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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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疃睿�但这对其时官囊丰实的陆来说当然已不成问题。包括月河街旧宅的大兴土木，扩建重修。广搜珍稀金石书画。发展恒友当铺连锁店，在上海筹建丝厂、钱庄，先后娶六名妙龄女子充陈内室。种种迹象无不显示出他已打算对自我形象作出新的重大调整。考虑到清代吏律中以贪赃革职官员一律永不叙用的祖制，这样的绝望与无奈倒也着实令人同情。　　　　
　　　　于是四十初度的陆又回到了从前以名士身份周旋于艺林文坛的浪漫生涯。尽管当时的民间舆论对他相当不利，但成竹在胸，谋定而后动的陆很快通过种种社会慈善事业——也即他在高州尝试过，并卓有成效的那一套——基本消除了影响他生存环境的不利因素。两年后山西的特大旱灾又为他提供了新的机会，由于陆带头捐赠白银一千并发动湖州绅民踊跃捐献，负责筹赈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与灾区最高行政长官曾国荃援例为他具奏，陆的四品道员衔（荣誉称呼）于当年晚些时候得以赏还。　　　　
　　　　几乎也就是从那时以后，陆个人历史上那个被李慈铭称作“好为诗古文而不工，多蓄金石书画以为声誉”的时代开始了。他的身影再度于苏杭宁等地的社交场合频频出入，“与诸老辈文酒宴游，自称潜园老人，恬然有以自乐”。出于好胜心与敏锐商业头脑的双重驱使，更大规模的对艺术收藏品的搜求也正在轰轰烈烈进行之中。从唐宋字画到先秦鼎彝，一时间江南故家旧物无不尽入囊中。与此同时设在潜园守先阁内的印刷工场也早已隆重开工，一大批宋元精椠被冠于《十万卷楼丛书》的总名在那里开雕刻板，然后委托一个退职太守，寓居苏州的乡前辈吴云在观前街的书坊印刷。馈赠国内政界权要与文坛名公，以书会友，自高身价显然是陆急于推出这些出版物的原始动机。从当时诸多受赠者收到后的礼节性回札来看，总的来说不外乎以下三种态度与反应。一是答谢与嘉勉，如潘祖荫，吴大澂。二是如黎庶昌、朱智那样表示感激之余不无抑揄。三是干脆予以拒绝，如翁同和光绪年间的一册私人日记里，就有“陆存斋观察送字画皆未受，著书甚黟，貌则甚俗”这样的记载。　　　　
　　　　尽管陆光绪最初几年对形象的重新设计还不足以令某些思想僵化的正派文人完全信任，但他通过努力使自己在文坛基本站稳了脚跟却已是不争的事实。湖州月河街口那幢六楹二层大宅楼上的西洋玻璃在拂去政治的诟尘以后，也逐渐成为江南藏书界有目共睹的重镇。尤其是几年后皕宋楼的正式命名行世，更是将他善于鉴赏与博学的声誉推向了高潮。以道咸名士黄尧圃的博洽与盛名，其尽一生心力所筑之百宋一廛室也仅藏宋椠百部。而名闻海内的宁波范氏天一阁在陆的门客李宗莲——也即前述被王仪通斥为“宾客文章下笔骄”者——眼里看来，那简直更是不值一哂。由于陆同时又筑有精藏两汉古砖之千甓亭，皕宋千甓因此也就成为支撑陆中年以后社会知名度的两大基石。其中以润资八元弄到大书家杨见山隶书题额的千甓亭，据地方宿耄费在山先生《闲闲集》披露，“由于所收仅限于湖州及邻县，地区不广，均只于晋代为多，汉砖不过四五”。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陆当时以一两银子一块的价格公开收购，以至四野乡民掘地搜求，从而令当地汉晋墓葬大量遭受毁坏的惨重代价。而皕宋秘藏的真实数目约为宋本一百十部，陆的方法是将其中绝大多数分拆为二，以勉强凑足两百之数。这既是他生前坚持不向任何人开放的奥秘所在，同时也可以用来解释，一九○七年当其子陆树藩与日方就售书一事谈妥后，作为买方代表的岛田翰登楼验货，售价何以就立刻从原先一直坚持的最低价二十五万元乖乖降到了十万元——一种典型的彼此间的心照不宣。我甚至还有证据说明他广为人所称道的皕宋的冠名，也纯粹出于对他人的移植与借用。陆的朋友兼同乡吴云的二百兰亭斋，皕镜室和黄丕烈的百宋一廛，这就是被认为出自陆独出机杼的皕宋一名的最直接的来源。当然，对于光绪六年已基本完成自我转型，并成功进入艺术收藏主流话语圈子的陆来说，这一切也许都算不了什么。多年来他一直奉行的生活原则似乎是：只要是成功的，就是正确的。这大约也是他的后辈——比如写《潜园遗事》的徐桢基先生——对他“一生几经沉浮，但最终还是成为清代名人列于史册”表示欣赏与敬佩的主要理由。　　　　
　　　　


第四部分潜园传奇（4）

　　　　七　　　　
