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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略》之“伯南”已经明言姓秦，当为曹真生父。
　　《魏书》之“邵”则为曹操从兄弟，是为曹真养父。
　　但是即使如此，史家对次两段真实与否质疑颇多，
　　一、《魏书》曹邵之死：
　　魏书曰：邵以忠笃有才智，为太祖所亲信。初平中，太祖兴义兵，邵募徒众，从太祖周旋。时豫州刺史黄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独遇害。
　　此段疑点有二：
　　1、时间问题——按《后汉书》、《后汉纪》等书，黄琬与中平六年九月为司徒，故此不可能于初平年对付曹操。
　　2、地点问题——曹操于兖州陈留己吾起兵，怎么会在豫州被黄琬加害。
　　3、动机问题——黄琬为汉名臣，后亦为董卓余党进犯长安时所杀，为何要加害举义兵讨伐董卓的曹操？
　　以上三条看似有理，其实不然：
　　时间、地点问题，可参看《三国志，武帝纪》：
　　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是岁中平六年也。
　　从上可知道两点：
　　1、曹操东归出关时，董卓尚未杀何太后，按《后汉书》，董卓于是年九月丙子，杀皇太后何氏。故此曹操在九月前何太后被杀前早已经东归出关。而是时黄琬还未被任命为司徒。①而曹操起兵也不是初平年，而是中平六年十二月。《魏书》云初平起兵，那是因为初平年间，关东诸侯群起结盟讨伐董卓，《魏书》把曹操兴兵算入这里，但其实在上一年曹操已经着手招兵买马了。故此时间无误
　　2、《三国志》云：“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既然说散家财，当时曹操仓皇逃出洛阳，连侧室卞夫人和门客都没带，当然也不可能带着家财。要散家财，也得先回到老家沛国谯县，变卖家产。沛国谯县属豫州，故此地点无误。
　　而黄琬为什么要对曹操起杀害之心，其实黄琬时为豫州牧，史书描述当时豫州：
　　又为豫州牧。时寇贼陆梁，州境雕残，琬讨击平之，威声大震。政绩为天下表，封关内侯。（《后汉书、黄琬传》）
　　可见黄琬为豫州牧，其主要精力都放在讨伐贼寇了，当时曹操从弟曹仁“阴结少年，得千馀人，周旋淮、泗之间”，看来在黄琬眼里，曹仁无疑也是使得“州境雕残”的寇贼之一。而随着曹操回家，诸曹、夏侯都先后带着家兵、党羽汇聚在曹操旗下。是时董卓还未必杀害何太后，只是废了少帝；关东州郡牧守也没起兵。曹操此举在地方官黄琬眼里无异聚众谋反。
　　而《后汉书，董卓传》记载：
　　卓迁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虎贲，更封郿侯。卓乃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鈇锧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于是悉复蕃等爵位，擢用子孙。
　　从上可见，黄琬既然应董卓控制的东汉政府所征召为三公，又和董卓一起为当时党锢之祸的士人平反，可见当时黄琬是认同董卓的。相比一边是要平反为宦官迫害士人的董卓，一边却是在自己辖境内招集兵马的宦官子弟曹操。以黄琬的立场，当然来个雷霆手段抓捕曹操一党。关于此役，除了《魏书》记载外，《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七《曹操别传》另有记载：
　　拜操典军都尉。还谯、沛，士卒共叛，袭击之。操得脱身亡走，窜平河亭长舍，称曹济南处士。卧养足创八九日，谓亭长曰：“曹济南虽败，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车牛相送，往还四五日，吾厚报公。”亭长乃以车牛送操，未至谯，数十里骑求操者多，操开帷示之，皆大喜，始悟是操。
　　上文里曹操被部下叛变，这个部下共叛变，当是因为黄琬下令讨伐曹操，曹操所散家财招募的士兵一看州牧下令，就怀了二心反叛，而正因为是豫州牧黄琬通缉曹操，故此曹操逃亡到平河亭长处，不敢表露身份。毕竟贾诩曾说过：：“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可见英雄单行，一亭长足以捕之。曹操才自称是济南曹处士，这并非顺口胡扯，而是曹操有意为之，因为曹操曾任济南相，所以可以说一口济南乡音冒充济南人来蒙骗过亭长，使之不起疑心。
