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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秦帝国第五部铁血文明-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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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之出新，在于将术治、势治纳入了法家治道而重新锻铸，使法治之学扩大为前所未有的“三治法家”，事实上成为战国新法家大师。法、术、势三说，此前皆有渊源：法治说以李悝商鞅为最显，术治说以申不害为最显，势治说以慎到为最显。在战国诸子百家的眼中，法、术、势三治说虽有不同，但其根本点是相同的，这便是以承认法治为根基。唯其如此，战国之世将法术势三说视为互联互生的一体，统呼之为法家。然则，这种笼统定名，却不能使法家群体认同。在法家之中，三说之区隔是很清楚的，谁也不会将法、术、势混为一谈。可以说，法家事实上有三个派别，而且是很难相互融合的三个派别。
唯其如此，韩非融三派为一家，使通晓法家的年青秦王惊叹不已！
《韩非子》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势治为根，法治为轴，术治为察。
先说势治。势者，人在权力框架中的居位也。位高则重，位卑则轻，是谓势也。自古治道经典，无不将“势”明确看作权位。《尚书？君陈》云：“无依势作威。”这个势，便是权位。法家言势，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也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精要，其基本理念推演是：最高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出发点，没有权力运行，则不能治理国家；权力又是律法政令的源头，更是行法的依据力量；没有最高权力，任何治道的实施都无从谈起，是谓无势不成治。所以，运用最高权力行使法治，被势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
《慎子》云：“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能乱天下。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者不足慕也……尧为隶属（治陶工匠）而施教，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慎到之势说不可谓不透彻，但因不能透彻论证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而大显漏洞。一个最大的尴尬便是，诸多堪称贤明勤政的国君权力在手，却依旧不能治理好国家。正是为此，李悝、商鞅等重法之士应时而生，将国家治道之根本定位为法治，认为法律一旦确立，便具有最高权力不能撼动的地位，所谓举国一法、唯法是从，皆此意也。韩非之新，在于承认“势”是法治之源头条件，却又清醒地认为，仅仅依靠“势位”不足以明法治国，必须将势与法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大治。
《韩非子？难势》云：“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贤者拥势，则天下治。不肖者拥势，则天下乱……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其智浅矣！”
嬴政很为韩非的评判所折服。
但是，嬴政最为激赏的，还是《韩非子》诘难势说的矛盾故事。
