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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军阀(银刀)-第2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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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对新首相生命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来自左翼。当然，德国社惠主义者和共有主义者非常清楚新政体可能随时向他们宣战，甚至有些也许在考虑先下手为强。但是，德国左翼几乎天生就对刺杀希特勒不感兴趣。社惠主义者坚持民主进程，很难接受采取极端策略。而共有主义者受到莫斯科领导人的再三告诫，要他们把努力的方向对准社惠主义者。除了缺乏远见之外，他们的共同问题大多存在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法西斯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资产阶级最后喘息的一个形式，是通向社惠主义乌托邦的必然前奏。这个理论认为，历史是由强大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推动前进，而不是靠个人推动。所以，对许多左翼人士来说，消灭希特勒意义不大。
但是，有少数英勇的人自愿向历史伸出援助之手，贝波？勒默尔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共有主义者，曾经还领导过自由军团。他在1934年春天便设法进入了总理府，但是被党卫军发现。还有一个人叫库尔特？卢特尔是来自柯尼希山的造船工人，也是一名共有主义者。他于1934年2月试图炸死希特勒，后来被逮捕审讯，因缺乏证据而免遭指控，最终获释。1934年5月，在维也纳发现了一桩由共有主义者策划的刺杀阴谋。这个雄心勃勃的阴谋刺杀的对象不但包括希特勒，还有国防部长布隆贝格将军等人。密谋者试图想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一阴谋是冲锋队策划的。
与左翼潜在的巨大威胁相反，右翼表现出来的不满似乎更为严重。首先，冲锋队中很多人仍把希特勒视为离经叛道者。但是，许多普通士兵却几乎不被璨若群星的新政权或看似成功的“他们的”首脑所接受。事实的确如此，曾有一位刺客身穿冲锋队的制服，携带武器进入希特勒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官邸时被抓获。
冲锋队的危机在1934年的清除行动中就结束了。然而，在冲锋队被清除的过程中，希特勒大肆渲染这个组织对“民族和平”构成威胁时，冲锋队仍然时刻寻找机会为自己报仇。在巴伐利亚客栈，许多冲锋队的领导被抓获。希特勒和随行的党卫军准备离开这个客栈时，一支冲锋队警卫特遣队赶到了。他们表现得很不理解，气焰也愈来愈嚣张，于是他们被命令返回慕尼黑驻地。但是，他们在走了一小段距离后，便停下来设置路障，在路的两边架起机关枪，他们等待着希特勒的到来。而此时，希特勒精明的选择了走另外一条路离开。
希特勒还遭到了一次极为危险的刺杀，刺客是一位来自斯图加特、在布拉格学习建筑的犹太学生，名叫赫尔穆特？希尔施。希尔施被人说服同意去实施一次“英雄行动”，以此来激励德国的犹太人。他计划把一个手提箱式炸弹带到国社党纽伦堡总部。1934年10月，希尔施在经过德国边境时被逮捕，次年春天被处死。对于希尔施的失败，一种观点认为是盖世太保在“黑色阵线”内有耳目，另一种观点则是有人出卖了希尔施，从通风报信中获得了好处。
然而，希尔施象征了另一股逐渐壮大的反希特勒势力。由于德国境内及其他地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在逐渐加强，犹太人对此的反应却是千篇一律地冷淡。虽然如此，还是有些人被激励起来采取行动，进行反抗。希尔施之所以同意刺杀希特勒，就是因为家人没能获得美国国籍而心生怨气才采取行动的。
