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第1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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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即又问：“之卦在六三，‘剥之，无咎’，又如何解？”
　　郭璞答道：“象云：‘剥之无咎，失上下也。’为敌失上下之序，乃可侵其土而无不胜。此乃云胡寇乎？云南阳大王乎？抑或……”注目刘隗：“云琅琊大王乎？”
　　刘隗不禁皱眉，半晌不语。
　　原本建康政权理论上的控制区域，并不仅仅江南之地，还包括了荆州的江北地区，以及徐、豫。如今裴、祖既已北伐，裴该复入长安执政，等于说把徐、豫都从建康“剥”离出来，直接从属于长安朝廷了，即便荆州的江北地区，也未必安稳——若再派一个第五猗过来，就没有裴该去攻他啦。
　　因此刘隗本能地觉得，这个“剥之无咎，失上下也”，八成是指的建康政权，因为是从建康过来的自己求问，同样从建康过来的郭璞为贞啊。建康城内，以王导为首的侨姓大族总揽政务，司马睿不过垂拱而已，这怎么看都算是“失上下也”。筮占之意，是若江东不能改变这种上下失序的状况，则裴该将会逐步侵吞其地吧……
　　果不其然，自己此番前来，肩上的担子确实很重啊！
　　他沉吟半晌，这才想起来问郭璞：“然于卿适才街上所言蒯彻之语，又有何示？”郭璞一摊手：“筮无明断，或某看错，或非数年间事，变数正多，故不得解也。”
　　刘隗轻叹一声道：“也罢了。曩昔王莽克己礼贤之时，魏武初挟天子之日，何尝有篡汉之意啊？待等时移势至，终非人力所能挽回。且若天要灭晋，即不亡于裴，也将亡于胡，我等凡俗，何敢窥天？只能就目下情状，努力跋涉而已。”随即正色关照郭璞：“景纯，今日之事，出卿之口，入我之耳，慎勿再使第三人知道。”
　　郭璞说那是当然的，我没那么大嘴巴。
　　于是刘隗便道：“事不可延，时不可迟，我等今日便投刺往谒裴公去吧。”
　　……
　　裴该初入长安之时，和梁芬就时局有过一次长谈。梁芬既然已经决定与裴该合作，也便不再玩儿虚的了，坦言对于长安朝廷来说，如今有三大敌。
　　第一个自然是胡寇，也包括了河北的石勒——当时王浚被杀之事尚未传入关内，因而在梁芬看来，羯奴并不足惧，若破平阳，即便不能如刘琨所言加以招抚，也可轻松剿灭之，裴该倒也不跟他多辩——第二个是秦州的司马保，而第三个，就是建康的司马睿。
　　梁芬说了：“我晋之所以颓败，皆因诸王纷扰，各欲执政，甚至于觊觎神器，乃相攻伐之故也。若诛杨骏后，贾后不讽楚王，使害汝南王，又何致如此？”
　　裴该趁机就说了：“司徒以为，此皆贾后之过么？私以为，武皇帝使诸王出镇方面，使各拥强兵，是致乱之由也……”
　　梁芬一抬右手，手掌向前，朝裴该一比划，那意思：可以了，到此为止，你不要再说下去了——这个道理我不是不知道啊，但事涉武皇帝的施政，还是少说为妙。但他随即就接着裴该的话头说道：
　　“是故雄藩坐大，必成朝廷之患，昔孝惠、孝怀皇帝时，因胡寇之扰，不得已使南阳王（指上一代的司马模）坐领关中，使琅琊王总统江南，而若胡寇既定，则必夺二王兵柄，社稷始可大安。”
　　裴该沉吟道：“南阳王怙恶不悛，且断绝陇道，明与朝廷为敌，待我先收全雍，即可率得胜之师躬行天讨。然而……琅琊王阳奉阴为，貌似忠厚，其实狡诈，尚无可加之罪，且所在悬远，暂时不宜往征……”
　　梁芬点头说是，然而——“琅琊王总督江南，有扬、荆、江、湘、交、广六州，几半天下。据闻南渡侨客与江东土著嫌隙甚深，烟尘遍地、盗匪纵横——文约曾住建康，自然明知其情。今若弃胡寇、南阳不攻，以朝命发大军自司、豫而南，再沿江而下，料侨客必箪食壶浆，土著亦拱手称臣，不旋踵可下建康。若先攻胡寇、南阳，待北方大定，再伐江东，则恐其人心已定、羽翼日丰，更胜于昔日的孙吴。我晋伐吴，固然势若破竹，多因孙晧残暴，不修德政之故，否则，即武皇帝亦深戒惧，不敢遽下决断……”
