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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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支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伙伴扔进火里，背过脸去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在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王白毛因为点火烧抢被判刑七年，沈冲和陈治军则于六八年底当兵而侥幸逃脱牢狱之灾。

有分教：

张弓搭箭驾征舟，意气书生热泪流。

山雨欲来风乍起，黑云只欲摧城楼。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4。…第二十三回　空有其名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二十三回

空有其名竹篮打水一场空

虚衔何用司令辞官万事虚

话说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紧接着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说：“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此后又连篇累牍反复宣传毛泽东一九三九年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所说的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并以此为据，把去不去农村看成判断一个青年革命与否的唯一标准。而且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把到不到农村去提到革命和反革命吓人的的高度，这样一来不管你是否愿意、真心还是假意，农村就成了知识青年唯一的归宿。

从此以后长达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拉开了序幕。

红卫兵，这个在特殊年代里涌现出来的特殊群体，在为毛泽东清理了当代中国政坛的门户，扫除了诸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贺龙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以后，其本身也如同一块肮脏的不堪“政治抹布”。他们被吸尽了一腔豪气冲天的热血，换来了统治者稳固的江山，又被统治者毫不吝惜而且名正言顺的抛弃了。他们的青春被扔到广袤无垠的边疆、山川、平原、河谷的田间地头，极不情愿地“享受”着跟陶渊明一样的田园诗般的“惬意”生活，真是桃花源里可耕田了。

红卫兵们终于完成了最高领袖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此后十年陆续有一千六百多万知识青年加入到上山下乡运动中去，直到一九七八年这场令多少人终身铭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闹剧才终于“寿终正寝”，“知识青年”这一群人带着他们血泪的记忆和这个中性称呼，永远深深地埋入了历史烟云之中。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走上了上山下乡这条路。

沈冲、邰大庆和陈治军等人六八年底参军走了。

姜军、沈倩与何田田不是应届毕业生，又回到学校参加“复课闹革命”了。

封老大等一帮“知青革司”的人，本来就是六四年下放的知青，理所当然的又回到当初的出发地继续修理地球。

这时还是造反派和当权派的“蜜月期”，为了暂时安抚一下封老大，县里还任命他为白马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但封老大是个百折不回的犟种，他扔下一句话：“我才不图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这个虚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子绝不学宋江让朝廷招安，最后还不是糊里糊涂的死球了！人，生而自由，岂能为一顶既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小小乌纱帽所累？我要的不是当官，我只要做人的尊严、温饱和自由，除此以外，夫复何求？”

于是乎他连县革委会常委、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一并扔了个干干净净，又回到红州去做小工、当苦力，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忧”的逍遥自在的快乐生活。

尽管物质生活十分清贫，但只要是原来“知青革司”的老部下有什么困难来找他，他都会倾其所有不遗余力地替朋友帮忙。哪怕是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下，就算拉债扯债也是一诺千金，所以他在红州城里的人缘和口碑极佳。当然一旦他遇到什么棘手的事，别人也会毫不犹豫的为他帮忙。因此他还是红州城里的老大，只不过又多了一顶司令的头衔而已。

刚开始回到红州时他最先干的还是到码头打起坡这个老行当，所谓打起坡就是把船上的货物搬到岸上以获取搬运费。

本来红州县的码头历来是搬运公司的一统天下，只能由公司的工人或家属装卸货物，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插手这些业务，就算是皇帝老子来了也不行。但封老大在红州的名声太大，而且红州搬运公司也是“县总司”旗下的成员，公司革委会一把手又是封老大的铁哥们，所以封老大总是能在码头上揽到一份苦力活。对此他毫不在意，只要能来钱就行。

这种苦力工钱是以承包方式进行的，比方说来了一船石子，总量是一百吨，几个人把这一船货包下来，讲好搬运费和卸货时间，干完活船老板就把工钱给你，绝不拖欠。

有时他会用这笔钱和几个割头换颈的好朋友到餐馆点几个菜，来上两瓶劣质白酒，算是潇洒一回。

那时到餐馆吃饭的人不多，整个红州城只有三家餐馆。封老大经常去的是一家名叫风味酒楼的餐馆，因为这家餐馆时常有人送来野鸡野兔、乌龟甲鱼之类的野味。而那时的猪肉是七毛八分钱一斤，野味倒要便宜很多，大约只要四五毛钱一斤，所以他经常点的就是这一类菜下酒。

