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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中遇到的诡异案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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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蓝色行星上，这颗星球上有白种人、黄种人、黑人，我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我们国家有大约14亿的人口，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长得不漂亮，脑子也不算好使，扎人堆里转眼就不见了。这就是我。看起来，我似乎能给自己的存在下一个定义，可合眼朦胧之间，我又迷糊了，我为什么偏偏是我？我为什么是刘欣杨而不是范冰冰呢？我到底是谁？
我跟很多朋友交流过这个话题，发现大家都跟我一样糊涂，并且是年纪越大就越迷糊。
我把我的疑问告诉了衣副主任，他哈哈大笑着问我：“你喜欢吃肉不？”
我说：“喜欢啊，无肉不欢！”
他又问我：“你喜欢帅哥不？”
我说：“那必须喜欢！”
他接着问我：“那你喜欢穿新衣服不？”
我说：“喜欢啊，你买给我吧。”
衣副主任白了我一眼，接着说：
“喜欢吃肉、喜欢异性、喜欢穿新衣服的都是俗人知道吧？想当俗人就要活得糊涂。你看人顺治皇帝，不愿糊涂，出家为僧，从此就不吃肉、不近女色、不穿新衣服了。这种生活你喜欢吗？”
“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是生不如死的，我还是比较乐意当一个糊涂的俗人。”
我这么说之后，衣副主任摇摇头，叹气道：“哎，小刘，你业障太重，看不通透啊。”接着他笑眯眯地跟我讲了一个“脱俗”的故事。
2001年，衣副主任当时还在某家医院里当精神科大夫，那时候心理咨询这一块还没有从精神疾病治疗的分类中划出去。估计很多人都知道，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咨询专业是非常出名的，但北师大心理学院是在2001年才建立的，我们现在的《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考核》制度也是在2001年才开始试行。可想而知，在2001年之前，国内对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基本上是一锅端的状态。
那年的夏天，衣副主任所在的医院接收了一位姓郭的患者，37岁、男性。因为这位患者并不是衣副主任收治的，所以在看到来了新人的时候，他就问了给郭先生做诊断的那位大夫：“老张，这哥们儿是什么问题？”
张大夫无奈地笑了笑，说：“认知障碍。”
“认知障碍”这是个很笼统的说法，就好像别人问你在吃什么，你不回答“水煮肉片”，而告诉他你在吃“川菜”一样。
于是衣副主任说：“具体点儿啊。”
张大夫笑道：“具体？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个具体法，要不你跟那哥们儿聊聊看？跟他聊聊，你就明白了。挺神的！”
张大夫故弄玄虚，让衣副主任对这位“新来的”十分好奇。于是趁着中午饭后休息，他就溜达到了郭先生的病房。
郭先生所住的病房里摆着六张床，住了五名患者。衣主任进病房的时候发现郭先生正坐在病床上乐呵呵地听另外四名病友聊天。衣副主任站在门边听了一会儿，发现这几个人看上去是在对话，你一句我一句，相谈盛欢，实际上就没一句话是正经搭上的，都是在自说自话。当然，他们如果能正经搭上话，恐怕也就不需要住在这里了。
1号床的老太太皱眉道：
“昨天我睡觉起来觉得腰有点疼，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医生把我的肾脏切除了。”
3号床的小姑娘听后甜甜地笑起来：
“《除了你我什么都不要》这首歌可好听了，听风细雨，雨后初晴，晴天霹雳！啊，我那个晴天娃娃到哪里去了，挂在窗前就找不到了。”
5号床的大爷很感慨地接道：
“找不到的不需要去理会，它只是生命中的过客。人生苦短，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郭先生盘腿坐在床上，一边听病友们聊天一边笑，却不搭话。衣副主任见状走上去问他：
