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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史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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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渴望生育的女子都知道去拥抱并用身体摩擦黑梅斯神像；处女结婚前夕也会在父母带领下以身体去碰触这个神像。所谓黑梅斯神像，实际上就是一具石头或木制的男性生殖器。而意大利人则有将大型阳_具载于花车之上，举行群众游行的习俗，这一习俗一直传承至今。每逢维纳斯祭典，盛装的意大利妇女便拥向奎利纳山冈，将奉祀在庙中的巨大男根抬出来，扛在肩上游行。这与日本风俗大致相近，例如在九州、奥州、名古屋等地，都有抬举着男根游行的节日。名古屋一些地方游行时所用的男根崇拜物，长达七米，直径一米，必须放在轿子上多人协作才能抬起来。生殖器崇拜在一些较原始的民族中显得特别有趣。太平洋的加罗林群岛西部，一些部族女性自幼年时起便不断地拉长自己的小阴唇和阴蒂。非洲的豪腾托茨族和布什门族女性也有拉长阴唇的习惯。东非班图族女性更是自七岁起便把小阴唇拼命拉长，直至成年之后使阴唇长达七八厘米。显然，这一行为跟生殖器崇拜是有密切关系的。至于原始部族的男性，则非常在意于用各种饰物来凸现和夸示自己的阴_茎，他们或者在阴_茎上挂上铃铛，或者套上牛角之类饰件，或者裹上引人注目的植物等等，所有这一切，无不显示着一种性别的骄傲。
据说巴比伦民族想炫示他们的智慧，竟然要建造一座高塔直抵天庭。上帝对这种狂妄很生气，于是决定给点颜色让他们瞧瞧：他让在这座塔上工作的巴比伦人各操一种语言，彼此谁也听不懂对方的话。结果巴比伦塔坍塌了。这只是《圣经》的说法。而历史告诉人们，古代巴比伦城中确实巍然耸立着一座巨塔，塔上高高地供奉着神与祭司性交的偶像。看来上帝比较喜欢这座塔，因而没有使它坍塌。巴比伦人的性崇拜仪式就在这座巨塔下举行，他们对神所做的献祭是：男女疯狂地、公开地集体性交。
在上帝默许的这种献祭活动中，巴比伦人贿赂给神的祭品是“圣妓”。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描述希腊与波斯战争的《历史》一书中，有一节关于巴比伦性风俗的记载被后世学者频繁引用——
巴比伦人有一个最丑恶可耻的习惯，这就是生在那里的每一个妇女在她的一生之中必须有一次到阿芙洛狄特的神殿的圣域内去坐在那里，并在那里和一个不相识的男子交媾。许多有钱的妇女，她们自视身份高贵而不屑于和其他妇女混在一起，便乘坐着双马拉的带围帘的马车到神殿去，她们身后还要跟着一大群仆从。
但是大多数的妇女是坐在神殿的域内，头上戴着纽帽。这里总是有大群来来往往的妇女。在妇女中间，四面八方都有用绳子拦出来的通路，而不相识的人们便沿着这些通路行走来作他们的选择。一经选好了位子的妇女在一个不相识的人把一枚银币抛向她的膝头并和她在神殿外面交媾之前，她是不能离开自己的位子的。但是当他抛钱的时候，他要说这样的话：“我以米利塔女神的名字来为你祝福。”因为，亚述人是把阿芙洛狄特叫做米利塔的。银币的大小多少并无关系。妇女对这件事是不能拒绝的，否则便违反了神的律条，因为一旦用这样的方式抛出去的钱币便是神圣的了。当她和他交媾完毕，因而在女神面前完成了任务以后，她便回家去。从这个时候开始，不管你再出多少钱，便再也不能得到她了。因此，那些颀长的美貌妇女很快便可以回去，但是那些丑陋的必须要等很长的一个时候才能够履行神圣的规定。有些人不得不在神殿的圣域内等上三四年。在塞浦路斯的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到和这相似的风俗。
显然，希罗多德对巴比伦人的性风俗作了道德评价，但这无关紧要。有价值的是，通过希罗多德，人们知道了这一事实：直至公元前5世纪左右，巴比伦女人将贞操当着米利塔的面献给神——一位陌生男子的性风俗，仍有方兴未艾之势，而这个风俗的发轫时间，起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世纪的汉穆拉比时代，大体上相当于华夏民族的夏末商初。
