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从这以后，冀南区党委、军区、行署机关都换成便衣分散行动，医院解散了，伤病员们也被疏散到各地隐蔽治疗。
　　　　伤员疏散转移的时候，刘春雷提出：“我是南宫人，让我回家养伤吧。”地方干部却摇头说：“南宫的关系断了，去不了。”大刘这才知道局势有多么严重——南宫县曾经是冀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可现在竟然已经成了敌占区。
　　　　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以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华北的抗战形势跌入了最低谷。
　　　　拿冀南根据地来说，1938年以前，虽然大城镇被日本人占领着，但他们没有精力顾及交通线以外的地方，在许多乡村，既见不到国军也遇不到鬼子兵，成了“真空地带”；1939年，日军把军事“清剿”的重点放到了华北，八路军随即在1940年实施“百团大战”，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1941年，虽然日伪军的“扫荡”日益频繁，但抗日军民仍然能与敌人进行抗衡。当时，如果把冀南的地面分成十份的话，那么敌占区占两份，根据地也占两份，其他地方是游击区，白天听鬼子的话，晚上由八路军说了算。
　　　　1942年开春的形势还不错，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也来帮忙打小日本了，上级还传达精神说要准备进行反攻。那时候，儿童团站岗查路条，开口就问“今年是什么年？明年又是什么年”，你要是不懂得回答“今年是准备大反攻的一年，明年消灭小日本”，还真会被当做奸细给抓起来。
　　　　可是，“四二九大‘扫荡’”却使得局势急转直下，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都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冀南区党员数量从四万人锐减为两万人，大批区、乡、村机构变质成为资敌政权。除极少数地段外，根据地大部分沦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抗日救国活动陷入停顿，《冀南日报》、《救国》、《群众》等抗日宣传物全部停刊。
　　　　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确实有点发虚，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因此离开了抗日队伍。
　　　　骑兵团的伤员被安排在枣南县，这一带也不安全。四周围，碉堡据点星罗棋布，封锁沟墙纵横交错，用“出门过道沟，抬头见炮楼；夜夜听枪声，天天跑敌情”来形容，真是一点也不夸张。白天，日伪侦缉队、便衣队来来去去，见人就查“良民证”；晚上，公路边的电线杆上都挂着马灯，鬼子发现人影就开枪。从5月份到10月份，敌人连续发动多次“清剿”，挨家挨户地搜捕八路军战士和共产党干部，田野上和道沟里经常可以看到遇难烈士的遗体。
第十二章敌后养伤（2）
　　　　刘春雷养伤的地方在小于庄①，这里属于游击区，除了保（乡）甲（村）长，还有伪维持会。保长、甲长是由当地“推举”产生的，伪维持会的人是日伪政权委派的。他们在表面上替鬼子办事，暗地里也时常帮八路军做工作，所以被称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过，既然是两面派，就难免有摇摆性，形势好一些，他们就靠拢八路军一些；而如果斗争形势过于严峻，他们就倒向了日伪一边。所以，八路军对待他们，要既利用又提防。
　　　　伤员是由“基本户”负责照顾的。这些人家并不一定是党员军属，大多是忠厚老实的普通百姓。那时候，真正的党员干部家属有的被抓，有的被杀，家门口被伪维持会挂上了红灯笼，鬼子、汉奸一天来八趟，根本就没办法收留八路军伤员。
　　　　刘春雷住在一户姓舒的人家，这家老小都是善良本分、胆小怕事的人，自从八路军伤员进了门，舒家的老人就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觉，成天担惊受怕、疑神疑鬼，稍微遇到一点动静就诚惶诚恐、心神不宁。大刘原本住在舒家的厢房，后来看见他们难受的样子，实在过意不去，就搬到村口的破庙里去了。