韩非说，专言势治者云：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故势治为本也。果然如此，其论则必成两端：尧舜拥势，虽十桀十纣不能乱；桀纣拥势，虽十尧十舜不能治。如此，究竟是凭人得治，还是凭势得治？凭势得治么，暴君拥势则圣贤不能治。凭人而治么，圣贤无势而天下照乱。诘难之后，《韩非子》说了一个故事：人有卖矛卖盾者，鼓吹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鼓吹其矛之利“物无不陷也”；有市人过来说：“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卖者遂尴尬不能应也。《韩非子》结论云：“贤、势之不相容明矣，此矛盾之说也！”
“睿智犀利而谐趣横生，其才罕见矣！”嬴政拍案大笑。
“所言至当！势治过甚，与人治无异也！”嬴政批下了自己的评判。
再说术治。术者，寻常泛说之为技巧也方法也。然则，法家所言之术，却是治吏之道，是谓术治。战国之世，术治说由申不害执牛耳，被天下看作与商鞅法治说并立的法家派别。申不害术治说的理念根基在于：无论是势还是法，都得由人群来制定推行；这个人群，便是君王所统领的臣下；若君王驾驭群臣得法，律法政令便能顺利推行，否则天下无治；所以，治道之本在统领臣下之术治。显然，申不害术治说也是偏颇的，漏洞也很明显。一个最大的尴尬是：国家若不变更旧法（根基是不废除实封制），而唯重吏治整肃，便不能根除奸宄丛生腐败迭起的痼疾，国家始终不能真正强盛。齐国如此，韩国更如此。
《韩非子》严词诘难申不害的术治说及其在韩国的实践。
“韩国法令庞杂，故晋国之旧法与新法并行。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故奸邪必多。贵胄之利在旧法，则以旧法行事；官吏之利在新法，则以新法行事；其利若在旧法新法之相悖（冲突），则巧言诡辩以钻法令之空隙。如此，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佞丛生也！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用术于上、法不勤修之患也！”
基于申不害给韩国留下的术治传统危害极大，也基于韩非自己对术治的冷静评判，韩非对“术”作了严格定义：“术者，因权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用今人话语说，术治便是用人制度与问责制度的运用法则。所以，韩非倡导的术治绝不是简单的权谋之术，尽管它也包括了权谋之术。
嬴政最为赞叹的是，韩非没有因纳术入法而轻法，而是将术与法看作缺一不可的治国大道。有人问，法治术治何者更重？韩非答曰：“此犹衣食之孰重孰轻，不可无一也，皆养生之具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从九岁起，嬴政便是秦国太子。从十三岁起，嬴政便是秦国之王。从二十二岁起，嬴政便成了天下第一强国的亲政君王。期间风雨险恶不可胜数，对君王不可或缺的正当权谋体味尤深，可谓烙印在心刻刻不忘。为此，嬴政对《韩非子》所阐释的术治新说深有同感。读《定法》之时，嬴政连饮三大爵凛冽老酒，慨然拍案道：“如此术治，宁非与法治共生也！韩子大哉！”
最令嬴政感奋不能自已者，还是韩非的《孤愤》篇。
韩非之《孤愤》，不是诉说自己的孤独，不是宣泄一己的愤懑，而是为天下变法之士的命运愤然呼号。嬴政记得，初读《孤愤》时一身冷汗，眼前梦魇般浮现出翻翻滚滚的惨烈场景，车裂商君的刑场尸骨横飞鲜血遍地，浑身插满暗箭的吴起倒在血泊灵堂，浴血城头将长剑插进自己腹中的申不害，刺客刀尖闪亮苏秦颓然倒地，形容枯槁的赵武灵王正疯子一般地撕裂吞咽着掏来的幼鸟，嘴角还淌着一缕鲜红的血……
“昭昭《孤愤》，志士请命书也！”更深人静，嬴政慨然拍案。
《孤愤》没有罗列一个血案，但却令人惊悚，令人惕然。根本处，在于《孤愤》以无与伦比的洞察力烛照了变法志士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将血腥的未来赤裸裸铺陈开来给芸芸众生浏览，冷森森地宣示了变法家的血泊之路。行法牺牲者的命运，韩非是一层层揭开的：
