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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史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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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致仕还乡的老爷还算坦率，向朋友诉说了一番他的苦衷：自己无法做到绝欲，但害怕与幼妾性交生子；玩男人则又害怕妻女反被男妓所勾引，不得已而出此颠倒乾坤的下策。这只是此公私下向朋友吐露的隐私。可怜那些从他府上娶了出嫁婢女的人，见新娘尚且处女，还阴颂其德，一般贫穷人家，父母竟非常乐意将幼女卖予他使唤！
峨冠博带的硕儒虚饰矫情，活得很累。一般士人活得更累。袁枚《子不语？卷二十一》载：“李刚主正心诚意之学，有日记一部，将所行事，必据实书之。每与其妻交媾，必楷书：‘某月某日，与老妻敦伦一次。’”这位崇拜朱熹，潜心研读“正心诚意之学”的李夫子，跟妻子性交都小心翼翼坦白交代，并特别强调这活动属先儒认可的“居室人伦”范畴，无淫邪动机！
明人陈献章每次打算跟妻子性交，事前必先请示老母：“献章求嗣，请示裁夺……”要他妈同意了，他才敢跟老婆上床“行事”！而其意欲性交的理由是“为了下一代”。一顾姓朋友听说这事之后大不以为然，讽喻他说：你妈是寡妇，这种事如何能说给她听？陈于是大窘。（事见《古今谭概》）唐人薛昌绪则不是向妈请示，而是书面向妻子请求性交，由丫环转达的请示报告上写道：“薛某以继嗣事重，辄欲卜其嘉会，不知娘子可否慨允？”（引同上）理由同样是“为了下一代”！
可见，性，已经渐渐蒙上了“罪”的色彩；性活动没有被完全禁绝，仅仅是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已。
宋儒先是倡明礼教，于理、欲之辩中放大“理”；理学兴，继而由兴天理、灭人欲导出“万恶淫为首”，终致走向全面的禁欲主义。
当“礼”的绞索渐渐收紧之后，性活动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就不再是理直气壮的事情了。绞索首先就吊死了性的快乐功能，只留下了繁育后代这个勉强被认可的存在理由。如果追求性乐，将被视为淫行。淫为万恶之首，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即使以“求嗣”的名义进行性活动，也像“挖地雷”游戏，搞不好就有动机问题了。性活动成为丑事，成为可羞之事，这是中国伦理文化结出的苦果。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性活动因此被迫转向地下。直至今日，一对中国夫妇在家里性交，也要千方百计避免弄出声音，唯恐外人知道——这就是耻感的心理传承。
在秩序森严的父权社会中，男人要得到一点性乐尚且小心翼翼地假“继嗣”之名，女人则完全不敢以任何方式表达性乐需求：不能表露情欲；不能在性交时让人发现性高潮（比如叫喊、激烈动作等）；当然更不能主动要求性交。
第五章04
阿拉伯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对女人施行割礼：割掉她们最敏感的阴蒂，使她们感受不到性高潮。坦娜西尔在《历史中的性》一书中说，直至20世纪40年代，仍有90％的埃及女孩被割了阴蒂或者阴唇。不能不说，这是非常残忍的行为。幸亏中国人没有这种陋习；幸亏儒学重父母所赐的“身体发肤”。但中国不兴割礼这个事实，于女人是福耶？祸耶？一个生理状况正常的女人，也就会出现正常的性冲动与性欲。礼教保留了她产生性激动的器官，却从精神上对她的欲念施行“割礼”，从而让欲念在“罪”与“耻”这两把钝刀的割戮下痛苦万状。痛苦的惨烈程度，由于当事人讳莫如深，所以很少见诸史笔。据唐人李肃《纪闻》载，唐时仪光禅师，因难以忍受情欲煎熬，自己动手阉割了自己。可见精神钳制比肉体阉割远为痛苦。较男人更柔弱的女人又何堪忍受？据清时青城子记述—— 一节母，年少矢志守节，每夜就寝，关户后，即闻撒钱于地声，明晨启户，地上并无一钱，后享上寿。疾大渐，枕畔出百钱，光明如镜，以示子妇曰：“此助我守节物也！我自失所天，孑身独宿，辗转不寐。因思鲁敬姜‘劳则善，逸则淫’一语，每于人静后，即熄灯火，以百钱散抛地上，一一俯身捡拾，一钱不得，终不就枕，及捡齐后，神倦力乏，始就寝，则晏然矣。历今六十余年，无愧于心，故为尔等言之。”（《志异续编？卷三》）
