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第3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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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苌梗着脖子道：“大丈夫岂有隐藏姓名而死于乡间的道理啊？死则死耳，可于地下复见天王，来世还化悍贼大寇，好来搅扰汝家天下！”
　　听他说起“来世”二字，卫策不禁眉头微微一皱，想起了一个人来……


第三十九章　洛中之山甚是无趣
　　转眼间便来到了靖德二年的春季，正是草长莺飞之时，洛阳内外，又复繁华景象。
　　河北基本上算是平定了，孔苌已押来洛阳，处斩于市，朝廷于冀州各郡县皆命守令，且调运粮秣前往赈济流民，即便尚有些许盗贼，相信也很快就能彻底敉平了。
　　剩下江南、巴蜀，在中原人看来，那些偏僻荒远之地，简直就跟外国一样，根本不必加以考虑啊——除非对方有实力对河南发起全面进攻。动乱数十载，终于算是迎来了太平世道，乡间百姓或许还拋洒汗水于垄亩之间，即便丰年亦未必能得温饱，然在都邑中的士人、居民看来，却已如同天堂一般了。
　　是以百官纷纷上奏，歌功颂德，称天子功追三皇五帝，甚至于还有请天子东巡，去封禅泰山的……裴嶷等人担心裴该受此影响，真的飘飘然起来，乃陆续觐见，加以劝谏。对此，裴该笑笑说：“天下尚未底定，朕又焉敢自满？且即便江南、巴蜀俱平，朕亦知可安天下，未必能使百姓温饱。三皇五帝时便是如此，秦皇汉武时也是如此，彼有何功，而言封禅？朕又有何功，敢效仿先贤？”
　　不但是马上天子，从乱世中浴血厮杀出来，而且还具有近两千年后的见识，有对社会现实更明晰且成系统的认知，裴该自然明白，即便自己统一了天下，甚至于规复故汉旧疆，也并不是说天下太平，老百姓就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的。
　　固然“乱世人不如犬”，但封建时代，即便治世，多数平民百姓也未必能比贵家之犬过得好……后世网络上常有颂扬北宋国富民丰的，说赵家虽然外战憋屈，却能将复土定疆的精力运用到民政上，使得府库充盈，市井繁盛……
　　其实府库充盈或许是真的，市井繁盛也或许是真的，但盛世之相都只存在于开封、大名等几座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而已，广大农村百姓依旧吃不起饱饭，稍逢天灾，照样流民遍道。吹嘘者还说什么宋代没有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那是因为还没等闹到那一步，宋就先被外患给灭了！
　　你以为王小波、李顺，钟相、杨幺，还有方腊，不算历史上有数的农民起义吗？非得席卷天下，最终覆灭旧朝，才算是老百姓贫寒饥馑，活不下去啦？
　　从古至今，又哪有国无内患，官民皆丰，拥有雄兵百万，军事科技超迈一时的政权，会那么轻易就被外敌给打垮了的道理啊？
　　这是封建时代的常态，唯统治者的目光只关注都市而往往忽视乡村，于乡村也只关注缙绅和所谓的“乡贤”而往往忽视小民百姓，才会生造出盛世图景来。所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私家起码也得是小地主啊，小农、佃户能吃个半饱就算侥天之幸了！
　　郭老作《李白与杜甫》一书而为后人所讥，但裴该前世也是读过那本书的，其中指责老杜为地主阶级代言人，横加鞭笞之语，相信即便起少陵于地下，也回不了几句嘴。那书错处不在骂杜甫，而在捧李白——李白其实比杜甫更地主阶级好吧！
　　裴该既然明白这一点，也就不奢望通过什么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让老百姓人人都有饱饭吃了。偌大的中国，基本上脱贫得等到后工业时代，而前工业时代即便搞“均贫富、等贵贱”，也不可能使小老百姓免于饥寒——而那一套，又是违背社会规律的，根本搞不起来。