首先，变法之士的秉性与使命，决定了必然与当道贵胄势成不共戴天。“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一旦任职），则烛重人（当道权臣）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则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朝纲）之外矣！如是，智法之士与当道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其次，当道旧势力拥有既成的种种优势，变法之士则是先天劣势。《孤愤》一一列出了当道者的基本优势，谓之四助五胜。四助是：诸侯之助，群臣之助，君王近臣之助，门客学士之助。之所以有此四助，根由是：“当道者擅枢要，则内外为之用。”有权力结交诸侯，有权力决定群臣利益分配，与君王之近臣内侍利害相关，有权力财力给士人门客以养禄，故有这四种助力。五胜是：一为官爵贵重，二为朋党众多，三为得朝臣多数，四为国人多趋于传统而一国为之讼（辩护）；五为得君王爱信。与当道者相比，变法之士却是五不胜：一官爵低（处势卑贱），二无党附（无党孤特），三朝野居少数（反主意与同好争，一口与一国争），四缺乏故交根基（新旅与习故争），五与君王及其亲信疏远（疏远与近爱信争）。
其三，如此态势之下，变法之士的命运结局必然是走上祭坛做牺牲。“资（根基）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陷者，以公法诛之！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以私剑（刺客）穷之！是故，明法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这是韩非最为冷酷的预言。变法志士只要违背传统势力之利益（逆主上），只有两种结局——不死于公法（世族贵胄以祖制问罪），必死于私剑（刺客）。
其四，变法之士必为牺牲，然变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韩非清醒地看到了变法之壮烈，揭示了这种壮烈的根本缘由。变法之士者，生命之大勇大智者也，宁变法而死，也不愿为腐朽将亡之邦殉葬。“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沿袭旧途而存国，不可得也！”
最后，《孤愤》对君王提出了冷峻的警告。变法之难，要在君主，君主不明，国之不亡者鲜矣！变法之士，孤存孤战。基于此，韩非告诫欲图变法之君王，该当如何认识并保护变法之士。其最要紧的有两条：一则，不与左右亲信议论变法之士，更不能凭亲信议论评判变法之士。“修士（人品高尚之士）不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更不以枉法为治……人主左右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毁诬之言起矣！治乱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士之吏废。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二则，君主与权臣的利害不同，君主一定要明察权臣朋党用私、杜绝贤路、惑主败法之罪行，否则无以变法。“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昭昭《孤愤》，变法家牺牲之祭文也！
烈烈《孤愤》，变法家命运预言书也！
这便是韩非，在那剧烈动荡的大争时世，自囚深居而思通万里烛照天下，将鲜为世人所知的种种权力奥秘与政治黑幕化为煌煌阳谋，陈列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权力场运行的永恒铁则。一部《韩非子》，使古往今来之一切权力学说与政治学说相形见绌，直是人类文明之绝无仅有也！即或后世西方极为推崇的马基雅弗利之《君王论》，也远远不可与其比肩而立。其深刻明彻，其冷峻峭拔，其雄奇森严，其激越犀利，其狰狞诡谲，其神秘灵异，其华彩雄辩，其生动谐趣，无不成为那座文明高峰的天才丰碑，无不成为那个时代的学养旗帜。《韩非子》之命运，如同其《孤愤》所揭示的变法家的命运一样：在一个变法为主流的时代，他是焚毁黑暗的熊熊火把；在迂阔守成的时代，他却被传统学派一代又一代地诅咒着谩骂着，不能以公法灭其学，则必以口诛笔伐追诬其人，追诛其心。然则，不管如何咒骂，《韩非子》都始终是权力场中无以替代的法则，一切当道者都得悄悄地按照其法则运行。后世有学人冯振，曾云：“《韩非子》乃药石中烈者，沉疴痼疾，非此不救；用之不当，立可杀人！虽知医者，凛凛乎其慎之！”这是后话。