按当时婚俗，“年少”母亲，恐怕也就十七八岁光景。为了压制性欲，于黑灯瞎火的暗夜中撒百枚钱于地上，一个找不到都不睡觉——这是“注意转移”之法。这“作业”一做就六十年，连铜钱都摸亮了！她为什么要苦苦地折磨自己？另据《开封府志》载，明代有十四岁的单姓农家女三姐，在家中被街邻恶少闯入施暴。单三姐至死不从，以一弱女子攒紧贴身衣裤，强奸者竟力不能使其松手，恶徒一怒之下杀了单女。单女死后，手仍攒衣裤，紧不可解。地方政府听说后，拟申报朝廷给予表彰。难以理喻的是，上报之前，专门对单女进行了尸检，目的是要确定她是否真的没有遭到强奸？如属实，则有表彰价值；如果已遭强奸，“节”未守住，那还算什么“先进事迹”呢？可怜一个小女子，生前本已受辱，死后还要被道学家们抬上公堂验看处女膜是否完整！十四岁的单女死于无知，她的所谓道德观是环境强制灌输的，那么，对于深明事理的女人来说，情况又如何呢？清人沈起凤记述的一则逸闻颇有意思——
赵蓉江未第时，馆东城陆氏。时主妇新寡，有子七岁，从蓉江受业。一夕秉烛读书，闻叩户声，启而纳之，主人妇也。叩所自来，含笑不言。固诘之，曰：“先生离家久，孤眠岑寂，今夕好风月，不揣自荐，遣此良宵。”蓉江正色曰：“妇珍名节，士重廉隅，稍不自爱，交相失矣。汝请速回，人言大可畏也！”妇坚立不行，蓉江推之出户，妇返身复入，蓉江急阖其扉，而两指夹于门隙，大声呼痛，稍启之，脱手遁去。妇归，阖户寝，顿思清门孀妇，何至做此丑行，凌贱乃尔？转辗床褥，羞与悔并。急起引佩刀截其两指，血流奔溢，濒死复苏。潜取两指拌以石灰，什袭藏之，而蓉江不知也，即于明日卷帐归。后其子成进士，入部曹，为其母请旌。时蓉江已居显要，屡申屡驳。其子不解归述诸母，母笑曰：“吾知之矣。”出一小檀盒，封其口，授其子曰：“往呈尔师，当有验。”子奉母命，呈盒于师。蓉江启视之，见断指两枚骈卧其中，灰土上犹隐然有血斑也，遂大悟，即日具题请旌。（《谐铎？卷三》）
赵蓉江在陆家做塾师，年轻的孀居主妇对之心有所动，这是极为正常的。陆氏敢于夜半之时去敲赵的门，说明她是个敢作敢为的女子。说起来，她这举动跟卓文君、崔莺莺也没什么大区别，要较之杨素宠姬红拂夜奔李靖，更属“正当防卫”。那红拂奔李靖之前，仅止于见过一面，连话都没说上过一句，她就敢扮男装直投客栈，对满脸茫然的李靖表明爱意，且宣布就跟他了！陆氏与赵蓉江，毕竟东家与西席，在一个屋顶下相处，何至于就心如古井，呈风马牛之交？赵蓉江对一示爱的女子，正如程朱之流道学家，有一番大言正论。接不接受陆氏的性表达，固然是赵的权利，但将陆“推之出户”则实属野蛮，须知这是在她自己的家里！这时，她所以“坚立不行”，并非要纠缠赵，而是遭到赵大言正论的侮辱之后，产生了强烈的耻感，尚未从极度尴尬中把自己调整过来。结果是赵蓉江猛地关门将陆氏两个手指夹在门缝中，陆痛得大呼，赵才把门稍稍开了一点让陆得以抽身离去。
赵蓉江的行为，实在不近人情，已经类乎禽兽之举了。不幸的是，陆氏且惧且恨，竟砍下被夹两指，保存起来以为教训。另一种可能是两指已被赵夹得粉碎，没有存活希望了，陆自己施行了“截肢”术，以避免产生更糟的结果。
陆的儿子长大后科考进士及第，而赵蓉江也已飞黄腾达，位居显要，成为陆生的上司。陆生为了进一步光宗耀祖，开始动脑筋要为母亲向朝廷请旌表——由皇家来表彰他妈坚持守寡的“贞节一生”，但陆生屡次申请屡次被他的老师赵蓉江驳回，其中原因当然非陆生所知。最后陆氏叫儿子给赵蓉江送去了当年保存的断指，赵才为陆氏当年的幡然自新所感动，同意了向上边送申报材料。
在这个故事中，赵是何等的可恶！陆生又是何等的可悲（他完全有可能成为赵一类的假道学）；只有陆氏尚有一点人气，是个明白人，却只能无可奈何地自我牺牲。陆有别的选择吗？恐怕没有。康熙时，流传甚广的《女学》颇可说明女人面对的处境：
男女之防，人兽之关，最宜慎重，不可紊也。女子守身当兢兢业业，如将军守城。稍有一毫疏失，则不得生，故曰：无不敬也，敬身为大焉。别嫌明微，必防其渐，正本清源，必慎其始。可贫可贱，可死可亡，而身不可辱。