　　此役曹操招募的士兵大多叛乱，而曹操本人和部下离散，住在平河亭长家，也重伤到不能下地八九天，可见曹操被黄琬收拾得一败涂地，仅以身免而在此役中。在这八九天里，外面根本不知道曹操死活，甚至有曹操已死的谣言，结果当时和曹操一样逃出洛阳的袁术还真向曹操在洛阳的侧室门客报了曹操的死讯，后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
　　后随太祖至洛。及董卓为乱，太祖微服东出避难。袁术传太祖凶问，时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归，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使祸至，共死何苦！”遂从后言。太祖闻而善之。（《三国志，魏书、卞皇后传》）
　　可是“募徒众，从曹操周旋”的曹邵就没这么幸运了，是真正的一去不返。故此其后曹操不敢在豫州停留，而是跑到陈留，陈留太守张邈是曹操的生死之交，不但不会为难，反而还和曹操一起举兵反董。②而当地孝廉卫兹更以家财资助曹操，组建了一支有五千人的部队。
　　二、《魏略》秦伯南之死
　　真本姓秦，养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与太祖善。兴平末，袁术部党与太祖攻劫，太祖出，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开门受之。寇问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变其姓。
　　这段史家质疑主要为两点：
　　一、时间问题——各书均未记载兴平末年曹操和袁术之间发生战争。
　　二、地点问题——各书均未记载袁术和曹操在沛国谯县有过交战。
　　其实这两点只要仔细推敲史书，则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同样是《三国志、武帝纪》记载：
　　十二月（兴平二年），雍丘溃，超自杀。夷邈三族。邈诣袁术请救，为其众所杀，兗州平，遂东略陈地。是岁，长安乱，天子东迁，败于曹阳，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军临武平，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
　　从上面可以知兴平二年十二月，也正是兴平末，曹操东略陈地。当时陈王刘宠兵强马壮、粮草充足。④而陈地除了正牌陈相骆统外⑤，还有袁术私委的陈相袁嗣。从“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军临武平，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可以看出，曹操这次所谓的略陈地是和袁术开战。在雍丘之战虽然张超自杀，张氏被曹操族灭，可张邈却跑到袁术那求救。曹操雍丘之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抓背叛他的张邈。故此引军南下和袁术开战，而时间为“兴平末”的⑥十二月到下一年建安元年一月。
　　而当时就在武平东面的沛国，其国相舒仲应，为袁术所委任，⑦且在建安年间江淮大饥荒的时候，袁术尚一次给舒仲应米十万斛军粮，可见沛国当时驻扎有袁术重兵。曹操此次和袁术开战，武平东面沛国的袁术军当然会有所行动。
　　是年曹操和吕布拼杀个两败俱伤，曹操军已经惨到吃人肉地步。而在建安元年的曹军，在去洛阳迎天子路上，也只能靠地方供应的桑葚、檬豆做军粮。⑧同时的袁术却一次向吕布供应米二十万斛。⑨以曹操的饿殍之卒和袁术的饱食之士交战，胜负可知。故此一战下来，出现了下面情况：
　　袁术部党与太祖攻劫，太祖出，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开门受之。寇问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
　　而《三国志，武帝纪》每逢袁术、曹操交战，若曹操占优，必大书“大破”，得地必书“拔之”，斩将必书“斩之”。此处却但书“军临武平，袁嗣降”，可见无破军，无得地也无斩将。这一战的结果是更加坚定了曹操走“挟天子令诸侯”的决心。
　　曹真两父一若曹操早投张邈必不死，一因曹操追杀张邈而亡，真是天意弄人。
　　①《后汉书、献帝纪》：九月甲戌，即皇帝位，年九岁。迁皇太后于永安宫。大赦天下。改昭宁为永汉。丙子，董卓杀皇太后何氏。乙酉，以太尉刘虞为大司马。董卓自为太尉，加鈇钺、虎贲。丙戌，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甲午，豫州牧黄琬为司徒。
