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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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接着说：“我已经和他约好，让他明天到我们办公室来。”半夜时分，炮火声有所减弱，于是我便躺下来睡了。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正在熊熊燃烧。
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办公室安置了30人睡觉，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晚上9时，龙先生秘密告诉我，根据唐将军的命令，中国军队在晚上9时～10时撤退。后来我听说，唐将军实际上在晚上8时就已经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乘船到浦口去了。同时我还听龙先生讲，他和周奉命留下来负责照顾伤员。他恳切地请我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存放在我这里的3万元只能用于此目的。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笔捐赠，并答应提供帮助，因为那些急需各种医疗救护的伤员们的苦痛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
我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
12月13日一大清早，当我再次被空袭惊醒时，心里感到很失望。炸弹又一次冰雹般地落下。日本人在昨天晚上只攻占了几座城门，他们还没有推进到城内。
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建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成为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一直计划成立一个红十字会。委员会的3个成员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
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确信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的时候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逃走了。于是我们迅速弄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敢回到军医院。外交部的进出口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路一样满地抛撤着丢弃的武器装备。大门口停放的一辆手推车上摆放着一堆不成形的东西，仿佛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他还没有断气。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往前开，时时刻刻都有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
我们转弯开进上海路，街道上到处躺着死亡的平民，再往前开迎面碰上了向前推进的日本兵。这支分队通过一名会讲德语的医生告诉我们，日本军队的指挥官要过两天才能到达。见日本人是经新街口向北挺进，所以我们的车就绕过日本人的部队，快速地开了过去。沿途我们通过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约600名中国士兵。有些士兵不愿意执行放下武器的要求，但当他们看到不远处日本人已经逼近时，最终还是决定放下武器。我们将这批人安置在外交部和最高法院。
十二月中旬日记（3）
　　　我们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则继续往前行驶，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我们的人同样也要求他们放下武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人朝我们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但是不知是从哪儿射来的。最后我们终于发现，是一名中国军官骑在马上拿着一枝卡宾枪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
必须承认，从他的立场出发，他这样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经过考虑仍然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在安全区的边上发生了巷战，那么逃跑的中国士兵毫无疑问会撤进安全区，这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区域。
它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毁，也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这些完全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除了被日本人当作战俘之外，不会有其他危险。那个朝我们射击的中国军官后来怎么样，我们无从得知，我只看见了我们的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夺下了他的枪。
回到总部后，我发现大门口非常拥挤，这里也涌来了一大批无法渡江撤退的中国士兵。他们都接受了我们缴械的要求，然后被安置到了安全区的各个地方。施佩林站在大门口，脸色非常严峻，他手里拿着毛瑟手枪，当然子弹没有上膛。他监督武器是否排放整齐，并清点数目，因为我们打算过后将武器移交给日本人。
