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是一种病-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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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渴望在我们这些人中产生真正的大家：他有坚定的自由信念，为自由信念而写作；他热爱大地和人民，为人民不惜牺牲自己；他热切地渴望正义和人性，而对不公和非人性报以拒绝和抗议；他有最直率、最伟大的殉道的人格，让所有知道他的人感佩……
　　每每想到这些，我就难以自制。20世纪已经过去，回首已经过去的百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作家，找不到真正让人欲泣犹止的作品，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作家缺乏才情吗？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所忍受的苦难不够深广，我们的作家缺乏生活资源的哺育吗？不是，是因为，我们的作家，他们的人格垮台了。
　　这些问题，不应当交给下一代人来讨论。　
　　红兵
　　3月19日　　　
　　红兵：
　　读了你在《山花》第3期上的《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下中国文学》一文，我很感兴趣。你在文章中提及的问题很重要，有一些观点我也同意，但更感兴趣的是你的文学观点的转变：由一个〃新生代〃的吹鼓手一夜之间转变为〃新生代〃的终结者。我不知道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你的这种转变。有机会的话，我想当面讨教。
　　不过，涉及对〃新生代〃的基本立场和一些艺术方面的基本评判尺度问题，我有不同看法，故在此先提出来与你商榷。
　　1，文章一开头涉及对〃先锋派〃的几个判断，我就不同意。在你所开列的〃先锋派〃名单中有韩少功，这似乎不妥。在我看来，韩少功不属于〃先锋派〃。也许，你是因为《马桥词典》的缘故，但我觉得，《马桥词典》表面上有一种全新的形式（其来历如何且不说），但骨子里仍然是〃文化寻根〃意识的变种。一种用词典方式写出来的〃寻根小说〃而已。
　　2，〃先锋作家的精神根基是80年代的启蒙主义……〃
　　这个判断是用以对照〃新生代〃的所谓〃后启蒙状况〃的。我不知道这一判断的依据何在？似乎只是为了在两者之间形成对比而刻意制造出来的对立。在我看来，如果有一个所谓的〃后启蒙状态〃的话，那恰恰是从〃先锋派〃开始的，〃先锋派〃的先锋性正在这里。它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
　　3，〃新生代作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是生活资源的日益单一，是写作资源的日益枯竭……〃
　　今天的〃生活资源〃（这个概念不准确，生活不是某种〃资源〃。如果你的意思是说：生活是写作者的艺术资源的话，那么，就与后面的〃写作资源〃重复了。）是单一的吗？我以为，我们的〃生活资源〃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么丰富过。除去利弊不谈，〃跨国资本〃是我们的生活中不曾有过的东西，它的来临岂不是增加了所谓〃生活资源〃的丰富性了？况且，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也无所谓〃生活资源〃的丰富与否，生活就是那样，从古到今并无太大的差别，关键在于他（她）如何去经验生活。一个对生活缺乏必要的感受力的人，再丰富的生活也是白搭。政治家所面临的生活可以说很丰富吧，可政治家的言辞却是多么的枯燥乏味！
　　4，两次长篇小说创作高峰中的一些作品，〃我们是可以掂出生活的沉沉的份量的，他们是从中国土生土长的生活中诞生的，是时代的本质生活的真切反映……〃
　　这句话有语病。〃中国土生土长的生活〃是什么意思？是否还有〃外国土生土长的生活〃，或者〃中国非土生土长的生活〃？况且，生活也不是植物，可以移来移去。不错，这些作品有〃沉沉的份量〃，但是否是〃生活的〃，就很可疑了。况且，对于文学而言，对生活的表现是一个真实性的问题，而不是重力学的问题。
　　什么叫〃土生土长〃的中国生活？纯粹的〃中国生活〃从来就只是一种幻想。也许还存在一个文学的中国风格问题，但你所举的例子也很可疑。曹禺的《雷雨》明显有易卜生、尤金·奥尼尔的痕迹，茅盾的《子夜》如果不是以巴尔扎克、左拉的方式来表现，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至于《保卫延安》、《青春之歌》之类，用在这里做正面例子，显然有失体统。老兄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20世纪的文学差不多是一片〃空白〃，连鲁迅、钱锺书也不算数，现在又如何冒出这么些真切反映〃时代的本质生活〃的作品来了呢？一部作品能够成为〃时代的本质生活的真切反映〃，岂不是文学的高境界么！