　　②《三国志，吕布传》：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也。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太祖、袁绍皆与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骑都尉，迁陈留太守。董卓之乱，太祖与邈首举义兵。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
　　④《后汉书》：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中平中，黄巾贼起，郡县皆□城走，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国人素闻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陈独得完，百姓归之者觽十余万人。及献帝初，义兵起，宠率觽屯阳夏，自称辅汉大将军。国相会稽骆俊素有威恩，时天下饥荒，邻郡人多归就之，俊倾资赈赡，并得全活。后袁术求粮于陈而俊拒绝之，术忿恚，遣客诈杀俊及宠，陈由是破败。
　　⑤《三国志，骆统传》注引《谢承后汉书》：俊字孝远，有文武才幹，少为郡吏，察孝廉，补尚书郎，擢拜陈相。值袁术僭号，兄弟忿争，天下鼎沸，群贼并起，陈与比界，奸慝四布，俊厉威武，保疆境，贼不敢犯。养济百姓，灾害不生，岁获丰稔。后术军众饥困，就俊求粮。俊疾恶术，初不应答。术怒，密使人杀俊。
　　⑥《三国志，吕布传》注引《献帝春秋》：袁术议称尊号，邈谓术曰：“汉据火德，绝而复扬，德泽丰流，诞生明公。公居轴处中，入则享于上席，出则为众目之所属，华、霍不能增其高，渊泉不能同其量，可谓巍巍荡荡，无与为贰。何为舍此而欲称制？恐福不盈眦，祸将溢世。庄周之称郊祭牺牛，养饲经年，衣以文绣，宰执鸾刀，以入庙门，当此之时，求为孤犊不可得也！”按本传，邈诣术，未至而死。而此云谏称尊号，未详孰是。
　　⑦《后汉书、袁术传》：加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闲相食殆尽。时舒仲应为术沛相，术以米十万斛与为军粮，仲应悉散以给饥民。术闻怒，陈兵将斩之。仲应曰：“知当必死，故为之耳。宁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于涂炭。”术下马牵之曰：“仲应，足下独欲享天下重名，不与吾共之邪？”
　　⑧《三国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字孔渠，冯翊万年人也。初平中，为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兴平末，人多饥穷，沛课民益畜乾椹，收幪豆，阅其有馀以补不足，如此积得千馀斛，藏在小仓。会太祖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将千馀人皆无粮。过新郑，沛谒见，乃皆进乾椹。太祖甚喜。
　　⑨《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将军连年攻战，军粮苦少，今送米二十万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当骆驿复致；若兵器战具，它所乏少，大小唯命。”
转贴：诸葛亮是馒头的发明者
　　诸葛亮是馒头的发明者
　　南市地区有着众多的茶楼剧院，许多京剧“名角儿”都曾在那里粉墨登场。爷爷是位戏迷，按照现代时尚的说法是个“粉丝”，逢年过节便要在戏院包上一套包厢，领着家人看戏。
　　因而，笔者从小就得以大过戏瘾。可是，戏看得多了，也便挑挑拣拣起来，比如，不爱看《贵妃醉酒》，因为那位“小媳妇”总是哼哼叽叽地唱个没完，勾人瞌睡。喜欢看的是《失空斩》，因为戏里有“大花脸”打仗，看起来热闹非凡，就是那老头儿诸葛亮，唱起来也挺有“派头儿”。
　　京剧中的《失空斩》是《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的简称。剧情说的是蜀、魏交兵，诸葛亮兵扎祁山，命马谡防守街亭。马错用兵法，街亭失守。诸葛亮西城空虚，冒险使用空城计，使敌撤兵。战后诸葛亮斩了马谡，自贬武乡侯。
　　诸葛亮，字孔明，是三国蜀汉的政治家、军事家。刘备正是根据他的策略，联孙攻曹，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并占领荆益，建立蜀汉政权。刘备称帝，他任丞相。刘禅继位，封为武乡侯，政事无大小，都由他决定。当政期间，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推行屯田政策，并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有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曾六次出兵攻魏争夺中原，终未成功。
