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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麦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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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如果上帝和您都乐意让金珍来一搏人脑奥秘科学，那么这些书想必是用得着的，否则，如果上帝或者您不允许金珍这么做，那么就把它们转赠给学校图书馆吧，也算是我在贵校驻足12年的见证和纪念。
祝金珍早日康复！
林·希伊斯于诀别前夕
小黎黎是坐在纸箱上一口气阅完全信的，风拂动着信笺，被风吹歪的雨丝间或地落在信笺上，像是暗示风雨也在偷窥此信。不知是夜里没休息好的缘故，还是信中的内容触动了他内心惊愕的一隅，老人阅罢信许久没有动静，只是端坐着，目光痴迷地散落在空虚中。过了好久，他才醒悟过来，然后对着漫漫的风雨突兀地道了一句：
希伊斯，你好走，一路平安啊——
【容先生访谈实录】
希伊斯决定走，是跟他老丈人被镇压的事情有直接关系的。
都知道，希伊斯走的机会随时摆在他面前，尤其是二战结束后，西方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希望他加盟，聘书随着节日贺卡一道堆满了他的书桌案台。但我从很多事情中看到了他不走的信念，比如他带回来的一棺材书，后来又把三元巷原来租赁的房子连同整个小院都买了，中文在他的努力下也越说越好，甚至有阵子他还申请入中国国籍（未遂）。据说这跟希伊斯老岳父关系很大，他老岳父是个举人的后代，有万贯家产，在当地是个独一无二的大乡绅，对女儿这门洋亲，他是一百个的不同意，迫不得已同意了，又提了很多苛刻要求，比如不能把女儿带走、不能离婚、要学会说中国话、孩子要随母亲姓，等等。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乡绅并非开明人士，大概是属于那种得理不让人、得势要欺人的鼠头之辈。这样的人当乡绅不免要行恶积下冤愤，加上日伪政府期间他还在县政府担过要职，跟鬼子有些暧昧的往来，解放后人民政府把他作为重点镇压的对象，经过公审，判了死刑，关在牢房里，准备择日执行枪决。
行刑前，希伊斯曾找过不少知名的教授和学生，包括父亲和我，希望通过联名给政府写信，以保老丈人一命，但无人响应。这件事一定伤透了希伊斯的心，但我们也没办法。说真的，我们不是不愿意帮忙，而是帮不了，当时的情况不是一两个呼吁或什么行动可以改变得了的，父亲曾为此去找过市长，得到的答复是：
只有毛主席才能救他。
就是说，任何人都救不了他！
确实如此，像他这样有民愤和劣迹的地主恶霸，当时一概是人民政府进行重点镇压的对象。这是时势和国情，没人能改变的。希伊斯不了解这些，他太幼稚了，我们没办法，只有伤害他了。
但是，谁也想不到，希伊斯最后居然通过X国政府的力量，将已经眼看着要行刑的老岳父从枪口下要走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在当时X国与我国明显的敌对关系的情况下，要促成这件事的难度可想而知。据说，X国曾为此专门派出外交官员亲临北京，与我国政府举行谈判，可以说，事情最后果真是惊动了毛主席——有人说是周恩来，反正肯定是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真正是不可思议啊！
谈判结果是他们要走了希伊斯老岳父，我们要回了两名被X国严禁回国的科学家，感觉是该死的老乡绅成了他们X国的国宝似的。当然，老乡绅对X国来说什么也不是，当中起作用的肯定是希伊斯。换句话说，为成全希伊斯之愿，X国已经有点不惜重金的意思。那么，问题是X国为什么要对希伊斯这么好？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世界著名数学家？这中间肯定有什么很特别的因素，至于到底是什么，我现在也不得而知。
救出老岳父后，希伊斯就带着一家子亲人和亲眷，去了X国——（未完待续）
希伊斯走的时候，金珍还住在医院里，但似乎已度过了危险期，医院考虑到日渐庞大的医药费，根据病人申请，同意让他出院回家休养。出院的时候，是容先生陪老夫人一道去医院接的，接待她们的医生想当然地把两位中的一位当做了病人的母亲。但看两位的年龄，作为病人的母亲，一个似乎是老了一些，一个又似乎是年轻了些，所以冒昧地问两位：