　　5，什么叫〃时代的本质生活〃？哪个〃时代〃？谁的〃本质〃？什么样的〃本质〃？甚至，生活有没有〃本质〃？这些都是很可疑的。为什么你会认为《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的生活是〃本质的〃，而《上海宝贝》（我对《上海宝贝》并无兴趣，也不认为卫慧可以代表〃新生代〃，只是因为你只提到《上海宝贝》，我只好就谈它了）就不是呢？如果不是，你又如何认为它是〃跨国资本〃时代之〃中产阶级〃趣味的体现呢？这岂不是说，它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本质〃了吗？退一步说，《上海宝贝》的生活是〃非本质〃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只有〃本质〃的生活才叫〃生活〃吗？才有权利存在吗？这样，是否意味着要将一切〃非本质〃的生活清洗掉呢？这种〃生活的清洁癖〃已经让我们尝到过太多的苦头。
　　6，《上海宝贝》中〃看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
　　你所说的那些〃躲在屋中一边手淫一边写作的所谓作家，各种无业人员〃为什么就不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人〃呢？他们也许是不够〃实在〃，但我敢肯定他们是〃中国人〃。他们的行为有些不端，我们可以批评他们，可以责令他们在手淫的时候不要去写作，或尽快找一份正式的工作，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将他们抓起来，但即使他们是罪犯，也是中国的罪犯，我们无权开除他们的国籍，这是违背宪法的。至于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人物〃，不用说我们也知道他们不是中国人，但也不能不让他们来，他们既然来了，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既然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文学，除非我们的文学可以不反映我们的生活。这一点，老兄显然是不会同意的。
　　7，你对当下生活的描述也是草率的。我们也并不常吃〃麦当劳〃、〃肯德基〃，至少我就不常吃。我的主食仍然是大米饭，吃那些东西只是偶尔开开洋荤。我估计你也未必常吃，要不然怎么会将〃肯德基〃写成〃肯德鸡〃呢？可见你对当下生活之陌生。况且，就算是天天吃〃肯德基〃，也不会吃成洋鬼子的。而洋鬼子天天吃米饭、馒头，也还是洋鬼子。小说也一样，马尔罗老是写中国的事，但他仍然是法国作家；博尔赫斯（又是博尔赫斯，得罪，得罪！）笔下常常出现巴格达，伊拉克人也决没有因此而认他是自己国家的作家。
　　8，〃我们的作家正被一种可耻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生活趣味（这里似乎应加一个'所'字才通顺——闳按）左右……〃。
　　首先，什么样的生活是中产阶级的，在目前的中国似乎尚无标准。其次，为什么中产阶级的生活一定就是〃可耻的〃呢？我不知道中产阶级之生活的〃可耻〃之处何在，因为我很〃无知〃，我甚至不知道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究竟如何。由于〃无知〃，我就不敢妄下判断。但我觉得，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他所面对的生活首先并不是以〃耻〃与〃不耻〃来划分的。生活就是生活。艺术家倘若硬要给生活安置一个道德的〃过滤器〃的话，那么，他（她）得到的只能是一个干瘪的、虚假的（而不是像你所希望的〃真实的〃）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就算是〃无耻〃，它也是生活，并不能为了道德廉耻而消灭一种人的生活。即使要消灭的话，这也不是小说家所能办得到的，除非他借助于某种政治权力。
　　9，〃工人、农民形象〃与〃中国生活本质〃。
　　文学中缺少〃工农形象〃，这确实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但只是一个现象，而不能成为扫荡〃新生代〃的依据。工农是中国人的大多数，这是没错的，而且，文学家也确实应该给大众生活多一些关怀。但文学作品是否就一定要描写工农生活才算是触及所谓的〃生活本质〃（如果生活有一个〃本质〃的话），则很可疑。如果一定要用你的〃人民牌〃（或〃工农牌〃）文学检测仪来检测的话，你所推崇的文学名著质量也难过关。《红楼梦》分明是写才子佳人的小说，《金瓶梅》就更不得了，简直是在为剥削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张目，《三国演义》则是为统治阶级的战争树碑立传，哪里考虑过农民的死活，更不用说工人了。《水浒传》似乎与农民有一些关系，但〃实实在在〃的农民也没几个，说起来还都是些流氓无赖呐。《龙江颂》倒是写了农民，《海港》则写了工人，而且，似乎也触及了生活的某种〃本质〃，但连工人农民自己也不爱看，他们倒是宁愿去看那些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艺。你还列举了杜鹏程、杨沫等人的作品为你理想的文学作证，这也未免太藐视工人农民了吧！难道说我们的工人农民只配读这样的货色么？为此，我不得不怀疑你对工人农民的感情。看来，你的〃人民牌〃（或〃工农牌〃）文学检测仪倒更像是一架道德的火焰喷射器，是美学的可怕杀手。
