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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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准备就绪，张副连长（同时兼任炉工班班长）一声令下点火开炉。马达带动鼓风机发出阵阵轰鸣，炉口上方腾起熊熊烈焰，浓烟、粉尘、铁屑和细小的焦炭颗粒全都随着鼓风机强大的气流冲出炉口，煞是壮观。送风约十分钟后，一条细小的铁水缓缓流出，但却没有人去管，任其白白流淌。

铁戈不解地问副连长张师傅：“这铁水白白流了岂不可惜？”

张师傅一笑：“铁水温度没有上来，现在堵住出铁口，铁水一凝固，你想打都打不开。”

铁戈又问：“怎样才能知道温度上来了呢？”

“现在铁水是暗红色，等到铁水出现耀眼的银白色，那时候铁水的流动性才能达到浇铸的要求，就可以堵住出水口。”

铁戈心想，这里面学问还真不少，看来不光要观察师傅操作，还要勤问。所谓学问学问，就是要边学边问，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技术。那时的青工都怀着学好技术干革命的真诚愿望，都想把技术早日学到手。

出铁水了。师傅们带领青工开始浇铸，政治处李主任亲自抬铁水包，这一举动使所有人倍受感动。

这人是河南人，二野南下干部，当时四十多岁，行政十五级，在铁戈眼里是个大官。只见他头戴柳条安全帽，身穿厚厚的帆布工作服，脖子上扎着白毛巾，脚上系着鞋褡子，完全是一副老工人的打扮。他不是装样子而是真干，他到铸造连参加开炉直到一九七三调回红州为止，除了生病和出差基本上没有落空。

这个人是铁戈心目中真正的共产党的干部。三十多年后，当年铸造连的工人只要提到李主任，人们仍然是赞不绝口。

正是：因陋就简小作坊开创大业，土法上马老干部率先垂范。

铁戈开始了青工生活，他对于学习技术非常认真，而每个星期六天早晚的政治学习，则让他不胜其烦。

八月初厂里给铸造连调来一个姓王的连长，此人是原武汉独立师即8201部队的一个班长。六七年“七•；二零”事件后，该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秉臣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一起被整肃，8201部队的指战员大批退伍复员。因为王班长是巴水人，所以被分到这个厂的铸造连顺理成章的当上了连长，而另外几个搞业务的师傅全都是副连长。

这个王连长一来就把部队那一套东西全都带到铸造连，每天早上哨子一响，全连就得出早操跑步，这在其他连是绝对没有的事。那些青工大的不过二十岁，小的只有十七八岁，铁戈最小，刚刚十六岁多，正是爱睡懒觉的时候，被楸着耳朵拉出蚊帐去出早操，叫苦不迭，心里早把王连长的祖宗十八代操了个遍。

出操完毕洗罢口脸，各班又开始雷打不动的天天读。读的是文革中著名的“老三篇”。然后是谈个人的学习心得，每个人都必须讲，却又都是言不由衷的假话。

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王连长并无演讲口才，总是翻来覆去地说车轱辘话，听得耳膜都起茧子，铁戈对此深恶痛绝，但又不能提出异议，只能硬着头皮听下去。

王连长不懂铸造，却又不愿意学铸造技术，成天这里转转那里看看，像个监工一样。到晚上全连政治学习他就开始耍嘴皮子。其实说他耍嘴皮子那是抬举他。北京人称耍嘴皮子为“贫嘴”，“贫嘴”说出的话常常是妙语连珠，令人捧腹。

王连长六零年小学毕业在家务农，六六年参军，六九年复员，也就是个小学水平，肚子里实在没有多少货，可他又喜欢刚愎自用，非要全连围着他转，而几位副连长就是不买他的账。

这几位副连长在一起谈的都是技术问题，比如木模怎样避免出现吊砂，炉子怎样提高焦铁比和炉温。这些东西对于王连长如同天书，所以大家对他常常是冷嘲热讽，这样就产生了矛盾。

王连长则借晚上政治学习的机会敲打几位副连长，说他们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你打你的鼓，我放我的炮。”一开始大家觉得在四句顺口溜即形象又押韵，可他老是这样说，久而久之未免令人生厌，副连长们更加鄙视他，王连长开始整人了。

