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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周郎(草牛)-第1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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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姓书生明了其意，爽气地回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黄兄，请！”
待二人快步走出茶铺，蒋掌柜一边收拾二人喝过的茶盏，一边暗忖：“这几日倒有不少茶客在私下议论天子禅位之事。空穴不会来风，看来此事绝非流言？吴王仁义果敢，如今天下大部太平，皆仰仗吴王之威。而天子年幼，一向以吴王主持朝政，方有今日之势。若真的是吴王得了天下，咱百姓们的日子就该更好咯！”
就在整个秣陵城内外甚至扩展到江东六郡的官吏、百姓们都在热议天子禅位这一惊天巨变消息之时，在秣陵城的皇宫之内，已经长成青年的天子刘元正在御书房内，在其母范皇后的陪伴下，口述诏书，两名黄门侍郎正在毕恭毕敬地书写着。
“元气肇辟，树之以君。有命不恒，所辅惟德。天心人事，选贤与能，尽四海而乐推，非一人而独有。自高祖斩白蛇而得天下，光武中兴汉室，已历四百年余。今汉德将尽，妖孽递生，骨肉多虞，藩维构衅。影响同恶，过半区宇，或小或大，图帝图王，则我祖宗之业。不绝如线。”
“丞相吴王，睿圣自天。英华独秀，刑法与礼仪同运，文德共武功俱远。爱万物其如己，任兆庶以为忧。手运玑衡，躬命将士，芟夷奸宄，刷荡氛昆，化通冠带，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发之合位三五，岂可足论。况木行已谢，火运既兴，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终之象。烟云改色，笙簧变音，狱讼咸归，讴歌尽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贞明，故以称大为王，照临下土。予闻皇天之命不于常，惟归于德。故尧授舜，舜授禹，时其宜也。朕虽寡昧，未达变通，幽显之情，皎然易识。今便祗顺天命，出逊别宫，禅位于吴王，一依唐虞故事。”
刘元一字一句地念着，神色平静，似乎他从未得到过天下，故也没有失去之遗憾。相比他过去的穷困生活，在锦衣玉食之中生活了十年，他已十分满足。因为他知道，自他当上这个天子之日开始，禅位这一天就必将会到来。
在这十年中，刘元享受到了一个皇帝可以享受的生活，却没有劳碌于政务之事，一则有吴王周瑜主持朝政，文武百官皆兢兢业业，二则刘元并未受过相应的教导，实在无法应付这些复杂的政务。
这些日子以来，天下各地的官员，无不上书，规劝天子刘元禅位，以令天下安定，百姓富足。这也是近日里驿站异常忙碌的原因。自吴王周瑜自五年前开始在全国大规模修建驿站，雇佣退伍的士卒为驿卒，建立了快速传递公文的驿传体系以来，这还是他们最为忙碌的几日。
此等情景之下，天子刘元也该早日做出抉择了！
其实，对于刘元而言，选择禅位于吴王周瑜，既是众望所归，也是令自己全家能安稳幸福地生活的必然途径。
吴王周瑜，从未怠慢于他，今后必然也会厚待。
待长相清秀的黄门侍郎将书写好的黄绫诏书呈给刘元看后，刘元也不迟疑，即命人取出玉玺，自己亲手在诏书上按下。
范皇后屏退左右，温言对刘元道：“元儿，从今往后，咱娘俩就可以过真正开心、真正安稳的日子了。”
天佑十年四月初一，天子刘元正式颁布禅位诏书，将帝位禅让于吴王周瑜。
四月十八，秣陵城内举行了隆重的禅位大典，吴王周瑜自刘元手中接过了传国玉玺，正式登基，改国号为“华”，年号靖康。
之所以将年号定为康靖，实是周瑜受后世之影响。北宋末年，宋徽宗迷信道教，好大喜功，挥霍无度，导致国力衰弱，武举不备，被女真人一路打到了京都汴梁，徽宗匆忙传位于子钦宗，年号靖康。未几月，城破，生灵涂炭，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及数千宫室宗亲、文武百官被虏，迁徙北地，埋骨他乡，造成了华夏民族史上少见的奇耻大辱。“靖康耻”，成为华夏民族背负的一个重大耻辱！
周瑜在大华新建便用此年号，便是希望千年之后，历史不会重演！华夏民族能够始终以自强不息的姿态生存于世上！而靖康本身之寓意，则为安康、安乐之意，年号靖康，便是希望普天之下，从此安定、安业、乐居，彻底告别战乱动荡的黑暗岁月！
第五百八十章 建元靖康
自汉高祖刘邦统一海内，于公元前二零二年创立了大汉王朝开始，汉室历经了文景之治，武帝扩疆，及至王莽篡汉，光武帝中兴，明章之治等阶段，曾经辉煌强盛，威震天下，但还是于公元二零零年在末代汉帝刘元手中结束，将天子之宝座禅让于吴王周瑜。
大汉王朝的帝运延续了四百零二年，在内外交困之下，终于轰然倒塌。
自此，华夏大地上崛起了崭新的大“华”帝国，而历史就此改变！
初登帝位，建立新朝，周瑜自是大赦天下，安抚百姓，恩泽贫民，文武百官俱得封赏。后宫之中，立吴王妃邓渝为皇后，封小乔为贵妃，此时的邓渝，早已不是昔日与周瑜青梅竹马的青涩模样，雍容华贵，心怀更加仁厚，母仪天下之风范令周瑜也刮目相看。
长子周循，年方十五，聪明睿智，心地宽厚，极具领袖风范，被立为皇储。次子周胤，年仅十一，却是身姿雄伟，力大过人，师从赵云、张辽等人，隐隐有一代名将之潜质，周瑜大力培养，以期其未来成为国之栋梁，辅佐其兄周循。
二子之后，还有周浚等一子二女，分别是邓渝和小乔所生。皇室人丁兴旺，自然也是国家之幸。
