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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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表达他们的谢意。在一条街道上，一个商人刚刚开店恢复营业，一个宪兵正和一个居民温和地交谈。日本大使馆旁的鼓楼那里有个山丘，从那里可以眺望四周。人们可以看到附近挂着星条旗的美国大使馆，西北面有英国国旗，北面还有法国国旗，东面的苏维埃红旗则倒映在玄武湖碧波之中。在中央，在日本大使馆的铁塔上，太阳旗突出于一切之上。人们从高处向下望去，可以看到日本士兵正在和中国儿童愉快地玩耍。
南京目前正处于世界的焦点，众目注视。可以肯定，这里的人们又重新享受到了和平的幸福与劳动的快乐。
1月22日我在这本日记里多次写到一名被枪杀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这具尸体被捆绑在一张竹床上，自12月13日起一直横躺在我的房子附近，没有掩埋。我对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请求他们派人或是准许我进行掩埋，至今仍没有结果。尸体依然在原来的地点，只是绳索已被剪断，那张竹床扔在两米远处。我无法理解日本人对这件事的做法。他们一方面要别人承认它是和欧洲强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并受到同样对待；另一方面其行为却时时表现出残暴、野蛮和兽性，以致别人可以把他们同成吉思汗的部落相比。既然我为安葬这具可怜的尸体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结果，我只好作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人虽然死了，但他的尸体将永远留在这个人间。
一月下旬日记（2）
　　　今天早晨，约翰·马吉牧师陪我和会讲一点日语的克拉到后勤军医总监平井大夫那里，我必须对他作一次回访。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请求平井大夫准许我们访问红十字医院。这所医院是我们在外交部设立起来的，我们现在还向那里提供大米。
但在南京沦陷后就不许我们进去，因为日本人接管了这家医院的管理工作。平井大夫对我们的请求稍作考虑后，答应要向总参谋部提出申请。他看上去是个和蔼的、平易近人的老先生。我们今天访问他时，他身穿整齐的制服正坐在靠背椅上，让一名日本画家画肖像。
马吉又收集了几起令人厌恶的暴行。日本士兵抢走了他们搞到的全部用于屠宰的牲畜。日本人最近叫一些中国年轻人去找猪，有几个动作不麻利或没找到猪的年轻人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了。一个被刺死的年轻人内脏拖在肚皮外面！一个人老是听到目击者的这类报告，就会感到厌恶。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军队都是由释放出来的囚犯组成的，正常的人不会做出这等事来！我们今天看到几辆装满中国士兵的卡车从南面开来，并朝下关驶去。我估计他们都是在这里和芜湖之间被俘的战俘，要在扬子江岸边被处决。
高玉先生来拜访我。他是领事馆警察的负责人，是日本大使馆的参赞，我给他搞到一辆汽车，希望他给一张征用收据。他没有在收据上签字，一声不吭地把收据塞进了口袋。我吃亏了。以往他来时总是穿一套合身的蓝色制服，现在却穿了便服。
他目前正在寻找在南京拍摄的空战和坠毁的日本飞机照片。这方面的照片很多，是由半官方的中央党部摄影社拍摄的。该社的办事处离我这里很近，但这时已被日本人烧光了。这个摄影社拍摄的有关这方面的照片花一元钱可以买到一张（顺便说一下，我觉得太贵）。这些照片中有一张是16个日本飞行员的合照，他们因飞机坠毁而被关进中国战俘营里，受到中国人的细心护理和良好治疗。据说其中有高玉的一个朋友，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高玉似乎对这个被俘飞行员的命运很关心，希望从我们这里了解到关于他更详细的情况。我们无法给他提供任何情况，因为事实上我们一无所知；即使我们知道一点，提供情况无论如何要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大使馆秘书福田先生已经告诉过我，一个日本军官（飞行员中有几个军官）做了俘虏，必须剖腹自杀，一个日本军官是不可以被俘的。这是日本人自己之间应该解决的事。如果有一批在这儿犯下残暴罪行的日本人剖腹自杀，我是绝不会反对的，但尽管这样我对此仍不能提供帮助或信息。
