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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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歌曲集铁戈只能忍痛割爱了，谁知道他们还要在监狱里呆多长时间？有音乐陪伴着他们时间也好打发些。就像铁戈在球场上疯狂地打球一样，也只有在激烈的比赛中他才会忘记自己犯人的身份。

他又问道：“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大家都说出来，只要老铁我能办到的，一定让各位满意。”他又发了一圈烟。

大脑壳慢吞吞地说：“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你能不能帮我搞两瓶酒进来？”

牛瞎子也说：“这倒是个正经事，铁戈，帮我也搞两瓶。”

曹矮子、余友新等人也要两瓶，铁戈明白他们手上都偷偷地藏着钱，但这种犯忌的事不能说破。

他笑道：“伙计，麻木，一群麻木。”

大脑壳却另有高论：“在这个社会最底层里还要那么清醒有什么用？这大千世界本来就有很多事不是人所能掌握的，我们哪个想坐牢？不都进来了吗？无奈呀无奈，我看还是迷迷糊糊混刑期好些，我要是在这里太清醒早就愁死了，混吧，混一天少两个半天，这叫自我麻醉。”

“那好，中午吃饭时我就把酒带进来。伙计们，我想在这里再吃一次牢饭，以后怕是吃不成了。等一下我到外面去搞几个菜进来，大家喝一个告别酒。上了一通宵夜班大家都累了，你们去睡觉吧。我明天要走，时间很紧，我现在就去给你们办事。”

众人都散去了。

铁戈拿着入狱时带进来的旧军用挎包正准备走，又有些人涌进十监号，请他把申诉信带出去邮寄。

铁戈跟这些人平时不怎么打什么交道，因为这些人都不是球队宣传队这个圈子里的人，他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大刑期，不是死缓就是无期，最少也是二十年。这些人不把申诉材料交给干部，主要是想在干部那里留下一个认罪服法的好印象，以利于日后减刑。但同时又不想放弃彻底平反的希望，所以都趁这个机会托铁戈把申诉材料带出去。五队已经有几个人平反或改判出狱，但没有一个人让他们带申诉信出去。现在有多达二十几个人请他把信带出去，因为大家知道铁戈是个讲义气又敢作敢当的人，特别是他拒绝干部要他打彭定安的事更赢得了众多犯人的钦佩，所以才这样信赖他。

铁戈把所有的申诉信都放进军用挎包里仔细扣好带子，从容走到监狱大门口，哨兵查看了临时通行证后挥手放行。

他走上人行道两眼像贼似的仔细搜寻，不是看街景而是寻找邮筒。当他在一个拐角处发现一个邮筒后，却并没有立即把那些维系着重刑犯希望的申诉材料放进去，而是掏出一根烟假装避风点火的样子向四周观察，当他确信无人跟踪时这才拿出三五封信塞进邮筒。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敢保证真的没人跟踪，这几年的学习班和劳改生活让他变精了。他不认识监狱大部分干部，但大部分干部都看过他打球，也看过他在监狱那个旧大会堂春节联欢晚会上的独唱，所以万一这事被干部发现了，至多只有几个人的申诉寄不出去而不会被一网打尽。也许这有些过虑，但他牢记小心无大错的古训。为了投寄这些申诉信，他硬是找了四个邮筒分别投寄。当他把最后几份申诉材料塞进邮筒后，好像是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使命，长长地出了口气，这才悠然自得地点起一根烟慢慢地往回走。他知道这些申诉大部分可能被驳回来，但也许其中有的人说不定会平反或改判，毕竟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一两年里法院审理案件还是以极‘左’思路办案。特别是文革中的反革命案子，冤假错案的比例几乎占到百分之四十，对此他深有体会。而且他不认为思想犯是犯罪，既然如此思想犯就应该无罪释放，他正在为这些人恢复自由而努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今天的举动就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的，他十分满意完成了这项任务，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

他看了一下上午发还的手表，已是十点钟了，突然想起了他的另两个承诺：买酒和聚餐。于是又发疯似的往监狱方向跑去，他出来时看见监狱门前那条小巷子里有副食品商店和餐馆。他先到餐馆点了一个红烧肉，一个黄焖丸子，一个卤口条，一个卤顺风，全都要大份的。又秤了五斤兰花豆，然后去给大脑壳等人买了八瓶酒，再加上两包大前门的烟。因为要把菜拿进监狱去，他又交了十块钱的押金，拿着菜匆匆忙忙地去赶赴他和狱友们最后一顿牢中聚餐。