当然菜钱通常是封老大掏，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别人掏钱他就急，时间长了谁也不和他争，都已经习惯了。所以下放知青这些哥们十分敬重他，只要封老大发话，弟兄们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过年那五天，他天天都在为生存而奔波。

如果到了过年这几天是他最风光的日子，各路朋友都会提着礼物来给他拜年，就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古学范、县革委会副主任肖国雄都要亲自登门恭贺。封老大和客人们在堂屋里神侃胡吹，好烟好茶招待来客，韩冬英则和封老二忙里忙外张罗酒菜。说白了他把尊严看得比命还重要，他这一辈子都是为了面子而活着，因为他曾经有过太多的不幸和屈辱，因此他有一句口头禅：“老子就是不认命！”

不能否认的是，正因为这个司令的头衔使如今的封老大和刚下放以及文革初期被抄家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毕竟曾是“知青革司”的司令，也曾是县革委会的常委，而且县里部、办、委、局这一级单位的领导们和他都很熟悉，所以县建筑公司革委会黄主任很照顾他，只要是建筑公司的工地封老大总有活干，而且还带着弟弟封百龄一起打工，兄弟俩每天都能挣到两块四毛钱。他的弟弟封老二也不再以钓黑鱼、逮黄鳝、摸甲鱼来养活老娘韩冬英。兄弟俩每个月一共有近七十元的工钱，这让韩冬英有一种生活在天堂般的感觉。相对于文革前的日子，她觉得现在已经是富得流油了，再也不用到菜市场捡拾人家不要的烂白菜帮子、烂土豆充饥了。

有分教：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忧。

弼马温官何所似？天宫总难容猕猴。

正是：无酒我何浇块垒？醉来赢得自由身。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5。…第二十四回　效名士都是清谈豪客

第二十四回

效名士都是清谈豪客

埋祸根齐聚文学沙龙

话说辛建是应届毕业生本来应该下放，但是他的父母都是地直单位的干部，已经在六八年十一月随地区五七干校一起到红州地区下面一个山区县去搞“斗批改”。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在上学需要照顾，因此他逃脱了下放的命运，却有了更充足的时间用来读书。

但凡能收集到的书他统统都读，美其名曰：开卷有益。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鲁迅的书以外，就连五十年代出版的《联共（布）党史》、黑格尔的《小逻辑》、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都是硬啃。

铁戈也成天泡在他家看书，不过他对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书不感兴趣，倒是对文学方面的书非常偏爱。

辛建家里本来就有不少藏书，加上从沈冲、姜军那里借来的书，使铁戈远离了他的那些小兄弟。

铁夫也和地直机关的干部到五七干校住学习班去了。

没有父亲管束的日子就是铁戈最幸福的日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看书，在书的海洋里尽情遨游，如醉如痴。吃喝拉撒睡基本上都在辛建家，妈妈完全管不了他。如果单就这一点来看，铁戈是真心真意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看了《普希金抒情诗选集》、《莱蒙托夫诗集》、《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鲁宾逊漂流记》、《莎士比亚悲剧集》、《牛虻》、《绞刑架下的报告》等外国名著，也看了许多中国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比如《乐府诗选》、《诗经试译》、《宋词选》、《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等等。这些中国古典文学虽然看起来有点吃力，但每当弄懂了一段历史、一个典故、一首诗词或一篇古文，他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兴奋异常。

他的学生时代在一九六六年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就一去不复返了，学校、教室成了他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也成了他永远的心痛。他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失去的才是最宝贵的，原来没有珍惜的现在应该加倍珍惜，珍惜无声无息不知不觉流淌的时间，珍惜来之不易的各种禁书，珍惜恬淡幽静的读书环境。虽然他不知道知识决定命运，学习成就未来的道理，但他知道以自己小学“本科”的学历很难胜任将来的工作，尽管他还不清楚自己将来到底会做些什么。他开始拼命读书，徜徉于书的海洋之中。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今年才刚满十四岁，现在恶补文化知识应该是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汪寿龄发现他再也不带老山包的孩子们到处惹是生非，觉得很奇怪，便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现在每天都在辛建家里看书。

汪寿龄听了以后极为高兴，她说：“我小的时候你外公总是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铁戈，男人就应该多读书，将来才能建功立业，像你以前那样疯玩能有什么出息？你爸爸打你都是为你好，还不是要你好好学点东西，长大了也好成家立业。”

铁戈得到妈妈的支持，更加疯狂地看书，读书给了他向上进取的精神力量，那时他每天至少要看十几个小时的书。后来他说，那一段时间是他看书最多的时候，也是最幸福的时候。

应该说在那个横扫知识的年代里，能够有时间读到那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是极为罕见的。