　　所以他只能在保证社会安定的前提下，徐徐地作一些技术和社会实验，力求提升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并且尽量扩大教育涵盖面，让这辆千年老车走得略快一些，以免将来大落于人后。至于这将来如何，他也肯定是看不见的——就算再怎么努力，开金手指，估计要迈入工业社会，起码还得一千年——只能够凭良心做事。
　　在这种情况下，自矜自傲便基本上与裴该无缘了，乃见歌功颂德之奏，唯觉恶心，于上奏之人，基本上就算是打入了另册，再想升迁，难上加难。
　　……
　　三月三日为上巳日，乃是传统的节日。
　　古人例在三月巳日，前往水边沐浴修禊，也就是利用清水来袚灾祈福。但到了魏晋之时，首先规定了三月三日为节，而不管是否巳日，继而节日目的逐渐被游春踏青、娱怀骋情所取代——说白了，就是演变成了国立春游日。
　　洛阳城南有洛水，还有伊水，城北有七里涧，有金谷涧，都是上佳的游春所在。不过晋时权贵多在金谷涧附近修建别邸——比方说最著名的石崇金谷园——就此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即唯世家及有官身者，方能游赏城北水系，平民百姓则只能到城南洛水、伊水畔去踏青。
　　这一日，门下侍郎李矩李茂约亦携其妻卫氏，及子李充、侄李式等，安排好了车马，打算前往金谷涧去踏青，但是家里两个门客——王羲之和庾翼——却不肯从行。
　　俩少年说金谷涧我们去过啊，没啥好玩儿的，而且闻名遐迩的金谷园又被梁氏所占，不久前送给了裴公（裴嶷），裴公正在大兴土木改修，肯定也进不去——“小子等请往城南一行，欲登委粟而观山景也。”
　　李矩还想再劝，却被卫夫人暗中扯了扯他的衣袖，随即笑道：“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既然逸少、稚恭慕仁，夫君可使自往。”
　　李矩没办法，就派了几名仆役服侍二少年，复遣数名兵卒护卫，由得他们往城南去了。
　　等到双方分道，卫夫人才压低声音对李矩说：“逸少、稚恭欲向城南登山，所为何事，难道夫君不明其意么？”
　　李矩有点儿茫然，便问：“为夫愚鲁，还请夫人开释。”
　　卫夫人轻轻叹了口气，就说：“今南北分途，长江为隔，彼在洛阳，如人质，如囚徒，其父兄皆在江南，逢此嘉日，岂有不想望之理啊？乃欲南向登山，远眺长江，虽不能见，聊舒渴怀也好。”
　　李矩这才恍然大悟，不禁也叹息道：“裴、王之间，曾有姻戚，本是一家，竟隔南北……以王茂弘之智，岂不知大势已定，而江南不可守之理啊？早早降顺，黎庶得安，家人亦可团聚——这必是王处仲贪恋权势，特意阻之也！”
　　在故晋之时，王敦的品位一向比王导要高，但若论名誉，则差得很远——大家伙儿都认为王导是个忠厚人（其实未必然），而王敦是个野心家（倒是没有错），王导温雅识礼，王敦难脱粗俗气。故此江南不从王化，这罪魁祸首，多半不在王导，不在司马睿，而是那个坐拥强兵、跋扈无忌的王处仲了！
　　再说王羲之和庾翼之所以执意南向，确实正如卫夫人所料，是思念亲人，乃欲趁着佳节登高远眺。要说洛阳之北，也有北芒山，但距离比较远，山势也比较陡，这一天内就要打个来回，未必能爬多高，故此二少年才只能前往城南的委粟山去了。
　　这委粟山若在十几年前，估计是不让爬的，因为其上建有圜丘，也就是天子冬至日郊祀之所在。
　　不过曹魏最早郊祀，是在洛水北岸的受禅台，一直到景初元年，魏明帝始在委粟山上别建圜丘，同时又在城北建方丘（亦名方泽）。命于冬至日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帝舜配享；夏至日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配享；此外还有天郊礼祭皇天之神，以太祖曹操配享；地郊礼祭皇地之祗，以操后卞氏配享；宗祀于明堂祭上帝，以文帝曹丕配享……
