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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骑兵-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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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高兴地问：“边乔同志呢？”
王指导员便说：“生病了，没来……”
元城战役之后，冀鲁豫三省的交界地区相对比较平静，许多部队和机关都到这一带来休整。闲暇的时候，大家就打篮球。这好像是延安那边传过来的活动，干部战士都爱玩，骑兵团也转着和不同的对手打比赛。
其实，团里面以前见过篮球的没几个，但政治处李庭桂主任搞过学生运动，有体育基础。边乔参谋在东北军中参加过篮球队，技术不错，这就使得骑兵团球队具备了相当的水平，见了谁都不怵。不过，曾玉良团长似乎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开始的时候，政治处把球赛赢了这个赢了那个的战绩都登在《铁骑报》上，曾团长看了不以为然：“破消息，有什么用处？浪费纸！”宣传干事以后就不写这个了。
篮球比赛的场地很简单。找老百姓借两架梯子竖起来，在顶上用柳条编成“米”字格当篮板，再用柳条圈个篮筐绑上，哨子一吹就可以开动了。不过这种“梯子球架”不容易进球，一场比赛能扔进五六个球就算是大胜利了，搞得篮球赛的比分和足球赛的差不多。
球场大小不一，凹凸不平，边线也不清楚，有时候拍着球跑出去好远大家还在抢。最有趣的是和二十一团比赛，他们输急了，把梯子扛起来就走，害得骑兵团找不到投篮的地方，只好哈哈一笑，握手言和。球赛没有赢，大家也挺高兴。李庭桂主任说：“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可是，乐了没多久就乐观不起来了。
1942年，华北遭遇了大旱灾。八个多月没下雨，土地龟裂，水渠干涸，冀南近九百万亩耕地未能播种，春苗枯死，夏季绝收，到了秋天仍然是荒芜一片，全区一半以上的村庄成为无苗区。
刚开始，大家还没有感觉到事情有多可怕。冀南这里的自然条件不错，是传统的农业富庶区。俗话说“金南宫，银枣强，叫花子不肯吃高粱”，连讨饭的乞丐都要吃馍馍的地方，饿肚子的情况很少见。
在冀南，八路军不设粮食仓库，公粮就存放在老百姓的家里。如果有“公家人”来到村里，乡亲们就赶紧把麦子磨成面，提供吃喝；干部则如数付给粮票，用粮票就充抵公粮。
军粮是只计数量不分种类的，可老百姓一则爱护八路军，二则也爱面子，如果有馒头，绝不会拿窝头招待子弟兵。八路军吃干的，老乡们自己喝稀的，还要出门去炫耀：“我家今天吃白面馍馍，每个足有海碗大，里面埋着大红枣……”
开始休整的时候，骑兵的定量是每人每天一斤十四两，没过几天就降为一斤半（当时是用一斤等于十六两的老秤）；月初的时候，伤病员的“休养餐”是每天两个鸡蛋，月底就变成了一碗面条。尽管标准降低了，老百姓还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慰劳八路军。有一天，病号刘春雷和一个伤员到老乡家吃“营养派饭”。进门的时候，人家婆媳正在闹矛盾，原因是家里的一只母鸡好些天没下蛋了，婆婆怀疑是媳妇把鸡蛋偷拿去换了东西。吵着吵着，看见伤员同志进来了，老婆婆转身就把这只母鸡炖成了汤，把两个八路军战士感动得直掉泪。
第十六章饥饿的困扰（3）
开始的时候是粗粮、细粮各一半，接着是粗八细二，到后来连高粱面也吃不上了。进入12月份以后，军队和老百姓的生活用粮都成了问题，部队走到哪里，地方干部都是搓着双手，满头大汗一脸焦急想不出办法。刘春雷他们这才意识到：大饥荒到来了。
这场饥荒，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天灾自不必说，1941年的洪涝，1942年的干旱，1943年的蝗虫……自然灾害接二连三，使老百姓断了收成。可是，往年间也有闹旱涝灾害的时候，日子却从来没有这么惨过。这一次，是日本鬼子的“三光”掠夺加剧了灾难的严重程度。
