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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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其老谋深算，不轻易出手的吴来说，该是如何残酷和毁灭性的打击。“误尽平生是一官”！“忍死偷生廿载余，如今罪孽怎消除”？“吾病难将医药治……竟一钱不值成何说！”这以后这样一种自怨自艾的情绪一直纠缠在吴的内心，尽管这对他后来诗文的成就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几乎与十七年前错判局势的那番引人注目的表演如出一辙，在“朝廷屡召”“两亲流涕辨严”这样的借口下面，顺治十年吴的所谓扶病出山说起来同样也是政治斗争的附带产品。在当时仕清的汉族权臣中，陈名夏、陈之遴的南方集团与冯铨、刘正宗的北方集团为向朝廷争宠一直斗得不可开交。趁此机会推出名满天下，且久有跃跃欲试之心的吴扩充自身势力…………表面上采取“江南总督马国柱具疏举荐”这样的形式…………就计划本身来看，不失为他女儿的公公——朝中权臣陈之遴颇为自得的一着妙算。但吴的不幸未被重用不仅令当事诸公始料未及，在后来研究者的眼里也几乎成了一桩悬念多多的疑案。在找不到其它对他明显不利迹象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吴临行前在虎丘的一番招摇客观上很有可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一年后局势再度急转而下，由于他的两位官场靠山被人以谋逆罪名告发，分别以被绞与戍边的下场匆匆结束其政治生涯，吴在京师的处境于是显得更为岌岌可危。　　　　
　　　　谈迁的《北游录》是记叙吴在京生活最详最确的文本。此人比吴晚几个月，于公元一六五四年正月以高级幕僚身份跟随弘文院编修朱之锡到京任职，并因写作煌煌历史著作《国榷》，经著名藏书家曹溶介绍与吴相识。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内，两人之间因学术交流有上百次的来往记录，包括采访、研讨、闲谈与聚饮，地点大都在吴北京的寓所之内。通过对他的这部日记体作品的仔细析读，一个消极失落、郁郁寡欢、整天靠读书与应酬打发日子的吴的形象几乎呼之欲出。其间甚至还生过一场大病。据周黎庵先生《清诗的春夏》一书披露，此病的来由竟然是因为爱妾为某满族王亲公然恣横、劫夺强占。“吴伟业自为不堪，然又不敢抗争声张，忍声吞气，不免抑郁成疾”。如果此说可信，可见他当时的处境已到了如何可怜的程度。两年后养母汤太淑人病重垂危，吴已多次请求的辞职一事这才终蒙恩准。四年的贰臣生涯犹如南柯一梦，帝王的戏弄、权戚的强侮、清舆的耻笑、青史上的污点，或许还要加上对自己错判形势、轻举妄动的憎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应该足以令一颗自己感觉良好的头脑从此循规蹈矩，不敢再有任何非份之想。　　　　
　　　　奏销案　　　　
　　　　根据孟心史在《明清史论著集刊》里的综合研究，顺治十七年末祸起无端的江南奏销案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国家税务部门行使其司法职权——追缴江南各省民间历年所欠之税粮，其真实用意却显然与政治有关，显示其时政局已得到初步巩固的满清政府终于打算腾出手来，整肃登基以来思想领域的混乱状态，拿其中某些不大肯听话的汉族知识分子开刀。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一书也认为，此事系“朝廷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江南人也”。这与此前发生的“科场案”“禁止结社”“哭庙案”和稍后“庄氏史案”等遥相呼应，丝丝入扣，无论从手法与时间的安排上都不妨视作一个精心策划的整体。以局外人的观点来看，统治者在政局稳定后固然无需再笼络人心，但当时蔚然成风的缙绅世族横行乡里，目无官府，以及如前述复社大会那样的招摇，可能也是其中的部分诱因。　　　　