　　　　大刘很理解舒家老小的心情。在当时，鬼子对待收留八路军的人家，不仅要打要杀，还要烧房子。房子是老百姓的祖业，也是生活的基础，对农村人而言，一是怕没有土地，二是怕没了房子。刘春雷实在不愿意因为自己养伤而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
　　　　在村子里养伤，实际上是瞒不过村民的，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大刘住在破庙里，时常会有不知名的群众带着鸡蛋、馍馍到庙门口“烧香”，随便作两个揖，留下供品就走。有不懂事的小孩想拿鸡蛋吃，被大人打得哇哇哭。“那是给菩萨留着的，菩萨吃好了以后保佑我们。”大刘知道，人民群众是把八路军伤员当菩萨一样看待的。半夜里，伪保长也到庙里来，放一袋粮食在窗台上，悄悄说一句“招待不周，请多恕罪”，人就不见了。
　　　　养伤期间，军区的卫生员隔三差五地来换药。在当时，一个卫生员要负责十多个村子的好几十个伤病员，需要穿越封锁化装“巡诊”，风险很大，可医疗用品却很简单。清洗伤口用食盐水，治疗用碳酸，每次换药都把刘春雷疼出一身汗来。大刘说：“干脆你把药留下，我自己慢慢弄，这样你安全，我也少受罪。”可卫生员却说，“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任务。”真是没办法。
　　　　6月份，新上任的政治处主任赖达元（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也来探望伤员，他要求养伤的同志坚定信念、坚持斗争，并且宣布刘春雷为“政治战士”。
　　　　“政治战士”？这可是个新鲜职务。
　　　　“四二九”以后，由于环境严酷，条件恶化，有些人对前途失去信心，意志动摇了。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基层组织涣散解体、干部战士逃跑的现象，有些休养康复的伤员不肯归队，甚至有人叛变投敌当了汉奸……针对这种情况，八路军加强了政治建设，把连指导员改称为连政委，充实了党支部的力量。这个“政治战士”的岗位是新设的，大致相当于排指导员，任务是鼓励大家“咬紧牙关，渡过黎明前的黑暗”。
　　　　赖主任发给“政治战士”一把盒子枪，可刘春雷却不愿意要。因为，他在养伤期间发现，村里的群众虽然诚心诚意地照顾负伤的战士，但却很怕八路军在自己家门口打仗。如果发现伤员的手里有武器，恐怕只会增加老百姓的紧张情绪，对维护军民关系没什么好处。大刘说：“现在这种环境，手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要不然就给我一颗手榴弹吧，我肯定不当俘虏就是。”
　　　　赖主任接受了大刘的建议。临走的时候，他表示要加强对这一带的监护，保证伤员们的安全。赖达元以前是四分区的组织科长，和地下交通站的同志很熟。
　　　　第二天，交通员魏二民来了。这是个三十多岁的黑瘦汉子，黑礼帽、黑衣裳，全身的绫罗绸缎。可是，他裤子长了一截，褂子也大了一号，裤腰里掖得鼓鼓囊囊，好好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就像是偷来的一样，让人见了忍不住笑。刘春雷心说：“八路军里怎么会有这么一路货！”
第十二章敌后养伤（3）
　　　　正捉摸着如何打招呼呢，魏二民先开口了：“兄弟，你以前是当小伙计的吧？”
　　　　“是呀，你怎么知道？”
　　　　“饭馆的伙计见了我，都和你一个表情。”
　　　　这下子，大刘不但说不出话来，还不知道该怎么笑了。
　　　　破庙的屋檐下窜出一条野狗，魏二民冲着它喊：“二哥，二哥！”逗得那癞皮狗直摇尾巴。
　　　　大刘乐了：“你怎么叫它二哥？”
　　　　“嘿！炮楼里的家伙是大哥，这些狗儿当然就是二哥了，”魏二民指着日伪据点的方向说，“干我这一行的，白天听炮楼里的狗叫，晚上听野地里的狗叫。不喊几声大哥、二哥不行呀，哈哈……”
　　　　大刘觉得这魏二民真有意思。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古怪打扮其实是个“障眼法”，别人只以为他有好衣服不会穿，却不知他那鼓鼓囊囊的裤腰里时常掩藏着文件、药品之类的“违禁物”。
　　　　一天下午，刘春雷正在破庙里睡觉，魏二民跑进来背着他就走，说是日伪军要来抓他了。原来，有个外号叫“文明先生”的家伙，本来长期在青岛做事，前几天回村探亲，不知怎的就知道了八路军伤员的消息。这位“文明先生”是被日本人洗过脑袋的，立刻就去报告了伪维持会。魏二民消息灵通，听说情况后立马就赶过来把大刘转移走。
　　　　出村不到两里地，迎面来了一队伪军，老魏赶紧背着大刘躲到道沟里。奇怪的是，那些伪军距离他们只有五十多米，大白天的却像什么也没看见，大摇大摆地就过去了。大刘白紧张了一回，心里直纳闷。魏二民说：“没关系，那些人是自治军一旅的。”