由此已可看出，礼教倡导宣扬禁欲于前，官方鼓励表彰于后，唯其如此，才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扇起炽烈的禁欲之风。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
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大明会典？旌表门》）
这是利益驱动。这一手实在太厉害了！鞭牛与喂草相结合，守贞者可名利双收。节烈行为的表彰制度确立后，产生了轰轰烈烈的全民争创活动——
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于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呜呼！何其盛也！岂非声教所被，廉耻之分明，故名节重而蹈义勇欤？（《明史？列女传》）
荣誉面前人人平等！“僻壤下户之女”也能通过节烈获得名扬四海的机会！别的本事没有，拒绝跟人发生性关系总是可以做到的。于是全国各地节烈人物纷纷涌现，各级官府争相上报材料。节烈成风不仅是礼教弘扬的证明，也是官员政声颇著的资本，所以百姓、官员两方面都有积极性。除去浮夸、攀比之类水分，各地每年向上报送的节烈人数，自理学兴起之后呈直线上升之势。明时登录在各地方一级的节烈妇女，已不下万人；在《古今图书集成》中，收录的明代节烈已有三万六千名之多。至清代，小小一个安徽休宁县，节妇烈女竟出了二千二百多人！
这些“有幸”“留名青史”的女子似乎“死得其所”，而那些连姓名都不著于世的无名女子，又是为谁而受煎熬甚至死亡——
汪氏与泰兴戴氏世为婚姻，戴氏有子曰弘毅，妇之父许以女妻之，即节妇也。节妇未嫁而弘毅死……节妇至戴氏，临丧次哭之甚极哀，见者皆为感动。比其父母还，而节妇遂不肯行也，曰：“吾今且为戴氏妇，非汪氏女也！”父母舅姑皆不从。节妇志益坚，卒不能强也。遂老于戴氏。今节妇年四十，盖已守志二十余年矣。（《戴名世集》）
第五章05
从戴名世的记述来看，汪女很可能跟戴弘毅没有任何实际交往，只是有个许嫁的父命而已。在尚未说到嫁娶的情况下，戴弘毅忽然早逝，照说这跟汪女根本就没什么关系。但汪女跟随家长前往吊唁之后，竟宣布从此已不再是汪家女儿，乃是戴家媳妇了——因为她已经进了死者家门，就算是死者的人了！这么个还不省事的少女，就此开始了她漫长的守寡岁月！至记述此事时，她已经年届四十，守了二十几年了。此举就连戴名世都不知道该属何种节烈！ 礼教就像盆景艺术，可以按其需要塑造出各式各样根病枝残的奇异花木。上面那位汪女“情”到深处“志益坚”，哪管“父母舅姑皆不从”——铁了心要追求她的节烈英名。如果父母的性命陷于危险中，需要女儿牺牲“节烈英名”去解救又该怎么办？《阅微草堂笔记？卷三》中提供了一个例子——
明崇祯末，孟村有巨盗肆掠，见一女有色，并其父母絷之。女不受辱，则缚其父母加炮烙。父母并呼号惨切，命女从贼。女请纵父母去，乃肯从。贼知其绐己，必先使受污而后释。女遂奋掷批贼颊！与父母俱死，弃尸于野……
这是一位连姓名都没留下的节烈女子。贼人用烧红的烙铁来对付她父母，除非她满足贼人的淫欲，否则父母命将不保。父母受不了酷刑折磨，要她顺从贼人。她要贼人先放人而后奸；贼人不相信她，要先奸然后放人。这女子计无所出，竟至求死，以扇耳光激怒贼人，终于丢了父母性命并搭上了她自己。这在道学家看来，死得何等英烈！何等痛快！然而，以一己的道德满足令全家罹难，不知道这笔账该如何算？
由于社会推崇，官方鼓励，节、烈妇女人才辈出，一代代传承下去就积淀成为一种“传统美德”，甚至“英雄主义精神”了。据说，1989年中国公映的电影《最后八个人》，曾经历了一段幕后发生的“未遂杀人”案。送审影片中有个情节是这样的：战场上，三个日本鬼子在轮奸一位战败的八路军女兵时，藏身在隐蔽处的一个老八路举起枪，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受凌辱的女战友！然后冲出来大呼：“这儿，中国人！”再后来，自然是拼了个鱼死网破……应该说，这个情节具有“虚构的真实性”，就是说，它在中国人的文化环境中极有可能发生。从故事本身来看，这情节也够感染人的。但是，持现代观念的主审人认为这太不人道，于是情节被改成：老八路那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万恶的日本鬼子，经过一番英勇搏斗，剩下的两名鬼子也被杀死——姑娘没有遭到奸污，敌人也被消灭了！
