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7-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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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蘖脊椭鳎�阻碍工厂运作，警方奉召清场，工潮变成暴动，工人以石头和破璃瓶子袭击员警防暴队，警队便以木弹？还击。政府宣布东九龙实行宵禁，而香港各大工会组织加入战幽，趁著中园大陆的革命狂热，跟港英政府对立，原本一桩简单的劳资纠纷，急遽演变成政治斗争。
　　之后情况便失控了。
　　工人和老板之间的不和，在一个月之内，上升至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国家级纷扰。获北京支持的香港左派工人成立简称“斗委会”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发动群众包围港督府，指责政府是法西斯，残害香港的民众，以独裁手段逼迫左派分子；香港政府却摆出丝毫不让的态度，派警员镇压示威骚乱，出动能泪弹驱散群众，动用武力拘捕“刁民”，为了抗议，工人们发起罢工罢市，左派学校罢课，不少市民警应，而政府以宵禁还击，香港岛自二十年前的二次大战后再次实施宵禁。
　　七月初，一群中国民众越境进入香港边境禁区沙头角中英街“支援”香港工人，集会抗议，驻守的香港员警开枪驱赶，不料这引来中国民兵还击，双方爆发激烈枪战。死守的警员弹尽被困，在英军派兵增援时，已有五名医察殉职。
　　“大陆要提早收回香港吗？”我记得，那天我在士多听收音机新闻时，何先生这样说过。
　　虽然我曾听说，香港的“租约”在三十年后的一九九七年才到期，但天晓得毛主席会不会叫解放军进攻香港，赶跑英国人。一九九七和一九六七，不过相差一个数字而已。
　　枪战发生数天后，不少人说英国人准备撤退了，撒手不管香港了。香港有大量英国人居住，如果真的爆发中英战争，他们要跑，员警便是确保他们顺利逃走的弃卒。那时候虽然大哥没提起我想申请当员警的事，但我知道他心里一直在说：“看，我早说过嘛。”
　　纵使今天距离事件接近两个月，中英双方的军人再没有爆发冲突，但“共产党打算解放香港”的想法仍不时在我们心中冒出。港英政府在七月二十二日发布紧急法令，不单收藏武器火药违法，就连身处蔽有违禁品的场所的人、跟身怀武器者同行的人也会一同被起诉。持有具煽动性文章的单张，宣传反政府的海报一律犯法，而只要三个人聚集在一起，便会被视为非法集会。除了获北京直接支持、英国人不得不顾忌的大报外，好几开小规模的左派报馆被查对，报纸被勒令停刊，什么“法治精神”、“新闻自由”，这时候统统是屁话。
　　只是，二个巴掌拍不响“，左派工人也用上极端手段”反英抗暴”。
　　？好仔不当差：“当差“是“任职员警”的俗语。香港以前普遍认为，员警不是良好职业。
　　？木弹：防暴武器的一种。六○年代香港防暴队配备一种由催泪弹发射器改装成的“警棒枪”，能发射直径三点五公分、长一一十二公分、重约二百克的木制“小警棒”（木弹）。木强攫到地面后会以不规则的方向反弹，但高度不到一公尺，所以只会击中暴徒的双腿，并不致命。
　　左派分子先用鱼炮和镪水做为武器，袭击警员，而当香港员警联同英军出动直升机突袭左派工人和斗委会的据点，拘捕工人领袖后，左派发动了炸弹袭击。近一个多月，满街都是真假炸弹，他们为了令员警疲于奔命，在街道上布置“真假凤梨阵”？。这些炸弹外表看起来差不多，就是一个铁盒或纸箱，但有些是混合金属碎片和泥土的假货，有些却是具杀人威力的真炸弹。这些炸弹不单放在政府机构门外，连电车站、巴士上，非左派的学校都被波及。？
　　只要你走在街上，便有可能被炸死炸伤，我本来挺同情工人的，可是，如今我实在无法认同他们，左派说，这是“以暴易暴”，是“必要之恶”，要对付英团人，一点牺牲是值得的。
　　我实在无法理解，伤害自己应该保护的人，有什么“值得”。
　　我们是人，不是蚂蚁。