“你们谁是病人母亲？”
容先生还想解释，老夫人已经干脆而响亮地答上了：
“我——！”
然后医生向老夫人交代道，病人的病情现在已基本得到控制，但要彻底痊愈，起码还需要有将近一年时间。“这一年时间里你要把他当虾一样地养，像十月怀胎一样地伺候，否则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
从医生一项项明确的交代中看，老夫人觉得他的说法其实一点不夸张，具体说可以立出如下三条：
1。食物要有严格的禁忌；
2。夜里要定时唤他起来小便；
3。每天要定时定量给他吃药，包括打针。
老夫人戴上老花镜，把医生的交代一条条记了，又一遍遍看了，反复地问清楚了。回了家后，又喊女儿从学校找来黑板和粉笔，把医生的交代都一一写上了，挂在楼梯口，这是每天上下楼都必然目睹的地方。为了定时喊金珍夜里起来小便，她甚至和老伴分床睡了，床头配备了两只闹钟，一只是半夜闹的，一只是早上闹的。早上那次小便喊过后，金珍继续睡他的觉，老夫人则要为他准备一日五餐的第一餐了。虽然烧饭本是她最擅长的，可现在却成了她最困难又没信心的事，相比之下，因为有做针线活的底子在那儿，学会打针对老夫人来说并不是件难事，只是开始一两天有些紧张和反复而已。但是在餐饮事宜上，一个奥妙的咸淡问题简直是把她折腾苦了。从理论上说，金珍这个时候对盐复杂而精到的要求，就是他神秘而真实的生命线，多可能功亏一篑，少又不利于他早日康复。来自医生的叮嘱是这样的：病人疗养期间对食盐的需求量是以微量开始，逐日增加。
当然，如果说一个人每天对盐的需要量像粮食一样是秤斤论两计的，那么问题也不是太难解决，似乎只要有一把精确的秤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显然没有这么好解决，老夫人找不到一个现存又明确的标准，似乎只有靠自己用耐心和爱心来摸索，最后老夫人带着做好的几道咸淡不一的菜走进了医院，请主持医生一一尝试。在此之前，她事实上把每一套菜的用盐量都以粒为单位记录在纸上，然后在医生明确肯定某一道菜的基础标准上，她一天五次地戴着慈祥的老花镜，把细小又白亮得晃眼的盐粒当做药片一样，一粒粒地数着往金珍的生命里投放。
小心翼翼地投放。
像做科学试验一样地投放。
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月复一月，用功和耐心的程度远在养虾之上，也不在怀胎之下。有时候，她会在连续辛劳的间隙里，下意识地掏出金珍写下的血书看看——这本是金珍的秘密，她在无意间发现它后，不知为什么就将它没收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份书写时间不详的血书成了老少两人的秘密，也成了两颗心紧密相连的某种明证和暗示。每次，老夫人看过它以后，就会更加肯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因而也更加激励她继续不停地往下做。这似乎注定金珍必将迎来康复的一日。
翌年春节过后，金珍出现在久违的课堂上。
·12·
第二篇 承
十
希伊斯人走了，但心似乎还留了一片下来。
在金珍像虾一样被精心宠养的日子里，希伊斯曾跟小黎黎联络过三次。第一次是他到X国不久，是一张印制精美的风光明信片，上面只有简单的问候和通信地址。地址留的是家里的，所以，也无从知道他在何处就职。第二次是第一次的不久之后，是一封他收到小黎黎去信后的回信，说他知道金珍已在康复中很高兴什么的，至于小黎黎在信中问起的有关他在何处就职的问题，他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是在一个科研机构工作，什么科研机构，他具体在干什么，都没说，好像是不便说似的。第三次是春节前，小黎黎收到一封希伊斯在圣诞夜写出的信——信封上有充满喜气的圣诞树图案。在这封信上，希伊斯向这边提供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信息，说他刚从一位朋友的电话里获悉，普林斯顿大学已组织几名科学家，正在研究人脑内部结构，科研小组由著名数学家保罗·萨缪尔森领衔挂帅。他写道：“这足以说明该课题的价值和魅力所在，非我希伊斯之空想……据我所知，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惟一问津该课题的一方组织。”