公映的电影便是那个经过改写的“人道主义”版本。不错，原版本是丑恶的——老八路有什么权力枪杀遭凌辱的女战友？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值吗？但原版本更像生活：老八路从文化环境中习得的伦理道德观不应有“西化”的成分；他倒应该跟《儒林外史》中王秀才面对女儿之死的心态相同才对——与其受辱还不如死了干净！改过的本子倒是文明多了，但却分明地透着一个“假”字。真正的西方人，如果碰上此类事情会发生些什么呢？意大利有一部以二战为背景的小说叫《历史》，其中有个情节是：母女俩被一群法西斯士兵轮奸。在这个过程中，女儿竟然对某个参与轮奸她的士兵发生了好感，因为比较起来他不那么粗暴。然而非常可恨，他们在完事后枪杀了母女俩！人们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会产生受害母女该死的感觉吗？
宋明理学勃兴以后，士人趋之若鹜。一股以道学相标榜的风气，自上而下地席卷了读书界。其中颇不乏名公巨卿。宋时，前后两次入成都镇蜀的封疆大吏赵，是宋代较为难得的干才，任殿中侍御史时，有“铁面御史”之称。《宋史》有传，说他“长厚清修，人不见其喜愠。平生不治赀业，不蓄声伎……日所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看来此公品格，倒是与他死后得到的谥号“清献”相合。赵入蜀时，跟以往张一样，也是单骑赴任，不带女眷，宋神宗曾专门过问此事：“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蕙田拾英集》记述了赵在成都时的一件性闻，看来较为可信——
赵清献公，号阅道。帅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献喜之，戏语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应声曰：“枝头梅子岂无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几二鼓不至，复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声叫曰：“赵不得无礼！”旋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后跃出，公怪问之，兵曰：“某度相公，不过一个时辰此念息矣。虽承命，实未尝往。”
这个颇富喜剧意味的逸闻，有很多可思索之处。赵对戴杏花的调戏并不粗暴出格，杏花也对赵有好感，是所谓“怜香惜玉而心动者”。当晚，赵决意跟杏花幽会，乃派老兵前去接她。不料直等到二鼓时分也不见人来，又再次派人前往催促，其情景完全就是一个正常男子在等待幽会时的躁动不安。此时的赵非神非圣，是个人人都能理解的健全的人。而奉派前往接杏花的老兵却是位真道学，也可能是人已达老因而对男女之事甚觉漠然，总之他根本就没去接戴杏花，而是“蹲坑”于帘后，等待首长自己觉悟。结果，赵在等得不耐烦时忽然“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将那“私字一闪念”狠斗了下去！如果那位老兵执行了指示，将戴杏花接入廊庑中，情况又会如何呢？
在所有持道学的宋儒中，赵应该是最可信也最诚实的一位。至明清时，仍还有这样并不诈饰的人，例如曾国藩。只是此人清正得太可怕了，且其政治见解绝少人性，已远不如赵之“长厚清修”。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可看出他律己之严，以及对女色的防范之严。一次应邀至田敬堂家做客，可能是田家女眷貌美，曾不由自主地注视了几次，回家后极感羞愧，当天日记是这样写的——