大华帝国的都城，仍旧定于秣陵。此时秣陵城的规模，早已超越了长安和洛阳，成为天下第一大城，城内外所辖居民，怕不有了百万之众！
登基后不久，周瑜便下旨，将秣陵的名字改回为金陵，以更符合其天下都城的身份。金陵之名源自五百年前，楚威王筑城于石头山，置金陵邑。四百余年前，秦始皇改金陵为秣陵，如今又被周瑜改了回来，自此以金陵的名称传于后世。
世事轮回，该是如此。
终结汉室，本非周瑜所意，他已是事实上的天子，威加海内，文武百官皆以其意为旨。然形势如此，追随自己多年的部下们都有此意，若是自己一味推让，便会让他们寒了心。且周瑜已下决心革除旧弊，改变历史，为日后的华夏大地免遭异族蹂躏，只有自己建立新朝方有最大的可能。
因此，周瑜毫不客气地接受了刘元的禅让。他心里明白，自此以后，他将**于高处，天子之威的背后是无尽的孤独。他还明白，自己统治的大华帝国将肩负着传承、光大华夏的历史使命，华夏民族的生或死、存或亡、辉煌或衰落都将压在他的肩头上，沉重异常。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周瑜最迫切想要推行的便是官制的改革。
自西周开始，其官制承袭自夏、商，经武王、周公、成王和康王几代建立起来，以师、保、宰、太宰为百寮的首领，设六官制，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六卿”是政务官，亦称“六官”。周天子分封诸侯，这些诸侯王在其领地内，“专扬于国”，享有至高的权力。
随着地方诸侯实力的不断增长，周王室逐渐被削弱，最终名存实亡，各个诸侯国为了争夺天下霸主之位，不断地相互攻伐，天下分裂，战乱不休。
由此可见，分封诸侯王一法，于周武王其时尚可谓得当，毕竟当时的社会、经济很不发达，人口也少，天子无力统管那么广大的地域，由天子亲信的诸侯来分而治之，不失为一个良方。但此法的最大缺陷在于地方诸侯拥有的权力过大，会对中央朝廷形成巨大的威胁。
及至秦王嬴政统一华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守管政，郡尉掌兵，监御史负责监察官员，郡之下的县，其长官由朝廷直接任命，大为分散了郡守的权力。中央官制，则是三公九卿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为核心，以卫尉、郎中令、太仆、廷尉、典客、奉常、宗正、少府、治粟内史九卿辅佐丞相管理政务。
秦时官制，是确保皇帝至上权威的制度，缺点在于国事与君主家事不分，政务与宫廷事务混杂。
汉代的官制基本上沿袭秦代，稍有改变。汉武帝为加强皇权，削弱丞相权力，建立中朝制，即选用一批地位较低的内廷人员参与朝政，这既是皇权与相权矛盾的产物，也是内廷近臣权力膨胀的结果。后果便是，宦官、外戚势力的不断增长，过多地干预朝政，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亡。
此外，汉武帝时推行的州郡制，初期是为了便于对各地官员的监察，而设立了州刺史，但是后期这些州刺史的羽翼渐丰，权势越来越重，变成了一个个的诸侯王国，最终也导致了汉室的灭亡。
从官员的铨选和任用制度上来看，夏商周及先秦时期，采用的是世袭制，王权与族权相统一。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世袭制的缺陷是巨大的，真正有才能的人因为身份的限制，无法得到重用。
西汉时，推行荐举制，举荐的标准主要是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它冲破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藩篱，包括察举和征辟两种制度。东汉后期选拔官吏中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和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察举、征辟制渐趋败坏。
在周瑜看来，他最想要做的官制改革是，中央官制改三公九卿制为三省六部制，地方官制改州郡制为行省制，官员铨选制度改荐举制为科考制！
三省六部制，是历史上的唐宋中央官制，由隋文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
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定旨出命，长官中书令二人，门下省掌封驳审议，长官侍中二人，中书、门下通过的诏敕，经皇帝裁定交尚书省贯彻。尚书省职责为执行，长官尚书令一人，副长官左、右仆射各一人。
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尚书，六部分理各种征政事务，每部又领四司，计二十四司。三省长官共议国政，执宰相之职。
较之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的好处便在于分工明确，运转高效，互相制约，集中皇权，分散相权。
第五百八十一章 官制改革
按照周瑜的设想，若是中央官制改为三省六部制，初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还是由尚书令管辖，不过此等职位权力仍过大，若是没有合适人选，尚书令一职可以空缺，由皇帝自己来直接管理六部，这样就和历史上的明初格局类似，确保了皇权，也反过来推动皇帝要亲历政务，对天下之事明察秋毫。
地方官制，从夏商周时期的分封制到秦汉的郡县制、州郡制，都有非常大的缺陷，即地方主官的权力过大，军政皆握在其手，一旦其人有异心，日久必会生乱。
周瑜知道，历史上在秦汉之后，唐宋两朝采用的是道路制。