他把球队宣传队的一帮人和祝平、巩长林全都请到楼梯后面，又从澡堂的墙洞里拿出前几天带进来的酒，还是像以前那样对着酒瓶一人一口的喝，不过这次是他先喝。

他喝了第一口酒，把酒瓶递给大脑壳，动情地说：“哥们儿，他妈的今天总算可以畅快的叫一声哥们儿了！监狱里不准称兄道弟，不准交朋结友，不准吃喝不分，但那些规定对我而言现在只是一张废纸，老铁我如今是自由人了。哥们儿！自从七七年二月分到五队来，我和在座的大多数人一起度过了整整三年的铁窗生涯，在这三年里各位都像兄长一样待我。我忘不了牛瞎子为我煮糍粑，大脑壳教我识别形形色色的人，刘武汉、曹矮子、余友新、沈明高、朱峰上中班时偷偷为我报夜餐。我忘不了球场上的征战，忘不了车间里的群殴，忘不了‘铁窗之春’的音乐晚会，忘不了与诸位相依相伴苦熬刑期的日日夜夜。如果说这些事发生在社会上那都不足为奇，但在监狱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大学里，你们能尽力帮助我的确太不容易了，因为这里的生存环境实在是太恶劣。正因为如此你们为我所做的点点滴滴就更加显得难能可贵，也更令我倍加珍惜这三年来我们共同度过的铁窗时光和我们之间真诚的友谊，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亲情和友情。在这里禁止人们称兄道弟交朋结友，尽管我们从来不说‘朋友’这两个字，但我们在心里早就默认对方是朋友了。我之所以认同你们，是因为在这三年里大家始终没有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没有做任何有损于自己人格的事。这就足以证明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大家都是真正的有人格的人，而不是像庆父、包打听们那样披着人皮的畜生！我们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投进监狱，无论有罪无罪，在这三年里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正是我认同你们的地方。今天我平反了，又拿回了属于我的自由，你们还顶着犯人的身份在这里苦熬刑期。但我要说：哥们儿，我会永远把你们当成我的朋友！哪怕你们还在监狱里继续劳改，你们仍然是我的朋友。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到监狱里走个来回，也不是所有进了监狱的人都能坚持自己的人格，这恰恰是我最看重的！我们比那些沐猴而冠的达官贵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坚持了自己的人格和良心，这已经为三年的铁窗生涯所见证。我相信，我的今天也许就是你们的明天，毕竟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来了！”

铁戈这番发自肺腑的话让众人唏嘘不已，尽管这些人大多有七八年乃至上十年的牢龄，都比较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但铁戈的离去还是让大家不胜伤感。

酒又转回到铁戈手上，他把酒顺手递给了大脑壳：“哥们儿你们多喝点，我在外面想喝就有，今天我只喝第一口就代表我喝了无数口。”

大脑壳“咕咚”干了一大口，嘴里“嗞嗞”地回味着：“铁戈，你刚才的话说得好，说得真好。看起来做一个人很容易，实际上很不容易，特别是在监狱这种环境里做人就更不容易了，诱惑实在太大。因为这种诱惑是早日恢复自由，而付出的代价则是出卖良心，放弃人格，同时也丧失了别人对你的信任，我不知道包打听那种小人是怎么想的？”

铁戈想了想说：“人要是不在乎名声，什么厚颜无耻的坏事都能做出来。而且小人做坏事从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所以能够为所欲为，就像包厚斌、李家宾、陈庆父那种人。而稍有良心的人如果做了告密或别的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总觉得在良心上过不去，内疚感、负罪感很强。”

所有的人都认为铁戈这个观点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小人的内心世界。

铁戈接着又说：“大家还是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平反。比如说余友新、汤建国、牛瞎子，你们本来是刑事案子，却套上了反革命的笼头，可以抓住这一点做突破口，要求平反或改判，我看希望很大。倪秀松写反标都平反了，余友新和汤建国无非是和自己的女朋友发生了关系，说破大天性跟反革命无论如何也不搭界。大脑壳、韦少山还有成飞，你们三位和我的案子性质差不多，都属于官愤极大的运动案子，只不过你们多了组织和参与武斗的事，但这也构不成反革命罪呀！明礼的案子更是好笑，我估计你平反的希望最大。还有祝平和巩长林，你们也要据理力争。实际上像你们这些文革刚结束时判的案子，还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中按文革的政策定案的，完全可以翻过来。你们千万不能灰心，更不能放弃，要有生命不息申诉不止的决心和毅力。你们才二十一二岁，还有五六十年的光阴，不能因为这个案子毁了后面的大半辈子呀！”