“四二九大‘扫荡’”之后，日军占领了冀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鬼子在根据地大肆烧杀抢夺，仅元城附近的四个区就有二十六个村庄被烧毁，被抢走粮食一万四千多石、牲口两千多头，直接造成大批群众破产；在敌占区，日伪机构强行征收“户口税”、“牲畜税”、“田赋费”、“电杆费”、“护路费”、“门牌捐”、“居住证捐”……仅1942年4月至8月，每亩耕地平均对敌负担就达二百五十元以上，四个月的捐税超过了老百姓全年的收入；为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日伪军还强迫群众挖壕沟、建炮楼，全区一半以上劳动力被征调劳役，使得群众失去了进行灾后补救的机会。
另外，由于日军强迫冀南各区多种棉花少种麦子，而抗日政府却没有能够及时察觉敌人的经济意图。结果，收获下来的棉花被低价收走，日军再封锁粮食供应、提高粮价，根据地的老百姓就只好吃棉籽了。
战争的破坏和敌人的掠夺，使根据地民众的社会积蓄消耗殆尽，因而在自然灾害面前完全失去了抗衡能力。冀中和冀南曾经是太行山根据地的粮仓，现在，冀中根据地丢失，冀南不仅不能向太行山供粮，反而需要其他根据地的支援。从各游击区调拨过来的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八路军不能眼看着老百姓挨饿，于是就不断降低军粮标准，从一斤半降到一斤，再从一斤降到八
两……
窝头没有了，只能喝稀粥，野菜和树皮也放进锅里煮，有人编了个顺口溜：“一顿二三两，颜色四五样，加水六七碗，八九十日粮。”真是十分形象。
每天喝两碗稀粥，走几步就消化光了。当时，无论步兵还是骑兵都取消了操练，大家闲躺着不动，保持体力，争取让肚子里的一点汤汤水水多保存一会儿。也有人听说延安在搞大生产运动，可大伙都觉得不可思议——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别说新八路，就连老红军也没见过要部队去种地的。
刘春雷问张起旺：“连长，当初你们没吃食的时候怎么办？”
“简单，打地主呗！”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这办法现在也不行啊，放眼四周，个个饿得眼发蓝，打地主？地主家也没余粮呀！
人饿久了就发傻。出太阳的时候，士兵和老百姓都在场院里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木木呆呆的。有的人随口闲侃胡说八道，有的人闭目养神胡思乱想。况玉纯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给大家找点事情做，而且还不能耗费体力。政治处的李庭桂主任就想了个主意：学文化！
把战士们按文化水平高低分成好几个班，学问大的念报纸，学问低的认生字。
人数最多的是文化班，这实际上就是个扫盲班。负责上课的老师是刘春雷班上的新战士——人称“半截秀才”的李大鹏，他还有个外号叫“皮皮”。
大鹏其实并不大，当时才十七岁。他是个烈士遗孤，父亲是顺直军委早期的干部，搞地下兵运时被晋军陈长捷部杀害了。母亲改嫁后，年幼的大鹏就跟着舅舅和舅妈生活。元城战役后，舅舅老舒调到骑兵团当供给处处长，大鹏也跑来参加骑兵。
李大鹏从小就跟着长辈闹革命，颠沛流离，见多识广，特别能说会道，高兴的时候说“笑得不亦乐乎”，辛苦时说“累得呜呼哀哉”，活像个“半截秀才”。有一次聊天，他向大伙比画：地球怎么围着太阳转，太阳又是怎么转，月亮又怎么转，还说星星也都在打转转……在场的人都不相信，心说：天上星星那么多，要是都转圈岂不是乱套了，万一碰到一起掉下来怎么办？于是大家起哄不认账，把“半截秀才”气哭了，直到边乔参谋跑过来主持公道才算作罢。
第十六章饥饿的困扰（4）
“半截秀才”的文化水平也确实是半截。别看他说话挺“文”的，念报纸也能够从头到尾不停顿，可让他写字就完蛋了，很简单的一个字，握着笔半天写不对，他自己说这叫做“提笔忘字”。大家却很怀疑：“不对吧，你念报纸的时候，小嘴皮吧嗒吧嗒挺利索，那些字兴许是瞎蒙着读出来的。”因此，他又得了外号，叫“皮皮”，意思是说就只有嘴皮子厉害。