　　　　所谓自治军，是一支由土匪、兵痞以及“会道门”武装组成的伪军队伍，总共有四个旅九个团一万多人，全称为“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是王天祥。这路人马成员混杂、心思各异、战斗力有强有弱，军服也是这个旅的和那个旅的不一样。“自治军”里既有铁杆汉奸，也有良心未泯的人，八路军区分对象，开展统战工作，效果还不错。据说，刘志坚主任腿部受伤、宋任穷政委的爱人坐月子，都住在自治军长官的家里（1945年，“自治军”的军长王天祥带着一个团起义投奔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河北省体委副主任）。
　　　　刘春雷和魏二民遇到的这个“自治军第一旅”就是统战工作比较成功的部队。旅长名叫李成华，曾经是冀南二分区的支队长，1939年整风时从太行山跑回家，脱离了革命队伍。他现在虽然当了伪军，却对鬼子阳奉阴违，私底下帮助八路军，应该算是个“白脸红心”的人物（1943年，李成华在安阳被日军杀害，“文革”后被追认为烈士）。
　　　　自治军一旅的人睁只眼闭只眼，到小于庄转了一圈就走了。
　　　　魏二民把大刘背到乱坟堆，找了个假坟让他钻进去。
　　　　这假坟是给未亡人预先准备的空坟，墓口用土块和砖头堵着，里面其实是空着的，大致上和金庸小说里小龙女的“活死人墓”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没那么高档也没那么干净罢了。
　　　　空坟里面确实脏，蚂蚁、蝼蛄到处乱爬，稍微一动弹，顶上就掉土。不过，大刘觉得躲在这里还真是挺安全。过了几天，魏二民打算背他回村里去，还告诉他，手枪队头天晚上到了村里，用柴草把那个“文明先生”从地窖里熏出来，拉到村口处决了。刘春雷得知这消息很高兴，但他想了想还是决定继续住在空坟里——不管怎么说，藏在这里心里踏实点。
　　　　7月份，鬼子又要来枣南县搞“大清乡”了，交通站着手安排伤员转移。大刘觉得自己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归队。老是躲来躲去的，实在不如回部队打仗痛快。
　　　　七个伤愈归队的战士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踏上了归途。一路上，炮楼林立，公路和封锁沟交织如网，大家只好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彻夜赶路。
　　　　大“扫荡”之后的冀南平原，鬼子炮楼随处可见。这些炮楼小的两三层，大的有四五层高，不用钢筋也不用砖头，全用夯土垒筑，三五天就能建成一座。这样的土楼子当然不结实，一颗炮弹就能够轰垮，可咱们八路军偏偏没有重武器，硬是拿这简易炮楼没办法。
第十二章敌后养伤（4）
　　　　公路也是新修的，比周围的地面高出许多，路旁的电杆上挂着马灯，天一黑就全点亮了，行人一踏上路面就很容易被炮楼发现。公路两侧是路沟，深一丈，宽一丈，人马过不去，把乡村划成了相互不能联系的小块，逼得人们非走公路不可。而公路又在炮楼的视野之内，鬼子再在路口设上关卡，就把交通全部封锁了。
　　　　提倡这种歹毒办法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铁壁合围”和“蚕食战术”也都是这家伙的发明。
　　　　说起冈村宁次，华北军民个个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把冈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可蒋介石不但判他无罪，还聘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的顾问。国共两党为了冈村该不该杀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原因其实很简单——冈村宁次对付八路军有一套办法。在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期间，华北抗日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最大。所以共产党恨他，国民党喜欢他。
　　　　攻打回隆镇的时候，刘春雷在汉奸程希孟的家里看见过冈村宁次写的一幅中堂——四存。当时在场的八路军谁也弄不明白这两个字是啥意思，只觉得岗村老鬼子还真是挺有学问的①。
　　　　冈村这宁次是个“中国通”。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除去在欧洲考察的短暂时间，冈村宁次的军事生涯一直和中国有关。他熟悉中国的文化，也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军队。
