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银刀)-第2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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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国专家达1652人，技术人员有14963人，分别比1917年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同时，中国也通过“技术援助协定”等渠道，派遣人员出国学习。1920至1923年，仅中国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派往国外学习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就达4000多人。
由于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因而吸引外国贷款也是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大国都不愿意贷款给中国，即使贷款也附有苛刻的条件。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在战后的经济困难中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使得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处于相当有利的地位。1920年至1923年，中国先后从美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芬兰、挪威、瑞典、丹麦、比利时、法国等十几个国家的私人银行获得贷款，到1923年底，中国获得的贷款总计已达14亿美元。
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为了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政府提出了“合作共赢”的建议。1922年6月，中国在伦敦召开的国际联盟经济讨论会议上，便提出一项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计划，建议西方国家向中国提供长期贷款，以保证中国正常出口，中国则准备在短期内向国外提供总值约为10亿美元的订单，并可能在近期内购买1亿美元的有色金属，2亿美元的黑色金属，约1亿美元的纺织品、皮革原料和橡胶，约4亿美元的设备和5000万美元的消费品。这些建议，既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内民众生活的改善，也有利于西方国家缓解经济困难，而且展现了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获得了与会各国的好评。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和杨朔铭这只穿越到这个时代的“黑暗蝙蝠”不无关系。
“这一次冯基善的事情也说明，国内还想当军阀割据一方的大有人在。”徐树铮说道，“国内经济发展是一方面，这相应的制度方面的改革，得加大力度。”
“是啊。”段祺瑞看了看杨朔铭，又看了看徐树铮，说道，“你杨瀚之才干出众，思虑周详，但有时心肠太软，若项羽妇人之仁；你徐又铮才气横溢，聪颖过人，但过于骄狂，胆大敢干，树敌太多，你们二人，要是能互补一下，就好了。”
“老师所言极是，学生经此血的教训，以后定当改过。”徐树铮看了一眼杨朔铭，正色对段祺瑞说道。
“我下野多年，国家大事，也帮不了你们什么了。”段祺瑞叹息了一声，但话语里又满含欣慰期许之意，“希望你们二人携手并肩，让咱们中国真的富强起来”
听了段祺瑞的话，杨朔铭和徐树铮相视一笑。
“这一次的巡阅使会议，我当然是不会参加的。”杨朔铭说道，“蔡松坡那里，就要靠又铮兄帮忙了。”
“放心吧。”徐树铮自信地点了点头，“这一次‘杯酒释兵权’，就包在我身上好了。”
听了徐树铮的话，段祺瑞感到他骄狂的á病似乎又犯了，不由得瞪了他一眼，徐树铮立刻读懂了老主公的目光，不由得呵呵一笑。

“其实你杨瀚之这一次要是出席巡阅使会议，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徐树铮对杨朔铭说道，“你这尊‘武财神’一到，他们哪个都得卖你面子。”
“我现在可不想靠面子办事。”杨朔铭笑了笑，说道，“我想要把规矩立下来，让所有的人都照制度办事。因为面子有一天会没的，制度一旦定下来，就不容易改掉了。”
“也不尽然。”段祺瑞听了杨朔铭的话，摇了摇头，说道，“我提醒你，瀚之，不可过于i信这民主代议制的力量。”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徐树铮明白段祺瑞想和杨朔铭说什么，但还是故意问了一句。
“我当年继袁项城之后收拾他那个帝政的烂摊子，再造共和，选择向民主共和体制回归，而不是当皇帝，瀚之知道是为什么吗？”段祺瑞问道。
“请段公明示。”杨朔铭正色说道。
“我那是对前阶段袁项城所作所为的一种修补，我段祺瑞虽然是个武人，但当时对西方代议制的i信，却是和你杨瀚之一样，毫无二致，我当时也幻想着可以通过这种制度的正经运作，获得成效，改变中国的面貌。”
“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当真的à作起来，我却发现事情完全变了味。按道理，好多的问题，本可以通过国会加以解决。但是当时的国会，并没有这种制度上的自觉，刚从帝制结构中走出的议员们，做了民意代表，却只当是在做官。当时之世，不唯握有实权的武人不明白在代议制下的本分是什么，就是民意代表，也是如此。大家对权力纷争有兴致，但于制度建设却无心情。”
说完这些，段祺瑞意味深长地看了徐树铮一眼。
“是啊当时咱们中国的政局便是如此奇怪，那时我便发现，每当我乐意遵守代议制的规矩时，办事无不障碍重重，什么也办不成，当我玩弄权术，à纵军人干政的时候，反倒要顺利得多。”徐树铮想起了自己一手弄起来的那个“安福国会”，不由得苦笑了一声。