不管“皮皮”的嘴皮子如何，给“文化班”扫盲的资格是够的。开课第一天，他教的是“大小人，上中下，天下工人是一家”。二连三班长刘长生一听就不同意：“不对不对，我听说人家私塾先生上课，讲的是‘人之初，性本善’。”
“也行也行，那样正规些。”大鹏老师倒是好说话，马上就改学《三字经》。
可是，“半截秀才”就是半截秀才，才念到“苟不教，性乃迁”就忘了下一句，停在那里“苟不教……苟不教……”地嘟囔了半天。刘长生又不耐烦了：“狗都被武工队打死了，哪里还会叫？”
大家哄堂大笑。“皮皮”跑来找大刘说：“班长，你去教课吧，这个老师我可当不了。”
于是只好换成刘春雷当老师，李庭桂主任临时编了课本，第一课是“老大爷、老大娘、大哥、大嫂、小弟弟、小妹妹，我们是人民的八路军”。
认生字难倒了不少人，可战士都很认真。上课时借老乡的门板当黑板，下课后把门板还了，大伙就到人家门口蹲着，歪着脑袋看字迹，还拿木棍在地上学着画。房东老大娘乐了，说：“八路军给咱家派了好些个歪脖子门神。”刘长生一边刷马一边用手指头在马身上写字，写到一半忘记了，于是他的手就这么举着，冲着马屁股直发呆。大家看见了都笑，说这小子魔怔了。
被说成是“魔怔”的还有一连一排长胡彦明。胡排长文武双全，还很爱学习，一张报纸到了他手上，翻来覆去看上一天都舍不得放下。元城战役中，他捡到一本北平陆军大学的小册子，叫什么《航空判读》，高兴得不得了，一有空就抱着书看。
其他人看不懂内容，只认得封面上画着的飞机。大家就琢磨这飞行员是从哪里钻到飞机肚子里面去的，问胡彦明，他也不知道。
“那么，你这书里头讲的是啥？”
“是说怎么在飞机上看地形的。”
大伙都笑：“扯淡吧，连飞机的门都找不到，还看地形呢，简直魔怔！”
胡彦明也不反驳，自己又接着看书。
……（本卷结束） ……
第三部分
第十七章在武工队（1）
1942年12月，刘春雷被抽调到军区参加军事培训。当时，各部队的操练停了，可战斗骨干的素质提高却不能放松，军区因此抽调了部分战士进行轮训。
培训学校的学员来自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分成好几个队，根据队长的姓氏编代号，队长姓张叫“张庄”，队长姓王就叫“王庄”。刘春雷他们的“庄主”是被刘邓首长称为“三军楷模”的郭好礼（1943年牺牲）。
学校里除了射击、刺杀、爆破和工兵作业训练，也学习理论知识。上课时席地而坐，两个人合用一本书，用子弹壳改装的“钢笔”记笔记。政治课学的是《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敌工课，就是教大家说几句日本话；上统战课的时候，请来一个日本人作报告。这人是在山东莘县被刘金魁活捉的日军机枪弹药手秋山良照。刘春雷心想：要是“川老汉”还活着该多好，他的俘虏成了“反战同盟”的书记，他又有牛皮可以吹了……
大刘最喜欢的课程是游击战术和军事教练，看地图、认地形、排兵布阵，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很实用。
有一次搞战术演练，轮到刘春雷当组长。两边各十几个人，比赛看谁先占领一个小村子。大刘心想这还不简单，带着大家数完“一、二、三”就开跑，结果气喘吁吁还是慢了一步。他不服气，说对方的距离比他们的短，不公平。结果教员骂他是“猪脑子”，说：“你们地势高，他们地势低。如果你不急着往村里跑，先在那边坡上架几杆枪，他们还敢跟你比赛跑吗？在战场上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讲！”刘春雷顿时觉得这战术里面还真有名堂，兴趣更浓了。
还有一次练习攻城爆破，学员轮流当排长。对面坡坎上站着几个教员当裁判，他们说谁死了谁就算是死了。
有个“排长”设计的是两人组，连续派出了三个爆破组都没有成功，又接着派出第四组。刚冲到一半，裁决教员（现在叫“总导演”）郭好礼的旗子一挥：“把排长撤了，他不及格。”这排长想不通，说：“前面的人派了六组不成功都没事，我才派四组……”教员讲评道：第一，你连续派四组突击，走的都是相同路线，没有总结经验，不动脑子就不能及格；第二，你派出的前三组战士都已经牺牲了，到第四组你还想不到要自己上，不能身先士卒，你就不配当排长！
从此，刘春雷明白了八路军的指挥员应该怎么做。