唐初有州三百二十八个、县一千五百七十三个，为加强管理，按山川地形分全国为十道，后增至十五道。设道之初仅由中央派监察大员不定期赴多事地区视察，未成定制。至开元时始置各道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如汉刺史。后因边患频增，为加强边帅权力，使边境节度使兼任道采访使，且兼辖州县事务，重演东汉末年外重内轻的局面，最后导致安史之乱。
平叛后节度使制已行于全国，形成道、州府、县三极政区。割据之势已成，尾大不掉，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北宋统一中原后，为改变“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局面，除收军权于中央外，地方行政机构采取分路而治，成为路、府、州、军、监、县三极政区。
路以水陆转运使为行政长官，又置安抚使、刑狱使、常平使，分掌兵、刑、市场平籴与盐铁专卖，恢复秦汉以来地方分权而治的状况。府州机构沿袭唐代。军原为五代时的军区，后因兼理民政而成为行政区，仍保留军的旧名。监多半设于工矿地区，以加强矿产开发的管理。为进一步控制地方，北宋朝廷常派京师供职官员到州县执行中央政令，其职衔为知府、知州、知县等。同时在各府州置通判，规定一切政令须经通判副署，通判并可随时向朝廷奏报府州情况。
宋朝的路制，明显的弊端是各级官吏层层牵制，事事听命于朝廷，地方无主动性可言，并使机构臃肿，冗官充塞，行政费用猛增。
以宋朝那么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人口，最终却被金、元所灭，这繁杂冗沉的官僚体制，不可谓不是其根本原因之一。
周瑜想要采用的行省制，是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年间确定的官制。它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方面得到保证。这是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对后世影响巨大。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
元代在全国共设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省、江西、湖广。而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辖。
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枢相等，凡一省军国大事无所不领。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局面。因这一措施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故为明代、清代所继承。
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故“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
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行省几无任官和诠调权，在这方面远不如汉唐地方大员；在财政方面，行省只是充当了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规定，行省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在军事方面，行省不能**行使军权，军权掌握在中央的枢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对行省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典制，不能逾越。
周瑜设想中的地方官制，就基本和行省制相同，在名称上暂时还是以州、郡、县来命名，对现有的州、郡、县要做比较大的调整。只是要想从现在的州郡制变成行省制，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官员铨选，则是整个官制的基础。
周瑜知道，在历史上的这个时期，察举制逐渐消亡，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即在州、郡设大小中正官，负责按家世门第和道德才能，并博采舆论，从上上至下下分九等品评地方士人，供朝廷按品级授官。
到了魏、晋时期，随着门阀统治的加强，至东晋后此制弊端丛生，中正权重，品评随意，世族门阀把持中正，控制选举，至后期造成“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族无过进之路”。九品中正制已成为门阀统治的工具。
隋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隋文帝开皇七年废九品中正制，设秀才科。隋炀帝时又建进士科，以“试第”取士，并创立了以公开考试，择优选才为特征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创于隋代，形成于唐代，发展完备于宋代，强化于明代，衰落于清代，先后绵延一千三百多年。
