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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脸-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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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现在是公元一八○八年的深秋。在四川省著名的潼川书院和北京皇家翰林院供外省文官暂居的客寓里，为写作这篇私人性质的回忆录一连数月我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与内省中。秋风透过垂帘拂动我微斑的鬓发。在一傍伺砚添香的侍妾系我的好友兼上司，即将出任山东按察使的石大人石韫玉所赠——此前我一直单身独居，并在他和其它朋友的提携下混迹于商场与政界。前不久甚至还有机会风风光光跟随赵介山大使公费出国观光。后来世界书局版王均卿的所谓《浮生六记》足本将我出使琉球一事谬考为在无锡华家寄居期间，除了时间上和经济状况的描写上都与全书相悖以外，更为可恶的是后两记的文字也纯属此老托名伪撰。当然我不打算对这个沽名钓誉的吴兴皮货商人提起著作权诉讼。真的，一个人连妻子是秘密同性恋者的事实也忍受了，还有什么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何况我饱经沧桑的心灵早已厌于红尘纷争。在那里芸的遗容一直象石头压得我透不过气。如果说我对生活与女人还有什么兴趣，那也不过是我们崇尚自由精神和开放思想的人生主题曲的一个苍白的尾声……
芸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我相信一直到死我都会这么说。尽管婚姻中期一段时间互有猜疑与妒忌，但在精神上我们始终相依为命。象那个时代所有封建家庭中的长子一样，有一种致命的矛盾永难解开，那就是在屈从父母与呵护娇妻之间感情天平上的身不由己。而我在这方面应该说做得尤为糟糕。如果我具有袁枚的才情与石韫玉的仕途通达，相信事情也许就不会弄成后来这种样子。为了这一点，几年来在内心我一直无法宽恕自己。
生活在两百年后的文明时代是多么教人羡慕！人们可以在中学教室或生日派对上自由相爱，也能随便上商店购买自慰器和进行变性手术。有芸这样癖好的女人在荷兰和比利时听说甚至还可以公开登记结婚。这使我在勉强写完本书的第四章后，颇觉意兴阑珊。并最终丧失了将它们全部完成的力量与信心。在京城皇家宾馆御烟沉沉的夜色之中，我茫然面对眼前的文字，举棋不定，审视并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具有存在的必要。事实上几个小时以前我的感情已经将它们撕成碎片，以至我的理智尽了很大的努力才把它们重新拼凑起来。
二○○一年三月
第三部分随园食事及其它（1）
建筑风格颇具几分欧化的小仓山房座落在南京清凉山麓。采用大面积的彩色玻璃作主要采光材料，这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极为罕见。作为大名鼎鼎的随园的主体结构，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后期为战乱与兵火所毁，它的建筑历史迄今应该已有二百五十余年。七十年代中期在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观看夏季中朝篮球友谊赛的兴高采烈的市民，当然不会想到他们的木屐与劣质塑料凉鞋下面曾是一个时代文学乃至政治的中心。同样，假如你是一名外省旅客，同一时期到南京出差，沿着广州路往上海路方向走，你会在路旁某幢旧宅的墙上看到一块标有“随园”二字的铁皮牌子，但这仅仅作为街道的命名，并不表示有珍秘的遗迹可供凭吊与赏玩。而路南边位于百步坡至永庆寺一带，当年曾是随园南山的著名景点天风阁与柏亭，现在除了粗暴地写在永庆寺大门额顶的“明亮油漆合作社”七个大字，书法依稀尚有几分随园味道（这一点很有意思）外，你同样什么也别想看到。但如果你是刚巧是古典文学爱好者，又一向对此间主人心怀仰慕，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工作就是：将上述地名再加上宁海路与红土桥，在纸上用线条细心把它们连接起来，就意味着你对这座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别墅的地貌与规模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