还有一位年轻的南斯拉夫犹太人弗兰克富特尔也成功执行过一次堪称近乎完美的刺杀行动。他曾是法兰克福大学学医的一名新生，进入大学后不久他就逃亡瑞士。在背井离乡的日子里，他读到了国社党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看到了反犹太人的宣传，继而奋起反抗。他最初想要刺杀希特勒，但后来决定选择刺杀出生于德国的瑞士纳粹党领导人威廉？古斯托洛夫。弗兰克富特尔做足了功课。他研究古斯托洛夫的日常安排，记住他的行踪，携带了照片帮助确认古斯托洛夫。弗兰克富特尔还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在伯尔尼的一个射击场练习射击。2月3日，他买了一张去达沃斯的单程票，在那儿定了一个房间。第二天，他去了古斯托洛夫的住处，平静地按下门铃，请求古斯托洛夫的接见。他被带进一间书房，然后坐在希特勒的画像下等候。古斯托洛夫一进门，弗兰克富特尔就对准他胸部和头部连开五枪，然后逃离了现场并打电话给警察。他在束手就擒时说：“我开枪，因为我是犹太人。我非常清楚我所做的事情，我没有一丝遗憾。”
象希尔施一样，弗兰克富特尔是在设法激励受苦受难的犹太人起来反抗，但他也和希尔施一样，没有能够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尽管有组织起来反抗的犹太人依然还没有，他们的事迹却说明，在遭受羞辱和持久的迫害后，他们也会揭竿而起。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们除了拥有简单的装备，进行单打独斗之外别无它法。犹太人的反抗看似微不足道，但是至少能证明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希特勒在攫取了德国的最高权力以后，考虑到自己面临的威胁会越来越大，于是实施了另一项有关他自己个人安全的修正方案。方案中史无前例的条款是，保护国家元首得到了国家资助。于是希特勒身边的人顺应时势，努力为自己打造势力基础，扩大影响范围，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之中，海因里希？希姆莱最为引人瞩目。希姆莱成功地扩充了势力，在希特勒的安全部门推行更为严格、全面的审查。屡次争执后，希姆莱说服希特勒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安全部部长。帝国安全部将取代之前的元首保卫队，负责保护希特勒和其他政要的安全。
角逐掌控保卫希特勒安全工作的争斗因此持续升温，并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希姆莱的元首保卫队半途而废，被吸收进了常规警队，从属于内政部。之后，剩下的三个竞争者——帝国安全部、党卫军护卫队和警卫队——被迫进行了明确分工。在职权范围重叠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建立分散的势力范围，护卫责任由党卫军护卫队承担；保镖、仪式警卫、岗哨人员由警卫队提供；帝国安全部提供专业警力支持，包括监视和调查。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难以攻克的屏障，阻止任何想要伤害希特勒的人。
希特勒周围的安全措施曾给来访的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任何进楼的来访者都必须在进入之前经过两个党卫军岗哨。然后来访者被引到接待者那儿领取一个表明身份的通行证，随后再由一个党卫军士兵陪同到相关办公室。接下来，来访者将经过林林总总、多达39个党卫军固定的警卫岗哨。一进入第二层楼，也就是希特勒套房的所在地，入访者将面对一个显然更加严格的检查和一丝不苟的身份核对。任何没有有效通行证的人都可能被逮捕。离开时，来访者也要在陪同下返回接待处，在那里交还通行证。
希特勒的交通安排显然是安全保卫工作关注的另一项内容。希特勒早期热衷汽车，早在1923年他就拥有一辆红色的“梅塞德斯”（奔驰）轿车，但是在啤酒馆政变中这辆车被慕尼黑警察没收了。之后，他获得一系列汽车，主要有“梅塞德斯”或“迈巴赫”大型高级轿车，这些车用于希特勒的个人事务或是政治事务。希特勒上台后，开始收集一写经过特别改装过的“梅塞德斯”，其中有的被改装成了装有防弹轮胎和5厘米厚车窗的装甲车。据说这种车既可以防止炸弹还能防止小型武器的袭击。但是希特勒最喜欢的车还是一辆敞篷巡视车，尽管它有明显安全缺陷，但对希特勒来说，公共场合的露面和公开演讲显然比人身安全更加重要。
除了车队，希特勒还拥有一支小型飞行队。早在30年代初期，他就开始了全新尝试，多次乘坐飞机进行竞选活动。这种出行方式持续到1933年以后，那年，他命令飞行员汉斯？鲍尔负责创建一个“飞行队”。希特勒除了使用当时很普遍的重型飞机“容克52”外，还使用了一架经改装后的，登记为d2600的“福克沃尔夫”制造的“秃鹰”飞机作为他的专机。安全措施极其严格。只有鲍尔才可以驾驶飞机，他永远不能透露目的地，甚至对机场官员也不可以透露。d2600停在柏林滕伯尔霍夫机场一个牢固的飞机库内，由帝国安全部和警卫队联合看管，由一组经过严格审查的工程师进行维修。每次起飞前，都要进行15分钟的试飞，而且严禁携带包裹、邮件和未经许可的行李。