　　裴该心说那是因为司马炎太怂，明明有足够的实力、很好的形势，早十年便可灭吴，他却始终犹犹豫豫的，不敢去打——你要换了司马懿父子试试？或许不等孙晧上台，晋军就进了建业城了。
　　当然他也就腹诽而已，并未反驳梁芬，只是问：“以司徒之意，难道是要先讨伐江东不成么？”
　　梁芬摇摇头，说：“我意江南虽然卑湿、贫瘠，终究地方广大，加之中原士人、百姓避难迁居者不下数十万，若使安稳积聚，恐将来势大难制啊。文约今既执政，则需慎重以对琅琊王，早谋良策……”


第二十四章　绝不归藩
　　关于怎么对待建康政权的问题，裴该也曾先后和梁芬、裴嶷、祖逖等人商议过，众人之言大致与梁芬相同，都认为如今咱们在北方挡着胡寇，江南无外警，大可以从容积聚，若给个四五年乃至十年的时间，等到人心大定、府库充盈，便可重修孙吴之政，到时候恐怕就很难对付啦。
　　裴该对此不置可否，因为他知道在原本的历史上，东晋自建立之后，就始终内斗不休，故此才几乎无力北伐中原——官僚各怀私心，相互倾轧固然是一方面，实力不足同样是真的，祖士稚的北伐仅仅打下河南部分地区而已，即便他不死，再想继续进攻也相当困难。但裴该却也不敢保证，历史已经被自己改变了，则建康政权将来的面貌会不会迥然不同呢？
　　别的不说，若无胡寇外力压逼，内部的政争有可能快速分出胜负来，即便是王敦牢牢地把控住了政权，也肯定会比原本略强一些吧。
　　只不过，倘若自己真能顺利平定北方，进而攻灭蜀中巴氐，便又复现昔日晋、吴对峙之势，假以时日，安定的北方恢复起来，将比南方从头开发的速度要快得多，敌我间的差距必会逐渐拉开，灭南并不为难啊——我才不会象司马炎那么怂哪！
　　他担心的只是，万一自己在北方鏖战的时候，江东再来下绊子、捅刀子可怎么好？别的不说，祖约还在建康，万一祖逖死后，其部众再落到那小子手中，他会更倾向于北方呢还是南方？谁都说不准啊。终究这年月很重视家族、血缘，除非祖逖熬到儿子成年了再挂，否则祖约是名正言顺的接班人，就连自己也恐怕拦他不住。
　　故此对于建康政权，不可放任不理，必须要有所筹划才是。他和祖逖商量的，是尽量吸引侨客北归，以削弱建康的人力和物力，但这么做恐怕也会产生一定的反效果——要是三心二意之人尽皆北还，留在建康的全是司马睿，或者说王导的铁粉，可以同心一意压制江东土著，说不定安稳得还要更快一些呢。
　　如今是一猿建屋，而九猿拆之，我把那九个捣乱的都领走了，你再看这建屋的速度？
　　况且又势不能逼迫过急、过甚，倘若逼得司马睿或者王家铤而走险，对于自己平胡大业妨碍甚大啊。
　　刁协、刘隗当日警告司马睿的三策——诸王归藩、别立吴王，或使西阳、汝南等王都督扬州——其实裴该也都考虑过，但要是真这么做，很容易逼反建康政权，而自己如今实力尚弱，还不可能北攻胡寇、南拒反贼，与大半个天下为敌。所以这些策略么，暂时还是先搁置起来，待时而用为好。
　　总之，自己在平定雍州之前，别说司马睿了，即便司马保都只能暂且羁縻之，故而他执政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假装建康政权不存在，未曾以朝命下达过任何一道诏旨。裴嶷对此曾经说过：“若上邽、建康有智谋之士，或忠直之臣，必将请命先来长安谒见，以观朝廷动向。若其肯来，乃可趁机图谋之；若其不来，反无可惧也。”真要是对天下大势的变化毫无敏感性，那种小集团将会分分钟被踏成齑粉吧。
　　裴该为此言深以为然，于是他等了一阵子，不见上邽有任何动静，就开始谋夺雍西四郡国。而等他返回长安城的当日，便有投刺，说琅琊王遣丞相司直刘隗前来拜谒。
　　裴该不禁对裴嶷笑笑：“江东有人，与秦州不同也。”随即端着名刺想了想，刘隗刘大连他自然是知道的，但此前在建康之时，并没有怎么打过交道，而这个人在历史上的身影也颇为模糊——知道他是什么立场，知道他做过些什么事，但具体性情、为人，却从记忆中挖不出多少信息来。
　　裴嶷说了：“文约乃可一见，我先告退。”裴该说叔父你先别走呢——“暂避屏风之后，为我观其人情状。”