无论在今天的图书馆或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随园以及它的主人袁枚都应该不是完全陌生的名字，但有关他形象的定位却一直勉乎其难。当然，对大多数读过他的《随园诗话》以及杰出散文《祭妹文》《黄生借书说》等的读者来说，首先他应当是一个有着简洁、生动的文风的作家，但这并不影响历代的风流才子对他鉴赏女人眼力以及不菲艳福的真心钦佩，同性恋者与官场失意者也引他为知音，知识经济时代的知本家则将他看成是他们这一行的弄钱好手。此外，旅行家，财会人员，室内工程师，时尚消费者以及其它杂七杂八的行业，估计在他那儿也都能找到精神上理论上的有力支持。最后当然还要加上烹饪界那些食古不化的怀旧主义者，他们对他一生的不俗口福和独到的美食心得推崇备至。他是那样喜爱精美的膳食以至专门为此撰写了一部两百来页的作品。这本取名《随园食单》的专著记录了他一生饮馔上的体验与技艺，其品位之高雅，见闻之广博，当世几无出其右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它于公元一七九二年刊行问世，这以前的那些讨论饮食的著述如《山家清供》《闲情偶寄·饮馔部》等，立即退避三舍──仿佛灯烛之火为强光所掩──尽管作者的本意还远不止于此。
袁枚购置随园作为自己的人生舞台时年仅三十三岁，当时他在隶属南京的江宁县担任知县，正好是在他一生中的一个得力人物──时任两江总督的满洲人尹继善的荫庇之下。由于才能和政声，加上与上司非同寻常的师生关系，从而使得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任期未满一年即被推荐出任高邮州知州。但这一破格擢升在报请吏部核准时遭到了斥责与拒绝。仅仅因为吃不到那里名闻天下的野禽与咸鸭蛋，虽然也有可能让一个人萌生退志，但道理上总有些说不周全。比较接近真相的解释应该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官场礼仪与个人生活习惯之间的扞格与矛盾。怎么说呢？比如你总不能让一个所谓民之父母者对山水的投契重于农桑，或者对碑帖的兴趣远胜吏牍吧！另外，对个人惊世才华中文学与山林属性的深刻自我了解，也在促成他作出辞官这一大胆决定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之，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的这位在仕途上本来应该有着远大前程的年轻人的身份，突然一下子就从一个堂堂七品知县老爷，变成了优游林下的山人隐士。由于买的是前人的废园，加上处地略偏，当时只用了大约三百两银子，但扩充它重建它的花费又何止十倍！只要富士康小说网他后来为此撰写的情文并茂的系列散文《随园六记》，就可以发现这简直是一个缜密而宏伟的人文规划下的产物。其中既有对中国历代园林精华的广采博取，又借鉴了从意大利传教士那里好不容易获取的文艺复兴后期西方建筑的某些样式，更有对自己家乡杭州的著名景物如西湖、断桥、南北峰、苏堤白堤等的移植与复制。如此的洋洋大观再加上园内书仓庋藏的三十万卷图书，以及“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鹄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这样的广告式自我宣传，（参见《随园遗嘱》里的有关自述）自然使它自建成之日起就被目为清代园林艺术的惊世之作，无论达官贵人或平头百姓都以有机会一游为幸。好在这里的主人偏偏又是个喜欢热闹，又具有开放思想的家伙，于是一个革命性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当时瓢饮簟食、皓首穷经的江浙作家群中。“开筵宴客，排日延宾，酒赋琴歌，殆无虚日，其极一时裙屐之盛者”。“山上遍种牡丹，花时如一座绣锦屏风，天然照耀，夜则插烛千百枝，以供赏玩。先生排日延宾，通宵宴客”。一直弄到“几有应接不暇之势”为止。仿佛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隐士，而是一位迪斯尼乐园，或中华锦绣风情园的业务经理。