表面上看，在保护希特勒的安全工作上是下足了工夫，也花了不少本钱，但是这个安全体系本身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缺陷。最重要的是，对极其敏感职位上工作人员的审查非常不严格，这种松懈态度着实让人吃惊。警卫队内部的情况也是如此，甚至在希特勒周围的亲信中，也普遍存在着同样明显的松懈态度。
或许正因为如此，希特勒认为他的保镖作用有限，觉得他劫后余生靠的是仁慈的上帝关照。他对身边的保卫者毫无耐性是众所周知的。他对警察心生厌恶。也许是因为不能忍受被监管，他经常对党卫军巡逻人员吼道：“去保护好你自己吧！”希特勒自己还不止一次的对来访者说过：“我随时可能死于罪犯或白痴之手。”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能明白，只要他决心刺杀希特勒，机会还是很多的。他们很快就能知道，虽然他们的刺杀目标一直在不停地完善、重组安全体系，但是这一切都进展缓慢，离真正的完善还有很大距离。他应该能够看到，出席各种公开场合的活动是他们的刺杀对象的例行公事，而在这些场合有大量的群众足以制造混乱局面，他们可以乘机逃走。成功刺杀希特勒的机率其实是很高的。
谁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天，一位外表上看显得毫无恶意的男人在威廉大街的一间阁楼里住了下来。在这里，他被当作了一名退休老师。他的证件显示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公民。他戴着角质框架的眼镜，胡子也没有经过精心修剪。他住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人，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没有人知道，他将在这里安装一枝特制的带有瞄准镜的枪。他会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瞄准着首相府的阳台，他沉着冷静，没有丝毫的急躁。直至有一天，他将在一个最佳的角度，最佳的时机，向那个本来能够改变历史的人开火。
这个人的名字叫托尔尼。
1916年1月，托尔尼出生于瑞士，他的家庭是虔诚的中产阶级天主教徒，他是家里的长子。他所接受的是正统学校教育，在16岁那年，他离开学校，出去学习做一名制图员。
托尔尼曾经参加过一个激进的学生组织。在那里大家激烈地讨论当时的世界大事，其中也包括共有主义和国家社惠主义的优点和缺点。对托尔尼来说，他青年时代便受到了国家社惠主义思想的影响。但非常奇怪的是，他们讨论的结果是阿道夫？希特勒才是危害人类的最大祸害，而并非斯大林。他们甚至把希特勒看作是“撒旦”的化身。这个组织提出了许多言论。他们似乎很担心希特勒会迫害天主教并担心新异教在国家社惠主义运动中兴起。他们认为，希特勒对提倡无神论的苏联太过于软弱，希望希特勒对斯大林宣战。然而不久，他们便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除掉希特勒。
不知是什么时候这种仅仅是学生气的狂妄言论变成了真正试图刺杀希特勒的阴谋。托尔尼在担任制图员的期间，托尔尼阅读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开始学习德语。他的计划是通过伪装成一个充满激情的国社党党员来接近希特勒。就在1935年的下半年，他把这一计划变成了现实。
1935年7月9日，托尔尼一清早就搭上火车离开了瑞士。他给家人留了一张非常简短而又语意不详的条子，上面写着：“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将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带着一本《我的奋斗》还有从母亲那儿偷来的几百瑞士法郎，去了柏林。
一找到住的地方，他就开始勘查政府所在区域，但是很快就了解到希特勒的住所。他除了暗中打听那里的安全保卫情况，还在树丛中练习枪法。他在多数时间里都是来回反复思量每一步计划。他选择了正对着首相府阳台上一个有利位置，租下了这间房子。他确定在这里可以直接击毙希特勒，因为他已经了解到希特勒会偶尔（不是经常）在阳台出现，向支持者们展现他的领袖风范。