话说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起，红州地区的红卫兵、造反派就倒了血霉。

古学范、肖国雄、姜军和封老大等人，都被工宣队“请”进了“五不准”学习班。

这种学习班对于姜军来说虽然是第一次，但他有过一次坐牢经历，有了坐牢这碗“酒”垫底，学习班在他眼里根本不在话下，他采取的对策就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遇事就顶。

他在学习班里大吵大闹：“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跟着毛主席造反有什么罪？老子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你们凭什么把我关起来办学习班？你们说我错了我就错了？就算我错了那也只是个认识问题，又不是反革命，你们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是夏天，算账要等到秋后呢！”

学习班那些人要他交代文革中发生的事，比如怎样策划楸斗领导干部，怎样策划武斗，谁在里面起了主要作用等等，他就说不知道或者是搞忘了，软磨硬抗就是不交代问题。初生牛犊不怕虎，他的态度极其强硬，因为他只有十四岁又是在校初中生，所以办了一阵子学习班又把他放回去上学了。

话说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的重要问题》的社论，社论说：“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的，或者只是形式上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可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当时那些三结合革委会里的军队和原地方领导干部，对靠造反起家的人普遍都很反感，造反派感到普遍受压。当权派最可怕、最毒辣、最阴险的一招，则是通过“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整党”和“清队”等一系列“斗、批、改运动”，制造大量冤案、假案，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政治上的对手投进监狱，彻底清除掉。

有了这篇社论的指引和鼓动，首先是山东的王效禹（原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央委员）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振臂一呼揭竿而起，继而又引发了湖北、四川、安徽、陕西、浙江等地的反复旧运动。“钢工总”的智囊人物胡厚民看到了报刊上有关“反复旧”的提法和王效禹的文章，便到了山东取经。联系到武汉造反派目前十分艰难的处境，实质是复旧和反复旧、复辟和反复辟、夺权和反夺权的问题。他认为六八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是“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当权派在舆论宣传上竭力使造反派妖魔化，通过办“五不准”学习班的办法，把造反派从权力机构中剔出去，然后又用扩大革委会代表的数量的阴招，把保守派大量扶上台，这就使得造反派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从而更加无所作为。

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此时大中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已离开武汉，有的分配工作，有的下放农村，钢新两派的工人造反派自文革开始以来首次独立面对强大的反文革派亦即军人执政者，胡厚民由此认为必须团结“新派”一起进行反复旧，为此作了很多工作。

武汉的反复旧运动在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的带领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红州地区的“反复旧”运动是郎超雄具体领导和指挥的，当时红州地区的造反派头头们基本上都进了五不准学习班，地委把地直单位的干部统统迁到麻埠县大山里的五七干校去搞斗批改。红州地区的反复旧运动实际上是由郎超雄这个外来人组织实施的，他把红州地区的所有学校的学生都调动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火把游行，要求地区革委会主任史臣、副主任古良才出来和他们对话，姜军、柳六一、章子野等人也积极参加了这次短命的运动。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要把“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以此显示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实现他所说的：“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扫尾”的愿望。

然而此时爆发的反复旧运动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它破坏了毛泽东苦心经营的“大好”局面，因此全国一些省份的“反复旧”运动受到中共高层的强烈关注。为了解决湖北的反复旧问题，周恩来通知武汉市参加省一级革委会常委以上的造反派头头到北京办学习班，周恩来五次接见了红卫兵、造反派代表，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还有康生、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和谢富治等，最后形成了“五二七指示”，压迫武汉造反派就范，此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再也没有大的行动。

武汉市“反复旧”运动无果而终，红州和全省的“反复旧”运动跟着就此偃旗息鼓了。

话说郎超雄一九六三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再加上学习又十分刻苦是系里的尖子生。而且他博览群书，对哲学、政治经济学、逻辑学、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算得上是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

文革期间他是第一个在学校张贴工作组大字报的人，受压最早最厉害，所以造反也最坚决。

他与华师的教务长陶军是忘年交，这位教务长早年曾与著名的“三家村”之一的邓拓在《解放日报》共过事，因此文革初期即被工作组抛出来作为黑线人物打倒，所以他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从内心来说是坚决支持的，他与郎超雄成为忘年交完全是因为前者激赏后者的才气。

一九六八年秋郎超雄被分配到红州县附近农村的白湖中学，担任数学和历史老师。因为姜军和郎超雄在文革初期就认识，十分推崇郎超雄，他俩经常彻夜长谈，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并把辛建、铁戈等人介绍给郎超雄。