　　　　也许我已将话题扯得太远了，还是让我们看一看刚心灰意懒回到贲园不久的吴梅村在事件中的不幸遭遇吧！当时他和当地几乎所有乡绅士民一样，既长期拖欠税款不纳，同时对此事后果的严重性也普遍缺乏清醒的认识。在事先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北京政府突然颁布法令严饬各地官员克日收缴、违期法办。根据现存部分当事人的原始记录，吴所在太仓州的查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其时全州“欠百金以上者一百七十余人，绅衿俱在其中，其百金以下者则千计”。“抚臣欲发兵擒缉，苏松道王公纪止之，单车至练川，坐明伦堂。诸生不知其故，以次进见，既集，逐一呼名，叉手就缚，无得脱者，皆锒铛锁系，两隶押之，至郡悉送狱”。“吾州在籍诸绅，如吴梅村、王端士、黄庭表……俱拟提解刑部，其余不能悉记”。这个过程反映在吴后来自己的遗嘱里，也就是“既奉先太夫人之讳，而奏销事起，奏销适吾素愿，独以在籍部提牵累，几至破家”那一段怨恚之言。尽管身陷囹圄的吴最终经人营救，设法主动补齐欠款而未加任何处置，但其间的羞辱与狼狈一如几年前的那次自为得计的东山再起，相信令他的精神与肉体都被迫承受了终生难以修复的沉重打击。　　　　
　　　　于是一个李渔或袁枚式的吴梅村出现了。在放弃仕途上的幻想以后，靠才华赚钱俨然成为一种新的现实形象和谋生手段。大量的谀墓文字与应酬性写作，从曾经擅长剖析艺术和历史真相的笔端汩汩而出，与《永和宫词》《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鸳湖曲》等传世名篇相映成趣，显示一个逆境中的天才身体内部的光线与它的阴影部分。他的自选集《梅村家藏稿》以一六五三年出山划分前集和后集显然事先经过深思熟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他一生中的一条清晰界线。在此后剩下不到十年的时间中，他几乎已完全无意发表任何思想或政治方面的见解，生活上也一反从前倨傲放浪的名士派头，修身养性，深居简出。只是到一六六七年，才应他的朋友兼本家，时任湖州太守的红豆词人吴琦之邀去那里盘桓了几天。饱览山水，凭吊古迹，但主要目的也只是为了打秋风而已。如果有人当时在岘山雅集，或城内著名景点爱山台的那次场面盛大的分韵赋诗的座中遇见他，恐怕已经不大敢相信，眼前这位与富商豪绅、大小官员应酬周旋，并乘间大肆承揽有偿报告文学的家伙，就是昔日神姿英发、心高气傲，受天下士林仰重的会元榜眼吴梅村。　　　　
　　　　天下大苦人　　　　
　　　　时间流逝的速度令人惊叹，并且总是以对精神的摧残先于肉体的固有方式进行。还是明室覆亡当年买园示隐时于乐志堂前手植的那片冬青，现在它们的一带浓绿已经高过了饰有潜龙图案的宅墙。而少年时代经国济世的才志在经受现实的多次重创后，所仅有的一点雄心，看来也早已在“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这样的消极生活状态中消磨殆尽。由于爱女忽逝和晚期肺结核的双重打击，一天早上当吴从贲园初冬的微寒中醒来，终于黯然察觉生命所能留给自己的时间实际上已经不多——甚至仅只够他用来写作一份遗嘱与几首短诗。于是，以最后的力量握笔疾书，陈述自己生平所蒙受的巨大冤屈与不幸，显然已成为弥留之际的吴当时最想完成的事情。　　　　
　　　　《与子颢书》叙述的是有关一个天才文人一生危难遭逢的故事，行文悲怆，怨愤满纸，风格上有点象是弃妇的怨词，又类似被告律师在法庭上自以为是的力辨与强词夺理。其中标榜自己为“天下大苦人”一段情辞凄切，语意沉痛，读之令人潸然泪下。周黎庵先生当年也许正是基于对这种带有一定蒙蔽性的文学效果的担忧，所以才在《白发祭酒吴梅村》一文内向史界与读者有“吴伟业以诗文来掩饰其出仕清朝，三百年来不知瞒过了多少读过他作品的人”这样的善意提醒。为黄裳先生推许的王曾祥《书梅村集后》中也持大致相同论点：“夫梅村惟不用也，斯沮丧无聊作此愧恨语耳。梅村而用，则阳和回斡（吴谀亲家陈之遴语），梅村且有以自负矣”。至于临终词四章以一种自我丑化的极端方式形容自己从前政治上的失足——准确点的说法应该是投机——由于言辞过于夸张和富有戏剧性，同样也不免给人留下一种不尽不实的印象。


第三部分吴梅村事略（6）

　　　　僧衣入敛　　　　
　　　　程穆衡回忆吴二十多岁任湖广学试时在长江边的一个生活片断是“酹酒江楼，谈天下事，江风吹雨，流涕纵横，公慨然有当世意”。假设这个豪迈英武的镜头出现在开元天宝或更早的汉武帝时代，也许中学历史课本的古代部份很有可能就会增添一位李陵、郭子仪那样的英雄，或者是周瑜、谢安式羽扇纶巾、指挥如意的清癯人物。但不幸生于国事蜩螗、党争纷起的明末显然是吴个人命运的某种错位或历史性误会。至少他的一生遭际现在已经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前朝”“新政”犹如交叉的历史激流反复冲刷着他的精神人格，而隐居与致仕又试图同时将他的躯体拉向两个相反的方向。　　　　