“学而优而仕”，有了科举制度，世袭承荫、门阀世家之外的优秀人才将会有一个在仕途上前进的阶梯，而且，这个制度相对公平，可以不拘一格选出人才。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这些年来，周瑜在江东地区广开学堂，培育了数以万计的适学少年，并在秣陵修建了华夏大地最大的藏书院，吸引了五湖四海的青年俊杰在此研修学习。
问题在于，这么多的青年才俊如何能为朝廷所用？若仍旧采用荐举制，恐有失公允。在周瑜看来，科举制正是解决此问题的良方，唯一需要顾虑的，便是那些支持周瑜的世家大族们的反对，不过，周瑜也想好了应对之策，那便是少量地保留有世袭和荐举制，作为科举制度的补充。
三省六部制、行省制、科举制，便是周瑜推行官制改革的三个目标！
第五百八十二章 科举制度
对于周瑜而言，在数千年前的古代，想要推行后代的民主共和体制，那根本是痴心妄想。在没有基础的沙地上建筑房屋，结果便是连框架也搭不起来。
唯有建立有利于皇权的体制，以自己一个穿越者的“远见卓识”，让社会不再动荡，让百姓安居乐业，让华夏富庶强大，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保持领先优势，才有可能避免后世历史上的那些耻辱！
周瑜还知道，此阶段的华夏大地，无论是新政实施多年的江东、荆州，还是战乱平复不久的中原，或是刚刚归附的巴蜀和西凉、辽东、漠北，总体上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百姓们的生活还很困苦，州、郡、县的各级官员还未充实，大量的吏员有空缺，管理缺失，地方豪门大族势力很强，隐患很多，此时不宜有太大太猛烈的改变。否则，激起他们的反抗，将会是欲速则不达的结局。
此刻，稳定是第一要务！
因此，在周瑜登基半年内，并没有对现有的官制做大的改动。然而，潜流暗涌，在私下，周瑜不断地召见心腹重臣，商讨推行新的官制，逐渐地有了一个完整的方案。而朝中那些手握大权的重臣们，也逐渐地有了较为清醒的认知，作为跟随周瑜多年的亲信之人，自然是全力支持。
倒是有些家族利益会受损的官员，受秦汉官制的影响较大，加之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的优越心态，得知官制改革的消息，心底有些微的不爽，时常在聚会饮酒时口出怨言。这些哪里瞒得过周瑜的耳目？精武卫的眼线密布天下，情报的传递也是相当地迅捷，很快，一份绝密的官吏名单呈在了周瑜的书案之上。
周瑜不动声色，旬月之后，方开始了行动，将为首的两名官员调入了藏书院，专务修缮典籍，职务虽属平级，权力却已卸去。其余官吏立刻警醒，对于周瑜此举的含义，他们心知肚明，便也不得不收敛言行，认真斟酌周瑜欲推之官制改革的内容，不少人暗暗地惊叹，当今天子真神龙在世也！
随着新朝蒸蒸日上的局面，周瑜推动官制改革的时机到了。三项改革之中，尤以选拔出贤能官员的科举制为重。周瑜深知，在这个注重门第威望的年代，唯有建立起相对公平公正的科举制度，以选拔出的优秀才俊充实各级官府，后续的官制改革以及其它的政令方能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
因此，周瑜的第一道变革令，便是推行科举制。
靖康元年十月，周瑜下诏，在全国推行科举考试制度，以选拔官员，在金陵设立“考试贡院”，专职负责科举的相关事宜。
其后，考试贡院公布了科举制的细则。
科举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秀才为最高科等，考试方略策，要求应举者熟悉经史，精通经世治国的方略。明法、明书、明算考试专门学问，及第后从事专门工作，一般不能担任高级官吏。明经主要考试儒家经典，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两经者一大一小，或两中经。同时还要兼习《孝经》、《论语》。进士科行帖经、试杂文和对策三场考试，最为复杂，也最有可能选拔出急需的栋梁之才。
应举者有生徒和乡贡。生徒主要是指国子监所统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学生，以及在弘文馆、崇文馆学习的皇亲、亲贵子孙。他们在学校学习儒家经典，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后由馆监举送参加各科考试。另外有自己在郡、县报名，经县、郡逐级考试合格，由郡府举送参加科举考试的，谓之乡贡。
应举者考试通过，便列入了官吏的后备之选，他们还要参加朝廷的选试，方可正式获得官职。考试的前十名，皆由皇帝亲自出题选拔，称之为殿试。殿试第一名，称“状元”，殿试第二名，称“榜眼”，殿试第三名，称“探花”。
考试时间上，因百废待兴，各级官府急需官员，故暂以每年一次进行，三月为各郡县考试，选拔合格的应举者，需到都城金陵，参加当年九月举行的正式考试。
周瑜所推出的科举制度，在考虑到现实情况的基础上，结合了历史上唐、明两代科举制的内容，它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和否定。给“小门非望族”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科举制一经推出，犹如惊蛰时节的奔雷一般，撼动了华夏大地。寒门子弟皆奔走相告，踊跃参试。自此，他们也有了可以改变自己命运，改变整个家族命运的机遇！
而那些世家大族的子弟，则因为自幼便接受了较好的教育，虽不能似以往那般轻易地可以当官，却也多了个可以证明自身学识的途径，从心底里倒也不是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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