我们担心日本人会驱散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袭扰或惩罚难民区内聚集的人群，因此发布了如下公告：致难民收容所难民的重要通知1．紧急呼吁所有的人尽可能不要在街上逗留。
2．在最危险的时候，建议躲在房子里或不会被看见的地方为好。
3．我们提请注意，难民区是专为难民设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难民区无权为中国士兵提供保护。
4．如果日本人来难民区检查或巡视，必须予以通行，不得向他们实施任何抵抗。
12月14日我们分别用英语和日语草拟了一封信，准备面呈日本指挥官。下面是这封信的译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7年12月14日致指挥官先生驻南京日本军队尊敬的指挥官先生：请允许我们在此表达对贵炮兵部队的谢意，他们遵守纪律的行为使得安全区幸存。为了维护中国平民的利益，我们想就未来的计划安排与您取得联系。
国际委员会已经承担了在安全区安置滞留城中的中国居民的责任。米面已有储备，可暂时接济难民。委员会还同时接管了安全区内的中方警务管理工作。
委员会现提出下列请求：1．恳请在安全区各通道口派驻日军岗哨。
2．安全区由区内平民警察保护，平民警察只携带手枪。请予以批准。
3．批准委员会在安全区内出售米面并设立粥厂。委员会在其他城区有粮食储备，请准予我们的卡车通行，运输粮食。
4．在难民全部返回原住处前，请准予委员会继续保留目前对房屋的管理权（即便能够返回，仍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无家可归，必须得到照料）。
5．准予委员会与贵军合作，尽快恢复水电供应和电话通讯。
昨天下午，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局面，大量逃跑的中国士兵在城北无路可退，其中一部分来到我们办公室，请求怜悯，救他们的命。我方代表为此试图和贵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但只在汉中路遇见了一位大尉。以上提到的那些中国士兵，我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安置在安全区的房子里。
现恳请您能宽恕这些士兵，考虑他们的愿望，准予重过和平的平民生活。
在此，我们想向您介绍国际红十字会，约翰·马吉先生（美国人）为该会主席。
该会已经接管了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的几所原军医院，于昨天解除了院内全体人员的武装。该会保证负责这里的建筑物将来不得用于医院以外的其他用途。如果地方够的话，我们建议将所有中国伤员安置在外交部。
为了中国平民百姓的安康，我们期盼着能有机会和您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谨致崇高的敬意签名：约翰·拉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原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秘书宋（音译）先生还承担了翻译的工作，60岁的宋先生也是我们下属的红卍字会成员。我们找了约6名日本军官，他们让我们和明后天才抵达的日本陆军谷寿夫将军①联系。
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日本人每10人～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估计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斯林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
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用来将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的圣公会在太平路上的英国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两枚炸弹击中。这些房子都被砸开并洗劫一空。几个日本士兵正打算拿走福斯特的自行车，见到福斯特和我们，他们楞住了，随后便迅速溜走了。
十二月中旬日记（4）
　　　我们拦住了一个日本巡逻队，向他们指出这里是美国入的地盘，请他们让抢劫的人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只是笑笑，并不理睬我们。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捆绑着将他们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人～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
我们安置伤兵的外交部已经不允许我们进去，中国医护人员也不许离开。我们成功地抢在日军下手之前，将一批125名中国难民迅速地安置在空房子里。韩先生说，他家隔壁的一所房子里有3个十四五岁的姑娘被抢走了。贝茨博士报告说，甚至连安置在安全区内房子里的难民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被抢走了，就连仅剩的1元钱也逃不出闯入者的手心。几队日本兵也来到了我的私人住宅，在我出现并向他们出示手臂上的国社党卐字袖章后，他们就撤走了。美国国旗非常不受欢迎，我们委员会成员索恩先生汽车上的美国国旗被抢走了，车里的东西也被盗了。从清晨6时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路上奔波，以便准确地了解这种暴行。韩先生不敢离家半步了。日本军官多多少少还比较客气，举止也还得体，但是一部分部队的行为确实可恶。飞机上抛撒着宣传品，向平民百姓通告，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会受到人道的待遇。
我们疲惫不堪，近乎绝望地回到了位于宁海路5号的总部。城市的许多地方出现了饥荒，我们用自己的私人汽车给司法部大楼送去了成袋成袋的米，因为那里有好几百人正在挨饿。外交部里的人和那些伤员靠什么活下来，对我来讲简直是个谜。