　　　　四十年后，这个当年的风云人物静静躺在生前自己选定的墓地。临终前他突然非常奇怪地切嘱家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尽管这样的交代曾让作为遗嘱执行人的他的那些学生和朋友吃惊，但假如他们能够设身处地替他好好想一想，就会承认无论从政治或身后功过评介的角度来看，这在当时都完全称得上是个相当了不起的精彩创意。那些完好收藏在箱笼里的冠冕顶戴，绣有紫蟒雪雁图案的镶蓝官服，那些玉带朝靴，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拒绝穿戴它们并非因为唾弃或大彻大悟，而是它们的样式与品级与他个人历史上一段令人痛心的记忆有关。同时深深打在上面的来自两个朝代的政治烙印想必也一定令他左右为难。因此，以一种令人嘱目的方式——类似佛家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超脱——处置自己的后事，加上《梅村集》里那些充筐盈箧的自悔作品，可以看出，吴确实打算为洗去自己的生前耻辱作最后一拼了。　　　　
　　　　但居住在上海的当代学者黄裳丝毫不为所动，他在《陈圆圆》一文中是这样破解犹如光环罩在吴遗体上的这个宗教印记的：“吴伟业实在是一个不能忘情政治的人，他遗嘱在墓前树碑，要求上写‘诗人吴梅村之墓’数字，并非表明自己不是政治家，只是说是个失败了的政治家”。此前一位清代诗人洪亮吉也坚持认为：吴的临终表演与陆游死前赋诗情景形式相同，但境界的高下不可同日而语，陆“人悲之，人惜之”，吴则“人悲之，人不惜之”。（洪稚存《北江诗话》卷三）这些警策之论如果让现今静静安眠于“苏州郡西南三十里西山之麓”的吴梅村本人听到，想必滋味一定不大好受。当然，这一切也许并不影响这位政治上的投机者在文学上依然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更何况迄今为止我们打算在这里加以详尽剖析的这个人，实际上也就是与生俱来一直潜藏于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与生命内部的那个人——虚荣、矫情、自命不凡、老谋深算——这一切固然为一件当时的僧衣官袍所难以覆盖，但在好不容易改换成现在的西服和休闲装以后，遗憾的是其效果只怕也同样如此。　　　　
　　　　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第三部分李渔在南京：一篇过时新闻（1）

　　　　公元一六六二年深秋一个细雨绵绵的中午，也即距当时震惊朝野的浙江南浔镇乡绅庄廷鑨《明史稿》案发后仅一年不到，五十二岁的清代名士李渔几经周折与间阻，终于携带家小僮仆五十余人从杭州移家南京，实现了他内心神往已久的一个狂热念头。在此之前他曾数度携眷去那里访友或进行商业考察，对这座金粉繁华，歌舞升平，“菜佣酒保都带六朝烟水气”的江南古都有着莫可名状的心仪与投契，但终因亲友的劝阻以及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从而一直显得举棋不定。作为全国闻名的畅销书出版大腕兼养生学专家，西湖的山水和人文环境固然令他眷恋，但杭州地方当局对打击盗版市场令人生疑的暧昧态度，加上几位关系不错的权力部门官员先后去职。更重要的是，尽管自己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然而前不久骤然发作的庄氏史案仿佛一个信号，显示出某种令人不安的政治迹象和趋势。而根据新近得到的一个可靠消息是，与他过从颇密的杭州名士陆丽京已遭逮捕，同时还有更多的朋友熟人或有辜或无辜地被牵扯在内。虽然从理论上说金陵同样也非净土，但能有机会躲得远一点，总比处于阴影中心辗转反侧，每天提心吊胆过日子要好一些吧？因此，这一次，他算是彻底下定了决心。作为一种思想上或生活态度上的明显反差，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当脸部笼于江南秋色的笠翁先生在舟中焚香读书，拥醉微吟，包括他好友在内的近百名文字狱中的要犯正跋涉在被押解进京的漫长的路上。　　　　