大脑壳说：“我从你这个案子平反中看到了我的希望，同样是运动案子，同样是红州地区判的，未必会有两样的结果？我不指望平反，能把我的余刑改判掉老子就烧高香了。”

铁戈压低声音很神秘的问道：“你们知道龚瑾到哪里去了吗？”

众人摇头，只有沈明高一个人暗笑。

“二月九号就平反了，被他们县公安局用吉普车接走了。”

大家一阵惊呼。

铁戈用眼睛扫视着众人：“想当年‘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时，反革命一批一批地往里面抓，现在中央的政策松动了，大家要抓紧申诉。二月黑风时我们红州地区公安处抓了一个造反派头头，这头头问：‘为什么抓我？’警察说：‘这是形势的需要。’‘七二零’以后又把他放了，他又问：‘为什么放我？’警察说：‘这是政策的需要。’这抓人放人不是因为你有罪，而是因为‘形势’和‘政策’的需要，你们现在不需要这‘政策’吗？我说各位不要光听我说话都吃菜呀，酒可就只有这么多，多吃菜。来来来，抽烟。”铁戈打开了第二包烟发给众人。

大脑壳说：“你也吃嘛。”

铁戈大大咧咧地一摆手：“我是自由人，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以吃，你们多吃点。喂各位，为什么我今天没有买鱼给你们吃？”

众人不解地看着他。

铁戈大笑道：“过年吃鱼叫做年年有余，你们要是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不骂死我才怪。”

大家还是不明白。

铁戈解释道：“年年有余本来是句祝福的话，就是说年年都有富余。今天我不买鱼吃就是不想让你们还在这个鬼地方继续坐牢，难道你们还想有‘富余’的刑期吗？”

说得大伙轰然大笑。

牛瞎子笑道：“只有你能想到这上面来，也好，让我们都早点恢复自由，我就爱听这话。”说着又喝了一大口酒。

聚餐完毕，铁戈又爬到十监号的上铺躺在自己的铺位上，双手枕在脑后舒舒服服伸了个懒腰说：“再睡一次牢房，以后想睡也睡不成了。人哪，真是个怪物，原来百般痛恨的监狱临了反倒留恋起来了。祝平，等我走后你和巩长林把我这垫的盖的都拿去，我不会把任何带有劳改标记的东西带回家。”

祝平没有应声，只是默默地把几张纸塞到他手中。铁戈一看，原来是他们三个人写的狱中咏梅的七绝，是祝平上午从自编的密码中译过来的。另外还有一首他刚写的词：

《江城子·狱中送君》

近来薪胆共寒窗。苦同尝，永难忘。依望家山不见雁成行。忽报东风将挽去，拱手别，说匆忙。总教离恨惹人伤，诉衷肠，贺新郎。一事无成愧我少年狂。今日送君春淡处，铁门外，柳丝长。

祝平

八零年二月十二日于省模范监狱

铁戈默默地看完这首词，再看祝平，只见他和巩长林脸上都挂满了泪水。

铁戈拉着他俩的手，眼泪也无声地悄然落下。此时此刻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他们就这样任泪水尽情地流淌，流淌……

下午又有一些犯人托他上街买东西或投寄申诉材料，他忙了整整一个下午，用他那军用挎包一次次带去犯人们的希望。

刘武汉上午回武昌小东门看望他妈妈，下午回来听说铁戈平反了，就如同自己平反一样高兴，非要打酒买菜为铁戈饯行，同时还邀请刑事犯队的几个刑满释放的人作陪。这些人铁戈一个也不认识，但他们全都认识铁戈，委实因为他在监狱里名声太大的缘故。

铁戈却提出一个条件：“这顿酒我是一定要喝的，而且要喝好。但酒钱必须由我出，否则我不去。”

刘武汉立马大怒道：“铁戈，你太瞧不起我了！这几年只要你家里来接见我就吃你的东西，总该让我还你一次吧，你要不吃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