在我们总部的院子里，有7个重伤员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最后终于被救护车送到了鼓楼医院。重伤员中有一个约10岁的男孩，他的小腿被子弹击中，连发出呻吟的气力都没有了。…………………………………………………………………………………①　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时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据1947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载：“由谷寿夫所率之第六师团任前锋，于26年12月12日傍晚，攻陷中华门，先头部队用绳梯攀垣而入，即开始屠杀。翌晨复率大军进城，与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继以焚烧奸掠。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26年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尸横遍地，惨绝人寰。其残酷之情状，尤非笔楮所忍形容。”
12月14日，晚上我不想说自己对艺术一窍不通，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在生活中我很少把时间用来阅读诗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总觉得这和一个汉堡正派商人的职业协调不起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教育的缺陷”最终令人难堪地表现出来时，我便开始时常从“女性”书目中选出这本或那本书来，以弥补我知识上的缺陷，当然我首先不免左顾右盼，确定不会被人发现。但是不知是谁听到了风声——女士们已经发现了一切，她们面带沉静的微笑对我们的过失并不理会，对我尤其如此。但是不管怎么样，台历背面的那些格言警句变得越来越美好。某些特别有诗意的东西在我不知不觉、因而也就没有提出非议的情况下，被塞进了我的每日笔记本里，塞进去的纸条常常还露出点边。今天又有一张纸条摆放在了我的面前：生　命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生命。
死亡吓不住我们——每一个沉寂都萌发出生命的意志。
我们切齿痛恨虚伪、半途而废。
我们真切热爱自由、光明。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父辈和大地的神圣遗产这个生命，人民和国家的造化。
我将这张纸条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而且每天都放在我的面前。如果生命每时每刻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读起这些来便有特别肃穆的感觉——谢谢你，妻子！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先生打算乘车去上海，这种想法值得称道。但是我不相信他能顺利通行，尽管如此，我还是托他带一份电报到上海，电文如下：上海西门子洋行（中国），本电文签署人和当地办事处的全体职员到12月14日晚上9时为止一切都好。请通知　D．拉贝夫人（天津，马场道136号）和柏林的施莱格尔先生。
拉贝我刚刚得到消息，德丁先生已经返回，上海之行没有任何结果。遗憾！
12月15日上午10时，日本海军少尉关口来访，他向我们转达了海军“势多”号炮舰舰长和舰队军官的问候。我们把致日本军最高司令官的信函副本交给了他。
11时，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来访，我们同他商谈了我们工作计划的细节。
福田先生明白，尽快使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电话局恢复正常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日本当局的利益。有关这一点，我们，或者说我，可以向他提供帮助。
十二月中旬日记（5）
　　　韩先生和我对这3个地方的情况非常了解，我相信我们能够让工程师和工人们将工厂重新运转起来。在新街口的交通银行（日军司令部）我又遇见了福田。在拜访当时的指挥官时，他作为翻译帮了我们很多的忙。
由于昨天，也就是12月14日，我们没能和日军指挥官取得联系，因此为了澄清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问题，我们向福田先生递交了一封信，信文如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7年12月15日致福田德康先生日本大使馆参赞南京尊敬的福田先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命运深感震惊。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力争做到安全区没有中国军人，到星期一，也就是12月13日的下午之前，这方面的工作成效良好。但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有数百名中国军人接近并进入了安全区，他们（出于绝望）请求我们帮助。委员会明确地告诉他们，无法提供保护。但是我们同时向他们解释说，如果放下武器，放弃对日本人的一切抵抗，我们认为，他们可以期待得到日方的宽待。那天晚上，由于匆忙和混乱，再加上有些士兵已经脱下了军装，委员会未能将已经解除武装的士兵同中国平民区分开来。
委员会当然认为，这些中国士兵，一旦验明身份，根据法律就应当被看作是战俘，但是同时又希望，不要因此而殃及中国平民。
此外，委员会还希望，日军能够根据有关战俘的战争法律规定，并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给予这些过去的士兵以宽大处理。战俘适合充当劳工，他们自己也会因为能够尽快重新过上平民的生活而感到高兴。
顺致崇高的敬意签名：约翰·拉贝主席作为对这封信和12月14日我们给指挥官信函的回答，我们现在收到了指挥官以纪要的形式给予的回复，回复由福田先生翻译，纪要如下：与日军参谋部参谋长在南京（交通银行）的会晤纪要1937年12月15日，中午翻译：福田先生委员会出席成员：约翰·拉贝先生，主席斯迈思博士先生，秘书施佩林先生，总稽查（前面提到的12月14日和15日两封函件经过福田先生的翻译，递交给了指挥官。