　　总之小年轻曹叡最喜欢各种华而不实的花活儿啦，生搞出一大堆等级相同的国家级祭祀来，他也不嫌累……好在正始以后，权柄渐移于司马氏，天子难出洛阳城，这些祭祀活动就全都停了下来。
　　晋朝建立后，群臣商议，认为“丘郊不异”，就此把二郊礼跟圜丘祭天、方丘祭地给合并了起来，从此最高级的国家级祭祀只剩下三场，即：祭天、祭地、祭上帝，场所分别为圜丘、方丘和明堂。
　　华朝肇建，对于这路事儿自然也有争论，主要原因就在于，曹叡当初搞那一套是倾向于郑学的，晋朝的简化版反倒是王学“谬说”。
　　郑玄老夫子认为有天有上帝，此外还有五帝并立，他还特意给五帝都起了拗口的名字：东方苍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同时他宣称周礼中的圜丘祭和郊天不是一码事儿。王肃肯定要跟郑学拧着干啊，他就主张五帝为上帝之佐，就好比人间的三公，哪有受国家最高级祭祀的资格呢？而“丘郊不异”，圜丘祭和郊天只是同事而异名罢了。
　　如今既然裴该貌似倾向于郑学而反感王学，自然以董景道为首，儒生们纷纷跳将出来，请求再把“丘郊”分开，并且分祀五帝。对此，裴该却不肯让步了——娘的，搞那么多花活儿，除了浪费精力和金钱外，对国家社稷有一毛钱的好处吗——下诏仍从晋制。
　　不过委粟山上的圜丘、洛阳城东南的明堂，还有城北的方丘，早都已经残破不堪了，此前祖逖重修洛阳城，也还没功夫把这些配套设施给搞起来。于是裴该本着节俭的原则，就光在原址上修复明堂和方丘了，却将圜丘移到受禅台上——台基是现成的呀，而且台上施工也比登山要省钱省力得多。
　　即以圜丘祭天，方丘祭地，明堂祭上帝——裴该特意把天神、地祗给虚化了，且将上帝等同于人文始祖黄帝，把郑玄所谓的五帝全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并在去岁冬至日，举行了华朝的第一次国家级祭祀——圜丘祭天。
　　拉回来说，委粟山上既无圜丘，平民百姓自可登山览景，于是王羲之和庾翼二少年便在兵卒的保护下、奴仆的服侍下，经洛水浮桥而向委粟。
　　委粟山分隔伊洛——二水于其东麓合流——其实只是一个小山丘而已，不过十余丈高，因为山上曾建圜丘，故此有道路、有台阶，可以拾级而上，不必要手脚并用去攀爬。二少年虽然都文质彬彬，平常不怎么锻炼身体，终究风华正茂，体力尚健，所以很轻松地便即登顶了。
　　于委粟山上北望，越过浮桥，便是洛阳高大的城壁；西望洛水滔滔，东望明堂可见；唯有南望，过了伊水就是广袤的平原，阡陌纵横，直接天际——江南何在啊？迢迢千里，又怎么可能望得见呢？
　　二人都不禁有些黯然，随即互望一眼，嘴唇翕合，想要说些什么，却终究还是张不开口。一则君心同于我心，何必冗言？二则身旁还围绕着李矩派来的仆役乃至于兵卒呢，名为服侍，实为监视，名为保护，实为看管，王、庾二子虽然颇欠缺政治敏感性，终究不傻，于此情此景下，又岂敢放肆妄言啊？
　　可是也不便始终缄默，使得周边气氛都如同凝固了一般，于是少顷后，王羲之首先开了口，问庾翼：“稚恭看此山如何哪？”
　　庾翼撇一撇嘴道：“这哪里可以称之为山？不过一小丘罢了。洛中自有山，在城北也……”这指的当然是北芒山啦——“然以弟看来，洛中之山虽然葱郁，论雄峻却不如关中之山，论清秀，又不如我……又不如江南之山了——此番出游，甚是无趣。”
　　言下之意，我想望江南的山水啊，且即便过往在长安的日子，也比如今在洛阳要舒心得多了。
　　王羲之闻言不禁苦笑，心说你这不废话嘛——昔日我等在长安，华朝尚未肇建，南北仍属一国，就算叔伯等与裴公有所龃龉，外敌环伺下，也还不至于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而我们就算是通好的使者；如今不同了，洛阳、建康，已成寇仇，咱们变成人质啦，这心情怎么可能舒坦得起来啊。
　　于是安慰庾翼道：“东南向不远，应是稚恭旧籍了。”
　　他所言“旧籍”，是指庾氏的老家颍川郡鄢陵县——其实也有三四百里地呢，只是比起江南来，确乎“不远”。
　　庾翼随口反问道：“逸少兄于旧籍风物，可尚有印象么？”


第四十章　各有稻粱谋
　　庾翼反问王羲之：“逸少兄于旧籍风物，可尚有印象么？”