铁戈记着爸爸学好技术干革命的话，成天往几位副连长那里跑，讨教技术问题。再加上他非常厌恶王连长的为人，平时经常嘲讽他，这就成了王连长的眼中钉。

也是无巧不成书，一天晚饭后铁戈在会议室里看大字报，都是些关于“一打三反”运动言之无物的屁话，根本没有多少人看的口诛笔伐刘少奇的东西。这些大字报全都是上端贴在铁丝上，下端任其在空中悬挂着。

铁戈边看边弹火柴玩，一不小心点着了一张大字报的一角，瞬间火苗就“呼呼”地往上窜。他忙不迭地用手拍打，然而无济于事，这张大字报还是烧了。在文革期间烧毁大字报那可是个大问题！王连长这一下可算是找到整人的好借口，马上组织全连开会批判铁戈，并派人上报厂部。

政治处李主任听说有人烧毁大字报，匆匆赶到会场。

铁戈看过多次批判会，可那是别人在台上挨斗，他当观众。这次却是革命群众靠墙坐了一圈，他成了被批斗的对象。

王连长满脸阶级斗争的肃杀之气，义愤填膺地说：“刚才就在这个会议室里，我们连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铁戈放火烧了一张大字报。在毛主席、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期间，铁戈竟敢明目张胆地烧毁革命群众的大字报，完全是和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件事充分说明了新厂也有阶级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下面请大家踊跃发言，批判铁戈的反动思想。”

话音刚落，铁戈第一个举手要求发言，这大出王连长意外：“批判会还没有开始，你发什么言？”

“你的开场锣鼓已经打过了，这说明批判会已经开始了。不就是烧了一张大字报吗？你说什么我和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又是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我家八辈赤贫，要不是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我做梦都当不上工人，感恩都来不及，哪来和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的道理？今天是星期六本来没有政治学习，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就因为我烧了一张大字报，连累大家放弃休息来开我的批判会。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对不住大家，仅仅就此而言，我认为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死了喂狗，狗嫌我臭。”

列位看官，这铁戈把文革期间惯用的语言放在自己头上，是故意用一种叫扩谬法的修辞方式“自我批判”。他只说因为耽误了大家的休息，所以有罪，且有罪到了罪该万死的程度。但仅仅因为这件事而罪该万死显然说不过去。这就把一个很小的谬误加以扩大，使之在逻辑上站不住脚，让众人明显觉得王连长是小题大做。

接着铁戈话锋一转，祭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犯了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说：‘我们实行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一要允许人改正错误，二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不知道王连长能不能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他说这话时眼睛看的不是王连长而是李主任。

“怎么改？”王连长问道。

铁戈说：“这张大字报是陈达写的，底稿应该还在大批判组。我想把这张被烧了的大字报凭记忆写出来，然后请你们拿底稿对照，如果错了一个字或者一个标点符号，你王连长再批判我也不迟。”

这个提议得到几位副连长的积极支持，其余的青工也鼓噪起来，不为别的都想看看铁戈的记忆力到底怎样。

李主任到底是老干部，政策水平不是王连长之辈能比的，他想了想说：“如果铁戈能把这张大字报大意写出来，我看这个会就不用开了。”

李主任也想看看铁戈到底有何能耐，大家都不相信他能把那张大字报的内容复原，所以李主任特意强调“大意”二字。

铁戈从容地摊开白纸，手拿毛笔，凭记忆默写着，不到一刻钟一张大字报就写了出来，李主任拿着底稿逐一核对，不禁大吃一惊，竟然一字不差，甚至就连标点符号都没错，人群里发出一片“啧啧”的惊叹声。

李主任宅心仁厚，这时发话了：“王连长你也看到了，他写的和底稿上的一模一样，这个批判会我看就算了。他也就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失手烧了一张大字报，哪里谈得上跟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这种无限上纲的做法要不得。”

王连长此时只能唯唯诺诺，这人有个毛病就是怕比他大的官，人家放屁他都说是香的。

“铁戈啊，这件事你还能补救，你没想到隔壁就是木模车间，你再看看这里，”李主任指着头上的房顶说：“这都是五八年修大坝时的工棚，它上面的桁条、屋架都是杉树做的，这要是烧着了，那个娄子就大了。记住，以后不准玩火！”

