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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骑兵-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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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老兵们每天骑着马慢走，把马匹弓马背的习惯压下去，再上鞍子练跑。等马一歇下来，赶紧把马缰绳拴在高处，让马头抬起来。
除了喂料饮马的时候，战马连睡觉都必须是抬着头的，这样的马反应快，爆发力也强。爱低头的马不敏感，也不容易兴奋，而且奔跑起来经常“走边”（跑着跑着就偏向一侧了），一旦把马脑袋吊起来，它就不低头了。还有，遇到惊吓就向后退，这是马匹的本能。现在把马头固定住了，它一退，缰绳就拉住嚼子，痛啊。以后再遇到情况，它要么纹丝不动，要么后腿撑住、前蹄抬起，这就像是战马的模样了。
老兵训练战马，新兵就踩高跷。高跷是自制的，一米五高，把它踩稳了，骑马没问题。
踩高跷这玩意儿好像需要些天分，有的人可以边走边吹牛，有的人就得始终盯着脚下。有一次，几个战士一起走，侯教官在后面喊了一声，刘春雷立刻就转过身来，可旁边的那位却摔了一个跟头。新兵营里有些人就因此被转到步兵部队去了，按说他们原本也是会骑马的，可领导说不行。这样的兵骑在马上，人家一碰就掉下来，再练也是白搭。
新兵在分配战马之前，先学习乘骑、卧倒射击、马后上鞍（这马后上鞍就和跳木马的动作差不多）。等有了自己的战马，再练习马上射击、马上劈刀、马上投弹（向后投）以及乘马越障、马上救护等等。这些技术是在战斗中逐渐掌握的，有许多战士还没等技术学全就牺牲了。
1938年5月，正在训练的骑兵们突然听到一个噩耗：“六离会”杀了我们的干部战士，抢走了八路军的电台！
事情是这样的：
共产党来到南宫县以后，原“维持会长”李耀庭就联合“六离会”各大头目，公然提出“只救民不救国”的口号，反对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禁止“六离会”门徒参加抗日组织，还扬言要“打进南宫城，赶走八路军”。当时，八路军的政策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因此处处忍让，竭力避免和当地武装组织发生冲突，这使得“会道门”教徒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第二章新兵蛋子（3）
5月11日，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和通信参谋黄立祥（又名黄萍，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从南宫到山东去。津浦支队是新组建的队伍，当时在鲁西北一带活动。王育民这次是到东进纵队设在南宫县城的总部领取电台设备的，随行的只有技术人员，骑兵团于是派了一个排沿途护送。
电台设备装在箱子里，外面还搭着毛毯，看上去有点像是什么财宝。一行人马走到小屯村、张马村附近，就被“六离会”的人拦住了。王政委命令战士们不得动武，自己上去说道理。结果七说八说，从四面八方跑来的教徒越来越多，把四十多个八路军团团围住。这时候有战士提出突围，可王育民政委又担心误伤了群众，始终没同意。“六离会”的“师傅”宋殿元、高大奎突然吆喝一声，数百名暴徒蜂拥而上，当场打死王育民和二十四位战士，黄立祥等人被俘，电台设备也被抢走了。
在这次“小屯村、张马村事件”中，只有七个骑兵侥幸突围，跑回县城报信。战友们得知这一消息，气愤万分，都憋着劲想报仇。
徐向前副师长当时就在南宫县城，他对事件的处理意见是“一分军事、九分政治”，以东进纵队的名义给“六离会”写信，提出：释放我被俘人员（黄立祥是电台队长，知道密码，万一被弄到鬼子那里去可就不得了），包赔我军损失，交出肇事凶手。
