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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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厌恶与否定、以及精神重生之意。当年秋天当昆山知县聂化南收到袁寄自旅行途中的短札，只见他的旧日同僚在信中简直就像是乐疯了：“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人清凉佛界，快活不可言！不可言！　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而镇江推官吴化因袁托病辞职期间曾奉命对此进行核查，关键时刻帮了不少忙，也算是有功之臣。在他事后收到的信件中，除了一派洋洋自得之情同样无法掩饰外，袁还向他透露了一路上的收获与观感：“所可幸者，过越，于乱文集中识出徐渭，殆是我朝第一诗人，王（世贞）李（东阳）为之短气。所可恨者，杭州假髻太阔，绍兴搽粉太多，岳坟无十里朱楼，兰亭一破败亭子，袁中郎趣高而不饮酒，潘景升爱客而囊无一钱。其它浪游之趣，非笔所能描写，兄见帖自当会之”。在信的结尾处，袁甚至还这样豪情万丈地向他夸口：“弟尝谓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不在其中）。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败兴也。游非其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弟兹游可谓兼之，岂非前生投缘哉”！当然，没有任何人敢相信，包括受信一方的聂吴两位在内，几个月后当他们表示仰重与钦佩的回函才刚刚发出不久，寄件人的身影已如其时流行的小说《西游记》里的主要人物孙悟空那样，突然摇身一变，抛下山阴道和西塞山，早已兴冲冲出现在通向京师的平坦的官道上了。同样，对于万历二十六年秋天慕名来访的那些外省文人，当他们被告知如果想要见到心目中的这位仿佛口吐莲花，足蹬烟霞的世外高人，其拜见地点已非天目的绝顶，五泄的水边，而必须是在甲胄森严的北京中央政府属下顺天府学教授宽大而气派的办公室里时，这该是怎样的震惊且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好在多年来的历史履练使我们对中国文人矫情，夸饰，言行不一的行径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否则的话，即使你是央视脑筋急转弯栏目的冠军获得者，我敢担保在这样神出鬼没的变化面前，恐怕也一定会被弄得瞠目结舌，呆如木鸡的。　　　　
　　　　


第一部分明朝来信（5）

　　　　九　　　　
　　　　青藤　位于绍兴城西一条幽僻细长的巷子里，虽然一直以来由于其庭园逼仄，加上处地略偏而为一般粗心，马虎的游客所忽略，但对于中国的文学史来说，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当地所存古迹中份量最重的。这不仅因为这里曾是袁素所推崇的明代著名诗人徐渭的生前居所，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此人在当时主流社会中的另类身份：卓尔不群，愤时嫉俗——这一点想来应该很对袁的胃口。说起其间的结识过程也相当有意思，事实上当袁浪游越地途中在陶周望的书斋里初次读到徐的作品时，其时距徐辞世差不多已有两年时间。根据袁后来所作《徐文长传》里的自叙，事情的缘起与经过似乎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取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末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　”看得出来，在徐被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以前，包括陶某在内的浙江文坛成名人物对自己身边的这位乱世诗人的文学天赋事实上并无所知，这应该很容易让袁产生类似伯乐千里马那样的良好感觉。从他事后到处向人吹嘘，喋喋不休这种劲头来看，内心显然为自己的鉴赏力得意无比。比如他先是叮嘱陶注意搜集散佚文稿，并说动绍兴推官孙应时答应筹资出版徐的全集。