铁戈笑道：“哟哟哟，我还从来没有看见刘武汉发脾气，今天发起脾气来还真吓着我了。哥们，你知道我今天领到多少路费吗？一百一十块呀！我从娘肚子里爬出来第一次有这么多钱，今天老铁我要好好挥霍一把。刘武汉，你哪来的钱？你又有多少钱？别大头蚂蚁戴栗子壳——硬充人物。我的钱用完了还可以找我娘老子要，你把钱花完了还过不过日子？你那钱还是留着孝敬你老娘吧。”

刘武汉还要继续争下去：“过不过日子那是我的事。嫌我穷是不是？我就是再穷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

铁戈打断刘武汉的话：“知道过去闹土改时的一句话吗？叫吃大户，就是吃地主老财。我看这样，我们这几个人里谁最有钱就吃谁的，怎么样？”

那几个刑事犯笑道：“铁戈最有钱，就吃他。刘武汉你就不要再争了，铁戈这是一片真心。”

刘武汉一看大家都向着铁戈，只好作罢，说：“那我们现在就去买菜自己做。”

就业队本来有炉灶可以自己做饭做菜，铁戈嫌麻烦：“做什么做？孔老夫子早就说过‘君子远庖厨。’圣人之言岂可不听？大老爷们学他妈什么厨子？老子当了几年的纺织工，几乎都娘们化了，你还想让我彻底变成太监？还让不让人活了？再说了，劳改这么多年你们除了搞纺织以外，谁会做饭？做一些猪狗不食的菜那不是糟蹋钱么？餐馆有现成的菜，自从我被关进学习班就没有下过馆子，不就是多花点钱吗！有什么了不起。走，到餐馆去好好吃他一顿，我们今天要潇洒吃一回。”

一行人来到餐馆要了一个靠窗的桌子，点了七八个菜。铁戈拿出大前门的烟发了一圈说道：“大家今天敞开肚皮吃，不够再加。明白吗？这就是在餐馆吃饭的好处，还有一点就是不用洗碗，吃完了抬腿走人，这才是大老爷们应该过的日子。”

那几个刑事犯笑道：“铁戈在球场上打球是爷们，在酒桌上喝酒是爷们，这些天总是听刘武汉说你的事，刘武汉说你为人处事也是爷们，今天一看还真没说错。可惜我们是刑事犯，要是政治犯说不定我们就在一起劳改了。”

铁戈笑道：“那不一定。如果你们也是政治犯说不定分到沙洋去了。正因为你们是刑事犯，所以才能分到这里来。任何东西它的过去都是历史，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如果历史能够假设，我看我们没有一个会进监狱吃劳改饭。哟，菜来了，大家上啊。”

席间刘武汉举杯祝贺道：“铁戈，平反了好事呀，真是大好事。你刚分到五队来，我一听你的案情就晓得你不是真反革命。其实大家都不是瞎子，什么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来，大家举杯，首先为了铁戈重获自由，恢复清白，满饮此杯！”

铁戈心里特别高兴，一口干了杯中酒说：“三年了，我还没有像这样痛痛快快地喝过酒，在中队喝酒偷偷摸摸像他妈做贼似的。天生我材必有用，自由失去还复来。我也敬你和各位一杯。”

刘武汉喝完酒笑着跟其他人说：“按说铁戈还是我的徒弟，他刚来还是我教他打羊角结。”

那几个人笑道：“铁戈，你也应该单独敬师傅一杯。”

“对对对，师傅就是师傅，徒弟敬师傅理所当然。”

铁戈站起身来笑道：“在监狱里不能叫师傅，所以我从来没有叫过。师傅，我也祝贺你重新回到自由的怀抱。”

“唉！我有什么好祝贺的，瞎了一只眼，减了两年刑，青春全都丢在这高墙深院里，自由的代价太大了！”刘武汉叹道。

虽然只有寥寥几句话却太沉重了，众人回想起这一二十年的劳改生活，大家都默不作声。

停了一会铁戈问道：“你出来以后准备到哪里去？”

刘武汉又叹了一声：“唉，我还能到哪里去？我的情况你也不是不晓得。我家只有一间房子，弟弟一家三口跟我老娘住得够挤了，哪有我住的地方？现在又不招工，就算招工谁要我这个劳改释放犯？看来只能到就业队去苟延残喘了，好歹一个月还有三十几块钱，活下去还不成问题。”