学习结束时，陈再道司令来讲话。他说：战术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多动脑子总结经验，要打得巧才能打得好；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有什么武器就打什么样的仗。机枪、大炮是武器，土枪、长矛也是武器，甚至毛笔、标语也是武器，要发挥我们的长处，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轮训毕业后再去锻炼，实际上就是参加武装工作队。
武工队是实施“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和“机关工作军事化”的具体措施。在当时，除一部分民兵参加县区武装打游击外，大批民兵在“不丢失一支枪”的原则下回到乡里开展生产自救。而八路军则抽调骨干力量和区干部一起深入敌后，给群众撑腰。
1943年初，冀南共有武工队二十一支，队员四百多人。
武工队里除了刘春雷这样的八路军，还有区干部，一个组七八个人，三个组合成一队就有二三十人。培训班学员组成的武工队是生力军，一般都被派往环境最艰苦的地区，有时候还被冠以这个“支队”那个“部队”的名称，虚张声势。大刘他们要去的是枣南、南宫、隆平、平乡一带。在这些地方，敌人的据点、岗楼、公路和壕沟已经形成了网络，不仅我军大部队进不去，甚至连地下工作人员也撤出来了。
到敌人的腹地去战斗，什么凶险的情况都可能出现（仅仅一个月后，刘春雷的教官郭好礼队长就在敌后牺牲了）。临出发前，每个八路军战士都向党组织发下了誓约：我宣誓，在任何情况下，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坚持工作，坚持战斗，有死在自己岗位上的决心，绝不动摇；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服从民族的利益，一切听从组织的决定……
第十七章在武工队（2）
跟随武工队一起行动的地方干部是不用宣誓的，可是，一位中年妇女也站起来举起了拳头。她不识字，对着党旗激动地说：“我也赌咒发誓，情愿牺牲也不投降。我保证努力工作，不泄露秘密，反正死也不屈服，说什么也不中。上有青天下有黄泉，说话不算，天打五雷轰！”
这位女同志是冯大姐，是个刚强果断、办事有条理的妇女干部。她多次和武工队在敌后活动，无论环境多么危险、条件多么艰难，从不示弱，甚至从来不会显得疲倦，大家都很佩服她。
冯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帮八路军跑交通。有一年鬼子“清乡”，正值河里涨大水，敌人把渡船封锁了。她十四岁的儿子知道父亲水性不好，就抱了一串葫芦泅到对岸去接人。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几天后，在河边见到父子俩搂在一起的尸体，身上除了枪眼，还捆着那串葫芦……
冯大姐原本是家庭妇女，这以后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先是在村里工作，凭着自己出众的能力，逐渐到区里、县里，后来成为地方工委的委员。在敌后的日子里，冯大姐白天黑夜都揣着一颗手榴弹，随时准备牺牲，那种刚强的精神真是让人敬佩。可是，这么一个能力出众的女干部，在抗战胜利后却突然辞职不干了，原因是她仅存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商铺伙计，她要去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当时，许多领导都做了工作，拦不住。
解放后，冯大姐的很多同事都在河南省担任领导，可她住在开封的女婿家里，乐呵呵地当家庭妇女带着外孙，没提任何要求。她舍弃荣耀选择了天伦之乐，非常满足。
或许，历经战争的女人最能明白什么才是自己最大的愿望。身处战火中的女性，以各自的方法追求着自己的安宁。
除了冯大姐，武工队里还有两个编外的女成员，她们是队长张文亭的家眷。
张文亭（1945年牺牲）是冀南、豫北一带很有名的游击队长。他早年当过土匪，参加抗日队伍之后，勇敢顽强，机智多谋，打鬼子真是没得说。可就是有个毛病改不了，爱拈花惹草，每到外面转一圈，总要结识个把相好的。这当然也有好处，由他带队打游击，走到哪里都有个“办事处”接待，十分方便，可细想起来，似乎又对八路军的名声大大的不利。