“我明白段公和又铮的意思，当时，一方面是代议制的合法权力，一方面是实权在握的武人团体，两下两层皮。两层皮，哪个都有实在的意义。代议制有来自西方成功经验的制度i信的支持，而这个i信的背后，则是风靡一时的进化论思维，这是咱们中国自晚清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是，真正控制局面的，却是那些枪杆子在手的军阀，只有他们才具有à纵政局的实力。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虽然强大，但它还是形而上的，真正à作层面的工具价值，还是咱们中国传统的阴谋权术。”杨朔铭点了点头，说道，“这便是段公想要告诉我的。”
“我自从下野后，潜心研究各国政治史，经常拜读胡适之的文字，受益良多。”段祺瑞说道，“胡适之说，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好，谈不到第二步，中国现在的所谓‘社会**’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
“中国现在的局面正象英国未经都铎**，法国未经波旁**，俄国未经罗曼诺夫**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不幸我们的**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
“象亨利七世统一了英国而起始所谓都铎王朝代百年的**。在这百年之内，英人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法国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时局，建设了二百年波旁**的基础。经过路易十四光明**之后，法国也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俄国亦复如此。经过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年的**，然后列宁及托洛茨基始能造成他们的伟业。世人徒知列宁推倒了罗曼诺夫皇朝，却忽略了这朝代给**家留下了很可贵的产业，即俄国在这三百年内，从一个帝制国家长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因而俄国**就没能有割据的流弊。”
“**恐怕并非是建国的必要阶段吧？”杨朔铭想了想，说道，“要说**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必要阶段，咱们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的旧式**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
“不错，胡适之的意见是，**不是造就一个民族国家的必经阶段。他以英国为例，说‘英国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国语的新文学的产生与传播，英文翻译的圣经与祈祷书的流行，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的势力，伦敦的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纺织业的长足的发展，中级社会的兴起，这些都是造成英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因子。’上述各种造就民族国家的因素，并不都是在都铎**王朝成型的。”段祺瑞说道，“当前有很多人还认为，中国还不是民族国家，但胡适之则认为，中国早就已经是一个广义上的民族国家了。其理由是我们至今是汉人，这就是汉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觉心的结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统一，使那些新兴的南方民族至今还自称是唐人，有了汉唐两个长期的统一，我们才养成一个整个中国民族的观念。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像都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己？我们所以特别表同情于宋明两代的遗民，这正可以表现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这种思古的同情并不起于今日新的民族思想兴起的时代，其种子早下在汉唐盛世，在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时期已有很悲壮的表现了。”
“至哉斯言。”杨朔铭点头赞许道。
“他还撰文称：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而不知道**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是比自由民主更需要技术含量的事情；俄国布党的成功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四万万个阿斗’的国家，再英明的‘诸葛亮’，也搞不好他的**。”
“再说，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的局面呢？”徐树铮想起了冯基善的通电，说道，“咱们中国，毕竟不是俄国。”
朔铭说道，“苏俄的**，一是领袖的**，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想搞**，在具备高水准的**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这样才可能出现**政权。现实的中国，不存在这样富有麻醉性的热烈问题，更没有可以煽动全国人心的口号，所以中国搞不成苏俄式的**。”
“老师的意思，就是咱们中国，得在民主和**之间，走一条‘中庸’的路线了？”徐树铮终于明白了段祺瑞苦口婆心引经据典的说了这一大堆，是什么意思。