所以，在假设金珍已经病愈的情况下（事实也差不多），他希望这边尽快把金珍送去那里学习。他表示，不管这边搞不搞人脑研究课题，金珍都应该出去深造，并劝小黎黎不要因为某些短暂的利益或困难取消金珍赴美计划。或许是担心小黎黎因为要搞人脑研究而刻意把金珍留在身边，他甚至搬出一句中国俗话——磨刀不误砍柴工——来阐明他的想法。
“总之，”他写道，“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我所以那么热衷金珍去美国留学，想的就是那里是人类科学的温床，他去了，会如虎添翼的。”
最后，他这样写道：
我曾经说过，金珍是上帝派来人间从事该课题研究的人选，以前我一直担心我们无法给他提供应有的环境和无为而为的力量，但现在我相信我们已替他找到了环境，也找到了来自空气中的力量，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正如你们国人常言的关于某人买酒他人喝的幽默一样，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保罗·萨缪尔森他们现在殚精竭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一个中国小子喝了几声必要的彩而已……
小黎黎是在学生的课间休息时间里拆阅此信的，在他阅信期间，窗外高音喇叭里正在高唱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的时代金曲，在办公桌上，放着他刚刚阅完的报纸，头版头条通栏横着一条标语样的巨幅标题——美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他一边听着激越的歌声，一边看着粗黑的标题，心里有种时空倒错的感觉。他不知如何给远方的人回信，似乎还有点怕，好像有神秘的第三只眼在等着看他的回信似的。这时候，他的身份是N大学名副其实的校长，还是C市挂名的副市长。这是人民政府对容家世代崇尚科学、以知识和财力报国精神的高度赞扬。总的说，容家第八代传人容小来——小黎黎——现在正在重温他祖上曾经一再领略过的荣耀的岁月。这也是他一生中最荣耀的岁月，虽说他并非专营荣耀之辈，似乎也没有忘我地陶醉在其中，但面对这份失散已久的荣耀，他内心本能保持着足够珍惜的心理，只是过度的知识分子的东西常常让人觉得他似乎有些不珍惜而已。
小黎黎最后没给希伊斯回信，他把希伊斯的来信，连同两张弥漫着志愿军与美国士兵在朝鲜浴血激战的硝烟的报纸，还有给希伊斯回信的任务，都丢给了金珍。
小黎黎说：“谢谢他吧，也告诉他，战争和时势已经封死了你的去路。”
小黎黎说：“他一定会感到遗憾的，我也是，但最该遗憾的是你。”
小黎黎说：“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你的上帝没有站在你一边。”
后来，金珍把写好的信请他过目时，老人似乎忘记自己曾说过的话，把一大段表达他遗憾之情的文字勾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又转换到金珍本人头上，最后又交代说：
“把报纸上几篇相关的报道剪了，一同寄去吧。”
这是1951年春节前的事。
春节后，金珍重新回到课堂上，当然不是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也不是普林斯顿，而是N大学。这就是说，当金珍把誊写清楚的信连同几篇硝烟滚滚的报道丢进邮箱时，等于是把他可能有的另一种前程丢进了历史的深渊里。用容先生的话说，有些信是记录历史的，有些信是改变历史的，这是一封改变一个人历史的信。
【容先生访谈实录】
珍弟复学前，父亲对他是回原年级还是降一级学的事情跟我商量过，我想虽然都知道珍弟成绩很好，但毕竟已辍学三个学期，加上大病初愈，人还经不起重负，怕一下回去上大三的课对他有压力，所以我建议还是降一级的好。最后决定不降级，回原班级学，是珍弟自己要求的，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他说的一句话。他说：
“我生病是上帝在帮我逃避教科书，担心我变成它们的俘虏，失去了钻研精神，以后什么事都干不了了。”
有意思吧，简直有点狂是不？