8月9日上午，机会终于来了，希特勒要在阳台上向一些支持者发表演说，托尔尼选择的位置相当好。托尔尼看到了希特勒，开始准备自己的武器，准备开枪。但希姆莱紧紧跟在希特勒的身边，挡住了希特勒的半边身子。托尔尼想耐心地等待着最佳时机，但他又担心机会就这样稍纵即逝，便先向希姆莱开了一枪。
子弹击中了希姆莱，希姆莱向一边倒去，这时希特勒的身影完全暴露在他的眼前，听到枪声的希特勒意识到了危险，他猛然转过身，想要离开阳台，而这时托尔尼再次开火了，子弹击中了希特勒的后背，希特勒的身子晃了晃，但却没有倒下去，倚在了一位卫士的身上，托尔尼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再次开了一枪，击中了希特勒的后心。
第三百九十九章 新首相人选
阳台上的人们一时间全都惊呆了，此时希特勒的身子仍然没有倒下，托尔尼继续开火，再次击中了希特勒，不过这时护卫人员也发现了他的藏身之处，立刻便有无数子弹向托尔尼射来，此时托尔尼的枪已经打光了子弹，他虽然没有被击中，但却来不及给他的枪重新上弹，他离开了窗台，取出一把事先准备好的手枪，打算离开房间，但党卫军的士兵们此时已经冲到了楼下，托尔尼打伤了两名党卫军士兵，当他发现无法脱身时，打算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他朝自己的胸口心脏的位置开了一枪，这时党卫军士兵冲上来抓住了他。
希特勒、希姆莱和托尔尼被一同送进了医院抢救，当天晚上，希特勒和希姆莱均宣告不治身亡，而托尔尼却奇迹般的被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
伤势好些之后，托尔尼便被交给了帝国安全部，经过审讯，托尔尼被正式以蓄意刺杀国家元首的罪名起诉。
托尔尼在法庭上的证词让人费解。刚开始，他声称自己是受德国一个很具影响力人物的指使，这人是他的“保护者”。但是当继续盘问他时，他却坚决拒绝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也拒绝说出此人动机的具体情况。有人怀疑他精神有问题，但医生的精神鉴定证实他精神状况良好，完全可以站在审判席上。有人则认为他是个“宗教狂热分子”，说他满脑子充斥着扭曲的空想主义思想，这次行动完全是他一人策划的，原因在于他想要成为一名烈士。
经过法庭的审判，托尔尼被指控违反了1933年颁布的《德国国家与人民保护法令》第五款，刺杀政府首脑和官员。法庭传唤了证人，也听取了专家的意见。托尔尼被要求在法庭上解释其行为。托尔尼告诉法庭，这次行动都是他一人所为，为的是全人类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利益。他没有试图辩解或请求法庭宽大处理，但是，在陈述结尾时，他坦言自己“并不了解希特勒先生”，并表示对这次刺杀行动的悔意。但这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他被判有罪，并被描述成一名“典型的谨慎、狡猾、智慧和有经验”的杀手，托尔尼随后被判处了死刑。瑞士当局对此选择不予干涉。他们没有请求法庭任何宽大处理，也没有要求给予减刑。他们甚至都没让托尔德的父母知道他的死讯。托尔尼随后被送往柏林普勒岑塞监狱的死囚牢房等待行刑。
普勒岑塞监狱的生活让人难以忍受。囚犯们每天早上5点就被喊醒走出牢房到外面放风，他们的早餐是一杯掺水的咖啡和一片面包。那些和托尔尼一样被判了死刑的囚犯，都被严格隔离开来。他们被戴上手铐、脚链，一日三餐都是通过牢房门上的一个小开口送进去的。他们头顶上是一直亮着的电灯，灯光照亮了狭小牢房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不准会见来客，不准锻炼，不准工作。食物常常是一些参杂着土豆皮和残余肥肉的清汤，可以想象一切多么糟糕。
将要被处决的囚犯会在当天下午得到通知，在这之前他们需要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整理妥当。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狱警通常在黎明时分来接送他们。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他们会被带去“准备”。胡子刮掉，手绑在背后，衣服扒光。远处的铃每打一下，就有死刑犯被带进处决室，在那里断头台被掩藏在一块沉重的黑色帘子后面。执行官示意以后，帘子就被拉开。死刑犯被捆绑在断头台上锃亮刀锋下方的木板上。