“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的机会。”段祺瑞看着杨朔铭说道。

第三百五十七章　川南一霸

“民主共和，无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均是大势所趋，但各国国情不同，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段祺瑞继续说道，“自辛亥至今，咱们中国已经打下了相当的底子，而且已经是民族国家了，但**思á仍大有人在，瀚之一心想要建设民主中国，认为民主自由科学才能救中国，这完全对，但在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上，倒不妨灵活一些，需要铁腕**的时候，万万不可拘泥于民主之说，缩手缩脚。否则，便是自取死路。”
听到段祺瑞的话说得沉重，似乎是在讲述自己当年失败的原因，徐树铮不由得暗暗叹息起来。
“是啊，今**杨瀚之在台上，对他冯基善可以做到手下留情，可要是他冯基善在台上，会对你如此吗？”徐树铮说道。
杨朔铭知道段祺瑞是在点醒自己，正色说道：“段公所言，当谨记在心，时刻不忘。”
“这一次巡阅使会议关于释除兵权的事，松坡和又铮应该是能够解决，但你这个财政部总长，如何把那些不肯向中央解款的省摆平，可是要更加的困难。”段祺瑞说道，“关于这块儿，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敲山震虎。”杨朔铭微微一笑，说道，“先办他几个大案再说。”
“办案？”段祺瑞和徐树铮听了他的话都是一惊，忍不住齐齐问道。
“对，办案。”杨朔铭迎上了段徐二人的目光，看到他们不解的样子，他又补充了一句，“咱们中国现在是法治国家了，当然要依法办事了。”
看到杨朔铭脸上那看似阳光实则阴冷的笑容，段祺瑞象是明白了什么，点了点头。
“你总是愿意做出人意料的事。”段祺瑞说道，“不过这样也好，你不用直接出面，也省得让人把矛头都对着你。”
“那也不一定。”杨朔铭转头看了看窗外，说道，“从今年开始，恐怕得经常下去走走了，有些事情，必须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可得小心了。”听到杨朔铭这么说，段祺瑞的眼中闪过一丝担忧之色，“所谓的强龙压不住地头蛇，真斗起来，够你受的。”
“那要看怎么斗了，呵呵。”徐树铮倒象是支持杨朔铭的想法，他笑着看了看段祺瑞，没有再说下去。
“段公放心，我有我的办法。”杨朔铭笑了笑，说道。
在结束了和段徐二人的聚会之后，杨朔铭看看天色尚早，便回到了财政部大楼自己的办公室里，此时他的办公桌上又新出现了好几份文件和报告，杨朔铭取过放在最上面的一份报告看了一眼，眉á不由得微微一扬。
这份报告，是刚刚从财政部情报局送来的，报告的是四川的一些情况。
而报告当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名字，却勾起了杨朔铭对原来历史时空的一些有趣的回忆。
“这人不就是个恶霸地主吗？怎么这上面会这么写？”
“我光知道水牢那个破事儿是假的，可还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情况……”
杨朔铭自言自语的说着，仔细地将报告看完了一遍。
“有意思，看样子这个人不光是恶霸地主这么简单啊。”他将手中的报告扔到了桌上，他盯着报告当中的那个面相看起来很和善但却透着杀气的三十几岁的中年人，“我正好想打一头大的老虎，这老虎就送上门了，真是巧啊。”
杨朔铭想了想，拿起了电话，接通了财政部情报局局长“降龙”的办公室。
“是我，对，你过来一趟吧，我有事情找你商量。是关于四川那边儿的。”
“你想在四川‘打虎’？”
“呵呵，对。”
“我马上过去。”
四川，宜宾。
此时，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学生模样的人正伏在一处小山坡上，用望远镜眺望着远处一座宏伟壮丽的庄园建筑。
“他刘家大院好大的气派。”陶诗咏看着庄院里那些雕梁画栋的精美建筑构件，不由得恨恨的说道，“果然是没少搜刮民脂民膏。”
“没听老百姓都管他叫‘刘老虎’吗？”陶诗咏身边的恋人刘德升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也是气恨恨的说道。“都能把今后十年的租都收了，亏他想得出来。”
“现在他贩卖鸦片的证据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陶诗咏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刘家大院往来进出的人们，说道，“到时候报告给上头，就能一下子扳倒他。”
现在的刘德升和陶诗咏，都已经被招募进了财政部经济调查局，成为了见习情报员。
他们俩和为数众多的调查局同事这一次来四川宜宾执行的任务，就是搜集当地的大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不法证据。
刘文彩是川军第二十四旅旅长刘文辉的哥哥。1921年，刘文辉奉命率军驻扎宜宾，刘文彩先后被委任为川南税捐总办等多项要职。刘文彩有了财权和军权，即在川南横征暴敛，使川南人民饱受其害。
而根据刘德升等人的调查，刘文彩的发迹是很特殊的。与中国大多数的中小地主不同，刘文彩的发迹，依靠的不是精打细算和勤俭持家，而是通过两条非正常途径：枪杆子和烟杆子。枪杆子，一方面是指他倚仗其胞弟刘文辉的权势，从一个小财主一跃成为掌管宜宾、江安等几十个县的川南税捐总办，得以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则是指他控制下的大量民团非正式武装，规模相当于一个混成旅。所谓烟杆子，指的是他利用自己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的身份，执法犯法，以禁烟的名义大量贩卖鸦片、制造吗啡，成为包销云南鸦片的毒品大王。
此前根据财政部情报局的统计资料，刘文彩在四川富户当中，目前位居第四十二位；他名下有5000余亩地，以及若干商铺和房产。
