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第2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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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原本的历史上，王敦第一次起兵谋反，就是剑指刁协、刘隗，其契机也正是释僮之政；再加上沈充那不是王敦的亲信么？则其造反而无王敦授意？谁信哪！想不到历史进程虽然大改，该发生的还是一样会发生……
　　只不过王处仲这回没有公然树起反旗，而是迫使司马睿下了调兵之令——估计王导在其间起了不小的作用。如此一来，他所处的形势自然大好，后无陶侃、甘卓、司马承等人的牵制，前亦无戴渊、周札的拦阻，关键是师出有名啊，就连朝廷都拿他没招儿！
　　估计王敦这回是能够顺利进入建康城的，而即便他事后凌迫司马睿，只要司马睿没有明确上奏弹劾，朝廷亦无可论罪……加上国家方有事于北，只要双方不彻底撕破脸皮，暂时是不会再向南方用兵的。
　　就不知道刁协、刘隗，是不是仍旧落得个原本历史上一般的下场了……不过如今中原在晋，羯势不雄，估计刘大连就算落跑，也不会再往河北跑了。他会不会来找自己呢？此人是否可用啊？
　　裴该便命裴诜密切关注江左态势，随时向自己汇报。然后他略有了些空闲的时间，便依照惯例，前往各部办公场所，前去巡查、督责，看看是否有荀崧所谓的“浮躁之气”出现——当然啦，他尽量只看或者问，而不表态，更不便隔过裴嶷和陶侃直接对各部掾下命令。
　　就此不禁想起一桩《三国志》上所载旧事来——想当年魏明帝曾经前往尚书台，尚书令陈矫跪迎，问道：“陛下欲何之？”明帝说我打算“按行文书”，看看你们的工作状况。谁想陈矫却说：“此乃臣等职分，非陛下所宜驾临。倘若以为臣不能称职，则请陛下黜退，否则，陛下宜还。”明帝大惭，回车而返……
　　汉魏以来，直至隋唐，君主的独裁权并不甚重，具体来说，则君主只有政令权，并以之分授宰相，对于具体行政事务是不应该干涉的——根据儒家理念，上下有序，国家始安，而这有序既代表了人臣不能侵夺君主之权，也代表了君主不必躬亲琐碎之事。皇帝不应该亲临尚书台，即此理也。
　　然而如今裴该在长安，却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视察哪个部门的工作，就视察哪个部门的工作，为其非人君也。但即便宰相关注细务，也是会遭到史家异言的，只有如邴吉那般“识大体”，如陈平但云“有主者”，才是真正的宰相职份。
　　其实此前陈頵也曾经规劝过，说大司马你应当只关注大政，具体执行，不当亲理，甚至于都不应该直接跟小吏打交道，裴该全当耳旁风——那不就上下隔绝了嘛。然而如今想起荀崧所言，又觉得有些道理——我忙得不可开交，却还抽空关注细务，不要搞得跟诸葛亮似的，最终活活累死啊……而且如此一来，中下层官吏会不会有不受信任之感呢？善待群下，甚至于跟他们打成一片，那是应该的，就好比我时常入军中与小卒相谈，但具体营务，确实不应干涉。
　　而这，就需要有一个代替我宣导政令，并且监控执行部门的机构……魏晋以来三省之设，不为无益啊……
　　既然想到这里，他也就逐渐减少了自己对各部的督责，基本上只是去恳谈几句，联络一下感情而已。其间在警部与其掾李矩李茂约交谈的时候，偶然间想起来，就问：“王、庾二子，可在从尊夫人习字么？”
　　李矩说对啊，随即就从怀中抽出几张纸来，递给裴该，说这是那俩小子近日的习字，明公请观——看起来他对自家老婆的这俩弟子也甚为喜爱，时常揣着他们的手书到各处去炫耀。
　　裴该先展开王羲之的字来看了，不禁赞叹道：“右……”差点儿要说“右军”，好在及时改口——“逸少此字，实不似少年人。”其实他对书法也没有太多研究，甚至瞧不出来这跟后世所传的王羲之壮年所作有多大区别，但肯定写得比自己好，这总归是能够瞧得出来的。
　　然后再看庾翼所作，貌似也很不错啊……