托尔尼原定于1935年12月被处决。和其他死刑犯不同是，他刺杀阴谋的神秘背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调查，因而对他的处决也就一拖再拖。托尔尼曾又两次被提审，但是审讯者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托尔尼在普勒岑塞监狱滞留的日子过得相当痛苦。在那段时间里，每天他都要准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听到走廊上脚链的声响，看到牢门钥匙的转动，等候与死神见面。他的家书表达了他对家乡的思念，对死亡的恐惧，还有更加坚定的信仰和一次次燃起的乐观态度，当然大部分信件都被当局没收用来帮助调查。这些家书也流露出了他后悔与“激进分子”相交往，因为他们就是幕后的“保护人”，刺杀阴谋的教唆者。1936年2月，托尔尼在家书中感叹他的命运：“假如我还能够为上帝服务，假如我不曾放弃造物主，背叛主宰万物的上帝，背对黑暗中的光明，我就不会在这儿。”
1936年3月12日，托尔尼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告诉父母，他的死期到了：“亲爱的父亲、母亲：
这将是我在这里度过的最后一夜。我几乎从来没想过这天终究会到来，但是我保持了冷静的头脑，这让我对明天早晨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我的脑袋还没有搬家的时候，还抱有希望。
我乞求上帝饶恕我的敌人。我乞求那些被我惊扰过的人们的饶恕。
最后……我拥抱你们。我想哭，但我哭不出来。我觉得我的心像裂开了一样……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上帝。
你们的儿子。”
由于他这封信，当局需要对他的遗言作翻译、分析和审查，因此托尔尼的这颗“冷静的脑袋”又一次多留了一天。1936年3月14日黎明，他被送上了断头台。
希特勒去世的消息震惊了德国与全世界。在他遇刺的当天晚上，国社党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最高会议。第二天，在国社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戈培尔宣布希特勒去世了。拥有钢铁般意志的党员们都痛哭起来。
国社党发布的讣告以沉痛的语调说道：“这样一个人去世了：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用有力的手，在战争的废墟中，在全国举起了战旗，扫荡了我们敌人的抵抗，牢固地建立起了属于德国人民的党——国家社惠主义工人党的创立人、国家社惠主义的伟大领袖、德国人民所敬爱并引以自豪的人，被蹂躏的德国的舵手，德国人民的领袖去世了。”
讣告继续说：“希特勒永远活在每一个诚实工人的心里；希特勒永远活在每一个贫苦农民的心里，希特勒永远活在千百万人民中间；希特勒永远活在敌人营垒中对国家社惠主义的憎恨里。”
德国的工人与农民听到了希特勒逝世的消息无不深为哀悼。8月12日，希特勒的灵车到了柏林。随后载着希特勒遗体的灵柩被运到了国会大厦。沿途站满了成群结队的工人、国防军和党卫军士兵和农民。五天五夜，成千上万的民众和士兵与专程从其他城市来的代表团，青年人与老年人，走进了停着希特勒遗体的国会大厦去和他们敬爱的领袖告别。整个德国到处都举行追悼会。国社党党员和党卫军士兵们都誓言他们要继续希特勒的事业。8月17日，在帝国大剧院里召开了追悼会。国社党中央委员会向希特勒做最后“告别”。在一篇代表国社党的演说里，新的国社党领袖施特拉塞尔宣誓要遵守希特勒的遗嘱。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和大家一道回忆希特勒最后一次公开演说：“国家社惠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或是什么抽象幻景……我们把国家社惠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新德国将变成国家社惠主义的德国。”
8月20日，到处燃烧着火把，烟气在街头弥漫；柏林全城都动了起来。载着希特勒遗体的灵柩从国会大厦移到了中心广场。成千上万的民众拥挤在附近的街上。“卐”字旗飘扬着。乐队奏着葬礼进行曲。接着开始了最后的告别式，最后一次哀悼在4点钟，广场礼炮齐鸣，差不多同时，柏林各工厂成千上万的汽笛以及全国成千上万的工厂和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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