接着又请李贽的密友，时以兵部侍郎衔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梅国祯为徐立传。他甚至冒冒失失向有一代宗师之称的礼部尚书冯琦直截了当推荐，称自己“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其诗尽翻窠臼，自立手眼。有长吉（李贺）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杜甫）之骨，而脱其肤。挟子瞻（苏轼）之辩，而逸其气。无论七子（前七子，明代重要文学流派），即何（景明）李（梦阳）当在下风，不知师曾见其诗乎”？言下之意自然是表示自己位卑言轻，要冯站出来登高一呼，以期在文坛和公众视线中产生一言九鼎之效果。然而，这种“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风度与作派固然依稀有唐人遗风，但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诗坛中人对此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至少上述信里提及的四人中除陶受嘱后的具体执行情况未明外，其余三位所持的态度大多暖昧，敷衍，或一味谦辞，或干脆置之不理。我们现在读到的《徐文长传》是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写的。如果打算详尽探究这里头的原因，大概不外乎有以下两种可能：一是徐的诗文固然才艺俱佳，但决非如袁所形容的那样已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二是鉴于对袁生平好为大言，无论好事坏事均喜刻意描摹这一脾性的深刻了解，因此根本不拿它当作一回事情。当然，袁生前对自己这一明显的性格缺陷从未有过深刻的认识与反省。在几年后致友人的信中，我们发现他对此事虽然一直耿耿于怀，深感沮丧与愤怒，但其内心深处却从未放弃过最后的努力。信的结尾一节是这样的：“《广庄》是弟去冬所作，《瓶史》乃今春著得者，俱附上请教。《徐文长传》虽不甚核，然大足为文长吐气。往曾以老年著述托孙司李，久不得极，恨恨。兄幸令侍者录一纸送司李处，渠当留意矣。”　　　　
　　　　十　　　　
　　　　现在我们有必要将叙述的镜头再次聚焦苏州。虽然那里的风月烟花，丝竹弦管是袁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同时其地刁顽的民风，奸诈的吏习也一向令他头痛不已。但是，由于公元一五九六年秋天由这儿偶然发往松江的一封短札，从此将他的命运与明代历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牵扯在了一起。尽管作为受信人的董思白（其昌）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大家，但信件的主要内容却一直围绕着一本其时刚以手抄形式出现，并立即在主流知识分子圈内流传开来的小说：“一月前，石篑（陶周望）见过，剧谈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街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毕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由于此前十月初董其昌自北京回家乡松江，途经吴县拜访袁时，刚巧碰上后者正为辞职一事躺在床上装病，自然不便相见并予以应尽的地主之谊。考虑到为此事袁曾立即致书董表示歉意，从语气及内容上来分析，与其说这封信是对董赠书所作的礼节性作复，不如说更像是惊喜之余操管急书，迫不及待向对方倾诉自己的阅读感受。弄清楚这一点也许相当重要。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信中所及的有关《金瓶梅》的文字，尚是这部传世巨著见诸世人眼中最早的文字记载。由于此书的作者问题一直是文学史上一个吸引眼球的话题，几百年来大大小小的考据家无不将此奉为圭臬，他们据此推断袁手头的抄本得自董处这一结论应该可以无疑，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是从陶周望处看到并转抄的，而非直接由董所寄。令人遗憾的是董当初接到信后一直保持可疑的沉默，有关这部书的作者也就因此成为一桩疑案。