“你怎么不跟他们聊天？”
郭先生无奈地笑着摇头道：
“前言不搭后语，跟他们能有什么好聊的？也就是听听、笑笑，打发一下时间，反正他们也不是真实存在的。”
郭先生这句回答，前半句出乎意料的正常，他的思维逻辑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异常，但最后一句却引起了衣副主任的兴趣。
衣副主任又问他：“他们不都坐在这里吗？为什么不是真实存在的呢？”
郭先生将衣副主任拉近了一点儿，凑在他耳边道：
“我就知道你会问我这个问题。你知道吧？人的眼睛可会骗人了，你看到的未必真的存在。就比如现在坐在那儿聊天的几个人，其实他们都是假的，都是虚设的‘布景’。”
衣副主任乐了，笑着问郭先生：“他们有血有肉，跟你我一样，怎么会是假的呢？”
郭先生盯着衣副主任看了看，半晌，他忽然问衣副主任：“你是谁？”
衣副主任说：“我是这里的医生啊。”他说着，指了指自己夹在胸口口袋上的工作牌。可郭先生却摇头。
“这也是一个设定。”
“什么设定？”
郭先生看了看窗外，笑着道：
“我们是什么？是人类。我们在哪里？在地球。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是人类，而不是其他生物；我们生活在地球，而不在其他地方？你看看窗户外的天空，为什么那是天空而不是其他的东西，你想过吗？”
郭先生的问题让衣副主任完全愣了，他无法做出回答，因为活了大半辈子，他还真的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顺着郭先生的思路，衣副主任思考了一会儿，摇摇头。
“那么在你看来，我是谁呢？”他问郭先生。
“你是一个设定。”郭先生说着指了指在正在聊天的几位病友：“你和他们一样，都是假的。”
郭先生说，从出生开始，他身边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诉他，他是一个人类、男性，生活在地球上某个国家、某个城市、某个家庭。每当他走上大街，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告诉他，这个城市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可他偏偏只是他，不是别人。为什么呢？郭先生认为，这些概念、这些人，统统都是假的，是用来迷惑他的假象。倘若他沉迷其中，他或许会被这些假象所蒙蔽，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这样，他死后，会掉入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或许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不一样，但同样的，那个“世界”也会用那个“世界”的规则继续迷惑他。如此，他只能永远迷迷糊糊地在各种“世界”之间辗转，得不到解脱。
郭先生的话让衣副主任联系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哲学和宗教里的一些思想、自我中心意识的形成等等。
他问郭先生，那么你认为你究竟是谁呢？
郭先生说他也不知道，但他正在尝试着弄明白这个问题。
此后，郭先生一直住在医院里，他很安静，不太爱跟人说话，总是笑眯眯地看着身边“虚假”的一切。他似乎正尝试用一种“疏离”的状态去生活。
直到今天，当衣副主任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告诉我，那位郭先生如今依然住在那家医院里。前段时间，他与以前医院的老同事聚餐，还提起过这位病人。他的同事告诉他，这人现在是愈发的玄乎了，有点“得道高僧”的感觉。他说，想要看破一切虚妄的东西，必须先摆脱这个世界强行施加给你的“规则”。作为人类，最难以摆脱的一项规则就是“进食”。规则告诉你，你不吃东西就会饿死。但饥饿在郭先生看来，也是一种迷惑人的假象。于是大约从六、七年前开始，郭先生逐渐减少了自己用餐的分量。最开始，他只是不吃肉食，吃米饭和素菜。到了后来，米饭他也逐渐不吃了，只吃一点点的青菜。如今，他每天只吃几片菜叶，有时候他甚至只喝一点水来维持生命。尽管骨瘦如柴，但身体检查的结果还算正常，他精神看起来也还不错，并不像虚弱的样子。再过不久，他可能就要进入传说中的“辟谷”状态了。