　　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氛围下，我们只能消极地祈求自身安全。
　　大哥因为工作关系，尤其令我担心。他是一位经纪，替相熟的公司搭线，赚取佣金。他没有固定收入，不走运时只能靠我替房东打工的微薄薪金蝴口，不过妈然谈得成生意，便跟我上茶楼，还要上三楼，真奢侈固。为了找客户，他每天跑遍香港九龙，所以他遇上示威衡突和炸弹的机会比我大得多。我跟他说要小心一点，他总会回答：“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怕死的话便赚不了钱，赚不到钱，咱们便会饿死。横竖都要死，还怕什么？人要冒险，才能得到世间财嘛！”
　　虽然我不像大哥那梭子，要来往港九各区，但有时也要替何先生送货收货，离开店子。为了察觉危险，我已习惯眼观四处，打醒十二分精神，每天走在街上时，都会留意附近有没有可疑的人物或物件，左派分子通常会在炸弹放置位置贴上反政府的标语或口号，就像新春在大门贴春联似的，左联“红烧白皮猪”，右翳“生炒黄皮狗”，横批“同胞勿近”，不过用的是白纸，我可能该说“像灵堂的挽对”才贴切吧，“白皮猪”指英国人，而“黄皮狗”便是“为虎作伥”的华人员警。我想，对左派支持者来说，甘愿替英国人卖命的中国人跟日本侵华时期的汉奸无异，都是背弃了民族大义的卖国贼。
　　而华人警员似乎比洋警官更愤怒，更痛恨这些左派。
　　我见过不只一次，员警铁腕对付市民。
　　在这个非常时期，一般大众都知道凡事小心，不要惹祸。如果被员警盘问，千万别出言顶撞，因为一个不留神，被对方盯上，下场便是被抓进监牢。“五月风暴”发生前，员警已有不少特权，像何先生的货物稍稍占用了大街的路面，便会被员警发告票，不过如果事前有打点一下，付一些“茶钱”给巡逻警员，这些小问题便能私下解决。然而，暴动发生后，员警有权拘捕“可疑分子”，“妨碍警务人员办公”、“拒捕”、“参与骚乱”、“非法集会”等等，都是单凭警员一面之词便能定罪的指控。
　　想不到，以“莫须有”入罪，会在今天的香港社会出现。
　　在湾仔春园街，我经常遇到两位巡警，一位的编号是六六六三，另一位的编号是四四四七。他们的号码有够碰巧的，我暗中称他们做“阿三”和“阿七”，看样子阿三年纪比阿七大，大概是阿七的前辈。上个月我看到有人派发反政府传单，好巧不巧被阿三和阿七连到。阿三不由分说，左手抓住那人的手臂，右手便赏对方两三记警棍，打得对方头破血流。我清楚看到“犯人”没有反抗，阿三犯不着下重手，不过这时候无人愿意为那人作证——你敢开声，便会被当成同党，一同落难。
　　？凤梨：即凰梨，香港人对炸弹的俗称。
　　？一九六七年香港骚乱期间，警方共发现八千三百五十二个懊鞑爆炸品，其中一千四百二十个是真炸弹。
　　？香港六○年代的茶楼，楼层愈高，茶价和食品愈卖，有“有镂楼上楼，无钱地下踎”的俗谚。
　　虽然阿七从不插手阻止前辈，但我知道他比阿三正直，他们两人经常在巡逻时到何先生的士多买汽水解渴，阿三不会付钱——何先生说过这点小钱不必计较—但阿七每次都付足款项。我有次跟阿七说，老板说不付也可以，没想到他回答：“我不付，你的老板收入减少，万一令你失业，你沦为罪犯，我的工作便更多了。”
　　他的语气跟大哥有点相像。
　　街坊们都知道阿七是个好员警，只是办事有点过于死板，对前辈的命令言听计从。看到阿七，我便会想员警似乎是个不错的工作，当然，那是在暴动爆发之前的事。在今天这个风头火势，选择当员警相当不智，英国人一走，“黄皮狗”便成为被批斗的对象，阿三和阿七大概要挂上木牌游街示众，清算“罪行”。
　　不过，闻说因为暴动，警队招聘的门槛降低不少。有些华籍警员受到左派感召，不屑跟“法西斯”英国人为伍，自行离职不干：也有一些人担心遇上类似沙头角枪战的事件，或是在暴动中被暴徒所杀，于是向上级请辞。何先生在湾仔住了很久，跟一些医长相熟，从他们口中知道，这几个月来所有警员取消休假，二十四小时候命，在家一收到电话便要出动，而除了本来的工作外，还要到防暴队值班。政府为了稳定军心，员警加薪百分之三，还调高加班费，甚至提供免费伙食。何先生说负责分发薪水给下属的医长的公事包里，有时会有一叠叠厚厚的钞票哩。
　　政府以金钱利诱员警留下，其实左派也差不多。