此后袁手头的抄本又分别转借吴中名宿王樨登与三弟袁小修，最后落到了时任广西布政使的同年进士谢肇淛的手里。据谢先生所著《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里所述，“余自袁中郎处得其十三”，由此可知袁生前其实并未读尽全书，不过仅弄到大约三十回左右。尽管如此。他在快读之余已一再称其为“奇书”，并在《瓶政》一书中将它与《水浒传》相提并论，标榜为中国小说两大奇观。直到晚年隐居家乡公安时期，尚觉余甘在口，念念不忘。由于谢借去后一直没有消息，这不免让多次打算重温的袁深感恼火。到后来干脆拉破脸面，公开写信追讨，曰：“《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简直就是一副声色俱厉，马上就要打上门去的样子。　　　　
　　　　十一　　　　
　　　　以在目前国内各大媒体上做轰炸性广告的规模与力度，不厌其烦地宣传自己决意绝弃功名，回归山水的人生理想，仅仅一年以后就灰溜溜除下尚未暖身的鹤服羽冠，将一顶耀眼的乌纱重又戴回头上。这样的狼狈与无奈，想来不仅是令袁自己——甚至他所有的熟人与朋友，都难免为之脸红。虽然我们已知道这位言行夸饰的公安派领袖之所以落到如此尴尬的地步，原因在于素所敬重的兄长，时在翰林院任职的袁伯修对他的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同时，另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即支持所谓闲适生活的经济来源，包括抚养家小的费用，也在灯阑酒醒之际时常令他苦恼不已。在这样严峻的事实面前，接受家庭的安排到北京中央政府担任一名无所事事的闲官，看来也不失为一项当时情况下折中的，对各方面都有所交代的选择。“教官职甚易称，与弟拙懒最宜。每月旦望，向大京兆一揖，即称烦剧事，归则闭门读书。蹄轮之声，浃旬一有之。近颇有一二相知，可得快语者，又衙斋与城东北湖水近，多大刹（庙宇），蓟酒虽贵，时亦有见饷者。观此数事，弟之情景，岂不百倍吴令也”。还是在刚到京师时写给于他有恩的镇江推官吴敦之的信中，担任北京教育局长没几天的袁这样自我解嘲。与此同时他的朋友工部主事范应宪拆开袁托人捎来的短简，读到的却是与上述描述截然不同的一幅生活画卷：“弟碌碌无可述者，入山不深，出宰不效，不得已为糊口计，只乞得一片寒毡，而京师烧桂煮玉，终不免冻馁妻子。及门之徒，原思（孔门弟子中贫者）颇多，端木（孔门弟子中富者）颇少，弟将何以为策哉”？欣喜与愁苦，得意与悲观、一种身体，两副面孔，看来公元一五九八年冬天在北京的袁丝毫也没改去以往言不由衷、信口胡扯的积习。只有在与生平为数不多的二三知己的通信中，也许才能让我们了解到一点他的真实生活境状。这里的一个可靠文本是当年春节前向梅国祯透露朝廷人事变化的那封信。内中“教官美处，诚如来札，但所云不足者，亦自有说。昔在吴县，妻妾衣食粗足，然或经月不见面，往食虎丘黄鱼，如吃黄土，今食频婆（果）饼饵，不减仙厨。寺院虽不闲，远胜于讼庭，僧虽无可与语，雅于囚徒胥吏，盖人或望尊荣厚实，多以为不足，若真看作隐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等语，比较起来说得还算是公允坦率。不过看得出来，在北京所谓闲适，平静的京官生涯实际上并没能让袁真正安下心来。这里的政治土壤同样也由繁文缛节，奸诈、腐败与庸惰构成基础，同时夹杂在燕山雪花中的同僚轻慢与言官清议又是那样让人不堪重负。因此我们将有趣地看到，在袁的个人世界里，山川清丽，人物俊美，然而只要现实的锐角一旦切入进来，它们立刻就会如同地震般摇摇欲坠，显示其虚幻与脆弱的本质。甚至一点微小的声音………比如上官的鼻息或金吾净鞭的响声………仿佛就能让它们心神不宁。因此，真实的答案也许在于，袁在北京所构建的新的、有别于以往的现实居所时虽然使用了物质的材料，但由于其样式和整个设计方案的抱残守缺，结果却只能被证明依然只是一座精神堡垒。　　　　
　　　　


第一部分明朝来信（6）

　　　　十二　　　　