那一夜，嬴政不能安眠，老酒一爵爵地饮，浑然不知其味。
五更鸡鸣，嬴政长吁一声：“嗟乎！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次日清晨，嬴政立即召来李斯与姚贾，事由只一句话：“无论何法，务求韩非入秦。”两人一阵思忖，李斯提出自己出使韩国力邀韩非，姚贾却不以为然。姚贾说：“韩非能否入秦，既在韩非，更在韩王。姚贾知韩甚深，对韩非亦有种种查勘。姚贾以为，若以求贤之心邀韩非，韩非必然拒绝；只有以威势压韩王，以韩王压韩非，韩非或可入秦。长史入韩，着力处只能是韩非，对韩王这般谋术成癖之小人国君，只怕力有不逮也！”李斯笑道：“韩王固小人也，足下何以克之？”姚贾答曰：“善术之小人，唯认威慑，岂有他哉！”李斯又笑道：“足下安知李斯无威慑韩王之才？”姚贾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观长史，大才长策之士也，然对卑劣小人却不擅应对。如此而已。”李斯对秦王一拱手道：“姚贾此说，臣无异议，但凭君上决断。”嬴政当即拍案决断：姚贾使韩，务求韩非尽快入秦。
四 天生大道之才 何无天下之心哉
蓦然之间，李斯的心头很不是滋味。
得姚贾快报，秦王本欲亲自到函谷关隆重迎候韩非，可是被王绾劝阻了。王绾的理由很简单：“秦为奉法之国。王迎三舍，为敬才之最高礼仪。今王为韩非一人破法开例，后续难为也！”嬴政虽被遏制了兴头，还是悻悻地改变了铺排，改派李斯带驷马王车赶赴函谷关迎接韩非，自己则在咸阳东门外三舍（三十里）之地为之洗尘。
李斯连夜东去，于次日清晨正好在关外接住了韩非。李斯记得很清楚，车马大队一到眼前，他立即嗅到了一种奇异的冷冰冰的气息。车马辚辚旌旗猎猎，出使吏员个个木然无声，全然没有完成重大使命之后的轻快奋发。姚贾下车快步赶来，眉头大皱一脸沮丧。韩非则是一身粗麻蓝袍，一辆老式铁车，冷冰冰无动于衷，怪诞粗土犹如鸡立鹤群。姚贾对李斯只悄悄说了一句：“此公难侍候，小心。”再没了话说。李斯并没在意姚贾的嘟哝，遥遥拱手大笑，兴致勃勃地过去请韩非换乘秦王的驷马王车。不料，韩非仿佛不认识他这个同窗学兄一般，只冷冰冰回了一句：“韩车韩衣，韩人本色。”便没了下文。李斯愣怔片刻，依旧朗声笑语，特意说明驷马王车可载四人，可在午时之前赶到咸阳，不误秦王三舍郊迎的洗尘大礼。韩非还是冷冰冰一句：“不敢当也。”又没了话语。素有理事之能的李斯，面对韩非这般陌生如同路人的冷硬同窗，一时手足无措了。李斯素知韩非善为人敌之秉性，他要执拗，任是你软硬无辙。思忖片刻，李斯与姚贾低声会商几句，姚贾飞马先回了咸阳。李斯这才放下心来周旋，邀韩非下车在关外酒肆先行聚饮压饥，可韩非只摇摇头说声不饿，便扶着锅盖般的铁伞盖柱子打起了鼾声。
无奈之下，李斯只好下令车马起程。韩式老车不耐颠簸，只能常速走马。若还是当年苍山学馆，李斯治韩非这种牛角尖脾性的法子层出不穷。可如今不行，李斯身为大臣，非但不能计较韩非，还得代秦王尽国家敬贤之道。韩非不上王车，李斯自然也不能上王车。为说话方便，李斯也不坐自己的轺车，索性换骑一马在韩非铁车旁走马相陪。一路走来，李斯滔滔不绝地给韩非指点讲述秦国的种种变化。纵然韩非沉默如铁，李斯也始终没有停止勃勃奋发的叙说。韩非坚执要常行入秦，要晓行夜宿。如此四百多里地下来，走了整整四日有半。期间，姚贾派快马送来一书，说秦王已经取消三舍郊迎，教李斯但依韩非而行。李斯接书，心下稍安，那种不是滋味的滋味却更浓了。
抵达咸阳，李斯声音已经嘶哑，嘴唇已经干裂出血了。
当晚，秦王嬴政本欲为韩非举行盛大的洗尘宴会，见李斯如此疲惫病态，立即下令延缓洗尘大宴。可李斯坚执不赞同，说不能因自己一人而有失秦国敬贤法统，当即奋然起身去接韩非。又是没有料到，韩非在走出驿馆大门踏上老式铁车的时候却骤然昏倒了。老太医诊脉，说此人食水长期不佳，久缺睡眠，又积虑过甚心神火燥，非调养月余不能恢复。于是，大宴临时取消，兴致勃勃聚来的大臣们悻悻散去，纷纷议论这个韩非不可思议。如此几经周折，大咸阳的韩子热渐渐冷却了下去。
在韩非医治期间，秦王嬴政特意召集了一次小朝会。