　　　　他原先是打算坐一条由他自己设计，并亲自动手施工打造的游艇去南京的。这条计划中的私人游艇从图纸上看，与张岱笔下多次描述的夜航船应该并无多大区别，其关键处在于顶篷的设计以及对内部结构的处理。尤其是船体中舱两侧别出新裁的舷窗，“四面皆实，犹虚其中，而为便面之形”。这段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在传统的密封式舱体两边开凿两个扇面形式的船窗，而“便面之外，无他物也，坐于其中，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画图，且又时时变幻，一日之中，现出千百万幅佳山佳水”。当然，在为自己科技领域无意中展露的天才吃惊，并得意洋洋的同时，他也看到了这两扇奇妙的窗户在实际使用方面可能还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说，到目前为止整个设计方案都是建立在风和日丽的前提下的，而一旦下起暴雨来怎幺办？一旦天寒地冻，风雪满窗什么的又怎幺办？　最初的改进方案是在“便面”之外另外再设两扇实木制作的推窗，下雨时关紧，天晴了打开。这样，实用是实用了，问题看来却仍然存在不少。首先推窗合上后船舱内光线太暗，势必要影响到读书写作的质量。其次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原先设计中的诗情画意，几令人有佛头着粪之憾，而后者对于尽一生心力追求生活美感的李笠翁先生来说是尤其无法容忍的。经过不亚于贾岛月下僧门式的推敲与惨淡经营，办法最终当然还是想了出来：将推板中间也依便面大小凿空，裱以白色绫绢，并各绘老梅数笔。这样，无论窗子打开还是关上，都能做到新人耳目，美不胜收这一点应该可以无疑。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项创意完全可以申报尤里卡国际发明金奖，至少拿上个把国家主管部门的设计大奖或专利证书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包括此前他对明末文豪陈继儒那只知名度不亚于其文名的眉公马桶工艺上的改进，也让曾经有机会来杭州寓所作客的亲友和慕名造访者们大开眼界。说实在的，如此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设计，除了他那心安理得拖着一根辫子的现实的、注重生活质量与情趣的脑袋瓜子，在同时代作家中确实想不出还有谁能捣鼓得出来？首先这些技术性革命在成本方面无须额外投入就是一大特色，其次在美学意义上又能为我们提供一定的价值和信息量，再者就是它那几近完善的、令人赞叹不已的现实使用功能。真可谓是一举而三得，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双丰收。然而叫人遗憾的是，由于搬家所引起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典屋举债，手头拮据，这条或许会像北宋王朝的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循流安逸通济神舟那样，给中国古代的造船业带来革命性影响的游艇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打造出来，仅在想象中漂浮了一会儿……漂浮了一会儿……很快就沉没了。最后，在动身启程的前一天的下午，他不得不老老实实去杭州北关门码头定雇了一艘大船，才得以顺利到达南京。　　　　
　　　　客船就停靠在脂香粉腻的秦淮河的南岸，这是公元一六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傍晚。尽管距生灵涂地、社稷蒙羞的甲申事变仅二十年不到，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沿河的歌楼妓馆不但早已恢复了当年的规模气象，其繁荣和勃勃生气由于受益于逐渐好转的生产力的推动，甚至还大有超越前朝之势。当时天色微暗，江枫如火。奴仆们在秋风暮色里匆匆奔走，吆喝，上船下船。八辆临时雇来的大车沿着宽阔的码头一溜儿摆开。由于人手不够，车夫们在得到主人多给赏钱的许诺后，也争先恐后纷纷加入了搬运者的队伍。四下围拢来看热闹的当地居民看来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正从船舱搬下的数不清的、大件大件的行李中，除了成箱成柜的图书、古玩、字画、花鸟盆景外，还夹杂着许多稀奇古怪的、叫不出名称来的新奇玩艺：比如一张设计有抽屉与隔板的檀木条几，十几只设计成矮柜样式，必须开启面板才能识其庐山真目的精致的便桶，一件件自制的外观别致、赏心悦目的箱笼箧笥，以及无数结构复杂，机关灵巧的橱柜和床具。显然，他们的好奇心在受到充分的引诱与剌激后，开始很快进入到即兴发挥、口若悬河的阶段。于是一边指指点点，一边三五成群小声议论了起来。　　　　