据王书奴先生考证，当“神圣卖淫”（HeiligeProstitution）在巴比伦出现时，中国巫娼也差不多同步出现。只是中国巫娼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不如巴比伦那样漫长，王书奴认为它的起讫年代应为成汤至殷纣的600余年间。在那个时期，巫觋掌握着极大的政、教权力，社会地位极高，有“史巫二职，并重于世”之说。巫觋之中，觋为男性，多掌祭祀、卜筮一类活动；巫则为女性，工言辞媚术，从《楚辞》中可知，其形象非常可爱——
疏缓节兮安歌
陈竽瑟兮浩倡
灵偃蹇兮姣服
芳菲菲兮满堂
（《九歌&；#8226；东皇太一》）
浴兰汤兮沐芳
华彩衣兮若英
灵连蜷兮既留
烂昭昭兮未央
（《九歌&；#8226；云中君》）
入不言兮出不辞
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
乐莫乐兮新相知
（《九歌&；#8226；大司命》）
如此艳丽的女子，且言辞动听、善与男子调情做爱，必然使社会崇尚巫娼，蔚为风气。从有关殷商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巫娼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极大影响——（汤）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尚书&；#8226；伊训》）撇开那些预言式的恫吓不谈，从所谓“三风十愆”可知，中国巫娼的神圣卖淫有较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她们以自己的神职身份服务于“卿士”、“邦君”一类人，这与巴比伦圣妓略有不同。
毫无疑问，古代巴比伦人是把最美的献给了神，意并不在人。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差不多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想法。例如前面所举的华夏巫娼。又如，在古希腊斯卡门德尔河一带，准备出嫁的新娘要到河里当众洗澡，并高呼：“斯卡门德尔神啊，请接受我的贞操吧！”扮做神的男子这时便上前与她性交。当新人在阿芙洛狄特神庙正式举行结婚仪式之时，新娘必须从婚礼参加者中找出那个与她性交的男子，当众宣布：“他就是斯卡门德尔神，我把贞操给予了他！”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的塞浦路斯，是地中海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交通枢纽。岛上法律规定：每个女人出嫁前都必须先在神庙中充做“圣妓”，以向路过该岛的陌生男子提供性乐。另一支闪系民族叙利亚人，也要求他们的所有女子，至少要有一次在神庙内献身给陌生客人的经历。其实，希罗多德对闪系民族性风俗的批评是含有明显偏见的。雅典、科林斯的神庙内同样充斥着成百上千的“圣妓”，随时随地都在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位“历史学之父”所写的历史，读起来常常令人觉得更像是文人写的游记。由于天生就缺乏学者的严谨，所以还在他的同时代里就遭到了希腊人的嘲讽。比希罗多德晚出生五十来年的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色诺芬，就指责过希罗多德分不清神话与史实。而且，色诺芬本人有过的一件壮举就已经证明，圣妓在希腊早就普遍地存在着——色诺芬参加奥林匹克竞技赛之前，向雅典公众发下大愿：如能夺冠，立刻捐献五十名圣妓于神庙中。事后果然没有食言。希腊文献还表明：直至公元2世纪，希腊文化影响下的吕底亚仍然存在着为宗教而献身的“圣妓”。《旧约》则记载了亚摩利人的律法：所有将要出嫁的女子，须先卖淫七日，方可完婚。