　　　　比方说，冈村宁次知道，国共两军相互很少交流军事情报，在战场上的合作也不积极，而八路军只能进行一般性侦察，只知道附近的情况，不清楚远方的动态。于是，他发动“铁壁合围”时就不动用当地兵力，而是从远处调部队来，封锁消息，长途奔袭，夜间集结，黎明攻击，首先“围剿”毫无防备的八路军，再进攻袖手旁观的国民党军，把敌后战场上的两路军队都打得措手不及。
　　　　除了“铁壁合围”，冈村也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八路军夜间活动，他也搞夜间袭击；八路军化装行动，他也搞便衣队侦缉；八路军利用“两面政府”开展工作，他也培植汉奸密探，四处侦察，谁家有陌生人说话，谁家夜里烟囱冒烟，都有人悄悄报告。鬼子汉奸们还在抗属和积极分子的家门口挂个红灯笼，整晚上亮着，害得交通员找人联系工作都不敢走正门。
　　　　冈村宁次最阴险的一招，就是拉拢人心。咱们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就说“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还把政治摆在前头。在他的指使下，日伪政府大力推行“爱护村”，发放“良民证”。对顺从他们的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还带着粮食去“慰问”，往孩子嘴里塞糖果；对不派联络员、不纳粮交税、不向他们通风报信的村庄，鬼子汉奸就一天几次地去骚扰掠夺，搞得老百姓有家难归，庄稼没法种，日子没法过，最后不得不屈从压力，成了“爱护村”。
　　　　渐渐地，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一些愚昧的群众甚至觉得日本人和伪军也不坏，八路军的活动就愈来愈困难。冈村宁次称这种做法为“蚕食战术”，就像是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经常是，今天这地方还是八路军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游击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再过上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那里已完全沦为敌占区……
　　　　“蚕食”的破坏之严重，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伤愈归队的路上，不仅刘春雷觉得触目惊心，就连熟悉情况的交通员也感到十分意外。
　　　　晚上行军，交通员对大伙说：“前面村子是我们的老地盘，到那里就有吃有喝，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刚走到村口，突然听到有人敲锣报警，交通员吃了一惊，连忙喊暗号：“大嫂大嫂，我是丫头。”
　　　　“丫”字头上是个倒过来的“八”字，和比画八路的手势一样，懂行的人一听就明白。没想到，听见喊话，对面的锣声越敲越急，“八路来了，八路来了”，一个劲地猛叫唤，附近的炮楼也响了枪。原来，这个村子已经变成“爱护村”了。大家赶紧转身就跑，那交通员一边跑一边伤心地大哭。
第十二章敌后养伤（5）
　　　　局势恶化了，不断有人叛变。但是，要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还非得找当地群众帮忙不可，八路军离开了老百姓的协助，就像离开了水的鱼儿一样没有办法。夜间行军，不知道要越过多少条封锁线。在情况不明的环境下，每次到村里联系工作，都像是一场前途未卜的生死赌博。
　　　　有的村民很好，听说八路军要过道沟，就悄悄把人带到相对隐蔽的地段，扒开沟沿，架上梯子，临走时还握握手；有的就差劲一些，关门闭户，不理不睬，漠不关心，不肯帮忙。
　　　　有天夜里，大刘他们经过一个村庄，看见场院里点着长明灯，停放着十多具尸体，这显然是日本鬼子造的孽。大伙心想，受害者的家属一定愿意帮助八路军，于是就上前去联系，谁知道刚一开口就被骂了回来：“滚开，滚开！都是你们招惹日本人，害得我们被打被杀……”一帮老少娘们连哭带号，泼闹得八路军委屈万分。原来，就在前两天，也有一群归队的八路军战士经过这里，因为找不到人带路，转悠了一晚上也过不了封锁线。等到天亮，道沟里藏不住人了，看见老百姓去帮鬼子修炮楼，八路军也混在里面跟着走。走到工地跟前，领头的干部掏出短枪就打，其他战士也抄起铁锹锄头扑了上去。敌人没有防备，五个鬼子兵和一个翻译官当场毙命，八路军小伙捡起枪支弹药就跑了。八路军前脚刚走，日军后脚就来报复，烧了房子，杀了十多个无辜百姓。村民们都被吓坏了，因此现在见到刘春雷他们就骂。