我们委员会的总稽查施佩林先生，看到了我们写的所有报告。这唤醒了他至今一直沉睡着的荣誉感，他按擦不住，也凑成了一篇报告。施佩林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理应得到荣誉），在我们中间确实也经历得最多。但他这个人比较简单，因此报告写得并不怎么样。我们大家都不是天生的文学家，但是施佩林写的那些文理不通的东西，看上去的确非常滑稽可笑。他把草稿拿给我看。我当然不忍心把他那令人惊异的描写改掉，就让他那样报告下去吧。但是“……有许许多多的妇女，……
用颤抖的乳房给孩子喂奶”，“赤身裸体的日本兵趴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身上……”这类句子他还是应该删掉的。下面就是这篇报告：爱德华·施佩林南京大方巷21号1938年1月22日致罗森博士先生德国大使馆南京在南京和南京周围发生战事期间，我同其他先生们冒着生命危险留在这里，并在国际委员会成立时被任命为南京安全区总稽查（警察委员）。我作为总稽查驾车巡视时，有机会亲眼看到一些好事，但更多的却是坏事。我的外勤任务并不轻松。我有650名训练有素的警察，还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平民警察队协助我。我们维持了良好的秩序。这里我必须再次证实，我受到了中国人的重视和尊敬。如同我经常看到的一样，这个民族善于忍受痛苦和煎熬，而不去抱怨或发牢骚。有20万难民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只身逃离，寻找安全的地方，寻求得到保护，这其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妇女，她们怀抱幼小的孩子，用颤抖的乳房给孩子喂奶。
在南京安全区，我们原来有两个组织良好的消防站，一个在鼓楼，另一个在大方巷，可惜我们的消防龙头和消防车都在日本军队进驻后被他们征用了，因此我们在遇到许多火灾时束手无策。火灾几乎每日每夜都发生，我们却帮不了忙，也许我们的帮忙也不受欢迎。真是可悲，但却是真实的。
自从日本部队于1937年12月13日进驻以来，安全区（其实根本算不上是安全区，因为它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的骚乱才真正开始。迄今一切都组织得非常安宁与平和，但是根本得不到日本士兵的尊重，他们对于卐字旗和德国大使馆用德、英、中3种文字书写的布告不屑一顾。德国大使馆也特别为德国人住家的佣人们发了保护证明，但他们每天都来向我报告，说日本士兵把床上用品和钱财等抢走，疯狂地用枪托和刺刀强行把锁着的房门砸开，闯了进去。根据报告，被偷走汽车的有：特劳特曼博士（已归还）、罗森博士、林德曼、克勒格尔、施塔克、增切克、贝克博士、博尔夏特、洛伦茨、皮尔纳、马丁、海因里希、胡梅尔、施罗德博士、齐姆森。还有许多汽车被偷走后还没有报告，12月17日，许尔特尔先生的汽车在德国大使馆被偷。事也凑巧，当时哈茨先生和我同日本领事馆的一名官员正在附近，还来得及在第二个街角把偷盗者逮住，我们好不容易费尽口舌才把汽车要了回来。在这件事上，我看出日本文职官员的权力很小，这位领事馆官员在和强盗军人告别时不断地大幅度弯腰鞠躬。
一月下旬日记（3）
　　　1937年12月17日～20日，日本领事田中乘车到所有外国人的住宅，让人在这些房子的外面贴上用日文书写的能起到保护作用的布告（后来我发现这个破东西有几张被人撕下扔在地上）。尽管如此，日本士兵仍然继续破门而入，将这些房子洗劫一空。
12月21日中午，我看见黑姆佩尔的饭店在燃烧，尽管它外面贴有日本领事馆的布告，几天后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也被烧得仅剩断壁残垣。
12月21日，根据日本总部菊池先生要求，我找到60名电工去维修下关电厂。工人们不愿为日本人干活，因为他们有50名躲在下关和记洋行避难的伙伴被日本士兵残酷地枪杀了。
12月22日，我和菲奇先生在云南路所谓的安全区里，看到30个穿平民服装的中国人，被捆绑着杀害后，扔进水（塘）里。根据克勒格尔和哈茨先生的报告，在汉西门外约有500个平民也遭到类似方式的枪杀。我估计被这样残暴杀死的有5000人～6000人，全都是走投无路、手无寸铁的人。