把贞操献给神的风俗，在印度同样地源远流长。婆罗门教徒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庆典，以纪念韦须奴出第八化身——偏净天。庆典中以一位青春少女为祭品。行祭前少女要经过严密审查，确定其具有旺盛生殖力。行祭时将少女置于黑暗的庙堂里，以使她相信正在与她交媾的是“神”。印度其他一些供奉有神的灵根的庙宇，则允许女人们前去献身，这些神庙的祭司们扮做神，与自愿献身的女人交媾。此风一直绵延至今，东印度一些地区的女子，年满十岁时便在父兄强制之下去神庙做处女祭——以庙内供奉的石制或木制或象牙制的灵根，戳破处女膜；有些地方是由僧侣或巫师代为“破处”，但女方必须交费。
被献出去的为什么总是女人？这当然可以用父权制社会形态来解释。但需要指出的是，女人似乎并不以此为苦，在宗教热情的驱动下反而有点欣喜若狂。女人被视为“最美好的礼物”献祭给神，其中并没有男人对女人轻侮的含义。正因为如此，印度人在礼拜韦须奴之妻悉檀女神时，供奉给女神的祭品是六位赤裸的行者，他们全都做出奉献自己男根的姿态。土耳其安那托尼亚发掘出一座距今一万年的城市遗址，人们从中发现了当时奉祀女神的神殿，神殿内居然充斥着大大小小各不相同的雕刻阳_具。霍克斯在《诸神的黎明》一书中解释说，它们是用来取悦女神的。
第三章生机勃发的年代：那时我们
华夏先民不撒谎的年代， 可能应该从女娲和伏羲那阵子算起。
女娲被先民崇拜，
当起于她跟伏羲性交，
繁育了后代。
“补天”之说纯粹是后来整理的“先进事迹”，
至于“抟土造人”，
那更是有意文饰、
歪曲历史了。
《周礼？地官？媒氏》中明确规定，担任“媒氏”一职的官吏，负有这样的职责：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男女在每年春二月的欢会中，可以自由择偶，不受约束地性交，是谓“奔者不禁”。无故不参加交合者，将受到惩罚。官方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解决“男女之无夫家者”的性饥渴，使天下得以“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恤怨旷”，从很久远的时代开始，就成了统治者爱民的政治表达。《管子？入国篇》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种政治表达：
凡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谓之合独。
此处所说的“鳏”“寡”，应该是泛指一切无性伴侣的适婚男女，包括尚未婚配者和死了丈夫或妻子的未亡人。后世所谓“郑卫淫风”，指的就是盛行于郑、卫等国的“合独之风”。史载郑国“于溱、洧两水上举行契礼，即有男女相谑，采兰赠芍之事……”《郑风？溱洧》这样描述了发生在溱、洧之滨的男女欢会：溱与洧浏其清矣
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
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乐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再如《诗经》中的《风雨》《野有蔓草》《桑中》《东门之杨》《宫》等篇章，都能读到与此有关的描述。显然，此举除了含有繁育人口的政治考虑外，首先还是指向怨旷问题的，因为一旦怨旷问题得以解决，就可以实现人和，即安定团结的局面，人和则天时顺，天时顺则五谷丰登。否则，人怨将导致天怒，后果不堪。
把性活动“会男女”，跟告天、祈祷联系起来的原始宗教观念，在东西方文明中都能找到例证，如古希腊农夫在庄稼收割前，把女祭司拖到地窖中轮奸的风俗；非洲原始部落的男子在庆祝丰收时，集体对准尼罗河手淫射精，以祈求来年更大的丰收等等，都属此意。这一遗风在中国延续了很多个世纪，至汉时，《春秋繁露》讲求雨之法，前提之一便是“吏民夫妇皆偶处”；直至梁武帝大同五年（公元539年）为求雨所采取的措施中还包括“会男女”一条。
仲春之会当然也是渴求生育或祈求多子的愿望表达，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上古生殖崇拜的延续。与仲春之会同时举行的“高之祀”，名义上是皇家祭祀活动，为皇帝祈求多子而设，实际上仍是一种“会男女”的狂欢活动。有学者认为，高之祀可能就是仲春之会的一项内容，这说法是有道理的：仲春之会的意义既然可以提升到政治表达，皇家岂能不直接参与活动中呢？