上级教育了多少次也不管用，张家的女人只好亲自出马，实施贴身紧逼监视。在武工队的这两位老婆，一高一矮，不晓得谁大谁小，也不知是第几房姨太太。反正这两女人很有意思，对鬼子汉奸浑不在意，只为漂亮大姑娘担心。在敌后活动，她们不带枪也不带刀，每天收拾得整齐利索，时刻准备和别人家的小媳妇开战。那张队长也是奇怪，不怕枪林弹雨也不怕领导批评，却很惧内，任凭两个小老婆叽叽呱呱，平时的威风一点也看不见。
刘春雷他们当然不敢招惹这两位“监督员”，私下里给她俩起外号，个子高的叫“磨子机枪”（重机枪），个子矮的叫“二机关枪”（冲锋枪），都是火力凶猛的武器。
武工队活动的区域是相对固定的，队里安排有本乡本土的人，所以出任务时不必事先通知谁，也不用找人带路，说声“出发”就摸着上路了。白天住下研究工作和休息，夜晚行动，路上没人咳嗽说话，连喘气都得憋着点，经过敌人据点旁边才不会被发现。
武工队每次出动的任务不同。有时候是摸情报，就是到了目的地附近的村庄，找个地势比较安全的人家悄悄地进屋，先对房东进行教育，从对方的利害说起，使他容易接受，然后再询问当地情况，拿小本子记上。驻一村，只有一户人家知道，多走一些地方，再把情报对照起来，就可以画一个图表，标明敌人的据点、兵力、兵种以及群众基础和我们活动的条件，甚至还可以了解到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做到知己知彼。
更多的时候，武工队有宣传的任务。要教育群众克服和平幻想，坚信抗战一定能胜利；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监视坏分子，保卫自己的利益；在经济上，还要鼓励大家坚壁清野，反资敌。“如果资敌，就是把敌人养肥了，使他们更凶狠地来杀害自己。”
第十七章在武工队（3）
搞宣传采取的是“空讲话”的办法，很有效。武工队夜里摸进村子，四下警戒，宣传员选个高地方站好，拿个梆子敲几下，“老乡们，大家坐起来听消息……”，然后就开始讲。乡亲们不点灯不起床，趴在炕头上就能听得见。宣传员讲话简短、明白，说清楚一个问题，武工队就迅速离开。一晚上走几个村，第二天就传得神乎其神；若是再遇到赶集，那更是到处都知道了。
队里也有能写信的文化人，了解到谁在帮鬼子汉奸办事，就写一封信投到他家门上，严肃警告他不许死心塌地替敌人效劳，并且还要求他在多少多少天内，找到多少多少户人家担保，证明他没办坏事，然后再把联保信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收信人吓坏了，第二天赶紧四处讨好发誓，求人担保，因此对乡亲们也就不敢太欺压。有的保长、甲长吓得把收来的公粮还给农民（这叫做“倒粮”），有的人赶紧辞职不干了，说“八路没走干净，再干下去就没命了”。
武工队的工作方式是以宣传教育和军事打击相结合，在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日伪政权欺压的同时，也对伪军开展“良心大检查”运动，要求伪官兵“身在曹营心在汉，内外一心哄日本”。在游击区，连小孩子都知道“不信鬼子话，不念鬼子书，不上鬼子当，不帮鬼子干事，不对鬼子说实话”；伪军也知道八路军手里有个小本本，谁干了坏事就点黑豆，办了好事就记红点，“善恶簿上记得清，按照国法判罪行；生死本上写得明，多做好事保性命”。
但是，日本人也在加强攻心战，推行奴化教育。针对灾区的贫困环境，敌人一方面加紧了经济封锁，一方面又以物质利诱的方式蛊惑民众。鬼子的赏赐使一些汉奸瞬间暴富起来，这对部分民族意识薄弱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南宫县，刘春雷的熟人“小罗成”就由一个混混痞子变成了铁杆汉奸。他投靠了日本人，死心塌地与八路军作对，帮着鬼子搞“剔抉”、“宣抚”，还强迫抗属“检举”、“自首”，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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