　　　　如果将光绪八年《皕宋楼藏书志》的出版视作一条艺术上的明显的分界线，此前陆的精力一直集中于收藏与社会活动的话，那么从那时起到光绪二十年因病逝世，我们将看到他终于已经慢慢静下心来，开始致力于他真正的名山事业——读书与著述。昔日宦海风波的弄潮儿居然一变而为潜心学问的作家，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令人高兴且油然而生敬意的事情。那几年文坛中人在纷纷对他刮目相看的同时，确实也被他每年几十卷乃至数百卷著作出版的速度吓坏了。杭州的朱苕水在复他的札中不得不坦承“前赠诸作，弟读之尚未终编，今又获三种”，并称“寿世著作，与年俱增，等身之誉，不让古人”。而苏州的末代状元陆润庠更因“见惠大著全部，愧无以相报耳”而感到十分不好意思。那段时间他是那样醉心于著书立学以至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由他的堂弟陆学源、门客李宗莲、学生李延达等各司其职。加上潜园内的排版车间，苏州几家定点的印刷工厂，俨然当今京城某些大腕书商现代化的商业运作手段。到了他临终前出版个人著作《潜园总集》，其作品数量竟达到了惊人的三十五种九百三十六卷。如果加上他参与编辑的《同治湖州府志》、《归安县志》、《湖州丛书》十五种七十五卷，以及革职归里初所写的《罪言》等（后经友人奉劝未予出版），相信这一数字将更为耸人听闻。　　　　
　　　　　但北京的李慈铭好象永远也不肯宽恕陆心源，这曾经让同为湖州著名藏书家的周越然先生感到深为不解。“李氏对于陆氏，似有难解之仇”。除了在著名的《越缦堂日记》里时有抨击外，就是一般文章札记里见了，也很难为他轻易放过。如光绪十三年他在应请为朋友傅节子重版《擘经室经进书录》题跋时，就曾因原书附有陆的一篇序文一事大为恼火：“至末附归安人陆心源一序，妄言轻诋，更足为累。节子刻此时，未尝相商，惜不得阻止耳”。周先生也许不知道李对陆之所以嫉恶如仇，有一部分原因是为陆与李之生平仇敌周星诒系朋友兼同僚的缘故。同治十三年陆在福建任上出事，时任福建建宁知府的周差不多同时也因涉嫌侵吞军装案被劾，下场甚至较陆还要悲惨，“奏赔吃亏之款十万元，革职遭戍”（详见周自撰之《橘船录》）。有意思的是致周下台的军服采办一事，其发包权恰属陆兼任的军需部门。何况两人在闽期间还平分了陈兰邻带经堂的全部珍藏，关系应该相当不错。当然，那时学术界对陆著作表示不敢恭维的也不止李越缦一人。叶昌炽“其所刊丛书，亥豕纵横，不可殚述”的批评，瞿子玖“大集熔铸百家，独运机杼，义法之精严，气体之浩博，固是伟视一代”的戏谑，随手摭拾，触目皆是。更让人遗憾的是，尽管陆一生真正做到了著作等身，但在他身后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家辞典里，我们似乎都一直无缘找到他的名字。　　　　
　　　　　生活在崇尚知识的年代里作为一名著名藏书家的声誉是现在的人很难感受的。皕宋楼与十万卷楼在时间中焕发着持久的魅力，而设在潜园内收藏普通版本的守先阁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慷慨与慈善向所有读者开放，甚至免费提供食宿。这使那些即使对陆怀有成见的人态度也开始慢慢改变。然而，正是在这样坐拥书城、著述自娱的优雅生活表层下面，陆为恢复自己政治名誉的努力却始终没有打算过放弃。说起来这也是他晚年心中最难放下的一件事情。一想到自己风云际会的一生将无法在身后的墓碑上展现，这是怎样的痛苦与残忍。就在他临终前四年，黄河的一场特大洪灾终于有幸为他提供了最后的机会。由于主动向山东灾区捐赈了一万件棉衣外加一万多两银子，山东巡抚张曜专折保奏，终于令他的历任官职中唯一干净的高廉兵备道一职得以开复。此前他曾通过浙江学政瞿子玖向国家捐献宋元精藏一百五十部，但未能奏效。得到的象征性恩典只是给了他两个儿子树藩树屏以国子监学正的荣誉称呼。即便如此，这对其时视政治声誉如大旱之望虹霓的陆依然非同小可。现今巍然树立在湖州潜园（为今莲花庄公园一部分）里的刻有这道圣旨的巨大碑石，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陆当时的心态与珍惜程度。　　　　
　　　　八　　　　