　　以问李矩——李茂约本人也是位书法家——李矩便道：“逸少人如其名，字势雄逸，飞扬有鸿雁翱翔之姿，假以时日，必成大器。至于稚恭，亦颇精奇，然笔触间每见事功之志，恐怕将来成就，不如逸少……”
　　裴该心说啥意思？胸有事功则于书法上就不可能登顶？幸亏你生在晋代，颜鲁公才不会从地下跳起来跟你急啊。
　　庾翼其人，他前世也是听说过的——但没印象那也是一位书法家——曾经领过兵，打过仗，虽然没怎么赢……总体而言，于文，庾亮未必如庾冰，于武，庾亮未必如庾翼，季坚、稚恭这俩兄弟合起来，才能、功绩在乃兄之上。
　　于是问李矩：“二子可曾透露，有见我之意哪？”李矩摇头道：“不曾言欲觐见明公。”裴该就不禁纳闷儿了，心说你们俩过江到长安来，究竟所为何事？难道真是来一门心思学书法的？罢了，你们不提，我也不理，咱们就这么拖着好了。
　　然后才从警部出来，返回大司马府邸，裴服就递上来一大摞的名刺——这些都是想要求见裴该之人，按照过往的经验，多数是谋钻营、求倖进之辈。裴该自从确定了考试制度，对于这类货色泰半是挡驾的——有本事等着重开科举，大司马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么？
　　只是考虑到，一则要维持自己礼贤下士的形象，二则其中难免有史书所载之人，或许不用考试，就知道有本事，那便不宜一概拒之于门外了。况且某些人本身未必有什么才能，却有名人的荐书，自也不得不敷衍一二。
　　所以让裴服把那些实在不靠谱的全都直接推给郭璞、胡飞等秘书班底，剩下的汇总后再来向裴该禀报。裴该接过来，只见最上面一封写的是：“会稽余姚庶民虞喜仲宁。”


第五章　日心说
　　济阳外黄的虞姓，也勉强算是世家名门，据称乃是东汉名将虞诩之后——虞胤即出其族。这会稽余姚也有虞氏，裴该倒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再一想，东吴名臣虞翻是哪儿人来着？貌似就是会稽吧……
　　这位虞仲宁既非大姓，又为庶民，理论上是应该挡驾的——不是裴该瞧不起寒门，而是如今的寒门子弟大多水平有限，但数量却数倍于世家子，倘若都跑来求见，他实在应接不暇啊——不知道为什么摆在最上面哪？
　　以问裴服，裴服拱手禀报说：“为其身携王中郎之书信也。”
　　裴该一听，哦，是王子赐推荐的人，那确实不便挡驾，即命召虞喜入堂相见。
　　时候不大，虞仲宁躬身而入，裴该定睛一瞧，此人三四十岁年纪，穿着虽然蔽旧，却颇整洁，相貌虽然普通，倒也精神，尤其眸子甚正，一瞧就不似王贡那般奸猾之徒……先就有了几分好感。于是主动站起身来行礼，然后摆手请其坐下。
　　裴该就是这脾气，不管对方身份有多低，只要不是绝对瞧不上眼的，那么既然肯与之相见，我就得和和气气的，不可展露倨傲之态——关键前世鼻孔朝天的领导见得太多了，他乃时刻警醒自己，别一不小心也变成那路货色。
　　虞喜自别王贡，一路从青州而至关中，一方面为了躲开兖州北部的战场，所以绕了远；另方面他也没有迫切会见裴该的想法，途中几乎每行三百里，就要停留几天观察星象，所以拖拖拉拉的，三日前方才抵达长安。先找地方安顿好了，便持名刺和王贡手书，来拜裴该。
　　等到入了堂一瞧，大司马竟然主动站起身来，向自己行礼，倒吓了虞喜一大跳。他虽然曾被举为贤良，还被征召为博士，但因为不肯赴任，至今仍为布衣庶民，就从来没啥当官儿的当面执礼如此之恭过。诸葛恢为会稽郡守，强召其担任功曹，那也是派人登门，间接下的命令；虞仲宁有时候也在想，倘若诸葛道明亲驾草庐来辟，自己还会不会一口回绝他呢？我这人心肠终究很软啊……
　　谁想到了长安大司马府上，王贡的书信还没递上去，大司马就能起身相迎——难道曾经听说过我的名字吗？然我本无远名，又好天文而久弃经典，大司马北人也，听说过我的可能性本就很低，因为闻名遂导致态度有所不同，那就更不靠谱了。
　　赶紧跪拜，施以大礼，然后侧身坐下，这才就袖中抽出王贡的书信来，双手呈递上去。裴熊恰在裴该身边，就充了侍从之任，接过书信，转交给裴该。裴该展开来一目十行，不禁暗惊。