其实，以前珍弟对自己一向是比较低看的，一场大病似乎是改变了他。不过，真正改变他的是书籍，大量的课外书籍。他在家养病期间，几乎把我和父亲的藏书都看了，少说是都摸了。他看书很快，也很怪，有些书他拿在手上翻几页就丢掉了，有人因此说他是用鼻子看书的，一度还有人喊他叫闻书先生。这肯定是夸张的说法，但他看书确实很快，大部分书在他手上都不会过夜的。看书快是和看书多联系在一起的，看的多了，见多识广了，也就快了。再说他看多了课外书，对教科书上的东西简直没兴趣，所以经常逃课，连我的课都敢逃。复学后第一学期期末，他旷课率之高跟他的成绩一样令人瞩目，全年级第一，是遥遥领先的第一。还有一个遥遥领先的是他在图书馆的借书量，一学期借书达200多册，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经济、艺术、军事，反正五花八门的，什么书都有。就这样，暑假时，父亲带他到阁楼上，打开储物间，指着希伊斯留下的两箱书，说：
“这不是教科书，是希伊斯留下的，以后没事你看吧，就怕你看不懂。”
过了一个学期，到第二年三四月间，同学们都开始忙做毕业论文的事。这时，系里几位教珍弟专业主课的老师都跟我谈起，说珍弟做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有些问题，希望我出面做做他工作，让他换个选题，否则他们是无法做他论文的指导老师的。我问是什么问题，他们说是政治问题。
原来珍弟确定的论文选题内容是建立在世界著名数学家格·伟纳科的数字双向理论基础上的，从选题学术性上讲，可以说是对数字双向理论的模拟证明。而伟纳科当时是科学界出名的反共分子，据说他门前贴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随共产主义者不得入内。他还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慷慨激昂地激励美军士兵打过鸭绿江。虽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也没有主义之分，但伟纳科个人强烈的反共色彩给他的学术理论也笼罩上一层森严的政治阴影，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对他的理论一般不予承认，不提，提了也都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的。现在珍弟想证明他的理论，显然是逆潮流而行，太敏感，有政治风险。
然而，父亲不知是犯了知识分子的毛病，还是被珍弟列在提纲里的想法迷惑了，在大家都退而避之并希望他出面劝说珍弟改换选题的情况下，他非但不劝说，反而主动请缨，亲自当起珍弟论文的指导教师，鼓励他把选题做出来。
珍弟确定的选题是：《常数π之清晰与模糊的界线》，已完全不是本科学业内的选题，也许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还差不多。毫无疑问，他这是从阁楼上的那些书里找来的选题——（未完待续）
论文第一稿出来后，小黎黎的热情更加高涨，他完全被金珍敏锐、漂亮而且符合逻辑的思维迷住了，只是有些证明他觉得过于复杂，需要作修改。修改主要是删繁就简，把有些无须证明的证明删了，对有些初级因而不免显得繁复的证明，尽量改用比较高级又直接的证明手段，那已经远远不是本科学业范围内的知识了。论文第一稿落成的文字有两万多，几经修改后，定稿时为一万多字，后来发表在《人民数学》杂志上，在国内数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过，似乎没人相信这是金珍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因为经过几次修改后，论文的档次再三被拔高，于是就越来越不像一篇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而更像一篇闪烁着创立精神的学术论文。
总的说，金珍论文的优点和缺点都显得很明显，优点是它从圆周率出发，巧妙地应用伟纳科的数字双向理论，将人造大脑必将面临的困难和结症进行了纯数学的论述，感觉是有点把看不见的风抓住似的奇妙；缺点是文章的起点是一个假设，即圆周率为一个常数，所有惊人的猜想和求证都是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难免有空中楼阁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要让楼阁落地，承认文章的学术价值，首先必须你坚信圆周率是一个常数。关于圆周率的常数问题，虽然早有科学家提出过，但迄今尚未有人证明它。现在数学界至少有一半人坚信圆周率是个常数，但在确凿的证明或证据尚未拥有的情况下，相信也只能是自我相信而已，不能要求他人相信，就像牛顿在发现树上的苹果自由落地之前，任何人都可以怀疑地球有引力一样。