　　　　家住朱雀桥边的世族子弟王秀才与他的亲家、乌衣巷口的谢大举人作为当地士绅阶层中的领袖人物，一直被认为有着较常人更为敏锐、见解不凡的目光。在经过细心的观察与判断后，他们几乎一致倾向于认为：正在船头满头大汗指挥搬运的这位身材矮胖、面色和蔼的主人，必定是个大有来头的家伙，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一时又觉得有些说不上来。也许在他们沧桑、深邃、阅尽世道人心的眼睛里看来，这人说官又不像官，说文人又不像是文人，行迹古怪，身份诡秘。如果从行李家眷上来推断，也许更让人有莫测高深之感。如果是个会过日子的乡下土财主，又何以拥有这万卷诗书？　如果是个卸职归田的名宦或朝中大佬，又怎么会一手拿着沈石田的山水折扇，另一只手中却拎了一只模样古怪的马桶？　　　　
　　　　有意思的是，这篇过时新闻要向公众报道的重点，大概也正在于此吧！　在我的印象中，即使谁有兴趣把中国文学史上所有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在一张长长的名单上，要找出这样另类、悖逆时尚的个案，估计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说真的，如果我想确认他的世俗身份，又该如何较为准确地加以形容呢？清代初期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中国戏剧理论的集大成者？落魄才子？色鬼？酒徒？戏迷？发明家？剧团老板兼艺术总监？还是诗人？园艺师？厨子？颇具经济头脑的墨客？打秋丰的老手？从后来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位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经典诗人，仕途坎坷，老谋深算，心安理得。他艺术上的天才现在已经随着他车载斗量的小说，剧本和评论的无数次重版、译成外文从而名扬天下，受到应有的评价与赞赏，而对于他在生活、家庭、匠心技艺、料理日常事务等方面显示出的杰出才能，则依然还是知之者甚少。而事实上他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说一点也不亚于前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三百五十年前，当这样的形象突然出现在一向热衷仕途红尘、清高自命、信奉君子耻言利古训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肖像长廊中时，在当时社会所难免引起的轰动和广泛争议。懂得了这一点，回过头来再看在他死后整个知识精英阶层对他的攻讦与不屑一顾，包括“名教罪人”这样的辱骂，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三部分李渔在南京：一篇过时新闻（2）

　　　　　李渔对南京的投契虽说出自旅游者的一见钟情，但如果认真寻究起来，感情上多少还是可以找到一点痕迹和渊源的。此人祖籍福建，后迁至浙江兰溪，出生之地却是在与南京隔江相望的江苏如皋，并在十九岁以前一直跟随以贩卖药材为业的父亲生活在那里。仅仅出于青年时期父死妻病，衣食维艰的途穷之计，才不得已迁回久违的家乡兰溪。这以后他曾象征性地应过两次乡试。有意思的是，未能中举这一不幸，事实上似乎并没有让他感觉有多少沮丧，相反，他在心理上自觉对自已和家庭都有了某种交代以后，从此竟然绝意仕进，在县城东郊的伊山买地筑园，开始醉心于一种诗酒散漫，著述自娱的准隐士生活。　　　　
　　　　几年以后，由于日益感觉兰溪小县的人物与格局已不能容纳他渐浙博大起来的心灵，他毅然典卖房产，移家杭州。当时他的生活主要依赖以下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卖文刻书，在出版界小试身手，二是游走于达官贵人之间，而来自后者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大大超过了前者。从理论和师承上来看，这显然受益于晚明那帮山人墨客为发掘自身价值所作的那番有争议的探索。因此，当今天国内一些著名的作家学者热衷于与企业家交朋友，谋取相当数目的赞助与馈赠时，没有想到他们精神上的老师竟是三百多年前杭州的一位落第秀才。虽然这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