　　10，中国城市生活不是〃麻药文化、朋克文化、雅皮士文化的翻版……〃。
　　为什么你会认为西方的城市文化就一定是所谓〃麻药、朋克、雅皮士〃的文化呢？这也未免太简单化了吧！西方的无产阶级、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军人和资产阶级等社会阶层的文化又到哪里去了呢？你还开具了一份长长的西方作家的名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在这份名单中，除了塞林格和艾伦·金斯堡与你所说的那种西方文化略有关联之外，其他12个人则几乎毫不相干。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将博尔赫斯、黑塞和马尔克斯与〃麻药、朋克、雅皮士〃联系在一起？即使是生活在与这些事物关系密切的国度里的福克纳，也与这些东西相当隔膜，他整个儿就是一个农民。至于帕斯捷尔纳克，他是否听说过这些名词都很难说，要知道，他是一个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
　　11，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影响与〃跨国资本〃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远在几千年之前，这种交流就已经存在，那时，〃资本〃尚未产生，更别说〃跨国资本〃了。另外，一位作家接受另一位作家，包括外国作家的影响，也未必一定是看其携带的资本的多少。比如，在〃跨国资本〃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日本，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就很小，而几乎没有多少〃跨国资本〃的拉美、东欧以及〃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比如，帕斯捷尔纳克的国家至今也尚未掌握多少可以〃跨国〃的资本，而他对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影响，据我所知，早在1970年代（即〃文革〃后期）就已经开始了。
　　12，〃章回体〃小说不是现代小说。
　　〃章回体〃小说当然不是现代小说，这用得着〃肯得鸡（基）〃来教吗？事实上，承认这一点，丝毫无损于《红楼梦》之类的古典小说的声誉。我觉得你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其实，没有一个像点样子的作家会在乎哪个小说是现代的，哪个小说的古代的，也很少有什么像样的作家是为了〃现代化〃而写作的。人家也没有傻到那种程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位作家的写作肯定是失败的，因此也就是无关紧要的了。我看，倒是学者们和批评家们常常会惦记着什么〃现代性〃之类的事情。
　　用不用〃章回体〃来写小说，我觉得这完全是作家个人的事情，如果他觉得在艺术上有必要采取某种体，他就会这么做。如果没有必要，而硬要通过外部的某种力量来强制执行某一体式的写作，这恐怕很荒唐。
　　13，究竟是谁为《红楼梦》而感到自卑呢？我觉得，这似乎是你为了立论而臆造出来的一个无头冤案。纵然有个别人为此而感到自卑，恐怕也无关大局。你也犯不着拖出个《海上花列传》来帮腔，我觉得这完全是多余的。试想，如果有人连曹雪芹都看不上眼的话，又哪里会在乎你的那个什么韩邦庆呢？
　　14，你反对模仿〃大师〃，这是对的。但要说中国作家模仿博尔赫斯是不好的，就说他们是不好的，犯不着去贬低博尔赫斯。因为你这样说就有些自相矛盾。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换一个真正的〃大师〃，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模仿呢？
　　15，关于博尔赫斯，〃更进一步说，即使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他也只是针对他所从来的那个大洋彼岸的世界才是伟大的，只有那个哺育了他的世界才能将他视为圭臬……〃