12月27日～30日，根据日本大使馆的请求，我同日本领事馆警官高玉乘车查看了40所德国人的住宅，它们的大部分都遭到了抢劫。除了德国大使的住宅外，在安全区以外房子里的所有佣人和看守人都跑掉了，看上去最糟糕的有孔斯特…阿尔贝斯公司、罗德、沙尔芬贝格、施密特公司（哈蒙）、施佩林、埃克特、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和黑姆佩尔饭店的房子，最后这4栋房子完全被烧毁。在德国人也参股的福昌饭店里，保险柜被砸开，整整一层楼的饮料、床铺、被子、衣物、银餐具等等被抢走。
日本警官到处都做了笔记，记下了有关房子的状况。我的私人住宅也被抢过，木箱和皮箱被强行撬开，我冬天和夏天的全部衣物及用品被盗。坐落在中央路上的增切克、林德曼、布瑟、尤斯特的住宅部分被抢。我对日本警官高玉先生说，我可以发誓，绝大多数房子在日本部队刚进驻的时候还是完好无损的。
12月29日，我找到25名工人去修复水厂。1938年1月3日，一些房子里已经有了电和水。
在80多起案件中，我被中国平民找去，把闯进安全区房子里强奸女人和女孩子的日本士兵赶出去。办这种事情我没有任何困难。
元旦那天，几个日本士兵寻开心。一个漂亮女孩子的母亲来叫我，并跪在地上哭着恳求我帮她忙。我和她乘车赶到汉口路附近的一所房子。我走进这所房子时，看到了如下情形：一个赤身裸体的日本兵趴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身上，她悲痛欲绝地哭喊着。我用各种语言对着这家伙大声训斥，祝他“新年快乐”，他仓皇地跑了出去，手里还拿着裤子。所有这些案件，包括抢劫在内，都写了报告，保存在国际委员会的卷宗中，随时可以查阅。
将近一个半月之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平静下来，抢劫仍在继续，房子依然被烧……住在所谓的安全区里的难民们，无法回到被毁坏了的或部分已被烧掉的自己住房里去。
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也只有依赖日本人，但日本人自己也不知道或是不想知道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难民吃和住的问题。
国际委员会是个纯民间性质的组织，与政治毫无关系，其总的原则过去是，始终也是支持遭受战争损害并且还在受苦的平民。
我简略地描述了关于日本士兵野蛮暴行的几个事件。在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屋顶旗杆上，卐字旗自豪地高高迎风飘扬，门上都贴着用3种语言书写的德国布告以及日本大使馆的布告。就在这些房子内，我和日本领事馆警官高玉目睹了一个所谓友好民族的士兵们所造成的疯狂破坏。无论如何我还可以写好几份有价值的报告，对此我随时准备着。
致以德意志的问候。希特勒万岁！
签名：爱德华·施佩林局势报告1938年1月22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目前担负着一个救济委员会的职能，保障城内25万居民的利益。大部分难民（至少百分之九十）仍然生活在安全区内，因为他们害怕在安全区外的家中被满街乱窜的日军士兵纠缠，甚至遭受火烧之灾。一些已经回家的人也因日本人的强暴而重返安全区。居民们似乎正在做准备，安家落户，在此过冬，毫无迁出的打算。尽管地方狭小，又有规定，不得携带家具进入安全区（因为当时预料难民有可能在一两周后即回家），现在还是有许多人把家具弄了进来，以免被毁。
城里只有两名外籍医生，因此一旦发生传染病，救治的希望微乎其微。到目前为止，未发生疫情还算是运气。我们提出再要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但是允许其进入南京的要求遭到拒绝。大学医院（鼓楼医院）里挤满了重伤的平民，新近又有相当数量的孕妇被迭到这里，她们属于最贫穷的阶层。现在发现了几例白喉病人，目前这种湿冷的天气也使不少人患了感冒。疾病的增多当在意料之中。
目前国际委员会下辖25个难民收容所，计6万人。他们分散在安全区内的公共建筑和学校里。其中规模最大的几处分别位于：金陵大学附属中学，1。5万人；老交通部，1。2万人；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6000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5500人。