　　王羲之的老家是在琅琊郡的临沂县。话说司马睿是在晋怀帝永嘉元年出镇建康（当时还叫建邺）的，王导、庾亮等阖族相从，那会儿王羲之才刚五岁，庾翼则是三岁……庾翼的意思，你多半记不得老家之事了吧，那我就更不用提啦，则对于我等来说，唯江南，甚至于唯建康才是故乡。
　　你拿老家在华境内来安慰我，不但起不了作用，反倒会使我更感惆怅啊！
　　王羲之听此反问，不禁苦笑。他远眺故乡——虽然望不见——的心愿已了，再无趣味，转过身去就打算下山，突然间庾翼从后面揪住他的衣襟，压低声音问：“李公前日所言之事，逸少兄其有意乎？”
　　李矩虽然因为学问出众而实务能力稍缺，于华朝肇建后便不再担任一部尚书，而转去了相对清闲些的门下省任职侍郎，终究也属朝廷重臣，时常能够觐见天子，所以消息还是很灵通的。不过此前不久，他向王、庾二人透露的某些信息，实际上却是裴该的试探。
　　什么信息呢？就是天子有在今秋改换名目，重开科举之意。
　　裴该想在整个华朝境内开科举，这一想法已经多次向重臣们咨询过了，但以华恒等人为首，反复进谏，极言不便。昔日长安行台搞过两次科举考试，都是只看学问——因为首重笔试啊——不在乎门第高低的，只要身家清白，没犯过大罪，皆可应试，这自然会受到世家的阻挠了，认为寒素之辈因此将会挤占大族的入仕和晋身空间。
　　当然啦，他们口头上绝对不能够承认这一点——甚至于心里也未必仔细考虑过，纯出潜意识中的警惕——只是说若无中正品评、地方举荐，谁知道那些应试之人德行如何啊？一旦德不配位，知识越多反倒越反动！
　　昔日在行台，是因为州郡无中正，且人手实在缺乏，才被迫行科举之事；如今故晋官吏大多从华，人才不虞匮乏，即便想要招揽年轻士人，也应该重命中正为好吧。
　　陈群所创九品中正制，之所以使得用人之道渐为豪门所把持，乃因为规定各州大中正皆须是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名俱高者。则即以华恒论，他华氏本来在平原郡内，甚至于整个冀州，都属于排得上号的高门，再加上其人之官、之名、之德（没人敢说华敬则无德），这冀州的大宗正，起码平原的中正官，恐非其人莫属。
　　即便一时当不了，等到华恒告老致仕，还乡之后，按例朝廷抚恤老臣，也必任之以中正。到时候整个冀州，起码平原一郡，士人的优劣高下，全都操持在华某之手，大可以亲者给上品，疏者给中品，甚至于仇家给下品，则权势必可以一直荣显到死。冀州或平原这一代官僚，倘若都由华恒品评、推荐得用，将来多半也会回报华家，则整个家族都能因此而得利了。
　　然而裴该平素最反感九品中正制，当即似笑非笑地问华恒：“卿自仕于朝，已多少年不曾回乡了？”
　　陈群当日创设九品中正制，是为了补汉代察举制之缺——因逢乱世，士人多徙，官吏也走马灯一般换个不停，导致两相陌生，那还怎么向朝廷举荐人才啊——然而晋末之乱，起码在中原地区，其烈度是要远超汉季的，象华恒这样已经脱离原籍很久之人，对于平原郡乃至冀州之事，还有多大的发言权呢？命你为中正，那你肯定就去咨询族人啦，华家留在冀州之人说啥就是啥。
　　这是对朝廷负责任的态度吗？人才选拔乃是大事，岂可如此轻慢？
　　故而裴该硬顶着舆论，彻底废除了中正官的品评，而暂且恢复到汉代的察举制，由中央重臣和地方官员向朝廷荐举人才，作为向科举制的过渡。同时他也被迫退让一步，先不直接将行台的科举制通行全国，而暂且从太学中挑选人才。
　　太学生的报名，不但无需推荐，不看门第——因为有入学考试，由董景道和其他先生们给把关——并且食宿全免，就理论上来说，寒门子弟只要还能凑得齐前往洛阳或者长安（有太学的分校）的路费，皆可经此终南捷径而谋官。故而裴该就把太学的毕业考试作为科举考试的先行、探路石，规定若能通过毕业考试，即可具备做官的资格。
　　顺便，重臣及各州郡所举荐的人才，既然也都需要考核，干脆跟太学毕业试搁在一起吧，省时省力。
　　经过反复的磨合，裴该这一系列举措终于得到朝廷官署的认可和通过，于是他就得陇望蜀，尝试着更进一步。