随园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周边不设围墙，这无论在当初或今天都称得上是惊世骇俗。想想看，几万身家的私产，数百人口的性命，就这么大大咧咧的如同现代城市里的广场或街心公园那样坦露着，甚至连夜不闭户也谈不上，因为根本就无户可闭。将安全的基础全都寄托在小偷的怜悯和可能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蒙贼哀怜而已”。山势逶迤、修筑困难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有人把这归结于主人的开明作风，但我总觉得事情可能不会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像他在创作上以“性情”二字号令天下，痛诋考据，反对格律，批判复古等偏激观点，也不能被简单认为是普通的文学思想之争一样。一个在文艺坫坛上如项羽那样打算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家伙，这是我自十七岁读《小仓山房全集》以来所一直固有的印象。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谈论的这个人毕竟是连苏东坡和陆放翁都不放在眼里的，至于本朝的同辈或前辈那就更不在话下。“一代宗师才力薄，望溪文章阮亭诗”，这就是他广为人所非议的对清初两个最有才华的作家方苞和王渔洋的评价。在文学的国度里他也许一直就是这样隐隐以君王自许的吧？我总爱这样询问自己，而答案是肯定的。因此，据统计每年总数约达十余万人的游客每逢春秋佳日从城内及郊县喜气洋洋涌上山来，那种扶老携幼，流连忘返，士女如云的吉祥瑞庆场面，与其说出自主人的好客和平易近人，不如理解成精神上某种自诩的与民同乐更恰当一些吧！我们可以想像，在那些风和日丽的正午或黄昏，当他站在园中主楼冬燠夏凉室明亮宽大的阳台上，在十二侍妾与三十多位年貌如花的女弟子的簇拥伺候中，手持籐杖，眼戴西洋进口的金质眼镜，手抚新染的齐胸长须，慈和，宽仁，居高临下地观赏下面这国泰民安的景象，内心很有可能将自己错认为是长安曲江春日的唐明皇或开封城里元宵赏灯的道君皇帝什么的。如果有谁对这一假设感到惊讶，或心存疑惑，那么园中主要景点柳谷正中高悬的那副对联“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读诗书又恋花”至少可以为我们透露出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何况这对联还出自他的自撰。
一个世俗生活的热爱者，同时也是一个在政界又十分想出风头的家伙。很多资料表明，退职赋闲只是袁枚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一种策略与手段。事实上这以后他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兴趣非但没有半点减少，反而更为积极与热衷。这方面既有《小仓山房尺牍》中大量的与当时朝中权要的往来书信为证，也有他与江南官场位居要津者的称兄道弟，长年厮混应酬的实际生活状况可供援引。不管袁枚本人是否承认，他在随园这一个人生活舞台上实际扮演的一直是明代的陈眉公，王百谷那样的山中宰相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大批的外省赴任官员无不来此讨教做官的诀窍，顺便进献一点儿礼物。而当朝大员外放路过南京也时常对这里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因为这样做既可满足自己附庸风雅的虚荣心，博取礼贤下士的美名，同时也期望能通过此间主人令人羡慕的庞大的社会政治关系网络，为自己今后的仕途前程与舆情打下更牢固的基础。即使彼此从一开始就知道是相互利用，但和一个名闻天下的诗人打打交道，毕竟有利无害。要知道当时的政治空气中尽管也会时不时的刮上几次沙尘暴什么的，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学术繁荣、文化昌盛的清明时代。连皇帝一生也写了一万多首诗，你想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说。
他们一般都在距随园数里外的红土桥下马，这一礼节在许多书中都有着详尽的记载。屏弃轿舆、眷属与仪仗，轻车简从，步行上山，以示对主人的仰慕与敬重，这在当时几乎已成为一个惯例。其中的一个人物是烧鸦片的大大有名的两广总督林则徐。林对随园的匆匆造访甚至已在袁枚死后多年，却仍然坚持要循依旧例，并且任凭随从与袁氏后人怎么劝阻也不改初衷。这种隆重礼待与规格肯定为担任七品江宁知县时期的袁枚所难以想像，同时也从另外角度说明他对自己人生形象的重新设计与塑造所获得的成功。