由于日军进城前大量难民涌入安全区，造成了区内的混乱，因此在所有的难民收容所开设粥厂已无可能。为此我们不得不决定，向那些一无所有的难民免费发放定量口粮。那些在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领导下的粥厂及口粮发放站每天供应5万人的伙食，免费分发粥或干饭。借此机会，不得不用赞许的口吻提及一支日本小分队，它向红卍字会赠送了2000余袋米，这样的援助太宝资了。
一月下旬日记（4）
　　　开始时，国际委员会出售大米，所得钱款用来为那些身无分文的难民购买食品储备。原先的打算是，一旦局势平稳，私营粮店开张之后，我们便停止销售。鉴于自治委员会打算于1月10日开设米栈，我们便于同日中止了救济基金大米储备的销售。
然而两天之后，日本人却停止向自治委员会开设的商店提供粮米，此后安全区内的大米销售也被全面禁止。一个星期之后，自治委员会获准在城南开设两家米店，距安全区南端一里。即便如此，来自上述地区的居民仍然不敢回家。由于日军的存在，那里还没有恢复安定和秩序。日本人总共只提供给自治委员会2200袋米和1000袋面粉。据估计，为了给25万人提供食物，每日便需16O0袋米。到目前为止，难民们靠自己的储备过活，然而这些储备也即将告罄。如果不尽快采取果断、周密的预防措施，解决居民粮米、燃料的供应，那么饥荒和由此带来的一切严重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国际委员会试图购买储藏在南京城外或上海的食品，以此作为救济基金的储备，然而所有这些努力也都因日本当局的阻挠而失败。
国际委员会的基金随时可以用来购买食品和燃料，然而所缺的只是日方的许可。
今天我们为5万人提供了伙食，而目前我们所掌握的粮食只够这5万人维持不到30天。
我们向上海方面提出追加购买价值5万元粮食的请求已迅速得到答复，但是目前未获日方装船运输的许可。而如果不允许国际委员会直接购买粮食，就只有一条路可走：给难民发放救济现金。然而我却不看好这一方式，因为这会大大增加我们管理的工作量，虽然某些问题的解决看来别无他法。
一个下属委员会即所谓的“恢复秩序委员会”，制定出一些计划，以帮助难民重返原住所，首要的是让他们从事某些商业活动。自从日军12月19日有组织地焚毁城里四分之三的商店以来，这一问题变得十分紧迫。以下事件便可说明情况。有一户人家，常年以织毯为生，独自经营着自己的生意。1月1日夜里，其房屋被日军焚毁，衣物被烧，所有钱财被日军士兵一抢而光。像这样一个被洗劫一空的8口之家，如何才能帮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呢？我们免费向他们分发粮米，我们所能给他们的最好的帮助只能是现金，因为除了在上海路、宁海路路边摆些小售货摊之外，我们没有什么生意可以介绍给他们做。所有的居民靠着带来的东西在此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我们希望春天能够开始农业生产。这当然取决于那些甚至连自己城内小菜园都荒废了的农户回去后能否安全地从事生产。
恢复秩序委员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照顾那些寡妇和孤儿。第一次临时调查的结果表明，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有420名妇女的丈夫被日本人杀害。许多平民因为被日本人怀疑是身着便装的中国士兵而丢了性命。有些可怜的人还是在日本人那里登过记，而且在妻子及家里人为其担保的情况下被带走的。
谈到恢复生产的问题，可惜国际委员会没有专项基金为那些想开业的人提供贷款。有些难民的亲属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生活，并有收入，对于这样的难民，委员会也不能借款给他们。上海以及其他城市的一些中国组织将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帮助他们在南京的同胞。
在自由出入南京未获南京日本当局许可之前，使家庭重新团圆，或是让难民回归故里根本做不到。
总有一天，自治委员会新任食品委员，人们都称之为“吉米”的王承天先生和我们委员会运输部门负责人查尔斯·里格斯先生会写出一个惊险的故事，讲述他们如何不知疲倦地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得到日本人的许可，为城内的居民运送更多的米、面粉和煤炭。运输工作先是由里格斯先生亲自领导，后由一名领事馆警察负责：现在则由日本特务机关的一名卫兵负责。日本人在入城后的第一个星期毁坏了城中大部分的卡车和其他车辆，备件无处可寻，这就给我们运送粮食和燃料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与此同时，数百辆日军的卡车却散乱地闲置在街上。