　　等裴嶷藏好之后，裴该便请刘隗进来。但刘大连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还跟着一位，自报职务、姓名，乃是司直书记郭璞。
　　丞相司直本是汉官，汉武帝元狩五年始设，比二千石，负责辅佐丞相监察百官、检举不法，位在司隶校尉之上；东汉初不置丞相，于是将司直改隶司徒，旋废。晋朝初亦不置丞相，直到司马伦自称相国，然后司马颍、司马越等，直到如今的司马保、司马睿都得担任丞相，丞相司直的官职这才重返朝堂，依故汉旧例，仍为次于九卿的重臣。
　　相比起来，司直身边的书记就是芝麻绿豆大小吏了，甚至还不如一名县主薄。
　　然而裴该却对小吏郭璞颇感兴趣，只是朝刘隗颔首致意，随即就转向郭璞，问他：“卿何方人氏啊？”郭璞拱手答道：“籍贯河东闻喜，忝与裴公同乡。”
　　裴该笑笑，说怪不得——“闻卿言语，颇为熟悉。”
　　晋代的官方语言是河南话，也就是后世常说的“河洛语”——因为都城在此啊——但因为疆域广大，各地难免都有各自的方言，有时候还真影响交流。比方说吴音，所谓“呕哑嘲哳难为听”，别说平民百姓了，那些没打算入朝做官，只谋乡间小吏的士人，估计也大多数都还是一嘴的“鸟语”。
　　至于裴该本人，他倒是正牌的河洛腔，因为打小就跟随老爹在洛阳做官之故——裴頠同然。但终究老家在河东，两地距离不算远，具体到发音上，多少还有些区别——好比后世的北京城里话和郊区话——老家不时来人，或者他偶尔回乡祭祖，河东腔也听得熟了。如今裴该的灵魂，虽知郭璞，却没记住他是哪儿人，但借用此世的记忆，对方一开口，就觉得好亲切啊，故乃发问。
　　——关键是作为后世的历史爱好者，自知郭景纯，但对于此世的裴该而言，老家一个寒门小子，谁会关注啊？
　　不过问过这句也就完了，他必须得撇下郭璞，先跟正主刘隗交谈。三言两语，寒暄过后，刘隗便即从袖中抽出一卷纸来，双手呈上。有仆役接过，交到裴该手中，裴该展开来一瞧，原来是司马睿写给自己的信。
　　信文骈四骊六，也不知道是请哪位幕僚写的——裴该知道司马睿，文采有限，长篇苦手——他一目十行，择其大要看了。信的开篇，首先是恭喜裴该北伐成功，进而入朝执政，恭维几句后，又重申司马越、司马睿这一派与裴氏两代的深厚交情——包括你为裴妃之侄，而我也把裴妃当亲叔母一般礼敬啊。行文到中部，开始谈国事，说我一直担忧天子在关中，为胡寇所逼，形势岌岌可危，每欲发兵相救，惜乎江东未定，且力量不足；多亏文约和你祖士稚二人帮我完成了这一心愿——“非止有大功于国，实亦有大德于孤，未敢或忘。”
　　那么既然你们已经收复了河南，又杀退了刘曜，从建康到长安的运路终于畅通了，不必要再从荆州西部翻越崇山峻岭，险道而行。我作为藩王，已然久疏贡赋——虽说是情非得已——如今则不可不贡啦。
　　因而遣丞相司直刘隗来贡，并且也向文约你献礼。裴该读到这里，直接跳至文末，果然开列了礼品名单，包括：越布十段、青瓷一箧、珍贝与明珠合一匣……东西真不算多，价值有限，只为表个姿态而已。
　　翻回去继续读信，又是大段片儿汤话，不外乎说此前咱们之间或许有些误会，今遣刘隗前往解释，希望可以弥合裂隙，同心辅国云云。裴该不禁莞尔，就问刘隗：“书中云我与琅琊大王，恐生嫌隙，不知嫌隙何在啊？”
　　刘大连毕恭毕敬地回复道：“此前公等进至河南，而大王为宵小所蔽，以为战事不利，故急召二公南归，险使北伐大业功败垂成——以此恐生嫌隙也。”
　　裴该追问道：“宵小为谁？”
　　刘隗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庾元规。”
　　“则大王如何处置？”
　　“已褫其官职，罢为庶人矣。”
　　这个消息裴该倒是头回听说，不禁微微一愕，随即撇嘴——就我所知，起码在我进长安执政前，庾亮还跟建康相府里呼风唤雨呢，甚至还一度使司马睿下达了“锁江”之令。真要是为了下令退兵之事责罚庾亮，又何必等到现在啊？
　　——杜、李、卫三家携眷带口北归，走得比刘隗要慢，如今尚未抵达长安，但亦早遣从人预先送信过来，裴该才回到长安城内就接着了，自然知晓“锁江”之事。