刘德升等人当然明白，财富的多少本身并不是判断某人好坏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否合法。刘文彩在30岁以前，走的其实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农民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发家路线。他1887年出生在大邑县安仁镇，当时家里有田产30余亩，务农之余还经营酿酒作坊。弟兄七人，刘文彩排名第五，他本人文化不算高，读过几年私塾后就回家务农，农闲时则走街串巷卖酒。几年后，刘文彩略有储蓄，又与族里人合资开了一家烧酒坊和一座水碾。而后来兄弟刘文辉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1922年的冬天，35岁的刘文彩走出了安仁镇，前往宜宾担任府船捐局局长，正式成为刘文辉后方的“聚敛大员”。此后，刘文辉军旗帜所到之处，凡与聚敛有关的要职，全部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成为刘文彩此后最主要的工作。
为了给兄弟刘文辉聚敛钱财，用来扩大队伍和政治激交际，刘文彩在敛财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据刘德升等人的调查，川南地区存在着150多种名目的税捐，仅在宜宾收集的税票和当地人民的控诉，刘德升就知道确实可靠的名目达四十四种，其中有“禁v交捐”、“懒捐”、“锄头捐”、“厕所捐”等等，其中一些的名目可以说闻所未闻，故而，宜宾民间有“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谚语。刘文彩还把多如牛á的捐税，用各种形式摊派到普通群众身上。刘德升等人通过调查暗访得知，宜宾城里买一张戏票，就要负担“娱乐税”、“印交税”、“伤兵亡友费”、“警士寒衣捐”、“政教经费”等14种名目的附加税。刘文彩控制下的川南，和中国其它省的一些地方—样，也大搞田赋“预征”，根据刘德升等人搜集的税票，刘文彩贞地已经向川南农民“预征”到了1934年的田赋苛捐杂税和预征田赋的搜刮办法仅仅是一方面，由于刘文彩早年有丰富的经商经验，所以，他的敛财手段，除了多如牛á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另有一手，即利用自己的权势，经营垄断投机贸易牟取暴利。
刘文彩刚一上任，便出资50000银元兴办“义和”银号，而仅仅不到两年时间，50000元的本钱就翻了好几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到了1924年，“义和”的规模已经极为庞大，本金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并在重庆、自贡等城市开设分号。经过刘德升仔细认真的调查，他认为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做的是“正经生意”，“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贷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但“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彩的经营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刘文彩利用“义和”开始不择手段地捞钱，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正经生意”的刘文彩这时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经过历时半年多的调查，刘德升等人得知，为了达隐蔽的目的，刘文彩要求：“决定不用‘义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而且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以求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敛财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刘文彩硬性规定各商号“只许赚钱，不许亏折”，年利率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规定“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达成这一“盈利”目标的基本办法，则是靠买断货源来垄断囤积，譬如设在叙府的“长发元”商号，把yà材中常用的、大宗的、价平的品种如当归、天麻、半夏、川芎等，在云南、川西等地买断货源，囤积待价，有时弄得各地yà商只好仰承“长发元”供应，用这种手段，刘文彩囤积的yà材等土产，牟利最多可达百分之八十。除yà材、山货之外，刘文彩依靠兄弟的枪杆子和手里大量的赋税，垄断的产业还包括食盐、棉交、高利贷等。在刘文辉的防区内，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都能看到刘文彩这只官商一体的垄断巨鳄的存在。
刘德升在给经济调查局的报告中不无悲愤的写道：“有权力开道，刘文彩在商海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刘文彩做起yà材生意，‘德顺生’、‘富元亨’等十余家yà号便不能不垮台。刘文彩做运生意，‘植丰’轮船公司、‘合众’轮船公司就不能不关门。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但刘德升通过调查知道，苛捐杂税也好，囤积居奇也罢，其实都不如刘文彩在川南的鸦片生意赚的钱多。
刘文彩还有一个兼任的职务，叫做“川南禁烟查缉总处”处长。该职务的责任，本来是响应北京政府1923年的一项决议——自1923年起，在两年之内禁绝国内的鸦片。
但刘文彩任职期间的做法，却不是积极禁烟，而是积极地利用自己川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