衣副主任说，如果你没有近距离的接触过“精神病患者”这个群体，可能会以为精神病院里关着的都是“疯子”。但他在精神病院工作了有六、七年，有时候他会觉得“不知道疯了的究竟是谁”。
衣副主任还说：“咱都是俗人，即便这个世界本质上真是一个‘大忽悠’，以咱们有限的智商也只能选择舒舒服服地被忽悠下去。至于那些偶尔会冒出来却又抓不住的‘奇怪感觉’，咱不能深入思考。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看着夕阳余晖映衬下来来往往的行人，忽然就范迷糊了。这夕阳下的城市与街道会不是只是一块巨大的幕布？那些匆匆行走着的路人，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吗？而我又是谁？
好在，这种短路的思绪并没有维持太久，当我看到路边买四川地烤的小摊，立刻冲上去要了五串青椒烤软骨。我是刘欣杨，我爱吃青椒烤软骨。
第21章 爸爸（1）
2014年3月，也就是上个月，我干了一件非常脑残的事情，那就是按捺不住寂寞跑去“相亲”，随后我很无辜地被相亲对象掐了脖子。此后，整个三月份，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先是莫名其妙得了急性肠炎，上吐下泻；接着连续感冒发烧，在吃药打吊针的情况下依然时好时坏拖了两个多星期。在此期间，我进了三次医院，并且在第三次进医院的时候，因为某种药门诊没了，医生让我去住院部四楼拿药。当时排队上电梯的人太多，我不想跟人去挤，就从后楼梯抄近路，结果误闯手术室后门，恰好遇见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用一张手术室里常见的蓝色一次性床单抬着一个死人出来……
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在医院手术室的后门，看见有死人被抬出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道理我明白，心中却依然有些膈应。我忽然想起春节过后的那宗连环凶杀。惨遭杀害的姑娘与我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命运的一刻交错。只是几秒钟的犹豫、几秒钟的行为，她抢先进入那辆黑车，惨遭杀害，我留在路边保住了一条小命。
离开医院之后，我跑去了庙里，按照大和尚的吩咐花六百块钱请了一柱高香点上，接着又跪在佛前念了三遍《地藏菩萨本愿经》，将此功德回向那位枉死的姑娘以及我的冤亲债主。大家都知道，我这人并不信佛，我干这种临阵抱佛脚的事，无非是求个安心。然而，“安心”刚找着，晚上回家，我就接到了表舅妈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之前与我相亲的那位刘先生，死了。
表舅妈说，刘先生原本是好端端的，自上次相亲回家就一病不起。我们去看他时，他忽然发狂还掐住我的脖子。在那之后，刘先生的状态一直不好，他的父母求了医生又求神棍，都没有用。两天前，刘先生在家中再次发狂，他推开父母跑出家门，就这么冲到大马路上，被迎面驶来的大货车给碾死了。据说，货车碾烂了刘先生的头部，在遗体告别时，躺在水晶棺材里的刘先生，头部是遗容处理师用特殊材料给捏出来的，他的家人为此花了不少钱。表舅妈还问我，那天跟刘先生出去，究竟去了什么地方，是不是招惹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我说没有这回事，那天我们只是在奶茶店喝东西，刚坐了没半小时，他就出去吐了。表舅妈说，那就好，她也是今天才得知刘先生出事，总觉得刘先生的死亡不太正常，她担心我，所以才打电话来问问。
我谢过表舅妈，挂掉电话，抱着笔记本电脑愣呆呆地坐在床上，后背一阵阵地发冷。
表舅妈在电话里提到了“不干净的东西”，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朱弟弟给我的紫檀木珠串。戴上那串木珠后的第二天，我就遇到了连环杀手的夏利车。倘若当时不是我站在路边拦车，那位姑娘还会抢了车吗？她可能就不会死了。有些事，就是机缘巧合的一瞬间定下了结局，如果错开那么一分钟、半分钟，结果恐怕会完全不同。而刘先生呢？在见到我之后他开始呕吐，在我去他家之后他忽然发狂……