　　王贡信上把虞喜夸得跟朵花儿似的，说此人虽然醉心于观星，而不喜俗务，却于天下大势，每多真知灼见，就连我也经常要向他请教，受益良多。他希望裴该可以录用虞喜，必能有所补益；但同时也说了，虞喜无宦意，倘若坚决不允，明公可以请他在关中观星为辞，尽量挽留，作为布衣之交。
　　王贡只是随口一提，并没有重点说明虞喜观星的喜好，及其成就——因为他自己也不懂啊——裴该见了，却不禁略有所思。于是卷上书信，抬起头来，朝虞喜笑笑，问他：“仲宁自青州千里而至长安，为王子赐传书，辛苦了。”
　　虞喜回答说：“吾好观星，乃望遍行天下，观各处星空之微差，此行虽行千里而所获颇丰，不敢言辛苦二字。”他这是特意说明，我不是为了见你而来的，即便为王贡送信，也属顺手之举，我一门心思都在天象上，实在无益于治国安邦，你可千万别起意录用我——估计王贡信上，就是向你推荐我来着，你可别信。
　　裴该便问：“子赐信中云，仲宁通经典，曾释《毛诗略》，注《孝经》，更为《志林》三十篇，不知何故而释儒经，转观天象啊？”你是纯粹的爱好呢，还是真打算钻研天文呢？
　　这一问倒是正搔到了虞喜的痒处，当即回复道：“吾读古志书，知汉初沿用古六历，以冬至起于牵牛初度，后制《太初历》，实测之，则以牵牛西斗宿之间建冬至。于此西移之事，刘子骏（刘歆）含糊其辞，不知其解。吾因此疑惑，乃自观星，求其根源，于今已十有四岁矣。”
　　——我都抛下儒经十四年之久了，你可千万别把我当颗菜啊！
　　实话说虞喜的话，裴该根本就有听没有懂，只得假模假式捻捻胡须，若有所思，并且顺口问道：“然而，不知仲宁十四年观星，可得其缘由否？”
　　虞喜回答说：“为天自为天，而岁自为岁也，冬至一周岁，实较日行一周天为短，是故冬至日才每岁西移——吾乃名之为‘岁差’。”
　　其实这就是虞喜发现了恒星年和回归年的不同，裴该虽然也明白其间差异，却并未能直接对应上虞喜这番话，他只是突然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词汇——岁差。你说啥，“岁差”是你发明……不对，发现，这词儿是你生造的？那看起来这位虞仲宁挺有两把刷子的嘛。
　　想了一想，便即问道：“今世沿用魏之《景初历》，其颁行至今，将近百年矣，而我于关中劝农，却觉四时未必俱准，难道是‘岁差’的原因吗？卿可有计算岁差大小呢？”
　　虞喜点头道：“吾据《尧典》所记，知其时冬至日短星昴，而今实测，在东壁中，二千七百年间，其退五十余度，乃因此核算，应为五十岁余退一度也。”
　　什么“日短星昴”，什么“在东壁中”，裴该完全的一头雾水，但他大致听明白了，虞喜是根据古书上对当时冬至日星象的记载，推算出来，“岁差”为五十年退一度，听起来蛮靠谱的。但问题是，先不提《尧典》是不是真是上古的资料，帝尧即有其人，具体生活在哪个年代，就连后世都没能考证出来，则今儒的话完全不可信啊！
　　数式再对，这参数不靠谱，能够得出哪怕接近正确的答案来么？
　　干脆先不理会星象了，乃笼而统之地问虞喜：“则卿以为，何者为地，何者为天，日月星辰，俱在何处啊？”你要是跟我说天圆地方，那马上就可以滚蛋了。
　　虞喜闻言，略略愣了一下，便即回答道：“在我以为，汉张平子（张衡）之‘浑天说’，及秘书郄萌所传‘宣夜说’，近乎于善。盖天高而至于无穷，地深而不可测量，无所谓方圆。至于日月星辰，光耀布列于虚无之中，各自运行，犹如江海之有潮汐。”
　　裴该笑问道：“按张平子‘浑天说’，云‘天如鸡子，而地如鸡中黄’——既为鸡中黄，自当为卵形，我常有不解，大地如何类卵？卿可能为我解惑么？”
　　虞喜想了一想，回答说：“按张平子所言，不过譬喻而已，未必是说大地如卵。固然，大地非平，舍山泽不论，即于旷野之上，极目而望，或不能得见远山之根；我籍于会稽，常眺望归航之舟，先见其帆，再见其橹——由此可见，大地实有曲度。唯其是否如卵，是否如张平子所言，空悬于天表之水中，我尚不敢妄言……”
　　裴该心说可惜啊，你都已经能够接受“浑天说”和“宣夜说”了，却不能更进一步……不过也对，根据王贡所言，此人一直在会稽闭门造车，前此为逃避诸葛恢的征召，才会跑去青州依附王贡，这回到长安来，大概是此生第一次跨越大经度……唯其居于海隅，倒是已经发现大地有弧度了。