　　　　“仆作知县，不安知县份，至郁而疾，疾而去而后已。既求退，复不安求退份，放浪山水，周游吴越，竞岁志归。及计穷橐尽，无策可以糊口，则又奔走风尘，求教学先生。其趋弥卑，其策弥下，不知当时厌官何意”？公元十六世纪末在北京，袁写信向他以前的上司，原苏州府推官朱一龙这样沮丧地自陈心迹，并追悔自己从前的轻狂和自以为是。其时；由于长兄袁伯修遽尔逝世；以及两年后一生最好的朋友兼师长李贽在狱中的突然自杀，他的内心一直沉浸在巨大的失落与悲痛之中。包括顺天府的教职，事实上也已经被他以请治丧长假为名变相辞去了。此前在给昆山好友顾绍蒂的信中，袁坦承：“不肖况味，复似在吴之日，羁绁一官，如触笼之鸟”，家庭的压力因袁伯修的去世已不复存在。而他在京师惟一的赏心乐事——那个由意气相投的朋友自发组织的文学团体葡萄社，也随着其中几位主要人物或外放或辞世从而烟消云散。因此，再度打算淡出官场生涯，行云流水，这个决定应该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在此后长达六年的号称二度归隐的漫长生活里，袁痛定思痛，总算对自己的天马行空，轻视现实力量的人生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与内省。“上之欲如梅（福）陶（潜）诸人，掷冠投裾，既不可得。下之欲擅趋蝇赴，甘官途如美女，如世人之稔为，而又不可得”，他这样沉痛地在信中向一位好友倾诉。最后反思自己的失败人生，得出的一个著名结论是：“一身骑两头马，此其所以益苦也！”　　　　
　　　　十三　　　　
　　　　在经历了中举、做官、退隐、浪游、官场冷热和良友零落以后，这个有关一位明代著名才子的故事将不可避免地要在他的家乡公安县临近尾声。在那里，从一六O一年到一六0六年，袁的生活基本上是以旅行者的身份匆匆度过的。如果他有三弟袁小修写《游居柿录》那样良好的心态与习性，那么像南京、仪征、武当、桃源、庐山、襄阳这些地方的山水和人情将占据他日记的绝大部分版面。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期望而已。事实上当袁自京师心灰意懒回来以后，创作上一直处于沉寂与低潮，甚至连他的拿手好戏………代表公安派艺术主要成就的书信也不大见得到了。惟一值得庆幸的也许只是他人生履历上的日渐练达与成熟。往日的疏狂与矫饰似乎已逐渐在额头的皱纹里诮失，代之以一种秋天湖泊般——尽管偶有波动——的平静与清癯。这在他其时偶然兴致来临时的一两通书札中尤其有着本色的表现。如果说年轻时代对佛学的痴迷还带有某种表演色彩和标新立异的话，那么此刻他终于开始学会用心灵去感受与领悟了。他告诉京中的旧友，自己这几年在日常生活中除坚持素斋外，连“生平浓习，无过粉黛，亦稍轻减，即有时对清歌艳舞，亦如花鸟之寓目”。而当礼部主事吴本如来信问他是否因自命清高不肯出来做官时，袁当即写一长信相当认真诚恳地告诉对方：“弟此时实当出，所以迟回者，实迂懒之故，非真不爱富贵也。孔子日：‘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又曰：‘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将知爱富贵如此之急，而辞爵禄如此之难，弟亦何人，欲作孔子以上人耶？　兄谓弟饥寒所迫，一渐不忍，以此鞭（策）弟，使乐就升斗（混口饭吃）则可，若云趁此色力，勉就勋业，俟功成之后，渐谋绿野（裴度）香山（自居易）故事，须先与阎罗讲明始得，弟不作此痴想也。古人进退，多是水到渠成，愿兄亦勿置此念胸中。居朝市而念山林，与居山林而念朝市者，两等心肠，一般牵缠，一般俗气也，愿兄勿作分别想也。弟明春将从水程北来；秋清或得抵掌。弟不能拍浮（饮酒），六安茶佳者，贮一二十瓶，供清谈中用，如何？”　　　　
　　　　十四　　　　
　　　　柳浪馆位于湖北公安县城南著名的柳浪湖边，是袁晚年尽一生所蓄为自己营造的一座类似王维辋川别业那样的精神居所。这里虽然地属楚界，水阔天长，但所有来此作过客的朋友；都有幸发现其地景色相当难得地带有几分江南风味。尤其是在乳燕穿柳，南风熏人的春末夏初，“长杨万枝，柏千本，湖百余亩，荷叶田田，与荇藻相乱。树下为团瓢，茶瓜莲藕，取给有余。”（《致萧允升庶子》）自几年前兄长伯修谢世以后，袁一直以守柩为名赖在这里修身养性，著述自娱。其间虽有几次因“登山临水，终是我辈行径，红尘真不堪也”（《致小修》）出外浪游解闷吊古访友什么的，大多时间都呆在家里内省与冥思。一六0七至一六0九年间他迫于父命不得已又去北京做了两年闲官，但出于本人主动要求加上背后有朝中相好大佬出力，基本上都是以放外差………相当于现在打着检查团之类招牌的公费旅游………的方式消磨掉的。在河南辉县他旅行途中兴致勃勃考证地名，告诉一个相好朋友“近辉有黄花山，为太行异境。元人诗云‘黄花山上知名寺，荆浩关仝得意山’，即此地也，也即所谓林虑山也”。（《与王给事》）而那次奉命典试陕西等于又为他免费提供了畅游华山的绝好机会。“宿华山绝顶两夕，天无纤翳，地绝万窍，一木一石，无不饱观，可谓生平之奇遭。”“坡公日：‘河豚拚得一死’，若落雁峰，可值百死也”。在分别寄给陕西按察使汪可受和陕西提学副使段徽之的信中，他这样豪情万丈地写道。