朝会的主旨是商讨《韩非子》。与会者仅有王绾、尉缭、李斯、郑国、蒙恬、姚贾等知韩大臣六人。蒙恬是被从九原边城紧急召回的。王绾、李斯本不赞同召回蒙恬。秦王却说，蒙恬善为人友，又与韩非有少年之交，或可有用；能使韩非真正融入秦国，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值得。王绾李斯没有话说了。朝会开始，嬴政开门见山：“韩非大作问世，韩非入秦，都是天下大事。今日先议韩非大作，诸位如何评判其效用，但说无妨。”
“韩非之事，在人不在书。”丞相王绾第一个开口，“韩非大作，新法家经典无疑也！然则臣观韩非，似缺法家名士之胸襟。是以臣以为，韩非其人，当与韩非之书做两论。”
“似缺法家名士之胸襟，此话怎讲？”嬴政皱着眉头问了一句。
王绾道：“法家名士之胸襟，天下之心也，华夏情怀也！华夏自来同种，春秋战国诸侯分治，原非真正之异族国家分治，其势必将一统。唯其如此，自来华夏名士，不囚于邦国成见，而以天下为己任，以推进天下尽速融会一统为己任。唯其如此，战国求贤不避邦国，唯才而用也！然，韩非似拘泥邦国成见太过，臣恐其不能脱孤忠之心，以致难以融入秦国。”
“老夫赞同。韩非有伯夷、叔齐之相。”很少说话的尉缭跟了一句。
“能么！”嬴政颇显烦躁地拍着书案道，“伯夷、叔齐孤忠商纣，何其迂腐！韩子槃槃大才，若如此迂阔，岂非自矛自盾？”
“老臣原本韩人，似不必多言，然又不得不言。”老郑国笃笃点着那根永不离手的探水铁尺道，“韩非之书，老臣感佩无以复加。然则，韩非世代王族贵胄，自荀子门下归韩，终韩桓惠王腐朽一世而不思离韩，其孤忠一可见也！期间三上强韩书，皆泥牛入海，仍不思离韩，其孤忠二可见也！老臣被韩国谋术做牺牲，不得已入秦又不得已留秦，融合之艰难唯有天知。韩非在韩论及老臣，却是鄙夷之情有加……韩非之心，不可解也！”
郑国老水工之正直坦荡有口皆碑，偌大的东偏殿一时默然。
“说书不说人！”秦王又烦躁拍案，“其人如何，后看事实。”
李斯不得不说话了：“韩非与斯，同馆之学兄弟也。韩非才华盖于当世，臣自愧不如也。若以其文论之，李斯以为：韩非大作不可作治学之文评判高下，而须当做为政之道评判，方可见其得失。”
“两者兼评，有何不可？”嬴政又是莫名奇妙地烦躁。
李斯道：“以治学之作论，《韩非子》探究古今治乱，雄括四海学问，对种种治国之学精研评判，对法家之学总纳百川而集为大成。自今而后，言法必读《韩非子》，势在必然。韩子之大作，将与《商君书》一道，成就法家两座丰碑。”
“以治国之道论，又当如何？”嬴政急切一问。
“臣三读《韩非子》，不如君上揣摩透彻。”李斯心知秦王必昼夜精读《韩非子》，且已经有了难以改变的定见，先谦逊一句而后道，“然则，以治国之道论，《韩非子》有持法不坚之疑，有偏重权谋之向。此点，与《商君书》大为不同也。《商君书》唯法是从，反对法外行权，权外弄术。此所以孝公商君两强无猜而精诚如一也，此所以大秦百余年国中无大乱也！《韩非子》书以权限法，以术为途，法典政令可能沦为权力之工具。如此，名为法术势相互制约，实则法治威力大大减弱。果真如此，法治堪忧也。”
“李斯之论，诸位以为如何？”嬴政叩着书案看了看蒙恬。
风尘仆仆的蒙恬已经变成了黝黑壮健的军旅壮士，昔年之俊秀风采荡然无存。迎着嬴政的眼神，蒙恬神色肃然地一拱手道：“臣读《韩非子》，只在昨日赶回咸阳之后，要说也只能是即时之感。臣夜读《韩非子》，其八奸、六反、七术，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修枝剪叶等等等等，权术之运用细密，臣一时竟有毛骨悚然之感……韩非一生未曾领政，更未亲身变法，竟然能对权力政事如此深彻洞察，对诡谲权术如此精熟，种种论断如同巫师之预言，使人戒之惧之！蒙恬以为：君臣同治，唯守之于法，待之以诚。若如韩非兄所言，君臣之间机谋百出，国家岂有安宁之日？君臣岂有相得之情？至少，韩非兄看重权术，于韩国谋术传统浸染过甚相关，不可取也……”蒙恬说得很艰难，末了一声叹息道，“想昔年兰陵学馆之时，韩非兄何其诚朴天籁之性，不想今日一别未逢，其书竟使人惶惶不知所以也！”蒙恬性慧而端严，向不随意臧否人物。今日，蒙恬如此沉痛地评判韩非大作，可谓前所未见。大臣们不说话，嬴政也罕见地板着脸不说话，气氛一时颇显难堪。
尉缭不意一笑：“姚贾入韩迎韩，宁做哑口？”
“姚贾说话。”嬴政黑着脸拍案一句。
“臣……无话可说。”姚贾脸色更是难看。
“此话何意？”嬴政凌厉的目光突然直视姚贾。
“君上！臣窝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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