三十多年后，铁戈去拜访李主任，他已从一个县团级局长的位子上离休多年。

谈起补写大字报的事他还记忆犹新：“真不简单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还有过目不忘的人。已前听老人说或者是在书上看到有这种人，还以为是吹牛，没想到还真亲眼看到了，厉害呀！”当然这是后话。

散了会，徐怀青把铁戈拉到外面骂道：“你硬是个苕，怎么在那里也敢玩火？你要是把木模车间烧着了，那就在劫难逃！”

铁戈轻松一笑，不以为然地说：“老子是在劫不在数。”

这是铁戈进厂不到一个月所遇到的批判会，由于有惊无险，他并没有把临行前妈妈说的“做人难”的话放在心里。他对社会的险恶和丑陋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感性认识，还是以小学生般的诚实和善良，轻信这个疯狂年代的所有谎言与邪恶。

他的独立生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有分教：

少年懵懂只贪玩，不信人间行路难。

教训虽小应记取，心宽嘴稳身安然。

正是：浑浑噩噩不信人间行路难，懵懵懂懂开始独立新生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5。…第三十四回　建新厂基建工地放大炮

第三十四回

建新厂基建工地放大炮

抒豪情国庆专刊献小词

白菂河设备厂不可能永远都在茅草棚里生产，厂里决定新厂房建在月山脚下，要在这里兴建厂房必须炸掉几个小山头，劈出一块平场子。

月山脚下红旗劲舞东风，人喊马嘶车忙，在这亘古不变的土地上开山放炮隆隆的爆炸声不绝于耳。除了老师傅在搞生产外，各连都抽调大批青工参加基建，铁戈和徐怀青这样的壮劳力都被派到工地去拉板车运土。

这种土是已经风化了的花岗岩形成的，他们把土拉到一条大沟里倒掉，把它填成一个平场子，用来增加新厂区的面积。那时候讲的就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反正就是要战天斗地，土法上马。

搞基建也是一种革命工作，所以铁戈干活特别卖力，他和徐怀青、暴林被分去拉土，别人装上半车就走，他偏要每一车都装得满满的才走。别人是拉着板车走，他是拉着板车跑，这样就可以多拉几车土。他不图别的，也不图表扬，就是认定革命青年应该为建设祖国多做贡献，这个道理很浅显，不用任何人说也应该这样做。

暴林教他偷懒：“慢点干，你干得再多也就十八块钱一个月，没人给你涨工资，你这样没命地干是不是图表扬啊？”

气得铁戈把暴林大骂一顿：“放你妈的狗屁！表扬算个什么，干革命哪能偷懒？你老爸也是南下干部，想当年我们的老爸都是枪林弹雨提着脑袋打出来的，我们现在了不起就是多出点力，比当年那些老革命流血牺牲强得多，我就不明白怎么老暴家怎么生了你这样的东西？你他妈不干拉倒，给老子滚一边去！”

直骂得暴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暴林打不过铁戈，只好忍气吞声。

光有厂房还不行，还必须搞点绿化，美化一下环境。于是半个月后厂部又派铸造连的铁戈、徐怀青、范火木、暴林和杨乐到水库管理处的山上挖楠竹种在松软的填土层上面。然后又在上面拦腰挖出一道道沟，插上迎春花的枝条，这样做既可以固定土壤，又可以使它将来变成一个高达二三十米的碧绿的迎春花瀑布。

从厂里出发到管理处的山上挖楠竹一个来回有两公里，而且还要爬山越岭，运回厂里以后必须马上挖坑栽上，浇水这样的轻松活是女工的事，铁戈他们接着又要拉下一趟，根本没有时间休息，这样每天都要跑六个来回。可怜铁戈因为把第一个月十八块钱的工资给爸爸妈妈买了些东西，到白菂河时身上大约只剩十块钱了，又要吃饭又要抽烟肯定不够用，可他就是不张嘴向别人借钱，那是很丢脸的事，所以只能硬扛。铁戈很喜欢游泳，刚到白菂河时每天晚饭后他都要和徐怀青到水库游上一个多钟头，自从开始搞基建以后他再也没去游过。他每天早餐、中餐、晚餐分别买二两稀饭一个腌菜，吃完晚饭后再买二两稀饭一个腌菜留着睡觉前吃，这样就不至于半夜饿醒了。每天只喝八两稀饭远远不能满足生理需要，常常是饿得头昏眼花有气无力，躺在床上冒虚汗，但他却仍然和大家一起坚持着超强度的重体力劳动。那一年他刚满十六岁正处在发育阶段，本来长得就瘦，如今更像一根竹竿了，这是他一生在钱的问题上最艰难的时期，后来每当说起这事他都感叹不已。