　　工人罢工，失去收入，没饭吃自然没能力谈什么“斗争”，工会领袖会接济罢工工人，每月发放津贴，付一、两百元给他们，让他们去示威集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工会有这么多钱，有人说是中国政府暗地里拨下的“革命”资金，我只知道，这场对抗并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之争，还牵涉到不少金钱利益，可能这就是现实。
　　罢工工人获得资助的情报，是我亲耳听来的——跟我和大哥为郊、住在何先生的板间房的，正好有两位左派分子。何先生租出了三间板关房，一间住了我和大哥，旁边一闻住了一位元叫杜自强的记者，另一问的租客叫苏松，是一位纺织业工人。
　　苏先生在五月尾响应工会号召罢工，旋即便被老板解雇，虽然他失去工作，但他仍有付租金给何先生，我好奇一问，他告诉我“工会领导”有给他薪水，另外完成特别任务更有酬劳，他劝告我加入他们的行列，同心合力推翻英国人的统治，说现在是难得的机会，革命成功的话，我们这些“思想纯正”、“及时区分敌友”的同志便能担当领导工作。我没有明言拒绝，只说我要跟大哥商量一下，再作打算。我猜如果我婉拒他的要求，他可能会把我当成“反动分子”，将来有什么后果我真的谈不上来。
　　相比起态度强硬、满腔热血的苏先生，杜自强反而像是个“逼上梁山”的左派，杜先生本来在报馆工作，负责经济新闻，可是因为他工作的报社是被政府查对的左派报社之一，他无辜地被牵连，失去工作。无奈之下他只好加入斗争，一来工会接济可以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二来斗争成功，报馆重开，他便能再次受雇。他跟我说这些时一脸愁容：我想就连他自己也不认为政府会让步，报纸会复刊。
　　这个时代就是如此吊诡。我每天担心着大哥和自己会被炸弹炸死、治安日坏、政府倒台、社会瘫痪、城市陷入战争，而我每天却装作若无其事地替房东顾店，跟代表“造反派”的邻居道早安，卖汽水给代表“法西斯”的警员。电台播音员大骂左派为祸社会、破坏安宁，亲中的报纸社论痛斥港英军警“疯狂迫害”爱国组织。双方都自命正义，而我们这群民众束手无策，在强权和暴力下任人宰割。
　　？六○年代，一般工人的月薪大约是二百港元。
　　在八月十七号之前，我以为自己会继续这种无奈的生活，直至暴动平息，或是英国人撤走。
　　我没想到，我偶然听到的一句话，令我卷进漩涡，置身险境。
　　2
　　“‘凤梨’不会在我们运送途中爆炸吧？”我在朦胧中听到这句话，我本来还以为自己在作梦，但稍一定神，我才发觉这是现实。声音是从墙壁后传过来的。
　　今天早上，何先生新订的冰箱送到士多，我们七手八脚把旧冰箱里的啤酒汽水换到新冰箱，然后我用手推车将旧冰箱送到五个街口外的夜冷店@卖掉，我把卖冰箱的钱给何先生后，他说他下午一个人顾店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上午顶着大太阳跑来跑去，似乎有点累，他着我回家休息一下。难得何先生这么体恤，我便恭敬不如从命，午饭后回到房间睡午觉。
　　然后我被那句话吵醒了。
　　我瞧了闹钟一眼，时间是下午两点十分，我睡了一个钟头。哪才说话的，应该是那个劝我加入左派的苏松，他的声音有点尖，很好认。不过墙壁后的房间明明属于那位元失业记者杜自强，为什么他在杜先生的房间里？
　　“苏先生，你别这么大声，万一被人听到……”这回说话的好像是杜自强。
　　“老何的老婆刚才出去了，老何和隔壁那两兄弟也在上班，咱们谈大计没人会听到啦。”苏松回答。平时这个时间我都在顾店或当跑腿，只是今天巧合地提早回来。
　　“就算被人听到又如何？我们堂堂中华儿女，以崇高的革命精神办事，不惜抛头颅洒熟血，即使事败，英帝国主义终有一天屈服在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之下……”说话的男人嗓门很大，虽然我看不到，也能想像到他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如果我没记错，这人应该是苏松的“同志”，一个叫郑天生的青年。苏先生曾介绍我们认识，说他也是被纺织厂辞退的工人之一。