指挥官此次会晤是要对此表态，而不是要回答问题。）1．在城内搜索中国士兵。
2．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日本岗哨。
3．居民应尽快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
4．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您交给日军办理，您可以相信日军是有人道主义的。
5．中国警察可以在安全区内巡逻，但必须解除武装，仅携警棍。
6．贵委员会在安全区储备的1万担米可以供难民使用，但是我们的日本士兵同样也需要米，必须允许他们在区内购买粮米。（关于区外储备的粮米，没作明确表态。
）7．电话和水电供应必须恢复。我们定于今天下午和拉贝先生视察这些设施，我们将在视察后制定相应措施。
8．从明天起将对城市进行清理，我们急需劳工，请委员会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我们明天需要100个～200个劳工，干活付酬。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我们同指挥官和福田先生告别时，原因将军走了进来，他当即表示要我们带他去安全区转一圈看看。我们约好下午去察看下关发电厂。
遗憾的是我错过了约定的下午察看时间，因为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一部分已经放下武器逃到我们安全区的原中国士兵。我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他们担保，这些难民已经不会再战斗，应将他们释放。我刚回到委员会总部还没进办公室，杂工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又回来将所有1300名难民捆绑起来。我、斯迈思和米尔斯3人试图再次将这批人解救下来，但是白费口舌。大约100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将这批人围起来，捆绑着拖走，准备拉出去枪毙。我和斯迈思又一次开车去找福田，替这批人求情。福田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办，但是希望渺茫。我向他指出，如果这样处决人的话，我将很难为日本人招募到劳工。福田也深以为然，安慰我并答应明天去办这事。我的心情悲痛极了，把人像动物一样强行拖走，这是很残酷的。但是他们声称，在济南中国人枪毙了2000名日本战俘。
我从日本海军处听说，负责安全接运美国大使馆官员的美国“帕奈”号炮艇被日本人误炸沉没，死亡两人。一人是桑德利，意大利一家报社的记者；另一人是查尔森，“梅平”号的船长。美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肩部和膝部受伤，斯夸尔的肩部也受了伤，加西的一条腿断了，安德鲁斯少尉受了重伤，休斯艇长也断了一条腿。这段时间里，我们委员会也有一个人受了伤。克勒格尔拿着一盏油灯靠着一个几乎是空的汽油罐太近，结果把双手给烧伤了，我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黑姆佩尔抱怨日本人把他的饭店完全摧毁了。基斯林糕饼店看来也已经片瓦不存了。我急切地盼望着这段动荡不定的日子能早日过去，我们现在对生存的忧虑的的确确要大于南京沦陷前的那段时间。人们对手榴弹和炸弹已经习以为常，现在要做的是同占领军搞好关系。对一个欧洲人来讲，这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对委员会主席来讲，要胜任这一点，并不简单。
今天下午“帕奈”号炮艇的幸存者们要被运送到停泊在下关港的美国炮艇“瓦胡”号上。据说日本的舰队凡是能够航行扬子江航道的也已经驶入下关港。我估计，美国“瓦胡”号炮艇能够而且会驶往上海，因为受伤人员几乎是不可能安置在南京的。
十二月中旬日记（6）
　　　我们再次写信给日本人，正式提请他们注意我们成立的红十字会分会。全文如下：国际红十字会分会南京宁海路1937年12月15日致福田德康先生日本大使馆参赞南京尊敬的福田先生：目前已经有大量士兵和平民受伤，为了能够应付由此形成的困难局面，我们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
我们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便该分会能得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
现在我们恳请您，帮助我们获得南京日本军事当局的批准，以便我们开展人道主义工作。
随本函附上委员会名单。
谨致良好的问候签名：欧内斯特　H．福斯特秘书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宁海路5号电话：32346，31641，31961约翰　C．马吉牧师　主席李春南先生（音译）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南京）洛先生　副主席欧内斯特　H．福斯特牧师　秘书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　财务主管保罗·德·威特·特维内姆夫人明妮·沃特林小姐罗伯特　O．成尔逊大夫P．H．门罗…福勒先生C．S．特里默大夫詹姆斯·麦卡勒姆牧师M．S．贝茨博士约翰　H．D．拉贝先生刘易斯　S．C．斯迈思博士W．P．米尔斯牧师克拉·波德希沃洛夫先生沈玉书牧师　12月16日上午8时45分，我收到了菊池先生给我的一封函件，菊池是一位谦逊可亲的日本翻译。他在信中通知我们，从上午9时起在安全区搜寻中国士兵。
前一段时间我们所经历的狂轰滥炸和连续的炮击同我们眼下所经历的可怕时期　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安全区外已经没有一家店铺未遭洗劫。现在掠夺、强奸、谋杀和屠杀在安全区也开始出现了。安全区里的房子，不管有没有悬挂旗子，都被砸开或洗劫了。下面致福田先生的信大体描述了目前安全区的局势，信中所提到的15起事件仅仅是我们所知道的许许多多事件中的几起。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