　　那就是，扩大太学的招生名额，各地士人，只要有地方官所出具的身份证明文件，皆可随时参加入学试。可是这么一来，随着地方平靖，太学恐怕要人满为患了呀，不但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而且朝廷也未必供养得起那么多人的食宿费用。没关系，裴该于太学生上舍、中舍、下舍之外，又增设了“外舍”，也就是旁听生。
　　表面理由冠冕堂皇，因为很多世家自有族学，其子弟没必要再上太学，即便是寒门，此前流散各地的儒士开私塾的也不在少，未必都没有学问。外舍生自然是不供应食宿的，而且逢有空额，事先报名，才准旁听太学课程，但若自认学有所长，每年秋季一样可以参加毕业试。
　　同理，太学生也可以跳级，即便身为下舍生，还没来得及升班，照样可以申请毕业。
　　当然啦，到目前为止，这一新制度尚在征求各方面意见，未成定论，但裴该某次召见李矩时想到了王、庾那俩小子，就指使李茂约去试探一下。
　　李矩即唤二子来，对他们说天子有此意。我身为从三品官员，也是有向朝廷举荐人才的名额的，今秋太学毕业试，可以举荐你们；若不愿意，你们可以直接报名去上太学，或者等新制度出台后做外舍生也成啊。
　　二人并未当场允诺，而表示要再考虑一段时间。于是今日委粟山上，庾翼就问王羲之，你对此有何想法啊？
　　王羲之摇摇头，说：“我但求久侍恩师身旁，勤习书法，无意于宦途。”顿了一顿，又说：“以稚恭与某之才，太学正不必入也。”
　　这二位都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虽说醉心于书法，但书法本来就是跟经典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光会写字而不通儒学吧，以他们的学问，确实未必把草创不久的太学诸生放在眼中——我又何必浪费时间去上学呢？
　　庾翼规劝道：“大丈夫自当为官做宰，牧民守国，岂能毕生唯耽于书道？以逸少兄之才，足荷一县乃至一郡之任，又岂能视名禄如粪土啊？且我等于此，终究寄居，焉能久为李公之客？即孔门诸贤，亦各有居，且陆续皆仕也。”
　　王羲之闻言，不禁垂下头去，沉吟不语。他确实醉心于书法，根本就没有当官儿的打算——在原本历史上，那是因为门第高贵，官帽子自然而然地飞到了头上，但他也没怎么真管过事儿，世称“王右军”，难道他真领过兵，打过仗不成么——但庾翼说得也有道理，除非你卖身给李家，否则怎么可能一辈子呆别人府上呢？学生整天住老师家，吃老师的，用老师的，这也太厚脸皮啦。
　　庾翼见状，略略凑近一些，眼角一扫侧旁诸人，压低声音说：“若得仕，自得居，不必再劳彼等所服侍。”
　　有些话不必要说得太过明白，当此情形下，也不能说得太明白，好在二人相交已久，只要一个眼神，便能通传不少意思。庾翼是表示，咱们如今在洛阳就是人质，而若肯出仕于华，那华帝必然就放心了——同在一族，分仕两国，这路事儿几十年来还少见吗——起码可以活得自在一些，不必要整天被监视的目光所环绕啦。
　　王羲之闻言，不禁长叹一声，说：“江南桑梓之地，不知何日得归啊……”
　　他其实是在探问庾翼：你出仕于华，难道是打算落跑吗？
　　庾翼闻弦歌而知雅意，当即微微摇了摇头。
　　其实想落跑早就可以落跑了，李矩虽然遣人监视二子，布置得却并不严密，俩少年若想逃出洛阳城，其实本有大把的机会。但问题是千里迢迢的，即便道路平靖，不逢盗贼，以他们的年岁、经验，甚至于胆量，又怎么可能顺利抵达江南呢？来时容易，去未必然啊，既然中原秩序已经大致上恢复了，自然各郡县会严查“传”，也就是过路凭证——哪怕两千年后，你想走长路，也得随时揣着身份证吧。
　　但庾翼还真没打算先混个一官半职，然后就能准备好身份文件，方便落跑。他先是摇头，随即对王羲之说：“南北必有一战……我等或可延续家系……”
　　言下之意，不久后的那场统一之战，江南多半是扛不住的，到时候你的叔伯，我之诸兄，或许都会变成阶下囚徒。而若我们出仕于华，即便到时候不能代为请赦，也能保证王、庾两家不被斩尽杀绝吧。说不定两家得靠着你我，才能把宗祀给延续下去。
　　其实王羲之于家族乃至与宗祀，看得也不是很重，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