　　“阿郑，话倒不是这样说，英帝奸狡，我们要小心行事，别给敌人有机可乘。”这声音我从没听过。
　　“邹师傅说得对，我们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苏松说，那个邹师傅是谁我完全摸不著头脑，不过听他语气，应该是其他三人的“领导”。
　　“总之阿杜和阿苏从北角出发，我会在这个据点等候。”姓邹的说。“会合之后，我们便依计行事，完成后立即在佐敦道码头解散。”
　　“执行细节如何？”是苏松的声音。
　　“你跟阿杜做饵，由我动手。”
　　“邹师傅，你一句‘做饵’说得简单，但我们毫无头绪啊。”
　　“到时见步走步，实际情况我也说不上来。”邹师傅说：“我只要半分钟就好，这不算难吧。”
　　“但我们真的能如此简单得手吗？一号不易对付吧……”
　　“阿杜，你放心，我再三确认了，目标比想像中脆弱，那是盲点，白皮猪不会料到我们走这一步棋，到炸弹爆炸时，一定目瞪口呆，惊讶于中国人的智慧，震慑英帝国。”
　　？夜冷：即买卖二手货品的商店，语源葡萄牙文Leilao　，意即“拍卖“，经过厦门及汕头等地的方言，传到广州时音变成”夜冷”。
　　这一刻，我才赫然察觉我听到不得了的事情。邻房的四个人，大概在策画炸弹袭击。虽然天气很热，但我冷汗直冒，不敢移动身子半分，怕老旧的床会发出声音。我连呼吸都尽量放轻，万一他们发现我听到他们的计画，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以民族大义之名杀人灭口。
　　“另一方面便要看阿郑了。”苏松说。他的声音比之前小，我想他之前说话时靠在墙边，现在走开了。
　　“毛主席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时时刻刻铭记于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狠狠给敌人迎头痛击，捍卫毛泽东思想，坚持斗争。”
　　“阿郑你放心，事成之后，领导不会亏待你。”
　　“奖赏于我若浮云，哪怕被法西斯逼死，我都会斗争到底。”
　　“说得好，阿郑真是我们爱国同胞的榜样。”
　　“可是……”是杜自强的声音，“我想说，放炸弹真的好吗？万一伤害到平民百姓……”
　　“阿杜，你这话便说错了。”苏松说：“帝国主义如此欺侮我们，我们以炸弹还击，不过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对：来而不往非礼也‘’白皮猪用子弹射杀我们的同胞，诬陷无辜者暴乱伤人，对付我们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以‘凤梨’对抗，还不及那些法西斯暴虐手段的十介之一。我们放炸弹不是为了伤人，而是要瘫痪港英军警，这是聪明的游击战略。如果我们真的要杀害平民，我们为什么要在炸弹旁写上‘同胞勿近’？”邹师傅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阿杜，你忘了领导们的最高指示吗？如果牺牲几个平民，换来英帝投降，那些平民的死便十分值得了，他们可不是白白牺牲，是用血汗令祖国大胜一场，是为了同胞、为了国家捐躯啊！”这次说话的是嗓子大的郑天生。
　　“对耶。你想想被白皮猪枪杀的蔡南，想想在警署里被活活打死的徐田波，我们不反抗，说不定下一个死的便是你或我。”苏松接着说。
　　“可是……”
　　“不要可是了。阿杜，你自己也曾亲身经历报馆被查封，那些黄皮狗肆无忌惮闯入报馆，殴打记者，安插罪名，难道你没半点愤怒，不想报一箭之仇吗？”
　　“你说得没错……”
　　他们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将杜自强的意见压下去。
　　“总之，后天便是第一波行动，”邹师傅说：“当第一声炮响，震得港英心惊肉颤，我们大后天、大大后天的第二波、第三波行动便能叫英帝屈服。澳葡已经认输，港英的末日还会远吗？”