据《礼记？月令》载：“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这就是说，高之祀在每年春二月燕子飞来之时举行，届时，天子将亲往；众多的嫔、御等宫廷女眷，也会在后、妃们的率领下参加。看起来祭祀活动非常隆重，场面热烈非凡，春色无边。但从上述文字看，天子和他的后妃嫔御好像是分散参与的。随后，在这“庄严隆重”的祭祀仪式中，会出现一种富于性刺激的、“颇涉邪淫”的舞蹈叫“万舞”，很像是印度人在崇祀“约尼”的祭典仪式中跳的那种肚皮舞！
仲春之会的男女狂欢，部分地解释了“圣人无父”的原因，也由此可以证明此风的源远流长。在中国，所有各氏族的祖先中，没有一个能自举他的父亲为谁，也没有任何典籍能指明这些已被异化成神的人物是哪个男人的儿子，但他们却都有母亲——
华胥履大迹而生伏羲、女娲；
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
附宝见闪电绕北斗而生黄帝；
简狄吞玄鸟卵而生殷人始祖契；
姜践巨人迹而生周人始祖后稷；
女节梦陨星而生少昊；
女喜吞薏苡而生大禹；
女修吞玄鸟陨卵而生秦人之先大业……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面那些神话中，殷人之祖契、周人之祖后稷与秦人之祖大业，这三位的母亲怀孕的日子，恰好都在高之祀、仲春之会的日子里；有两位的怀孕，史书明确记载与“玄鸟”有关。其中，简狄与姜同为帝喾的妻子，一个是后，一个是妃。其实，她们的珠胎暗结正是狂欢的结果。所谓“践巨人迹”“吞玄鸟卵”之说，纯系后人以“其父不著”为耻而杜撰出来的文饰之词，同时也含有神化本氏族始祖的意思。但在当时，这种“其父不著”的怀孕却很正常，没有人以为是丑恶的。帝喾一共四位老婆，就有两位婚外得子，而帝喾并未对她们有何惩罚；帝喾嫡生儿子尧帝继位之后，也没有对他的两位庶母有何指责。可见，后妃嫔御跟随天子参与高之祀以祈求多子，在当时已为典章制度所规定；而后妃于狂欢活动之后果然喜得贵子，也就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了。
至此已可发现，仲春之会、高之祀、合独之风，除了对于未婚男女来说，是为解决“怨旷”问题而设计的社会疏导外，对于并无怨旷问题的男女来说，则从文化上抚慰了他们渴求多配偶的原始性冲动。实际上圣妓的宗教卖淫也有着这样的含义：当群生聚处的杂交时代已成过去、婚姻形态固化了配偶关系之后，先民们以神圣卖淫的形式来纪念性伴数量不受限制的自由性交时代。
这种欢会从上古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史载宋国的桑林、楚国的云梦等地都是举办仲春之会的传统活动地。近年在四川成都出土的铸有桑林野合图的汉砖，证实了当年在桑林举办的仲春之会有着极大影响。至于举行高之祀活动的高庙，则历代都设，通常置城南，如汉、晋、隋、唐皆如此。
仲春之会、高之祀以及合独之风所倡的野合，仅只是华夏民族在性的自由化时期中，所作的一种酣畅淋漓的性表达而已。这种表达来自精神世界中非常幽远的性交崇拜和生殖崇拜。这是上古时期河流文化中不可抹杀的辉煌：野合中人们已可看出发达的文明；狂欢里渗透着显著的人文精神。
源于性交崇拜或生殖崇拜的性狂欢风俗，在西方世界则呈现为自发的、不可遏制的性乐狂潮。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官方对此往往进行压制和惩戒，却不仅屡禁屡败，连官方自己也卷入了性乐狂潮中，以致整个国土变成了一张淫乐的大床，最后不得不由宗教来收拾局面——这出悲喜剧发生在著名的罗马人身上。
罗马人跟希腊人同属印欧种族，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他们从欧洲北部迁徙至意大利半岛，活动在罗马附近。但最早在罗马立国的却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埃特拉斯坎人。公元前6世纪末，拉丁人驱逐了埃特拉斯坎人，接管了这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国家。这个骁勇善战的民族有一大特点，那就是非常天真。他们什么都信。所以有人说罗马的神比它的人口还多。