　　但他不方便以此来责问刘隗，未免显得太小家子气，抑且对司马睿不敬了，于是只问：“谗言惑上，几使北伐不终，如此则止褫职么？”这种大罪，怎么着也该论流吧，即便处死都不冤枉啊！
　　刘隗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他于路筹谋，早就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性啦——道：“琅琊大王得镇建康，安定江东，庾元规实有力焉，追念前功，故而免其死罪。且虽妄言，幸得二公不从乱命，克服故都，终无大损——唯戴若思归途中为盗匪所害，念之使人悲怆……”说着话，假模假式地提起袖子来擦擦眼睛。
　　刘大连话中之意，戴渊是怎么死的，咱们都心中有数，不是你的人干的，就必是祖逖下的黑手。这你们都已经弄死一个了，还嫌不够吗？何必一定要致庾亮于死地？
　　裴该不便就这个话题再多做纠缠，于是话锋一转，假装自己宽宏大度：“我固知退兵非大王本意也，必为小人所惑，是以不从乱命。则我必不肯怨怼于大王，大王又何必自扰？”
　　刘隗闻言，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先观察一下裴该的神情，这才长驱直入地说道：“为有传言，朝廷欲使诸王归藩，恐有小人以此言游说裴公，大王故遣末吏前来致意耳。”
　　此前两人对话，一句接一句，双方都不打磕巴，如今切入正题了，裴该也不禁略作思忖，这才小心翼翼地回复道：“诸王本各有国，因乱而徙，今中原初定，何以不肯归啊？”
　　我虽然曾有这个意思，但从来都没有对外人表露过——跟自己人当然会提起啦，相信他们不会到处去宣扬——所以你是从哪儿听说的？象这种问话，根本就毫无意义，裴该不会追问刘隗。他很清楚刘隗是代表了建康政权，以传言为借口，婉转表态：琅琊王暂时是绝不会离开江东的！故此他只问：为啥不肯回去咧？
　　刘隗回答说：“中原初定而已，胡寇未灭，诸王实不宜归藩。裴公容禀，西阳县在豫南，南顿县、汝南国在豫西，彭城在徐方，虽已复得，时日尚短，地方绝不安靖，且诸王产业多失，难以遽归……”
　　裴该笑问道：“琅琊王又如何？”
　　刘隗先不说司马睿，却转过头去说司马保：“南阳王镇守秦州，要防巴氐北蹿，恐亦暂时难离……”你得先能说服司马保归藩，完了再论司马睿吧？可是司马保肯走吗？凭啥司马睿就要先回琅琊去？
　　最后才说到司马睿：“琅琊大王奉命南渡，披荆斩棘、筚路褴褛数岁，始得初安而已。然前有陈敏、钱璯纵肆，后有杜彛�、胡曾为乱，今吴兴周、沈，尚怀异心。诚恐若大王归藩，建康无宗室镇守，宵小之徒妄求一逞，将各媾衅，则数年之功，难免毁于一旦。且国家方致力于平阳、巴蜀，图灭篡僭，重归于一，实不宜再乱江南——还请裴公三思。”
　　裴该笑问：“唯琅琊王才可镇定江东乎？”
　　刘隗毫不犹豫地点点头：“裴公曾住建康，自然知晓，南渡侨客与江东土著嫌隙本深，龃龉不休，唯宗室藩王始可使双方信服，勉强协力，若易以外姓，则必生乱。然如西阳、南顿诸王，则无琅琊大王之宽厚、得众，安可使代？”说到这里，略微顿了一顿，补上一句：“且今建康之政，出于王茂弘，江上重军，无过王处仲，王氏本大王藩内之臣，唯信大王而已。”
　　裴该略微摇一摇头：“未必啊……琅琊王何如东海王？”


第二十五章　不为晁错，也不做曹操
　　刘隗说只有琅琊王司马睿才有足够的威望，镇定江东，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以琅琊王氏为首的侨客重臣们臣服，倘若换了一个普通官僚，则必然会产生祸乱；而易以别家藩王，同样不行——除了南阳王司马保外，还有谁能够和司马睿名望相若？可是能把司马保放建康去吗？
　　裴该当即摇头反问：“琅琊王何如东海王？”
　　刘隗对此质问自然也早有腹案，当即答道：“我固知裴公寄望于东海大王也……”东海王司马越是“八王之乱”中笑到最后的一个，关键是得到了包括河东裴、琅琊王等关东诸大姓的拥戴，当时司马睿才只是司马越的小弟而已；况且裴该姑母为司马越之妃，则你自然会看重东海王司马裒，然而——