　　澳门去年十二月发生警民冲突，澳葡政府实行戒严，警方枪杀多名华人市民，广东省政府抗议，多番谈判后，葡国向包括中方的华人各界“道歉、认罪和赔款”，这应该给左派打了一支强心针，既然澳门的华人能够成功“反葡抗暴”，英国人败阵自是指日可待。
　　“阿苏、阿杜，我们今天解散后，便不要联络，直至后天开始任务，”姓都的继槙说：“有必要时，我们以阿杜的房间做基地，我家已被黄皮狗盯上，不甚安全。”
　　“反正邹师傅住得近，互相照应也容易。”苏松笑着说：“你别给黄皮狗跟踪到这里来便行了。”
　　“哈，我才不会这么大意！”墙后传来邹师傅的笑声，“你不如担心一下自己会不会在行动前惹上黄皮狗吧！”
　　“哼，我总有一天要牠们夹着尾巴逃，再把牠们弄成狗肉锅！”郑天生骂道。
　　“既然各人也明白任务，我们今天便散吧，这儿有些特别任务赞，你们拿去，这两天找点好的吃，喝喝酒壮壮胆。阿郑，辛苦你啦。”
　　“邹师傅，不跟我们一起吃饭吗？”
　　“我跟你们一起，怕连累你们。我先走一步，你们最好多待一阵子才出去吧，万一被人看到，也可以跟我撇清关系。”
　　“好，好，邹师傅，后天见。”那是苏松的声音，墙后还传来开门声。我悄悄地离开卧床，将耳朵贴在房门上，听到杜自强他们三人跟邹师傅道别。板问房跟客厅之间的木板墙顶都有通风窗，门板上有毛玻璃，我只能蹲在房门旁，以免他们从玻璃上看到人影晃动。他们三人之后没有回房间，在客厅中闲聊，在讨论哪一间茶馆便宜又好吃，半个钟头后，三人也离开外出。
　　直到他们离开，我才松一口气。
　　我想，我没有被他们发现吧。我谨慎地打开房门，探头察看，确认房子里只有我一人后，才急步到厕所小解。我憋尿憋了很久，差点想找个瓶子解决。
　　回到房间，我仔细思考刚才听到的对话。如果现在杜自强或苏松回来，我可以辩称刚回家，他们该不会起疑：可是，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处理那些“机密情报”。
　　那个姓邹的，听声音似有四、五十岁，可能是某个工会的干部，杜自强、苏松和郑天生只有二十多岁，满腔热血，对现况的愤怒无处宣泄，正好是左派渴求的人，或者他们的理念正确，出发点纯粹是为了抵抗社会的不公义，但用上炸弹，便是愚蠢的行为。邹师傅的话说得铿锵有声，可是，依我看，苏松他们跟他们口中的“黄皮狗”差不多，一样是“消耗品”。
　　权力便是这样一回事，在高位的，拿理想，信念、金钱作为诱饵，叫下方的卖命，人不是想找个伟大的目标生存，便是追求安稳的生活，只要提供足够的诱因，便甘愿为奴为仆，如果我跟姓苏的这样说，他一定会痛斥我被法西斯荼毒，伟大的党和祖国才不会把他们这些爱国同胞置诸不理，但我敢写包票，他这些小角色只会被人遗忘，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假如英国人最后没撤退，那些被港英政府关进监狱的人，出狱后大概会一时被左派追捧成“不屈的战士”，但长远而言，他们会被照顾、安顿生活吗？我很怀疑。这些小角色愈多，便愈不受重视，你以为自己放一次炸弹，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却不知道跟你一样的死士有上百上千个。
　　因为现实中，权力和财富永远只握在一小撮人的手里。
　　晚上，我跟杜自强和苏松碰面，苏松的态度和平时没分别，一见面便游说我加入“工会”，不过杜自强显得比平常拘谨。何先生夫妇似乎没察觉异样，而我没有跟大哥提起事件，虽然告诉他，他或者能替我分担一下，但秘密一旦说出口便不再是秘密。这一夜我睡得不好，一想到苏松他们的“行动”，我便思潮起伏，惴惴不安。
　　翌日，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房东的士多工作。纵使换了新冰箱，街头仍旧冷清，行人稀少，顾客自然不多。何先生坐在柜台后读报，我则坐在门口旁，一边搧著扇子，一边听着收音机广播。电台中那位播音员再次大骂“左仔”搞乱社会秩序，是“无耻无良、下流贱格”之徒，语气刻薄幽默，极尽讥讽之能事。我一笑置之，但对左派来说相当刺耳吧。
　　大约十一点时，一个男人走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