厂里本着“节约闹革命”的原则，把爆破后的花岗岩全部用来砌成墙体，这样一能就地取材省下购买红砖的费用，又能节约大量的运输成本，新厂房很快就有了雏形。

到了九月中旬，一块一平方华里平平展展的新厂区就展现在人们眼前，眼看十一国庆节就要到了，厂里和各连都要出国庆专刊，好的稿件还要送到厂里去。

铁戈面对热火朝天的基建工地，不禁豪情满怀（那时候特别容易产生这种“豪情”），写下一首小词：

寄调《忆江南》

白菂河，

山多水亦多。

备战备荒为人民，

兴建厂房心怀阔，

我爱白菂河。

连里认为这首小词写得不错，把稿子送到厂里。

列位看官，这是铁戈自打娘肚子出来以后写的第一首词，平心而论除了格式和字数没错以外，词中都是政治口号，而且不合词牌格律。但他只知道要把对毛主席党中央虔诚的爱表达出来，这是他发自肺腑的感情，一定要一吐为快。

厂政治处李主任认为这首小词表达了真实感情，很快圈定：“可用。”于是便堂而皇之地上了厂部的国庆专刊。李主任还在大会上表扬了他，这使他自我感觉十分良好，颇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观尽长安花”的味道。

当然他也没有飘飘然到连自己有几斤几两也不知道，他明白就凭自己肚子里小学“本科”那点墨水，很难胜任以后的工作。党和毛主席都看着我们这一代人，不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将来怎么担负起毛主席对我们的嘱托？这更加激发了他看书学习的积极性，这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青年人朴实的感情。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旺盛的精力多得释放不完，总不能成天除了上班，晚上就是政治学习。文革期间的文化生活实在是太单调，设备厂又建在三县交界的大山深处的小镇上，铁戈形容它太小时常常说：“老子一泡尿还没屙完，就在镇上走了个来回。”

说它小，还真是小得可怜。全镇只有两横一竖两条街，犹如一个“工”字，而那一竖还是白菂河的月弓桥。镇上除了有一个副食品商店，一个百货商店，一个小旅馆，一个照相馆，一个小餐馆，一家医院、一个邮电所和一个小车站以外什么也没有。而且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物资匮乏。

每个月大约能看到一两场电影，无非是“三战”（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和八个样板戏来回倒腾。厂里的青工普遍蔓延着思家情绪，甚至发生了一个名叫徐志刚的十二岁的童工私自逃回山东老家的事（此人的父亲也是南下干部）。

气得厂党委林书记在全厂大会上连连叹气道：“我这哪里是党委书记，我硬是成了幼儿园的园长。”

为此厂里决定广泛开展各项文体活动，以解决职工单调的文化生活，从而稳定人心。

厂里当时有铸造、电机、工模、水机、金工、微型、机修、厂部等八个单位参加篮球比赛。

铁戈此时已经长到一米八八，铸造连当然选中了他。可是他除了小学六年级体育课时摸过一次篮球外，对这玩艺儿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

铸造连第一场比赛是与电机连对阵，恰巧对方也有人身高一米八六，也不会打球，于是两人站在球场中央如同两根电线杆似的看着其他队员满场飞，自己只能干瞪眼。

场外的观众大笑道：“这哪里是打球，是在比高矮。”

由于电机连有三个人是厂代表队的，阵容比较整齐，铸造连输得一塌糊涂。比赛结束后，大家到河里洗澡，气得张副连长直骂铁戈：“你真是和尚的鸡巴——白大了，这么高的个子一点用也没有！不说要你进攻，你帮着防守也行啊，你可倒好站在场上当起了观众。”