铁戈关切地问道：“要是能到就业队也算有个落脚之处，你就不会离开武汉，随时可以去看你妈妈。就业队能安排吗？”

“好像有点眉目，邵指导员在帮忙。”

“邵指导员在监狱里威信很高，只要他肯帮忙应该没有问题。刘武汉，你才三十一岁，不要太悲观。天不绝无路之人，地不生无根之草。以后再找个媳妇过日子，我们反革命总不能绝种啊。哎，别光顾说话，吃菜喝酒哇。”铁戈又给刘武汉夹菜。

刘武汉感叹道：“你莫看邵指导员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他是好人哪。哎，铁戈，邵指导员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他怎么对你那么好？”

铁戈一笑：“哈哈，现在可以说真话了。实话告诉你邵指导员和我老爸是战友，他们同年参军而且是一个连队。四保临江时一起负伤，一起住院。后来又一起南下，一起调到武汉空军。”

刘武汉恍然大悟道：“怪不得邵指导员总像老母鸡似的护着你，那次你被易管教员关小号子，要不是邵指导员出面关不死你，五队从来没有人就那样轻易出了小号子。”

铁戈问那几个刑事犯：“你们劳改关过小号子没有？”

其中一个叫老万的说道：“大部分都进过小号子，也有没进去的。”

刘武汉说道：“我就没有进小号子。”

刑事犯们笑道：“只有老实人才不会被关小号子，看来你是个老实人。”

铁戈接口说道：“刘武汉本来就是个老实人，他十七岁就判了十五年，单纯得很，我们五队的人都这样说。”

刘武汉问：“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就走越快越好，我现在是归心似箭，恨不得一步跳回家。在武汉住了三年多，到现在还搞不清东南西北，不知道在哪里搭车。记得七七年监狱组织我们到武汉展览馆参观全国纺织工业展览，那是我第一次走出监狱大门，第二次出监狱是抬倪秀松到外面去。”

刘武汉又问道：“车票买了没有？”

“还没有，车站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怎么不早说？现在人家下了班。”刘武汉指着一个人说：“这样，老万你明天一大早用三轮车把铁戈送到新华路长途客运站去，去了就买票，千万莫耽误了。”

老万拍着胸脯说：“放心，包在我身上。”

铁戈拿出五十块钱塞到刘武汉的手上：“哥们，我们兄弟一场，在一个号子里睡了三年，我也没有什么留给你，这点钱你拿去用吧。”

刘武汉死活不肯收，铁戈说道：“我们劳改，人来人去，两袖清风，你却把眼睛留在这里了。我帮不上什么大忙，这点钱你留着买点东西补补身子。过去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看身体是生存的本钱，这才是大实话。没有一个好身体，你在就业队怎么熬下去？”

刘武汉还要推辞，众人都说：“收下吧，这是铁戈的一片心意。”

刘武汉默默地收下钱，他猛地一把抱住铁戈，眼泪唰地一下掉了下来，抽抽噎噎地说道：“过去有一曲楚剧老戏《白扇记》，那里面有一句唱词‘娘做大逼女做小天地惨伤’，我是父逃亡儿坐大牢天地惨伤。我这十二年多的监狱生活，到头来眼睛搞瞎了一只成了残疾人，你说我这到底是为什么？”

铁戈红着眼睛拍着他的后背说：“别哭了，我们都恢复了自由，应该高兴应该笑才是。以后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就到红州去找我，我会竭尽全力帮助你。”说完写下了铁夫的单位地址：“我知道我爸的单位是地区商业局，但我现在不知道我家在哪里。我操，坐了三年牢，连家在哪里都不知道。”

刘武汉又问：“晚上在哪里睡觉？要不我们挤一挤？”

铁戈说：“我还是回十监号睡，这一生最后一次睡牢房，以后再也睡不成了。”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刘武汉叹道。

“监狱虽恶，令我流连忘返。因为我把青春丢在这里了。”铁戈喟然长叹。

饭后，铁戈别过刘武汉，一个人漫无目的溜达到武汉最繁华的大街——解放大道。在武汉住了三年，却没看过武汉的夜景，岂不是个遗憾？

解放大道灯火通明，到处是五光十色的霓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