　　是谁把这样一个蜀汉小国的丞相推到赫然占有五千年历史泱泱大国政治家的最高位置呢？是小说《三国演义》。清·毛宗岗认为，诸葛亮是小说人物中的三绝之首：“其处也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知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残，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多，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也很高，但指出了诸葛亮的一些不足之处。就因为这几句不中听的话，破坏了先生在人们心中几乎是神仙的完美形象，为此，陈寿背了多少年诬蔑诸葛丞相的恶名。有人甚至怀疑，只因陈的父亲是马谡的部下，马谡被斩，故而他才恶言报复。当然，此系无稽之谈，况且和本文无关，且不去论它。我们虽然不管马谡如何，但这里却涉及到当年参加街亭战役的诸葛亮另一名部将——爨（音窜cuàn）习。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平南中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飞军”，“亮收其俊杰……习官至领军”，“从战街亭”。就是说，爨习本有自己的部队，曾率部随诸葛亮出祁山，与司马懿对峙街亭。说到爨习，我们需认识一种比较鲜见的文化——爨文化。
　　位于云南曲靖市沾益县马雄山东麓的珠江源，既是中国第三大河——珠江的发源地，也是孕育爨文化的母亲河。云南的陆良坝子与沾曲坝子，是爨文化诞生的腹地，被称为“爨乡”。
　　爨称为文化，是因为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它是否形成过一个民族，学界还存在着争论。但是爨氏自三国至唐曾称霸云南南中四百余年。爨人是当时南中的主体民族，其主要成分为汉族移民与当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滇人融合，吸收了两者的传统文化，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创造出了具有独立风格的爨文化。
　　爨文化的代表是举世闻名的“两爨碑”。它的行文风格，朱玄穿耳，都带有明显的汉文化特征，同时又带有当时南方民族怪诞的风格气质，既含有农耕民族严谨务实的文化心理，又有游牧民族粗犷奔放的蛮夷之气。
　　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爨文化中的这个爨字。
　　爨，《正韵》取乱切，意为炊爨，即烧火做饭。汉字造字有六书，而爨字就占了“象形、指事、会意”三事。它的头上是一个“甑”，甑是用于蒸食的古器，两边以“臼持之”。中部“冖”像个灶口，下部表示“推林纳火”，整个字的形象推演了中国发明蒸食文化的过程。爨通常有五种意思，一是“炊也”，即做饭，“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孟子·滕文公上》）。二是“灶也”，“执爨踖踖，为俎孔硕，或燔或炙”（《诗·小雅·楚茨》）。三是“火上”，“大羹湆在爨”（《仪礼·土礼》）。四是“调和五味之处”，爨室即是厨房。五是戏曲名称，“宋徽宗时，爨国人来朝，见其衣装、巾裹、举动皆可笑，使优人效之，以为戏焉”（《辍耕录》）。爨文化发展之后，扩大到包括了姓氏之爨，族别之爨，地域之爨，时间之爨，军队之爨，文字之爨等多个方面的涵义。至今，在北京门头沟还有个爨底村，却不知与云南之爨有什么文化关联。爨文化是一门涉猎很广而又较偏的学问，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谈一些它与食文化的有关皮毛。
　　如果说本文将爨文化中的食文化与诸葛亮联系起来还有些牵强，那么，下面的例子则说明了诸葛亮对食文化有着重大贡献。
　　诸葛亮是馒头（即包子）的发明者。
　　《事物纪原》载：“稗官小说云：诸葛武侯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阴兵以助之。然蛮俗必杀人，以其祭之，神则助之，为出兵也。武侯不从，因杂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面，像人头以祠，神亦助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