而他们所信奉的各种各样的神，出身非常混乱，有来自埃及的，有来自希腊的，也有来自小亚细亚的，查起谱系来十分复杂。比如说，他们的生殖神公认为匹里亚柏斯，但他们把男性生殖器称做穆丁纽斯（Mutinus），这穆丁纽斯后来又被当做男生殖神加以奉祀；他们放在爱神庙中祭祀的爱西斯，本为埃及的生殖女神，与此对应的应当是埃及太阳神奥赛里斯，然而不是，他们祭祀的是希腊化的奥赛里斯的转型——巴库斯。但罗马人不管这个，他们只要有个狂欢的理由就行。
在当时，罗马城中差不多每条街上都建造了女神庙；雄伟的男根到处耸立，抬头可见。每逢祭祀生殖神，男男女女都裸体跑上大街，相互追逐嬉戏。男人以皮鞭追打裸体的女人们，女人们则故意躲避而实际上渴望被鞭打臀部，因为据说挨过鞭打的女人会有旺盛的生育能力。这种裸戏追逐闹到后来，就会发展为疯狂的群交。即使在没有祭祀活动的日子里，罗马人仍然不断地受到来自环境的性刺激：公共浴室、理发店、面包房、旅店以及很多公共场所，表现性爱的雕塑、壁画、标志琳琅满目，随处可见。
至于罗马的圣妓，最初都集中在维纳斯神庙中。维纳斯（Venus）原本是一位圣妓，实有其人。这位美丽的妓女嬗变为爱神的过程颇为复杂曲折，在此不必穷究。但维纳斯女神出身于人间这个事实使得关于她的神话充满了人情味，而她的形象也因此变得格外可爱可亲。但维纳斯在后来形成的英语中似乎成了污点：以V字打头并靠近“维纳斯”（Venus）的，意思都有些不妙，如Venal（贪污）、Vend（出卖）、Veneer（矫饰、虚饰、外表）、Venery（性欲放纵）、Vengeance（报复、报仇）、Venture（投机、冒险）……
从这个事实中可以推想到，也许维纳斯当初确实就是个妓女，但也可以由此看出，希腊罗马文明是如何在基督教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掉价的。维纳斯，这个十分美好的形象，就因为是从妓女中脱颖而出的，竟在公元5世纪才形成的英语中沦落为贬义词了！这事要被操古拉丁语的罗马人知道了，不跑去把条顿人揍扁才怪！
不过在当时尚未出现维纳斯的名誉问题。在政府多次禁止宗教卖淫均告失败的情况下，罗马官方只好宣布卖淫是合法的，但妓女必须在神圣的场所从事活动，并缴纳高额所得税。于是圣妓们纷纷离开了固定的神庙，转业到了民间——罗马是个思想非常自由的地方，有数不清的神明、宗教、偶像，也就有数不清的“神圣场所”，结果是官方规定形同虚设，罗马妓业从此进入天高任鸟飞的空前繁荣期；狎妓，成为罗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第三章生机勃发的年代：那时我们
从以上用法中可见，“淫”不包含以性为丑恶、以性为罪愆的意思。淫字字义的转化，是大文化开始禁锢性欲求的结果。然而，禁锢与开放相较，后者的历史要漫长得多，渊源要深远得多。流风所及，便有些无孔不入了。因而人们仍有可能从丰富的史料中，洞烛一度被后世封杀的历史。汉代首倡《五经》，立于学官；唐益为《九经》，以之取士；至宋，以朱熹为主编更定为《十三经》，儒家十三部文献取得了经典地位。在这一筛选过程中，虽时有取舍，但《春秋》三传始终都在选取之列。而正是在《春秋》中，保留了大量涉性的记载，从而生动地描绘出了当时的性风俗以及社会的性观念：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
（《春秋左传？宣公九年》）
陈灵公与他的两名臣子孔宁和仪行父，先后与已故大夫夏御叔孀居的妻子夏姬私通。夏姬，本为郑穆公之女，郑国素有淫风，此女未嫁时，在郑国先已跟自己的庶兄公子蛮兄妹私通；嫁至陈国后仍不免风骚放浪，时时红杏出墙。在她的儿子夏征舒十二岁时，丈夫夏御叔去世。夏姬益发放荡，每于幽会后以内衣赠送情人。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俱获所赠，所以穿上它在朝堂之上相谑为笑。从上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陈灵公善两面三刀：一方面“虚心接受”泄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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