现在，在一些选定的建筑物里已通了电，较低处的水龙头里有时也能得到城市水厂供应的水。电话还不通。据日军和日本大使馆的一些人士讲，目前南京城中既没有可以好好吃顿饭的餐馆，也没有可以消遣娱乐的去处。南京往日的繁华己化为灰烬。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南京的居民在废墟中挖掘可以变卖的东西来换取食品。
如果那些为日军服务的苦力的劳动能建立在一定的商品交换基础上，那么城市的居民还能有一小笔收入来源。一些好说话的士兵给予替他们干活儿的苦力应得的食品，还有少数士兵甚至付给他们少量的钱。但愿这是一种好的兆头，预示着情况一天天会好起来。
南京平仓巷3号1938年1月22日尊敬的博因顿先生：本函是装在美国大使馆的信封中，由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带到上海的。
克勒格尔先生是除洛维特·弗雷泽和沈尔泽先生之外，第一个被日本人准许离开南京城的外国人。克勒格尔先生自安全区建立以来一直为其工作。他的本职工作是安全区的财务主管，但他却参与了多方面的工作。在城市陷落之前，他冒着日军空袭的危险，协助将粮米储备运进安全区，之后又参与运输，直至因手部烧伤而不能从事此项工作。他在我们这些人中行程最远，跑遍了城里城外。因此毫无疑问，他能够向您讲述某些令人感兴趣的细节。
一月下旬日记（5）
　　　我建议您安排一个午餐会或一次会面，召集那些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们参加，例如：里斯、佩蒂特、威尔伯、沃林、钱塞勒、田伯烈、莫里斯、贝克尔诸位先生。
您可以让克勒格尔先生做一个简要的汇报，您也可以借此机会向他提问。克勒格尔先生的介绍一定能帮您更好地了解日本人。
如果您获准将食品用船运往南京，克勒格尔先生作为礼和洋行的雇员将很愿意提供帮助。不过我们得提请您注意，克勒格尔先生将于约两周后离开上海，动身去香港。
在此预先对您将为克勒格尔先生所做的一切致以诚挚的感谢。
顺致亲切的问候您忠实的签名：S．C．斯迈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1月22日致　C．L．博因顿先生全国基督教总会上海尊敬的博因领先生：在此我们把国际委员会的财务主管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介绍给您。他将向您通报我们在援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物资匮乏情况。在您竭力帮助南京人民的过程中，克勒格尔先生很愿意助一臂之力。
在南京期间，克勒格尔先生在礼和洋行工作，现奉公司之命返回上海。
非常遗憾，克勒格尔先生离开了南京。可是他在各方面都非常愿意帮忙，因此在上海逗留期间也会给予我们帮助。如果您能派一位精明强干的人接替他的工作，我们将非常欢迎。
我们请求您，把克勒格尔先生引见给所有对南京救济基金工作感兴趣的机构。
在此预先对您表示感谢。
顺致亲切的问候签名：S．C．斯迈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1月22日致约翰　M．阿利森先生美国大使馆秘书南京尊敬的阿利森先生：今天中午您向我提及1月18日致电博因顿先生一事，就此我想对我处原有的大量粮食储备作如下说明：在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政府向我们委员会授予安全区行政管理权之时，即向我们提供了3万担（2。4万袋）大米、2万袋面粉（每袋50磅）。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我们共运进了约8800袋大米和1000袋面粉。虽然我们在1937年12月14日的致函中提出抗议，但其余的1。5万袋大米和1。9万袋面粉还是被日本人没收了。关于这批储备粮的移交事项，我们有前市政府专门的文件。
另外在移交时，我们还被告知，中国军队还在城里和城郊储藏了10万担大米。
此外私人手中还有大量的大米储备，例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关于购买事宜，我们已经与之取得了联系。
因此很明显，这里的确有大量的米、面储备，据此估计日本当局可以满足中国老百姓的需要。
希望上述说明对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