然而叫人不敢相信的是，正当一个相对真实，大气，心境澄澈的袁中郎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由于多年来声色犬马的放纵生活，加上文学上的呕心沥血，他物质世界里的生命却只剩下了不到一年时间。有关这位明代中期最杰出的才子整个染病经过以及临终前身体上承受的巨大痛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他三弟袁中道的日记里读到详尽的记载。此书还以相当笔墨提到他临终前不久曾在沙市临长江边买地筑楼，楼名砚边（一名卷雪），打算作为自己的静心颐养之所一事，可见其事先对自身即将降临的生命灾难一无所知。尤为令人动容的是，与他公元一六一0年九月六日以四十三岁的英年黯然辞世的几乎同时（只相隔两天），他的第二个儿子呱呱坠地了。我们以下读到的这封信是袁写给一位京中故交………时任荆州税务局长的沈伯函………向他通报自己离京后的近况的：“居长安两年，无他乐，独司功（沈昔时官职）聚首，日夜剧谈为佳耳。弟归来便杜门，如逃学小儿，见人便缩。所居去江无百步，新构一小楼，当其胜处。江水日夜鸣，云奔海立，雪色天际，松滋诸山，如在几案。老杜诗云：‘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此语似为弟设也。许时不见邸报，不能作朝事一语……署中兄弟烦为致声。暑中耽凉太过，一臂遂痛，不能一二具裁。南鸿倘便，时惠好音”。根据内中“暑中耽凉”云云，加上对《游居柿录》卷五中有关章节的研读，可以基本断定作于当年的七、八月间，也即距他患病逝世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当然，对于袁，这是他的绝笔。而对于这篇文章的读者，这也是他在这里所能读到的最后一封明朝来信了。　　　　
　　　　二00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二部分金圣叹的面目（1）

　　　　当集作家、书商、玩世不恭者、学生运动领袖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五十岁的死囚得知自已被处决的日期就在第二天的午时三刻，他好不容易买通了狱卒，极力说服他同意将一封自己写下的遗书偷送出狱，并再三保证内中绝无任何忤法之事。而后者出于怜悯与同情——或许还要加上那么一点儿崇仰——踌躇再三后终于接受了下来。于是这封密密封讫，显得干系甚大的神秘信件于次日中午——按照事先约定——被安全递交到了囚犯家人手中。不过中途应该有个小小插曲：承担传递风险的狱卒显然由于害怕和某种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此之前已忍不住将此信私下开拆并与一个关系相当不错的上司同观，只见上面令人啼笑皆非地写着这么一段话：“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差不多两小时后，遗书的作者作为那个时代一场未遂政治骚乱的策划者与组织者，连同他的十七名同党，加上无为教案，奏销案等其它犯上作乱大案的钦点主犯被立即绑缚刑场斩决。据同时略晚的清代作家柳春浦《聊斋续编》卷四记载，此人临终前的作派也大异常人，简直就是今天红色经典影片中李玉和、许云峰那样高大完美、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形象：“临终前饮酒自若，且饮且言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的产生年月距今应该并不十分久远，大概也就三百多年前吧！背景和地点是号称“酒保菜佣俱带六朝烟水气”的文化故都南京三山街北向的一块开阔坡地。自当天中午起那里就被数万名前来观看的士子百姓密密围成一个不同寻常的舞台。那种摩肩接踵、伸脖子踮脚的热闹场面，相信读者在鲁迅的著名小说《药》中大约早已得到过深刻印象。那天下午烈日当头，暑热难忍。尽管看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地的儒生与知名文士，但仍然很少有人注意到四周的夏日景象与舞台中央斧钺森严的凛凛寒气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说来也真是的，这毕竟是自入关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