当然，偶尔的例外也是有的。矜持而倨傲（多半藏在谦卑的外表之下）的子才先生与当时簇拥在他周围的那一群人──同学、妻妾、兄弟春圃太守、女弟子、文坛帮闲、娈童歌妓──在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眼睛里，随园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已被认为有几分混同于承德的避暑山庄。至少在想像中或喝酒喝多了时是这样的。因此，当五十年的山居客事中偶有一个五品学士曾冒冒失失乘坐车轿来到山上，引起主人的不快甚至嘲弄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了。除袁本人在致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及此事不说，一个后代崇拜者在所编《随园轶事》一书中还专门以《某学士》为题列一条目。内云“仕隐两不同途，先生退居小仓山，久已将官场习气，一概扫除，是以达官过访，亦必于十里外屏去驺从。某官排道上山，为先生所憎恶”。可见袁当时的权势与骄矜之气已到了怎样的程度。
如果这还不够，还有一件事，也许同样能从另一侧面加深我们对上述这一点的印象。某一天──据袁自述──他从与江宁县同属南京的上元县衙门干事回来，在路上看见一个因赌钱被押解去县堂的年轻理发匠，“嫣然少年，饶有姿媚”。袁一时不由为之吸引，当即以理发的借口让上元县令李竹溪立刻将该少年送到他家里来。及至后来近身之际仔细一看，才发觉此人其实长得并不怎么样。大失所望的袁一下弄得兴趣全无，又叫上元县马上派人来将此人领回。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记录在《小仓山房尺牍》卷二《令上元县李竹溪释枷犯》的前后两通书札中。以一个退职县官的身份，可以将一个现职县官随心所欲地驱役差使，这样的政治事实确实让人触目惊心。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袁枚当初在致友人信中为自己辞官一事力辨时“苦吾身以为吾民，吾心甘耳，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那番有名的牢骚，相信至少有部分应该出自真心，而不能说他全是矫情之言吧。事实上田野麦穗叶尖的清亮露珠和它底下的汗水与收成，在诗人眼里也许从来就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概念。而让一个文学的皇帝同时又是官场上的风尘俗吏，确实是件难堪甚至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从现存《小仓山房尺牍》内指点江山，结交天下，纸面上不时流露出疆臣议政、内阁办公口气的那些往来信件来看，袁后来内心想必一定有足够的资本和理由为自己当初毅然辞官的英明决定得意非凡。当然，如果纯粹从市场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观察，倒也不能不承认他个人设计的名山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仅仅只有几年时间，随园雅致的上山小道仿佛就成为一根神奇的政治魔杖，点击并展示出十八世纪中叶中国官场复杂而污秽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以此为中心逐渐形成的那张复杂而庞大的人事网络──并且还在继续扩大之中……………通过同年、座师、老乡、同僚、学生、弟子等各种社会、人情关系。当然，把风度翩翩的诗人袁枚比做蜘蛛显然有失恭敬，但事实上他是这张网的主要设计者与编织者。其中既囊括了象树斋相国，阿广庭公相，豫亲王，乾隆私生子福康安这样显赫的皇亲国戚与当朝大老，也有各据要津的地方政要与文坛名公。这些人天南海北牵扯到一起的理由虽说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那就是各有所图，各取所需。是的，他们需要他，而他也许更需要他们──出于彼此间的虚荣和公开或隐匿的利益。作为某种恰到好处的藉口和障眼物，一个文学的美丽光环始终在头顶堂而皇之照耀他们。
