忧虑，“你既然清楚日本人是算政治帐的，还要借这些钱花，这是在碰侥幸。而且一旦传到民间，你曹总长卖国贼的名声，可就再也洗不掉了。
“卖国贼什么的名声，我倒是不在乎，我只想为国家做一点实事，整天喊那些空洞的口号有什么用？。”曹汝霜听到了窗外隐约传来的示威呼喊声，并没有在意，说道，“日本人虽有图谋，还得看我们如何利用，段督办之所以同意借日款，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政府实力，使政府有力量号令全国，防止南北分裂，并可引入日资发展经济。如能使国家走上正轨，几年后，必有统一强大之中国出现，斯时以前的那些约定，政府均可以有力量重议，甚至于和各国所订之条约，凡损及我主权者，也都可以争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段督办请我出山担任交通总长，我踌躇再三，还是答应了的原因。”。
听了曹汝霜的解释，章宗祥和陆宗典都明白了过来，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但脸上忧虑的神色仍未消失。
“当初孙氏允诺满蒙归日本，也是想以此获得上位之资本，结果最后落得个事败身死遗臭万年的下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孙氏当年之举，不可不为段公戒。…”章宗祥说道。
“段公于“二十一条，交涉期间，一意主战，本为最坚定之反日派，如今突然来了个一百的大转弯，非但国民讶异，就连我等，也是难以理解的……”陆宗典叹息着说道，“段公之才略，比起袁公来其实还是要差上了一层。”。
听了陆宗典的评价，曹汝霜和章宗祥想起了故去的袁世凯，也都禁不住叹息了起来。
作为北洋系的资深官僚，曹章陆三人对袁世凯和段棋瑞的认识，都比较深刻。作为现在北洋系的第一号人物段棋瑞，虽然是优秀的军事将领，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领袖，比起他曾经的主公袁世凯来，都要差上一些。但段棋瑞的志向却并不比袁世凯段棋瑞志向远大，而且意志坚定，他想要做的事，只要认准了，无人能够撼动他的意志而他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让中国在他的手中实现统一和强盛。
袁世凯死于帝制自为，最终的后果，造成了中国的南北分裂。而多少年的公论，分裂的中国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若要中国富强起来，就必须实现真正的统一。而段棋瑞在“再造共和。”之后，认为国家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南北分裂的趋势反而越来越明显（在段棋瑞眼里，杨朔铭已经成了南方最大的军阀）段棋瑞苦于自己手中没有象样的武力但如果想要拥有武力，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行的。
当时的北京政府，虽然未必象许多报纸讽刺的那样，政令不出都门，但在各省基本都不向中央解款的情况下（相比之下，倒是杨朔铭控制的南方各省做得好此，时不时给中央政府一些接济）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几条有数的铁路收入和北京市内崇文门关税再就是支付庚子赔款和其它借款的关余和盐余。这点钱，事实上连维持中央政府和直属军队的日常开支都不够。而欧洲来援的用于参战的款项一直是由外国人经理的，专款专用，截流很少。除了财政和交通两部，北京政府的其它部门一律欠薪（海军部之所以倒向杨朔铭，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薪饷的解决也是一个重要缘由）发行公债，一开始还可以筹到点钱，但到后来却总是无法归还本息，最后也就发不动了。尽管如此但段棋瑞的意志，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为了能够筹到钱段棋瑞想到了在弘宪帝国覆亡后一直赋闲在家的曹汝霜，便一再请其出山。而曹汝霜此时已经被西原龟三找过了，他了解到了日本政府有意资助段棋瑞统一中国，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而就答应了段棋瑞的请求。
在和西原龟三接触多次后，段棋瑞也了解到了寺内正毅的用心，但他仍然同意接受日本方面的资助，正象曹汝霜说的那样，是想利用日本的财力完成全国的统一。
对于滚滚而来的日元背后的阴谋，段棋瑞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坚定地认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起来之后，剩下的事情，还是“好商量…”的。
在后世的人们看来，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自己给自己挖好了陷阱。但在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出卖国家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强大之资本的设想和行动。段棋瑞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
此时曹章陆三人还在赵家楼曹谈霜私宅内谈论，他们全然不知，很快，一场大祸即将临头。
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京市内，**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妒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正因为北京的“**。”稍纵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赏的游戏。
只是1920年的6月，山雨欲来，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
6月4日算得上是个无风的睛天，却此时的人们，却总觉得头上是一片阴云。六月初，在北京算得上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但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这个时候，一天天地高涨起来。
北京的承天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央公园的红墙里，却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假使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但在这一天，北京的学生们却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在他们的心里，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1920年的春天”已经被北京人普遍冷落。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使得世人的目光，全都转而投向了承天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们。