在彼应酬一日，楼上堂客注视数次，大无礼。与人语多不诚，日日如此，明知故犯。——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从曾国藩一生行事来看，他倒是表里如一，是个潜心于道德修养的鸿儒。至于其他儒林名士，则矫情虚饰者居多，有些已带有表演性质了，如宋时杨邦，自年轻时起就以道学闻于士林——
杨忠襄公少处郡庠，足不涉茶坊酒肆。同舍欲坏其守，拉之出饮，托言朋友家，实娼馆也，公初不疑，酒数行，娼艳妆而出。公愕然，疾趋而归，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责……《鹤林玉露？甲编卷三》
第五章06
误入妓家饮酒，本无大碍，就算是洁身自好，也不致要把衣帽都脱下来烧了！还一边烧一边“流涕自责”，是不是太夸张了？像杨邦式的士人，因其道学面孔太过甚，以致总要引起同仁怀疑，必欲试其真伪，倒不一定是要“坏其守”。清人黄石斋也以道学闻于士林，同样有人要试他的真伪，事在《丹午笔记》中—— （黄石斋）造次必以礼法，诸公心向之，而苦其拘，思试之。妓顾氏，国色也，聪慧通书史，抚节按歌，见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觞公于余氏园，使顾佐酒，公意色无忤。诸公更劝酬，剧饮大醉，送公卧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顾尽弛亵衣，随键户，诸公伺焉。公惊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荐，而命顾以茵卧。茵厚且狭，不可转，乃使就寝。顾遂昵近公，公曰：“无庸。”侧身向内，息数十转即酣寝，漏下四鼓，转面向外，顾佯寐无觉，而以体傍公，俄顷，公仍酣寝如初。诘旦顾出，具言其状，且曰：“公等为名士，赋诗饮酒是乐而已矣，为圣为佛，成忠成孝，终归黄公！”
黄石斋遇到的这一试，挑战确实非常严峻！他面临的顾女乃：“国色也，聪慧通书史，抚节按歌，见者莫不心醉。”而同仁诸公把情景气氛安排得如此自然和谐，全然看不出一丝破绽，好像一切都已是顺理成章之事——大雨雪之夜；醉无归；与顾女囿于一室不得出；只有一枕、一被、一褥子；开头黄曾自拥被衾，让顾女盖褥子。无奈褥子又厚又窄，不得已只好与顾女共卧于一张被子之下，而顾女已脱去内衣，黄也被人收去衣裤，两相裸卧，正是“窄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光：顾女在被子下面挑逗黄，黄只是说：“不要这样。”四更天时，顾女又面对面以身体依偎于黄，黄仍无反应。通篇看来，黄并不粗鲁，亦较通情理。唯其与顾女裸卧就寝，听他鼻息不过数十声就已进入梦乡，终觉有悖于事理——由此可否设问：黄有无性能力缺失的疾病？从他一开始接受顾女佐酒而“意色无忤”，到夜半能通权变与顾裸卧一床，可见他在心理上是并不拒斥美女的，但终于无所动，除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解释外，似难另觅说法。
为什么持道学者总要为人所怀疑，并想试其真伪？恐怕这就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区别：大众文化要求近人情；精英文化想表达超越。当然这是指货真价实的道学家，假道学只是以此沽名钓誉而已。清代才子纪昀对道学素怀腹诽，不便公然抨击，但也不放过任何机会予以嘲弄挖苦。对那些持论迂阔的酸腐卫道士，纪昀一律戏称为“讲学家”——
一儒生颇讲学，平日亦循谨无过失，然崖岸太甚，动以不情之论责人。友人于五月释服，七月欲纳妾，此生抵以书曰：“终制未三月已而纳妾，知其蓄志久矣。《春秋》诛心，鲁文公虽不丧娶，犹丧娶也。朋友规过之义，不敢不以告。其何以教我？”其持论大抵类此。一日其妇归宁，约某日返，乃先期一日，怪而诘之，曰误以为月小也。亦不为讶。次日又一妇至，大骇愕，觅昨妇，已失所在矣。然自是日渐瘠，因以成痨——盖狐女假形摄其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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