　　　　面对群众的指责，大刘和战友们并不还嘴。“扛枪打仗，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做不到这一点，咱们当兵的还有啥话好说！要打要骂都得忍着，有什么委屈只有去找鬼子拼命。”骂到最后，乡亲们的气消了。当天晚上，八路军在群众的帮助下接连越过三道封锁线，到了卫河边上。
　　　　夏天，水大浪急，卫河边的船只被鬼子拖走了。大刘的腿伤还没好利索，不能游泳，岸边的群众就找来高粱秆，扎成几个大捆子，让八路军趴在上面，由水性好的老乡推着，把战士们都送过了河。
　　　　089①瓦窑：今河北冀县窑镇。
　　　　091①小于庄：今河北故城县于庄。
　　　　095①“四存”是清代学者颜元的主张，包括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其中存治也叫做王道，核心思想为复井田、复封建、兴学校。
第十三章受挫孙甘店（1）
　　　　接近根据地，道沟少了，炮楼少了，可战场的景象更加凄惨。经过日军“三光”掠夺的乡村，满目断壁残垣，处处见坟幡，户户闻哭声。路边上、墙头上贴着鬼子的布告，说这个司令被砍了头，又说那个司令投降叛变了……搞得战士们心里十分郁闷。
　　　　在大“扫荡”期间，太岳、冀中、冀南、鲁西、豫东、豫北的抗日军队损失惨重。其实，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八路军，与一二九师骑兵团同在冀南的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也被打散。高树勋司令长官带着新八军和六十九军残部逃过黄河，跑到后方去躲了起来。相对而言，逃跑的高树勋还算是好的，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在冈村宁次的面前选择了投降，从1942年到1943年，
　　　　华北的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赵云祥、孙玉田、荣子恒、孙殿英、杜
　　　　淑……一大堆上将、中将、少将都当了汉奸。从这以后，河北敌后战场上就基本上见不到正规建制的国军部队了。
　　　　八路军没地方撤退，更不能投降，只有咬牙坚持和敌人苦斗。可是，眼看着先前生机勃勃的根据地变成了一片废墟，大家的心里都有些没底：这抗战到底还能打多久呀？
　　　　有位好心的老乡劝刘春雷：“小伙子，你也是本乡本土的人，回家算了。日本的势力太大，拼不过就忍了吧！”
　　　　“我不回去！鬼子杀了那么多人，这口气我忍不了！”
　　　　“眼下这股鬼子太厉害，咱们打得过吗？”
　　　　“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
　　　　旁边交通员插话说：“要不，先把枪藏起来，等躲过了这股鬼子再接着干？”
　　　　大刘气坏了：“日本鬼子是什么人，老百姓不知道，你当交通员的还能不知道？不打鬼子，鬼子能走吗？再散布这种逃跑言论，就先崩了你！”
　　　　交通员晓得“政治战士”的厉害，立即不敢吭声了。其实，大刘虽然嘴上强硬，心里头也难免有些发虚。
　　　　穿越四个县，辗转三百多里，刘春雷和战友们终于回到了部队。
　　　　“四二九铁壁合围”之后的两个月里，曾玉良团长奉命带骑兵一、二连接应冀中突围部队；况玉纯政委则带着其他人打游击，白天隐蔽在老百姓家里，夜晚去收容战场掉队人员。这期间，冀南又经历了两次大“扫荡”，骑兵团减员严重，许多老战士都牺牲了。
　　　　局势严峻的时刻，每回来一个战斗骨干都是让人欣喜的事。团里派大刘担任二连二排的政治战士。这个职位比排长低一点，比班长高一点，所以又被称为“政治班长”或者“大班长”。
　　　　从河西街临阵脱逃的王占奎也回到了部队。他是老兵，班上的小兄弟都不愿意揭发他。刘春雷说：“老王，你自己想想，应该咋做才对得起刘金魁和崔连喜？”
　　　　“班长，我明白。”王占奎就去政治处坦白自首了。
　　　　王占奎进了骑兵团的惩戒队，许得和、李树茂却从军区的惩戒队回来了。由于劳役期间的表现好，再加上军区机关要分散打游击，他俩都获得了减刑释放。回到骑兵团，李树茂当四连的副连长，许得和担任一连的副连长。
　　　　这么安排是有原因的，因为四连有个疾恶如仇、刚烈如火的连长韩永正；一连有个文武双全、深孚众望的指导员孔庆忠，能管得住这两位副连长！
　　　　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