　　“昔之东海大王，与今王不同，今王初冠，尚无名望，且辈分甚低，何以与琅琊大王相提并论啊？”
　　裴该笑笑：“卿其轻视天子乎？”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司马裒就理论上而言，当是司马懿的玄孙——即便外继东海王家，为司马越之孙，辈分也没有变——所以刘隗说他辈分低，恐怕难以服众。但裴该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子司马邺也是司马懿的玄孙，跟司马裒同辈，且初冠未久，你说司马裒年纪轻、辈份低，难道是瞧不起天子吗？
　　真正诛心之论，刘隗听了不禁面色大变，赶紧俯首道：“天子为国家之主，天命所归，何论行辈？即孺子在朝，吾等亦当俯伏叩拜，岂敢轻视之？裴公遽出此语，隗唯死而已！”
　　裴该见他摆出这种仪态来，也知道自己话说得太过了，本意震慑对方，但未免显得自己气量狭小，且故意罗织罪名，于是摆摆手：“无心之言，大连休怪。然以大连看来，东海大王必难以镇定江东么？”
　　刘隗说这是当然的——“且东海大王本为琅琊大王之子，虽已出继，血缘不易，乃可逐其父而用其子乎？”
　　裴该问道：“使大王归藩而已，何云逐也？”
　　刘隗寸步不退地回答：“诸王镇定方面，本武皇帝旧政，今无罪而使归，非逐而何？”
　　裴该此前就和梁芬说起过，“八王之乱”最大的诱因，不在贾后擅政，而在于诸王权力过大。魏之藩王，说不上等若囚徒，但本身也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力量，但司马氏篡权后，鉴此前车之覆，却允许藩王掌握兵马，大国五千、中国三千，下国一千五百，且大、中国王还往往挂着都督某州军事的头衔，坐镇要地。所以说藩王不在国内呆着，却任外州都督，本是晋武帝以来的旧例，如今制度未改，旧例未破，你就一定要无罪的司马睿归藩，难道还不是“逐”吗？
　　话赶话的，逐渐剥除了种种温文尔雅的表面文章，而深入利益的实质，裴该因此略一沉吟，就打算直指问题核心——他终究不是此世的官僚，实在不习惯啥事都拐着大弯儿说——“卿其不闻晁错之言乎？‘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裴该的意思，如今建康政权势大难制，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了长安的皇权，就如同昔日吴、楚诸国对于汉廷一般。虽然袁盎曾经劝谏汉景帝杀晁错，说“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但后世有几个人说晁错做得不对，藩不可削啊？有谁会认为，倘非晁错建议削藩，则吴、楚必不会反啊？如今的局面，与之差堪仿佛，那我身为朝廷执政，该怎么做？你来说，你来教教我吧。
　　刘隗当即回应道：“裴公此例大谬，岂裴公自比为晁错乎？如汉武帝下‘推恩令’，使诸藩自削，乃不为朝廷之祸，何必急于求成？”
　　裴该反问道：“若非先定吴、楚，武帝安能用主父之策，坦然削藩？”
　　刘隗道：“固然，即无晁错削藩，吴、楚亦必反。然‘治大国如烹小鲜’，事有当缓图者。若汉景帝不急功近利，而缓缓图之，则朝廷之势日固，而吴、楚之谋日分，即便起兵，不能轻过长江，况乎梁地？而今朝廷之力，远不如汉，建康一总江南之政，是并吴与楚，若急迫之，势更急于前汉，即有周亚夫，恐亦无以当也……”
　　说完这段笼统的对比、分析，赶紧又再加上一句：“且琅琊大王素尊朝廷，绝无刘濞之野心。”
　　裴该正色道：“大连，防微杜渐，为宰臣之责，此晁错不惜破家身死，而必谏汉景之意也。且如卿所言，今建康之政，出于王氏，卿可为琅琊大王保，然能为王氏保乎？”
　　刘隗当即回答：“不能！”随即在裴该略显惊愕的眼神中，他不卑不亢地解释说：“今王茂弘执建康之政，王处仲手握重兵，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