　　正史《三国志》也有记载：“诸葛亮平蛮回至泸水，风浪横起兵不能渡，回报亮。亮问，孟获曰：‘泸水源猖神为祸，国人用七七四十九颗人头并黑牛白羊祭之，自然波浪平静境内丰熟。’亮曰：‘我今班师，安可妄杀？吾自有见。’遂命行厨宰牛马和面为剂，塑成假人头，眉目皆具，内以牛羊肉代之，为言‘馒头’奠泸水，岸上孔明祭之。祭罢，云收雾卷，波浪平息，军获渡焉。”
　　明人郎瑛在《七类修稿》中也记有：“馒头本名蛮头，蛮地以人头祭神，诸葛之征孟获，命以面包肉为人头以祭，谓之‘蛮头’，今讹而馒头。孟获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系蜀汉时建宁（今云南曲靖）人。彝族首领。刘备死后，他曾和建宁豪强雍辏�起兵反蜀，数为诸葛亮所败，曾被七擒七纵，后仕蜀，为御史中丞。”
　　自诸葛亮以馒头代替人头祭泸水后，馒头就以傩食品的身份出现，作为祭享的陈设之用。晋束晰《饼赋》：“三春之初，阴阳交至，于时宴享，则馒头宜设。”说的是初春，冬去春来，万象，冬属阴，夏属阳，春初是阴阳交泰之际，祭以馒头，为祷祝一年之风调雨顺。不过，那时候的馒头都是肉馅的，而且个儿很大。很长一段时间馒头与馒首称谓通用。
　　晋以后，有段时间，馒头称作“饼”。凡以面揉水为剂，中间有馅者，都称为“饼”。“以面蒸而食者曰‘蒸饼’又曰‘笼饼’，即今馒头”（《名义考》）。
　　唐之后，馒头形态开始变小，有称作“玉柱”、“灌浆”的。《汇苑详注》：“玉柱、灌浆，皆馒头之别称也。”《梦粱录》中把馒头称作“馒■”。《集韵》：“■音豆，与饾同，饤也”。“饤”又作“盯”。《玉海》：“唐，少府监御馔，用九盘装垒，名‘九饤食’。今俗燕会，粘果列席前，曰‘看席饤坐’。古称‘饤坐’，谓饤而不食者。按《唐书·李远传》云：‘人目为钉会梨。’今以文词因袭，累积为饾饤。”这就是说，“饤”其实从“钉”来。“饾饤”是指供观看欣赏的看席。韩愈有诗曰：“或如临食案，肴核纷饤饾。”可见馒头当时是供观赏的看席，依然有傩食品的性质。但“饾饤”指的是点心。到了宋代馒头便成了太学生们经常食用的点心，所以《武林旧事》中称“羊肉馒头”、“太学馒头”。此说见岳珂的《馒头》诗：“几年太学饱诸儒，薄枝犹传笋蕨厨。公子彭生红楼肉，将军铁杖白莲肤。芳馨正可资椒实，粗泽何妨比瓠壶。老去牙齿辜大嚼，流涎才合慰馋奴。”
　　馒头走入民间成为食用点心后，就不再做成人头形状。因为其中包有馅，于是就又称作“包子”。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记有：“仁宗诞日，赐群臣包子。”包子后注曰：“即馒头别名。”看来包子在当时是很有身价的食品。
　　唐宋之后，馒头也有无馅者。《燕翼诒谋录》说：“今俗屑面发酵，或有馅或无馅，蒸食之者，都谓之馒头。”
　　不管有馅无馅，馒头一直担负祭供之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记有多种馒头，并附有用途：“平坐小馒头（生馅）、撚尖馒头（生馅）、卧馒头（生馅，春前供）、捺花馒头（熟馅）、寿带龟（熟馅，寿筵供）、龟莲馒头（熟馅，夏供）、葵花馒头（喜筵，夏供）、毯漏馒头（卧馒头口用脱子印）。”由此看来，在宋元时期，馒头包子可以混称，而且已经成为民间食品，但主要还是用作祭祀之用的傩食品（有关资料见《考吃》）。
　　直至清代，馒头、包子的称谓才开始分家。北方一般将无馅的蒸食称为馒头，有馅者称为包子，而南方则称有馅者为馒头，无馅者也有称为“大包子”的。时至今日，馒头与包子的称谓仍然很乱。如北方之无馅者，有的称作“馍”、“卷子”、“花卷”，也有称作“包子”的。南方之有馅者，也有称作“面兜子”、“汤包”的。不管怎么样，现实有馅无馅的馒头或包子都与诸葛亮当初创制的馒头相距十万八千里了。
　　对于诸葛先生创制馒头之“专利”，历史上也有不同看法。唐·赵璘《因话录》就说：“馒头本是蜀馔（他指出，似乎在诸葛亮之前已有馒头），世传以为诸葛亮征南时以肉面像人头而为之。流传作‘馒’字，不知当时音义如何，适以欺瞒同音（见卢谌《祭法》：‘春祠用头’）。孔明与马谡征南，有攻心战之说。至伐孟获，熟视营障，七纵而七擒之，岂于事物间有欺瞒之举，特世俗释之如此耳。”
　　赵先生之“打假”也许是有一些根据的，但是赵先生毕竟不懂得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显得有些迂腐。他更不是文化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