　　想要提示虞喜，大地实际上是个圆球……可是又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论据来。沉吟少顷，玩心忽起，心说我干脆给你透露点儿更奥妙的内容吧！
　　于是便问虞喜：“若如‘浑天说’，及卿所言，日月五星实悬于虚空之中，则其因何而动哪？”
　　虞喜不禁哑然，心说大司马的思路真是出人意表……从前他也跟朋友讨论过自己的宇宙观——后世名为“安天说”——对方第一反应，就是：日月星辰怎么可能悬在虚空中，而不掉下来呢？本以为裴大司马也会这么问，却不料问起了日月和五星靠什么来运行……这可该怎么回答才好？
　　于是拱手道：“我不知也，还望大司马教诲。”皮球踢回去，你也不明白吧？
　　裴该笑笑，再度站起，虞喜也赶紧离席起身。就见裴该走下来，距离三尺之遥，直面虞仲宁，然后就保持这个距离，围着他转了一整圈。虞喜完全搞不懂对方是什么意思——打量人你上下瞧就得了呗，干嘛还想看我屁股……只得拱着手，跟随裴该转身——终究以背朝向贵人，太不恭敬了。
　　就听裴该说道：“譬如卿为大地，而我为日月，乃绕卿而转。”
　　虞喜心说明白了，原来你是做动作来打比方——点一点头，躬聆教诲。
　　裴该突然间笑了起来：“倘若此处并非府中正堂，而空旷无一物，漆黑若星空；我也非自行，而随车马所转，乃不知是我在行啊，是卿在行啊？或者在我看来，其实是卿在绕我而行呢。”
　　响鼓不用重捶，虞喜闻言，当场就愣住了。
　　有些人是榆木脑袋，为固见所惑，根本不会去考虑更多的可能性；但虞仲宁不同，他通过长期观察星空，逐渐接受了貌似荒诞不经的“浑天”和“宣夜”两种学说，思路一被打开，自然知道仅靠日常经验难以真正探究天地之理。所以裴该一打比方，他就明白了，物体是相向运动的，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研究日月之行嘛。
　　大司马的意思，是人们都认定了日月五星围绕大地而转，那么能不能反过来想，其实是大地在围绕日月五星而转呢——其它星辰动静不大，暂可不论。这自然是异想天开，但在对于日月五星运行轨道的计算上，换一个相反思路，是不是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数值来啊？两相对照，或许能够发现从前总也算不对的那些公式，究竟疏漏在何处……
　　愣怔少顷，便即朝裴该深深一揖：“多承大司马教诲，喜受益匪浅，便当告退。”
　　裴该察言观色，一瞧虞喜抓耳挠腮的毛躁劲儿，就知道他忙着回去重新计算各种天文参数，不禁心说：去算吧，你要真能算准喽，说不定就能提前阐发“日心说”。
　　但他却并未放虞喜就此离去，而是缓步归坐，虞仲宁没办法，也只得重新坐下。就听裴该开口问道：“王子赐实荐卿于长安，然又云卿无宦意，唯好观星——不知我今日欲征辟仲宁，可肯应命否？”
　　虞喜心说来了，果然问到这事儿了，赶紧拱手推拒：“正如王子赐所言，喜无宦意，且不治经典久矣，又无理民的经验，倘若滥竽充数，必然有负大司马所托……”
　　裴该打断他的话，说：“然我今方有一要事，恐怕非仲宁不能任也。”
　　虞喜闻言一愣，心说还有什么事儿必须要我去做的吗？大司马既然如此礼贤下士，倘若寄望甚殷，我也不便拒人于千里之外，还是先听听是啥事儿再说吧——“吾不敏，且实无才德，不知大司马所言要事是指……”
　　裴该就说了：“如前所言，今用《景初历》已近百年，据卿所算，则冬至将偏两度，于农时未免有所妨碍。前人制历，不知‘岁差’，今既知之，岂可不因而改订啊？此事舍仲宁，其谁可任呢？”
　　裴该是想让虞喜修订历法，这话一出口，虞仲宁不禁感觉有些心痒难耐。要知道那时候研究天文，主要目的是制定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也就是说天文学最主要的应用范畴，是在历法的制定。虞喜既好天文，必然不希望自己最终只拿出一篇没几个人瞧得懂的理论和算式来吧，若能根据自己新的演算——尤其加上“岁差”的影响——修订旧有历法，甚至于制定新的历法，这无疑是很有诱惑力的一件事啊。
　　终究虞喜虽然没有做官的想法，于俗务并不感兴趣，纯粹是个学者，但既为开蒙就读儒经的士人，这事功之心，也是不可能彻底抹消掉的。