一天下午姜军买了些菜，请郎超雄在辛建家吃饭，同时也邀请铁戈作陪。

酒席就摆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四个人各据一方，边吃边谈。

酒酣耳热之际，姜军提议道：“郎老师，铁戈的嗓子特别好，让他唱几首歌，助助酒兴如何？”

“好啊！”郎超雄欣然同意。

铁戈也不推辞，问道：“郎老师想听什么歌？”

“你会唱什么歌？”郎超雄反问道。

辛建介绍道：“六六年他就考上了地区文工团，会唱的歌多得很。”

“会唱《外国民歌二百首》里面的歌吗？”郎超雄问道。

铁戈马上亮开嗓子把他最拿手的《三套车》唱了一遍。

一曲歌罢，郎超雄击节赞叹道：“典型的男中音，浑厚深沉，很有专业演员的味道。会不会唱中国的古代诗词？我还是偏爱中国的古典文学。”

铁戈接着又唱了岳飞的《满江红》、陆游的《钗头凤》以及《阳关三叠》和《苏武牧羊》。

郎超雄很舒适地靠在藤椅上，半闭着眼睛津津有味地欣赏着，食指和中指和着节拍轻叩桌面，一副如醉如痴的样子。

铁戈唱罢，郎超雄连声赞道：“天籁之音，天籁之音啊！古人说‘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今天领教了。来，我敬你一杯酒，就凭这美妙动听的歌声也该浮一大白。”

说得姜军和辛建大笑起来。

四个人一边慢慢喝着酒，一边闲聊，谈的都是文学方面的东西。郎超雄本来就十分健谈，再加上喝了点酒，兴味盎然，谈锋甚健。

他正襟危坐，说道：“我最喜欢岳飞的《满江红》，真是写绝了，写得悲壮沉雄，堪称千古绝唱。有学者考证说这是后人伪托岳飞所作，我不这样认为。这首词写得雄浑豪放，虽苏辛派词人也难比肩，更非常人所能企及。没有那样的经历怎么可能写得出这样荡气回肠的词？选择《满江红》这样的词牌，必须用仄声韵，唱起来才能响遏行云，不如此，岳飞胸中块垒岂能一吐为快？刚才铁戈唱陆游的《钗头凤》用的也是仄声韵，但是唱出来的效果和《满江红》绝然不同，因为两人表现的主题不同。现代人写词牌首推毛泽东，他的词写得好的第一要算《沁园春·雪》，颇有王者之气，其次就是《忆秦娥·娄山关》悲壮而不悲凉。”

辛建说道：“古人和毛主席都受过古诗词这方面的专门训练，好的诗词大概被古人写完了，现代人怕是再难写出好作品。”

姜军对古典诗词缺乏兴趣，不甚了了，只好在一旁“挂耳科”。

铁戈倒是在姜军搞运动时苦读了一些古典文学，现在又是学习的好机会，所以听得津津有味。

郎超雄不同意这种观点：“这倒不尽然，写得好的不多，但不是没有。你去拿笔来，我把华师教务长陶军送给我的两首词给你们看看，让你们见识见识现代人写的词牌是什么水平！”

他提笔飞快地写出两首《木兰花慢·赠友人》词。

木兰花慢·赠友人

其一

算来征腐恶，猛涤荡，近三年。小将向朝阳，联翩赴继，胆略谁边？青春不妨用此，让峥嵘岁月去冲天。“狼子藏刀休去！”一声金石铿然。阑珊，正我激流船，唾晕满青衫。悔过去都然，虽犹未晚，箭已离弦。知音乍成陌路，痛前程无计挽狂澜。瞩目弥天景色，笑谈初识英贤。

其二

不堪秋又晚，木叶下，依南楼。学事看成就（平）。聚长终散，鞘出吴钩。年来大开大阖。记谈心央夜始归休。风物常量心眼，布衣凌视王侯。消愁。却忆翠湖游，漫放木兰舟。愿此去征途，怒涛习水，再沐溪头。红州古来胜地，有忠心不为计沉浮。莫折章台细柳，看君稳步神州。

铁戈接触古典诗词的时间不长，对这两首词似懂非懂。

姜军就更不懂了，他问道：“什么意思？”

郎超雄大略地讲了讲这两首词的意思：“这是六八年秋天临近毕业时我和他泛舟东湖的第二天写给我的。词中的‘算来征腐恶’是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将近三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