随园五十年退隐生活以及在文坛的地位，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文人一生中所能达到的顶峰。说真的，我想象不出在他的同时代作家或前辈文人中，还有谁能象他那样拥有如此显赫的权势和豪华奢侈的生活。他早晨起来要喝惠泉水冲的武夷茶，餐桌上照例摆着爱吃的新鲜牛奶和鳗面虾饼，眼戴广东巡抚搜罗来的红毛国新款眼镜，身穿陕甘总督奇丽川送的那件猞猁皮袍，且不忘时常在上面洒一点西洋贡品古刺水（香水），怀中揣着大金表，手里玩着古玉履，到处载美同游，两天染一次胡须。喝酒要用名瓷、白玉、犀牛、玻璃等几套杯盏。家中不仅有当世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价值连城的三十余面西洋镜子。其中由浙江巡抚张松国所送的最大的一面据说纵横有七尺之长。我想像他每天站在镜子前揽须微笑、恬然自得的情景。但他在这镜子里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想必一定是自己传奇故事般的一生，以一个成功人士特有的踌躇满志中又不无迷惘的那种神情，自负？倨傲？或许还要加上几分空虚？就像小仓山房雨后青翠欲滴的山色倒映在镜面上──明净中的晦涩。
第三部分随园食事及其它（2）
下面我们必须立即将话题转入饮食，这也是这篇文章题中的原有之义。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用相当篇幅讨论了随园建筑上鲜明的美学特征以及它的政治寓意。但纯粹从个人兴趣而言，真正令我感到有意思的也许不是这里树木花草的名贵和亭台楼阁的恢宏，而是此园东角那由一百余亩田产与养殖场所组成的庞大的农产品供应基地，以及长年供养在园，各司其职的三十多个农夫和大量后勤人员。其中包括工程部主管龙武台，厨师长王小余，财务总管汪芝圃，方甫参，女厨师兼园艺研究所主任阿招等中层干部。我想像自己当初读到这些描述时的感觉，也许财大气粗和啼笑皆非是最能形容我当时心情的两个词了。“园之东西，各有田地山池”“树上有果，地上有蔬，池中有鱼，鸡凫之豢养，尤为得法。美酿之储藏，可称名贵。形形式式，比购诸市上而更佳。有不速之客，酒席可咄嗟立办。”在罗浮宋梅、大理茶花间种上包心菜和南京大罗卜，在珍禽异鸟的嘤嘤鸣声中杂以猪羊的哞哞乱叫，想来这也实在是令人不禁莞尔的事情，但这碰巧又偏偏真的是事实。一位与随园恩怨甚深的人物──《批本随园诗话》的作者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曾详细记录了他个人先后几次上随园作客时的所见所闻。比如有一年初秋上山吃到了刚摘下用秘法炒的桂花栗子。另一次陪母亲去看望袁的家眷，作为主人的热情款待是一桌丰盛整洁、色香俱臻上佳的家宴，前后好象也只张罗了不到一个钟点，可见书中所载并非是胡乱吹的。还有一个叫陶西圃的杭州老乡在随园不仅吃到新鲜的爆羊肚，还有正宗奎元馆制法的虾仁爆鳝，也都是现杀现炒，当场置办。这种物资供需上的丰富与精到与我们印象中饮风餐露的隐士显然大异其趣，因此从文化的意义上来探讨，它的内涵恐怕已远远超出传统园林的范畴，显得更象是一座地主阶级的城堡或钟鸣鼎食人家的豪华庄园。后来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以此作为书中大观园的原型和想像基础，大概看中的也正是这里的富贵靡烂气象吧。尽管因为此说出自袁的好友明义甚至袁自己之口，自视甚高的红学界一百年来对此一直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但考虑到位于清凉山五台山脉的随园最初就是曹的祖父曹寅任江宁织造时置下的产业，后因贪污遭查抄后家道中落，才不得已转手继任隋某，最后辗转落入袁枚之手。加上曹中年有一段时间因生计维艰在两江总督尹继善署中担任过慕僚，而袁与尹的特殊亲密关系又为当时朝野所周知。更有意思的是大大有名的随园十二侍妃与书中金陵十二钗的描写，在数目上也正好相等。凡此种种，我想对这种说法我们还是不妨姑妄信之的。另外，大观园里食事的鼎盛与精致，在我看来与随园在气势与排场上也尽有相当程度的可比之处。如宝玉在病床上喝的莲羹汤所用的模具在《随园食事》里就有着类似的描写，而第七十五回里贾母吃的那盘风腌果子狸，其制法简直就象是出自随园名厨杨二之手。在当天的菜单上我还发现有一碗豆腐，与袁枚平日家居所嗜食的作法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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