　　但这事儿太大了，他不敢当场应承下来，只是反问裴该：“关中行台，应无权修历啊，大司马此命，期期以为不可……”


第六章　大司马之心
　　裴该想命虞喜修订历法，虞喜却以此事并非行台所可擅为来推拒，对此，裴该笑笑说：“行台自无修历之权，但国家并不禁私人制历啊。倘若卿能修订旧历，甚至于更制新历，于关中指导农时，试之可用，我自然会奏明天子，用卿之历。”顿了一顿，又说：“况且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
　　所谓“正朔”就是“正统”的意思，用以彰显本王朝受命于天，根据儒家的研究——其实是附会——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换言之，就是重订历法。
　　据说，夏朝用夏历，建寅——也就是说以一月为正月，作为一年的开端；商朝用殷历，建丑——以十二月作为岁首；周朝用周历，建子——以十一月作为岁首。
　　其实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这估计是战国时代阴阳家和方士的某些理论，被儒家吸纳后所得出的结果，所以第一个正式因此理论而改正朔的，实为秦朝。秦用颛顼历，建亥，即以十月作为岁首，名为端月（避始皇帝政讳）。
　　西楚项羽没搞过类似花样——或者搞了，但其事未传于世——一直到汉朝统一天下之后，方才根据儒生们所请，明改正朔，重新建寅，也就是仿效夏朝之例。只是高祖刘邦和跟着他打天下的多为粗人，儒生初亦不得重用，更没有合适的天文历法人才，所以仍旧沿用的秦代的颛顼历。
　　相关理论，儒生们也是逐渐完善的，逮董仲舒终于基本圆满，因此西汉到武帝太初年间，才新制《太初历》，颁行天下。其后的改朝换代，就该王莽登场了，王巨君本身就是大儒，身边儿又有一个学究天人的国师刘歆刘子骏，当然要把这禅让之事彻底做足了。因此王莽代汉后就“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仿效商朝，建丑——至于有没有新制历法，史无所载。
　　根据董仲舒的说法，古来正朔分黑、白、赤三统，于历则对应建寅、建丑和建子——秦朝建亥，完全是瞎搞，所以才国祚不长。只是不用一月当岁首，怎么着也感觉怪怪的，是以中国自东汉复辟以降，大多数时间还是用的建寅——历代历法，直到今天的农历，也才会被统称为“夏历”。
　　故此曹魏簒汉后，仍然沿用东汉《四分历》和建寅，未改正朔。
　　直到魏明帝曹叡登基后，小年轻突然间又想起此事来了，于是在与群臣反复磋商过后，便即放弃《四分历》，正式颁行《景初历》——主要是《四分历》运行一百多年以后，偏差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了农时——并且改用建丑，也即以十一月为正月。
　　还是那话，不以一月为岁首，实在麻烦，所以没过几年，便又改回了建寅。然而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学者们纷纷起而修改旧说，比如王肃就主张夏、殷、周三代互改正朔，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且夏代以前——包括传说中的炎黄啊、颛顼啊、尧舜啊之类——全是用的建寅。于是倾向于王学的司马家在篡魏以后，就并未更改正朔。
　　因而裴该今日欲命虞喜制历，随口就说了：“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本来不过拿改正朔之说来给自己编造理由罢了，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虞喜是聪明人，聪明人就难免脑补。在他想来，原来大司马是这个意思……晋朝肇建，未改正朔，所以才跟秦朝似的，多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