我仔细思索着这些事情，越想就越觉得这些事似乎都是因我而起的，而我遇上这些事，恰好是在朱弟弟给我金刚杵之后。我低头看了看挂在我胸前的金刚杵，忽然脑子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念头：这东西，究竟是不干净，还是说它能把我的霉运带给别人？保得我平安，却让他人枉死？
我心烦意乱，将金刚杵的挂珠从脖子上摘了下来，扔向书桌的一角，接着我走到浴室，洗了个热水澡，10点多钟就上床睡觉了。在睡前，我做了100个仰卧起坐，随后，我一直想着吴主任说过的那句话，人要有正信和正念，自然不畏惧邪魔。就这样，我睡着了。
那天晚上的风刮得很猛，窗户关着还能听见外边“呜呼”、“呜呼”鬼叫一样的风声。我睡得迷迷糊糊，忽然感觉到耳朵很不舒服。这有点像乘坐飞机，机舱内减压准备降落时所引起的耳部不适。一开始，我只是觉得耳朵有点堵，半梦半醒间，我本能地捏住鼻子憋了一口气，但没有作用。接着，我又睡了一会儿，耳部的异样感觉越来越严重，我觉得耳朵嗡嗡作响并且还很疼。为了减缓疼痛，我想用双手用力捂住耳朵。但就在这时候，我发现我的手抬不起来了、身体也越来越重，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坐压住了我一样。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梦魇”，也就是民间常说的“鬼压床”。
在神经学上这种症状叫做“睡眠瘫痪”，是指人在“快速动眼”睡眠阶段意识忽然清醒过来，神经活动比较兴奋、但身体机能却依然处于沉睡状态的一种现象，在这种状态下，身体是不听大脑指挥的。
以前在上培训课的时候，我听老师讲过。人在遭遇梦魇的时候，如果强行唤醒身体机能，醒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心跳速度非常快。因为当时你的大脑不断向正在休眠的身体发出紧急指令，身体一着急，自然就加快了运作速度，这是很不好的。尤其对于心脏功能比较脆弱的中老年人，很可能因此引发心肌梗塞。
正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我无意与“梦魇”对抗，我是想继续睡的。可是我的耳朵实在是太疼了，耳鼓膜似乎要破了。与此同时，我感觉到一种“四周气压骤降”的感觉，不单是耳鸣耳痛，到了后来，甚至觉得呼吸困难、呼出的气被倒灌进鼻孔，然后整个人被“噎住”。求生的本能让我拼命想要睁开眼睛，但眼皮很重，怎么都睁不开。
几经挣扎，我已经憋气憋得快要炸了，最后我死命地吐出一口气，猛地睁眼，伴随着声一声高八度的国骂我从床上弹了起来。就在我睁开眼的瞬间，我看到了一道黑影压在我身上。可我坐起来之后，定神再一看，什么也没有。我浑身冷汗、心跳如雷，大口地喘着气，与此同时，那些日妈操娘的话也源源不断地从我嘴里冒出来。我不知道我在骂谁，好像不骂点脏话就会暴露出自己内心的恐惧。
我那一阵骂声惊醒了我的父母。我妈推开我房间地门，按开了电灯，见我满脸是汗、目光呆滞地坐在床上破口大骂，她也惊了，还以为家里来了小偷。也是在这时候，我才稍微收回了神，一看桌上的时钟，1点15分，也就是说，我其实并没有睡多久。
我对爸妈说，刚才只是做了噩梦，他们一脸无奈，直叹，你看你那一口的糙话，就跟菜市场里的泼妇一样，哪个男的敢娶你当老婆，随后，他们也回房间休息了。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翻来滚去，直到凌晨3点才迷迷糊糊睡着。但这一觉睡得很不好，活像跟人打了一宿架，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浑身酸疼，顶着俩只熊猫眼去上班。
8点10分，我左手拿着一个包饼、右手抬着一杯豆浆，一边吃一边慢悠悠往咨询中心走。刚走到中心大门口的停车场，看见吴主任带着一位实习生急匆匆从里面出来，一见我，吴主任就开口喊：
“刘欣杨！你来得正好。上周二，那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小姑娘，她的咨询档案你收哪去了？我在档案柜里怎么找不到？”
我见吴主任一脸着急，也没顾得上问，连忙跑进办公室，从我办公桌的抽屉里找出那份还没有完全弄好的档案，匆匆忙忙往停车场跑。这时候，吴主任跟实习生小刘已经在车上了。
我问他们：“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吴主任说：“也不算出事。就是今天一大早，小姑娘的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她的情况不太对，要我们过去看看。”