　　　　周越然先生对陆的容貌与精神特征是这样描绘的：“面团团，体肥胖，福相而兼富相”。这大约就是当时的政府总理翁同和得出“貌则甚俗”这一结论的唯一理由。从传统相术的角度而言，应该说陆的体貌并无任何异禀和过人之处。但就是这么个貌不惊人的家伙，一生中通过自我奋斗以及现实提供的各种机遇，竟把自己从一个鸦片店老板的儿子弄成从三品的政府大员，外兼名闻海内的大藏书家。在对现存史料的研究分析中我发现他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以尽可能争取到贵人相扶为最高原则。其次那就是善于发现并利用各种人情关系。即以革职以后为挽救自己名声所作的种种努力为例：晋省义捐开复原衔一事实际上有时任山西布政使的福建同僚林寿图暗中主持，向国子监捐书恩蒙纶音嘉谕则又是出于曾来湖州作客的瞿大军机的面子，而光绪十六年向山东灾区捐衣捐款，令他的政治生命得以全部恢复，更非如一般书中所言“广行善事，各地有灾，必为捐赈”，同样，这也是一种事先得到某种可靠承诺的有选择性的投资。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果勤（即《孽海花》中之章一豪）本系他直隶任上的朋友，而且多年来一直保持通信联系。至于陆的同学施补华时以候补道员任巡抚衙门高级幕僚，为张面前第一红人，言听计从，知道的人恐怕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光绪十八年五月五十九岁的陆突然出现在上海，准备再次摘下名士面具，大干一场。此前他又因多次赈捐本省灾情，得到浙江巡抚崧骏与朝廷重臣李鸿章的分别保举，经送部引见后，诏以道员记名简放——等于说又恢复到三十年前在广东的候补道员身份。一直对陆的经济头脑与才干有深刻印象的李鸿章——其中有郭嵩焘昆仲的面子——立刻以所辖上海招商局稽察一职相委。然而陆最终未能正式上任并非关键时刻急流勇退，知耻而返，而是他的左眼突然患病几近失明。尽管这对他的身体是一种意外的不幸，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并非全是坏事，因为这至少使他的晚节得到了保持。此后他一直缠绵病榻药炉间有将近两年之久，终因身心交瘁，药石罔效，于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在家中与世长辞。位于现在湖州鹿山林场区域内的墓地为他生前自己所选定。由于殡葬时有大量书画珍宝以及后周柴窑瓷瓶，古铜鼎彝等稀世之物陪葬，不到二十年陵墓就为人洗劫一空。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连他的遗骸也被重新掘出，当众焚烧。承现离休在家的湖州市政协主席董淑铎先生见告，当时他曾设法保存了陆的部分骨灰。八十年代末在与陆氏后人联系上后，曾去函询问处置事宜，却令人意外地被告知委托他代为送到殡仪馆安置。　　　　
　　　　潜园传奇至此似乎全部已告结束，如果说还有什么未予交代的事项的话，那就是陆生前对自己在中国文化中一向占有特殊地位的墓志文字的担忧。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将来的追悼会由谁主持？悼词中又如何评价？事实上这也是陆两年病中生活最牵肠挂肚的事情。虽说属于自我介绍式的行状早已亲自审定，但究竟选择何人来写，此人又敢不敢不避嫌疑，竭尽全力，依然问题多多。这情景颇类似于今天一家企业捧一大堆自我吹嘘的材料请某名记者写稿，由于文章出来必须署其真实姓名，人家是否肯甘冒名誉受损的风险放开手脚来干，确实很难论定。最终选定代张之洞作《书目答问》的翰林院编修缪荃孙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缪其时为全国艺林高山仰止的学问人品，二是两人之间并无交情，如蒙慨允，必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成效。但缪敷衍之下迟迟不见寄来，对弥留之际的陆以及陆全家显然是个残酷的打击。虽说此文于陆死后多年终于好不容易等到，然而就凭其中“难泯众咙，止谤无术”八字，那也肯定是没法用的。出于当时紧急情况下的被动与无奈，其时正在苏州马医科巷筑园自娱的陆的好友俞樾，看来也就只好成为最佳的人选了。　　　　