当然，如果你怀疑圆周率是个常数，那么金珍的文章可以说一文不值，因为这是它建筑的地基。反过来，如果你相信圆周率是个常数，那你也许会惊叹他竟在如此蛮夷之地拔起一座大厦，感觉是用铁捏了朵花似的。金珍在文章中指出：人的大脑在数学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圆周率，是一个具有无穷小数的、深不见底的数字。在此基础上，他通过伟纳科的数字双向理论，较好地阐述了关于研制人造大脑的结症——人大脑拥有的模糊意识。模糊就是不清晰，就是无法全知，也就是无法再造。所以，他提出，在现有程式下，人脑难有彻底再造的乐观前程，只能是尽量接近而已。
应该说，学术界持相似观点的不乏其人，包括现在。可以说，他的结论并不新奇，他的诱人之处在于，他通过对圆周率的大胆假设和对数字双向理论的巧妙运用，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纯数学方式的求证和阐明，他寻求的意义也就是想对人们证实这一说法，只是他引用的材料（房子的地基）又是未经证实的。
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谁证明圆周率确凿是个常数，那他的意义才能凸现出来。但这一天至今还没有到来，所以，严格地讲，他的工作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惟一的意义就是向人们展示了他个人的才情和胆识。但是由于小黎黎的关系，外人对这篇文章是不是由他个人独立完成都难以相信，更不要说相信他什么才识了。所以，事实上，这篇文章并没有给金珍带来任何好处，也没有改变他什么，倒是小黎黎因此改变了自己晚年的生活——
【容先生访谈实录】
论文绝对是珍弟独立完成的。父亲曾跟我说，除了给珍弟提供过一些建议和参考书，再就是在论文前的引言是他拟定的外，别的任何工作他都没有做，都是珍弟一个人做的。那段引言我至今还记得，是这样写的：
对付魔鬼的最好办法，是让我们挑战魔鬼，让魔鬼看到我们的力量。伟纳科是科学圣殿中的魔鬼，长期以来作威作福，遗害甚深，亟待我们来清算他。这是一篇清算伟纳科谬论的檄文，声音虽然模糊了些，但可抛砖引玉。
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给论文画了一个化险的符，也等于给它签发了一本问世的通行证。
论文发表后不久，父亲上了一趟北京。没有人知道他此行京城有何秘密的目的，他突然地走，走前也没跟任何人说明去干什么，只是到一个多月后，上头的人带着三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走进Ｎ大学后，人们回过头来想，才觉得这一定是跟父亲的前次赴京之行密切相关的。三项决定是：
一、同意父亲辞去校长职务；
二、国家将拨专项资金，在N大学数学系设立电子计算机研究课题组；
三、课题组筹建工作由父亲负责。
当时有很多人想到课题组来搞研究工作，但那么多人被父亲扒拉一番后，最后都没珍弟幸运。珍弟是作为课题组第一人选招纳的，而且事后证明也是惟一的研究人选——另有一人是搞日常事务工作的。这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好像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成了我们容家私产似的，有人也传出类似的闲话。
说实话，父亲做官的口碑一向是众口一词的好，尤其是用人，避亲避到了几乎不近人情的地步。我们容家本是Ｎ大学的祖宗，校园里容家的后代，老的少的集合起来，少说可以坐两桌，爷爷（老黎黎）在世时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受了关照，搞行政的有位置，搞教学的可以经常有机会出去走走，见识见识，镀镀金什么的。但到父亲手上，先是有职无权，即使有心也无力，等有职有权后似乎又变得无心无意了。父亲当校长几年，没有应该或不应该地启用过一个容家人，即便是我，系里几次报我当副主任，都被他×掉——像阅卷一样当错误×掉。更气人的是我哥，留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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