那个小姑娘来做咨询的时候是我做的记录，所以吴主任叫我也赶紧上车，跟他们一块去。小姑娘家在市中心，倒是不远，但当时正好是上班的点儿，路上车多拥挤。吴主任开着车刚到东风路口就堵死了。正好，在这个时间空档里，吴主任跟小刘也把那个姑娘的情况跟我说了一下。事情是这样的。四天之前，也就是上个星期二，一位12岁的小姑娘被妈妈和姨妈带到我们中心。
两个月前，小姑娘的父亲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而且死得很惨，据说事后尸体都没找全。车祸发生当时，这个小姑娘就在坐副驾驶位置上。她被巨大的惯性抛出了车外，掉到高速路旁的灌木丛中，所幸只受了一点轻伤。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车祸发生之后，小姑娘呆呆愣愣有两个星期没有开口说话，就像个木头人一样。当时她的妈妈刚失去了丈夫，为了办丧事忙前忙后，心情也是十分沉痛，就没太顾得上她。等到小姑娘的父亲安葬好之后，她的妈妈也就将全部的心投入到孩子身上了。这时候小姑娘也开始讲话了，并且情绪并无异常，不像刚失去父亲的孩子那样悲痛欲绝或沉默不语。只是她坚称“我爸没有死，他出差了”。如果家里哪位亲戚一脸悲痛地摸着她的头告诉她“你父亲已经过世”她会表现得非常愤怒，并不断告诉对方，“你胡说，我爸爸根本没死，他是出差了，他亲口告诉我的！”
经受了车祸的惊吓、又经历了丧父的痛苦，小姑娘处于创伤后应激状态中这是很正常的事。所以，当小姑娘的妈妈和姨妈带她到中心做咨询的时候，吴主任说，首先家人要冷静，不要再去刺激孩子。处理创伤性应激障碍、尤其是儿童的创伤性应激障碍，必须格外谨慎。如果随便使用暴露疗法和系统脱敏疗法，要求小女孩反复去回顾车祸经过，虽然能够让她逐渐认清和接受父亲已经死亡的事实，但这种方法对孩子的心理伤害非常大。孩子目前的情况是回避现实，她想通过“回避”这件事来保护自己的内心，实际上，她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不能去刺激她，而是要用“关爱”让她慢慢地安心下来。
按照吴主任的要求，孩子的母亲先配合孩子不再试图去捅破“爸爸出差去了”这个谎言，同时通过母女间多做交流、每天早晨一块去慢跑等，先让孩子的情绪进一步稳定。随后，他会根据孩子的情况，解决她在车祸中受惊、害怕坐车的问题。至于孩子父亲的死亡，一步步来认清，不能着急。
初诊结束之后，吴主任给出的处理方式是很妥当的，女孩以及她妈妈、姨妈都没有意见。但今天上午，女孩的母亲打电话告诉吴主任，说孩子出问题了。
孩子的妈妈在电话里说，做了第一次咨询之后，她听从吴主任的话，尽可能的去关心和安抚孩子的情绪。母亲加倍的关怀自然让孩子很开心，那几天上学、放学、孩子情绪都非常好，跟妈妈也是有说有笑。昨天下午，刘女士去学校接女儿放学的时候，看见女儿站在学校门口跟人说话。确切地说，刘女士看见女儿站在学校门口一脸开心的模样自言自语，看起来像是在跟人说话，但她身边根本没有人。刘女士很奇怪，就走过去问女儿：“你在跟谁说话呢？”女儿十分高兴地告诉刘女士：“我在跟爸爸说话呀！爸爸出差回来了！但他没有开车，我们只能走回家了。”
刘女士心里咯噔一下，但想起吴主任的话，觉得孩子这么做，估计只是想回避爸爸已经不在的事实，所以她也没有捅破。当天刘女士还做了一桌子好菜，女儿兴高采烈地去拿碗添饭。家里只有两个人，女儿添了三碗饭不说，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她一直在跟“爸爸”聊天。
刘女非常惊讶，在此之前，她的女儿虽然不肯承认爸爸的死亡，却从来没有假装爸爸在身边的状况。她当时就想打个电话给吴主任问问了。但她没想到，晚饭刚吃完，她女儿居然放下了碗打算开门走出去。
刘女士连忙拉住女儿，问她要去哪里。女儿回答她：“爸爸说今天他要回去，我想跟他一块走！”
这句话可把刘女士吓坏了。她急忙拉住女儿，甚至神经质地冲着空荡荡的门口叫嚷，“你要走就赶紧走，干嘛回来折腾孩子！我告诉你，我只有她了，拼了这条命也不可能让你带走！”
刘女士吼完这番话后，孩子开始哭闹，刘女士打电话叫她妹妹赶紧过来帮忙。姐妹俩折腾到很晚，总算哄着孩子上床睡觉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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