这一下强烈刺激了他的自尊心，他当场发誓：“老子三年内打不上厂队的绝对主力，我他妈就是众人养的！”

设备厂有几个打篮球的高手。有个姓刘的，是厂政治处王为仁副主任的侄子，此人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打的是组织后卫。他的弹跳好，速度快，视野开阔，战术意识很强，常常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把球恰到好处地传给队友，也能假装分球而突然加速上篮得分。还有一个左前锋是缅甸归国华侨，身高仅有一米六八，大家都叫他小华侨。别看他是个小不点儿，却有不少绝招。为了弥补身高不足，他的假动作极多而且极为逼真。他投篮精准，能左右脚起步，左右手上篮。而且他的体力绝佳，速度极快，他曾创造了在一个下午之内连续打了一场足球、一场篮球、一场羽毛球和一场排球的记录，厂里至今无人破此记录，所以他又得了个外号叫“跑不死”。铁戈为了学打篮球，就偷小华侨的球技，只要小华侨打球他就在一旁观摩，等小华侨走了，他就一遍又一遍地模仿、苦练。

铁戈的副连长张师傅原来是红州县机械厂的，这个厂的球队其实就是红州县代表队，中锋是张师傅的师兄。张师傅在厂里当工人时也常常在球场上玩，所以他的球打得也不错。

他告诉铁戈：“从你的身体条件来看，你的身高、弹跳力、爆发力无论哪一方面都比我师兄好，他的绝招是篮下左右翻身投篮。你如果学会了他的翻身篮，哪怕是一米九几的人都很难防住你。这个动作我做不出来，但我知道怎么做，我来教你。”

于是只要不下雨他就天天泡在球场上苦练，少则四五个小时，多则要练七八个小时。有时打累了他就坐在场下一边抽烟，一边观摩其他人的动作，只要发现某个人的动作既好看又实用，他就反复练习这个动作，直到完全掌握为止。

在没有正规教练的情况下他只能学习每一个人在他看来值得学习的动作，加上他的悟性极高，天生就有运动员的天赋，所以很快就进了厂队，第三年他真的成了厂队的绝对主力，第四年被巴水县代表队调去，并且能打中锋、左锋和后卫。在这三年里他练得很苦，一共打破了十一个球，穿破了十三双鞋，其中有两双还是劳保的翻毛皮鞋。

在开展体育运动的同时，厂里又集中了全厂会唱歌跳舞的高手成立了宣传队。设备厂真是人才济济，武汉下放知青聂士敏会跳舞，周学烈的歌唱得很好，姚英大既会弹曼陀林又会说湖北大鼓还能当篮球裁判，可谓多才多艺。鹰峰县的冯秀英、龙英的舞跳得不错，红州的舒兰英不但跳舞不错手风琴也拉得很好，这些有文艺细胞的人全都抽到宣传队来担当主力，反正只要你有一技之长都在征召之列。

刚一开始排练政治处李主任就发现一个问题：宣传队阴盛阳衰，于是又从各连抽调相貌、身材和嗓子条件比较好的男青工充实宣传队，据别人说铁戈的嗓子很好，曾在地区文工团干过几天所以也被抽去。

别看他在文工团干过，但他怯场。他自己说：“不怕天，不怕地，就怕上台去唱戏。”而且他天生就不爱跳舞。他同意到宣传队去是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因为宣传队每天晚上要排节目，而这正是各连政治学习的时间，所以他宁可去宣传队，也不愿参加那种假话套话连篇的政治学习。但他的兴趣在篮球而不在跳舞唱歌上，因此他耍了个滑头，晚上政治学习时他就对连里说去宣传队排节目，对宣传队又说在连里参加政治学习，实际上他带着禁书和大蒲扇躲到澡堂里看书，一个月后他的鬼把戏被拆穿了。

一天李主任到铸造连检查学习情况时问王连长：“最近铁戈怎么没有到宣传队呀？”

王连长一脸茫然：“不会吧？他每天晚上打完球准时向我请假到宣传队去。”

“不对呀，宣传队说他根本没去。”

王连长马上派人叫来铁戈：“李主任说你没有到宣传队排节目，你到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