　　　　　俞与陆的关系是我写作此文过程中始终挥之不去的一个疑点。在我的印象中，尽管对他一向自负的学术成就晚清经学大师如王壬秋、李纯客等多有訾议，但此公退居吴下四十年，研经讲学，著作等身，素为江南士林所仰重。想不到实际生活中走的好象还是袁子才的路子。其主要著作全由大小政客资助出版不说，在致陆心源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我甚至发现他还公然向陆敲竹杠：“拙著《诸子平议》，在吴开雕，已成十七卷，尚有十八卷未刻。然每卷刻资止须洋蚨八枚，若得洋泉一百五十，即可尽刻之。未知阁下能助我一臂之力否”？“金衙庄因循不成……闻四间尚虚其一，欲借重左右，未知果否”？这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其立论的公正与可信程度产生怀疑。从现存《湖州文化艺术志》里的墓志全文来看，那简直就象是在陆的自撰文字上闭着眼睛加署了自己的大名而已。不仅为陆一生中的两次开缺革职一一翻案，说成被人诬陷，甚至还十分荒唐地将陆的政绩口碑比之管仲、萧何，军事天才比之范仲淹、韩世忠，至于其经史方面的成就，更是超过了开一代风气的两位汉代大儒——笺《毛诗》的郑玄和写《汉书》的班固，可谓天下谀墓文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座奇峰。　　　　
　　　　　还是据徐桢基先生《潜园遗事》称，陆心源临终前神智忽然显得十分清醒，其情凄凄，其言淳淳，“训勉诸子，以努力读书勿负国家所给恩惠，且以著作未尽刊刻为念”，并“训嘱诸子保守好藏书，勿令散失”。然而，低垂在死者墓前的香烛纸钱才刚飘散不久，静嘉方面前来舶载的船队就已发出响亮的金属鸣声泊到了皕宋楼前，其中相隔时间仅十三年不到。这真叫人说什么好呢？潜园传奇的深严帏幕在陆生前已被掀去大半的情况下，好家伙，这最后剩下的部分，终于也让挂着膏药旗的日本汽轮的桅杆给彻底撩开了。　　　　
　　　　　　　　　
　　　　　　　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第四部分柳亚子的牢骚（1）

　　　　十七名居才自傲的青年文士围坐在一座破败祠堂的大殿中央，高歌纵谈，意气风发，四周点缀着诗稿，画卷，酒器，烟具，以及伶人伎乐，这是公元一九○九年秋天苏州文化的一个精采片断，地点是在虎丘山塘右侧以义烈著称的张公祠内。比起两百六十年前吴中著名知识分子团体复社在这里召开大会时的招摇，这次无论规模与影响显然都要逊色得多。如果不是与会中一个名叫柳安如的吴江人后来与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一番私人交往，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一一包括历史学家与政治史研究者一一这次聚会所偶然推出的一个冠名南社的纯粹文学组织，会在本世纪的中国现代史上产生如此重大的声望与影响。说起来还让人真不敢相信，甚至就在当天早晨一干人兴冲冲订雇画舫前往虎丘开会以前，作为他们领袖人物的柳安如一一或柳慰高，后改名柳亚子一一尚一连四天泡在所下榻的惠中旅馆对面的戏院里风流自许，力捧一个名叫冯春航的当红男旦，于银筝凤管、彩幕红氍间俨然新一代的顾曲周郎。当然，这一切也许并不影响在后来的回忆录和各种传记中，其脸部浓重的传统文人脂粉逐渐为光采耀人的政治油彩所取代和任意涂抹。在文学理想与政治抱负之间一直上下求索，始终无法辨识自己的真实面目，这大约是柳亚子一生壮怀激烈却又牢骚满腹的最致命的根源。　　　　
　　　　“柳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从未担任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职务，未做任何工作，采取了消极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们党的各种抗日主张，是我们党的一位好朋友。”（邓颖超《缅怀柳亚子先生》）“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致柳亚子信》）而一贯以激情与浪漫著称的郭沫若先生更是干脆以一顶“今屈原”的高帽相赠。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与评价，柳亚子的才华成就得到了普遍的颂扬。包括南社的历史地位，也从一个抵制新文化的同人文学社团，一跃而为“与同盟会互为犄角，一文一武共襄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可以想象，生平对知识阶层一向不大感兴趣的毛以及党内同人对柳之所以如此推许，除了他艺术本身的天赋以外，恐怕还着眼于抗战胜利后尽一切可能争取党外进步力量支持的大局。