　　你其实是在〃退一步说〃。不过，无论是〃进〃是〃退〃，这〃一步〃都是踉踉跄跄的，单是词句就能将人绊倒好几次，好在这摔不死人。但观点很呛人。既然说他〃伟大〃，又如何一过了〃大洋〃就变得〃不伟大〃了呢？要么就还是不够〃伟大〃。你坚持就说博尔赫斯〃不伟大〃不就得了吗？我们说《红楼梦》、《聊斋志异》〃伟大〃，但到了〃大洋彼岸〃的博尔赫斯那里，它们也是〃伟大〃的，博尔赫斯甚至还为此而望洋兴叹，他似乎不像你那样去计较〃大洋〃对文学之〃伟大性〃的妨害。博尔赫斯虽然眼睛瞎了，但他对文学的〃伟大〃与否，真可谓是洞若观火。如果他说出〃（曹雪芹、吴敬梓）也只是针对他所从来的那个大洋彼岸的世界才是伟大的〃这样的话来，他倒真是〃不伟大〃了。
　　16，〃新生代笔下的人物，那（这个'那'字似乎是多余的——闳按）大多是一些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被这个时代抛弃了的边缘人……〃。
　　这个罪名似乎很难成立。文学人物似乎未必一定要是时代的弄潮儿。阿Q难道不是被时代抛弃了的边缘人吗！贾宝玉也一样。〃对时代的茫然无措〃，恐怕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人的真实的心理状态。至少我就是这样。这也许像你所说的是〃不合时宜〃的，但却是真实的。是这样就是这样，难道说为了迎合这个时代的〃本质〃，为了使你所说的〃人民〃接纳我，为了不被这个时代抛弃，我就要说谎话吗？就要装作很能理解这个时代吗？就要无条件地接受这个时代的一切吗？与其这样，不如就让这个时代抛弃我好了！再则，要求一个文学人物有〃坚定的信念〃，以便〃抵抗这个时代〃，这种梦想是不是过于虚幻了呢？即使有了这样一个文学形象（这也没什么希奇的，我们曾经有过很多，现在依然有不少），这与〃画饼充饥〃又有什么两样？
　　好了，已经写得太长了，就此打住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倒愿意与老兄当面谈谈，争执一番，哪怕是大吵一通也无妨。我觉得，文学上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谈论的，所以，我愿意将此信公诸于众。由于你我是朋友，我也就不客气，实话实说（在上次见面聊天的时候，你就坚决地主张知识分子应该〃说实话〃）。况且，本着〃精神平等、自由论争〃的原则，也没有什么可客气的。言辞间若有得罪之处，则请鉴谅。
　　此致。祝
　　一切都好！
　　张闳
　　2000。3。18。　　
　　张闳：
　　你好。感谢来信。我想就几个问题解释一下我的观点。
　　一、启蒙，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是客观人本主义思路，这个思路相信理性，坚持科学和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作用，相信人类可以整体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把握自身，通过把握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获得自由，主张人类通过总体革命获得类解放，将人类的自由和对客观世界的规律的发现和遵循联系起来；五四以及80年代初期的启蒙思潮基本上坚持了这一思路。而在这一思路的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思路，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观人本主义思潮，它反对客观人本主义者忽略个体价值、感性存在，反对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理性，而对人的官能化、非理性化报以肯定，将思想基点从国家、民族、集团的解放转化到真正个体生命的解放上来，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生命本体欲望和激情；在中国，这是80年代后期新启蒙思潮所坚持的路线。自〃文化寻根〃以来的先锋小说，其思想基点基本上立足于主观人本主义思路的，因而，我认为他们依然可以划归于启蒙思潮之中。先锋小说在中国是启蒙的延续而不是启蒙的终结。这我们可以从苏童、莫言等先锋作家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张扬中可以看出来。在文学上，结束了启蒙的是新生代小说，新生代小说基本上放弃了关于〃人的本质〃以及解放的启蒙主义大叙事，而代之以一种无深度、无目的的后现代主义的小叙事――形成了一股写私人生活经验、写小人物生存状态，重视身体性、当下性的写作潮流。
　　另外，我感到你可能对〃先锋文学〃概念仅仅做了形式角度的理解。这是片面的，在中国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文学本体论者――特别是将形式看成文学本体，不仅仅对于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对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都是不现实的。从这个角度说，80年代〃回归文学本体〃的口号，现在看来是极其虚妄的，从历史的角度回头看，也是不成功的。以前我也曾经认为，文学有一个纯粹的本体，这个本体可以是语言，可以是形式等等，就是不应该是政治，现在看来，我那个时候是错误的。