以红墙为背景而又无意于观花赏木的约姓胳青年学生，正手举白旗，在那里列队示威。学生们有的穿着夏布大褂，有的戴着蒙古式的毛绒帽子，学生中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因为**的北京的气候，实在说不准。在北京”春天似不曾**存在，如不算春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人们着了单夹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尽管大清早虽然还有点微凉之感”到了午间却已让人感到烦热，谁爱穿什么样的衣服，此时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中午以后，天气渐热。在这大热天里，这些一心一德的四千学生同处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却难免有忿恨之态。
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皇城的正门。清顺治八年重建，此后三百多年，城楼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从承天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之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即便进入**，户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依旧提醒着此处乃是无可替代的政治中心。从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神圣禁地，变为青年学生表达民意的公共场所，承天门的意义变了，可作为政治符号的功能却并没有变。集会、演讲、示威于承天门前，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几乎成了达世纪中国政治运作的一大诀窍。地方宽敞当然不无关系”可更重要的，还是因其象征着政治权力。
学生们的行动早就惊动了报刘媒体，当记者们赶到承天门时，学生不过聚集了六七百人。然而过不多久，便有大队学生手持白旗，纷纷由东西南三个方向云集而来。
对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这次大规模学生示威**的全过程，当时的《京华日报》记者写下了这样的记录：“法政专门学校代表等大家到齐”学生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休。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教育部某司长劝说无效、步军统领李长泰急忙赶来承天门”立于红墙之下，劝说学生，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各校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休亦向南出发。”。
“今参加**的13所学校，处在东西长安街以北的就有8所。北大学生因与前来劝说的教育部代表辩论，耽误了不少时间，故最后一个到达*前。”。
“学生的意愿，最早的设计，确实就只是提交说帖，表达民意。这一点，从北大学生罗家伦所拟的《北京全休学界通告》，可以看得很清楚。学生用白话文草拟群众集会的传单，简单明白，流传甚广，现录如下：“。
“现在日本以向我政府借款为名，欲图管理我*事，控制我国金融，眼看就要成功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欺侮！国家要灭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此通告虽慷慨激昂，其实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想法，只是呼吁国民起来关注政府日元借款问题。所谓“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之召开。相比之下，北大某学生所拟的《北京学生界宣言》，便要激进得多，现录如下：…”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此虽只是字面上的暴力除奸，未见**学生准备手枪炸弹。晚清之侠风高扬，暗杀成风，国人斯时记忆犹新。自**建立以来，政府严禁会党活动”谴责政治暗杀（起码表面上如此）而北大学生宣言之放言手枪炸弹，与其时之流行无政府主义思潮，不无关系。两份宣言之微妙差别，隐约可见**中之不同声音也。”。
“学生之所以集会承天门前”因此处及西侧的中央公园，乃民初最为重要之公共活动空间。承天门附近，明清两代均为禁地。**肇兴，方才对外开放，东西长街顿成通衢。遂不得不虽营公园为都人士女消息之所。社稷坛位于端门右侧，地望清华，景物矩丽，乃于**三年十月十日开放为公园。**初年，京城里文人雅集，往往选择中央公园：至于大型群众集会”则非承天门前莫属。…”
“最先至者为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前来劝阻，理论多时，故到*最迟。凡先到者轨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学生**并不妨碍治安，故被作为文明社会的表征”得到相当广泛的同情。”1
但此时的记者们也并没有想到，这一回的学生集会和以前可是大不相同，因为组织者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学校，而是学生们自己。走上街头的学生”他们的抗议**，既指向列强，也指向当局。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标语”是北大学生在前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主权…”四个大字。
在学生们陆续到齐之后，学生领袖们的演讲便开始了。
“此时在偌大的承天门广场上”并没有扩音设备，演讲者站立在方桌之上，虽然慷慨陈辞，但现场中大部分人实际上听不清演讲内容，只是因为有很多标语，加上不时呼口号，知道大致意思。但这已经足够了，读过宣言之后，呼过口号，队伍开始向南、向东、向北移动……”“四学生代表前往美国使馆交涉，美使不在，学生遂留下言辞恳协之“说帖”其时国人对于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总统威尔逊大有好感，故直率陈词，请求美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