事实上，那时的柳不仅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被朝野视为民主斗士，甚至因过于同情中共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也已有数年。一位拥有不可忽视的舆情力量与声望的文化名人一一这就是也许为柳自身所茫然不知的价值与筹码。而四年后北京解放，当他应邀前往共筹建国大计，因所受礼遇和倚重程度与想象中相去甚远，从而大发脾气时，毛泽东却明确告诉他：牢骚太盛防肠断！　接下来到辞世的近十年中尽管他被委以中央政府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但与他心目中辅君王治天下或和毛《沁园春》词中“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政治雄心相比，恐怕难免已有几分恍如隔世之感了。　　　　
　　　　当然，作为一名有着明显性格缺陷的传统文人的代表，柳的自负、简傲、不容易伺候在朋友圈子里也一向大大有名。这一点甚至当他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最初亮相时就让人有幸好好领教了一番。如果我们现在回到苏州张公祠初创南社的那个深秋的下午，就会看到在社事初定，觥筹交错，言笑晏晏，诗兴逸飞之际，仅仅为了诗法继承问题上的一些小小岐见，当选为书记的柳突然就和社刊编辑、词学专家庞树柏与好友蔡哲夫大吵了起来。由于柳的观点既偏激又霸道，加上口齿不清，于激烈的争论中处于劣势也就在所难免。但柳随后采用的倒地大哭这样一种极端方式确实令他的社中同志们都大吃了一惊，并一时不知所措。在写作于一九三○年的《南社纪略》一书中，柳试图为自己当时所扮演的荒唐角色进行辩解：“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争他们不过。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檗子（庞树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喜欢以极端手段处置个人情感上的压抑与窒碍，从行为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与他后来挂冠孙中山总统府、想担任南社惟一领导的主观意图受阻时断然宣布退社、受蒋冷遇向蒋宣战、上诗毛泽东乞隐等无论手法与作派几乎都同出一辙。因此，尽管生活为他提供的舞台与时代背景全然有别，投射在他深度近视镜片上的二十世纪的光线也每天都是新的，但他的脸部却习惯于深埋在挟策求售，致君舜尧的古典政治梦想中，时而得意忘形，时而怨气满腹。至少其人生格局与思想特征与他仰慕的前辈文人如吴梅村、龚定庵等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即庙堂与江湖间一个自负异才，言行放诞的所谓名士。认识这一点也许相当残酷，但对那些与柳有着大致相同的毛病，热衷政治，垂涎功名，病入膏肓的文人们不啻于一帖猛药。　　　　
　　　　古镇黎里与北面一个同样古朴的市镇同里极不相谐地座落在三一八国道的两侧。即使以汽车时代的速度而论，它们之间的距离也需车主以时速一百码的车速开上约三十来分钟方可抵达。而另一座海滨小城金山则相距更遥。在中国现代的文学史或政治史中，这三处地方之所以往往被视作一个整体，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出于地理学之外的某些因素。事实上如果不是一百年前南社的三位领袖人物一一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一一分别出生于上述地点，确实很难让人相信还能找出什么别的理由将它们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同样让人纳闷与意外的恐怕还有柳的突然成名，因为在南社成立以前，这位后来历官三朝，名倾朝野的政治人物不过只是一个普通乡村小儒的儿子，身材矮胖，两目近视，而且还患有相当严重的口吃症。惟一值得他骄傲的也许只有十六岁当年所侥幸考取的那名秀才，这使他有机会在县城松陵结识了同样前来应试的陈去病与金天翮，并从此眼界始开。次年由陈介绍加入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