　　二、我依然坚持新生代作家存在〃生活资源〃以及〃写作资源〃的双重问题。〃生活资源〃谈的是作家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个别性问题。因为当代作家的日益知识分子化，在城市生活中的边缘化，和农民生活、工人生活、军旅生活甚至和城市市民生活的隔绝，他们正丧失和民间生活资源的联系，这是生活资源的枯竭。当然，从理论上说，一个真正的作家，他的写作资源是不受其生活资源的限制的，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同情心将帮助他越过自己的生活，在和大众结合起来，但是，新生代作家中并没有诞生这样的人物，而是相反，我看到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正以中产阶级趣味粉饰着生活，他们在〃布老虎〃这种为大众提供玩偶的书商们（――想一想〃布老虎〃玩偶这个名字，这类书商只为买得起他们因为高额利润的需要而定价过高的小说书的城市中产阶级服务）的操纵下制造着中产阶级生活的假象。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作为一个作家的职责。
　　所谓〃土生土长的生活〃之说，我只是用它来强调中国作家应当表现中国当下生活的真实面目，而不是用他们幻想的甚至捏造的生活〃假〃、〃大〃、〃空〃的生活来粉饰、代替甚至抹煞当下生活的真实面目。这种东西我们在文革文学中见得太多了，我们应当警觉。
　　现在的问题是，新生代作家其作品反映生活的面已经太窄，他们大多沉溺于对城市中知识分子多余人的狭窄的生活境遇以及相应的趣味，这已经构成了对绝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状况的遮蔽，甚至粉饰。
　　三、关于你提出的第7点，我完全同意。中国当代城市生活并没有西方化，中国当代城市生活也不是〃麦当劳〃、〃肯德基〃的天下，但是在某些新生代〃另类〃作家笔下，它却是这样被渲染的。本来〃中产阶级的生活〃并无可耻之处，甚至它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想生活的样板之一。但是，中国的中产阶层是没有任何政治诉求的、不思进取的、享乐主义的中产阶层。他们是怎样富起来的，富起来之后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这只要看一看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就可以知道了。我曾经渴望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在中国出现。但是，现在我是失望的，他们更倾向于自私自利，他们更软弱，和他们压抑他们的力量妥协甚至媾合，他们的心中根本就没有下层人民的地位。
　　四、我在想我的那篇文章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将个别现象夸大了；二是将信念、殉道等价值系统看得太绝对；三是有些概念把握得不好。但是；当代文学正在一步一步地丧失它应有的〃自由〃、〃人性〃以及〃信念〃，压力是双重的；过去我主要看到了来自体制的压力。现在；我更看到了来自我们自身内部的压力；我们内心深处的做一个有钱人的冲动；做城市中产阶级的冲动；和书商们的金钱主义结合起来了。――从这个角度讲；扼住了我们的咽喉的更是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在这种内在的压力面前妥协。进而；我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体制只是个外因；更多的是内因。
　　葛红兵
　　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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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审美精神与现代文学中国》后记

　　这个集子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纪念，也是一种惜别。回首往事，当初大学本科毕业被迫到一个中等学校工作，其时压抑的心境已经模糊，没有痛楚，但是伤痕依旧，当时〃抵抗〃的决心也依旧：是现代文学给了我抵抗命运的力量。现在我已经在这个专业方向蹒跚行走了7年，虽然目前我的方向已经转到当代文化思想、文学思潮的研究，但是我还是决定出一本现代文学方面的集子，将它献给我的两位导师。也和我的学生时代告别，和一种经历，一种心境，一种已逝的理想告别。　
　　收入本集的论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