要求洽谈的信函送出去好几天，没人理睬。徐师长急了，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派部队追回电台，解救被俘战士，还向罪魁祸首发出最后通牒。这下子，“六离会”的高大奎说话了，要共产党赔偿他的名誉（因为八路军骂他是土匪），否则，血战到底！
5月16日一大早，陈再道司令带领骑兵团移营开进，路过一个叫孙庄的地方。这个村子北边的道路不大好走，马匹都堵上了，部队也停顿下来。这时候，陈司令发现附近的村子里烟雾缭绕，锣鼓喧天，就派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六离会’的好几百人，正在拜祖师爷呢！”
陈司令一听，怒了，命令骑兵团摆开队形，先在村外朝天放了几枪，然后呐喊着冲进村里。
刘春雷这时候没马也没枪，还是个空手兵。等他进了孙庄，“六离会”的门徒早跑光了，村子里空荡荡的，香案翻倒在地，神旗、头巾丢得到处都是。院子里有几辆自行车，车架上还绑着梭镖大刀。
老兵们搜查房屋，营长叫新兵清理院子。刘春雷偷懒不干活，弄了架自行车骑着兜圈子。这玩意儿他早几年就学会了，玩得溜熟。当了半个月的八路，没捞到战马骑，骑自行车也勉强能算是个“骑兵”吧。
他在村口骑车，伙伴们围着看。正玩得开心，迎面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个挂望远镜的瘦高个，看见一帮骑兵小伙子在土坡上耍车技，勒住马呵呵地笑。新兵蛋子们知道是领导来了，赶紧纷纷溜掉。过了一会儿有人告诉他们：那位瘦高个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副师长徐向前。
徐向前是从县城赶过来的。他让骑兵部队退到孙庄的后面，把七六九团（缺一营）布置在村口；刘春雷他们这些没马没枪的空手兵就和师长一起守在村子里。徐师长知道新兵们大都是本地人，就询问说：“你们家里有人参加‘六离会’么？”
有点头的，也有摇头的。
徐师长又说：“六离会中的坏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受骗上当的群众。要揭露敌人的阴谋，瓦解敌人……”
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尘土飞扬，人声鼎沸，一个个红点连成一片越来越近。那是一万多“六离会”门徒，头扎红巾，身穿红肚兜，手拿梭镖大刀，又吼又叫，又蹦又跳。
老红军悄悄问新兵：“那些人都在嚷些啥？”
新兵里有懂行的回答：“法师念的是‘周公祖，风火神，紧护身，无影踪’，门徒喊的是‘发光、明光、神灵光’。”
老红军听后都哈哈大笑。
第二章新兵蛋子（4）
老兵们笑，新兵却有点儿笑不起来。崔秉志一个劲地念叨：“赶紧去找些黑狗血来吧，要破了他们的法术才好办。”
刘春雷没说话，可心里也直打鼓。他亲眼见过“六离会”的法术，子弹打到肚兜上就变成了沙土，真是“化弹为泥”，天知道八路军的机枪对付他们管不管用。
守在村前的八路军七六九团指战员不停地向“六离会”的门徒喊话劝说，即使他们靠近了也只是放空枪。可是，这样的鸣枪示警，反而使会徒们更以为是喝了符念了咒，可以刀枪不入。他们大叫着冲上来，疯狂地挑死了几个八路军战士。
徐向前师长大怒，下令开打。
立刻，房顶上的机枪一阵扫射。狂徒们发现神符不管用，八路军的子弹也能打死人，刚才那股杀气腾腾的嚣张气焰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发光、明光、神灵光”也不会喊了，“光……光光……”地乱叫着四下溃逃。骑兵们在陈再道司令的指挥下，从侧翼冲过去，砍了守护神坛的神汉、法师，缴了会旗和法器——红僧衣、铜头箍，还有海螺号角和一个拴着铜片的大铁圈。
杀了领头的，徐师长就命令吹号收兵，不追了。
过了两天，八路军召开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并且公审枪毙了李耀庭、宋殿元和高大奎。政治部的刘志坚副主任也指导干部战士们开展政治攻势，贴布告发传单，动员受骗群众退出道会组织。
当时，南宫县“六离会”的成员有十多万，八路军总共只杀了一百多个就消灭了这个反动团体。徐向前副师长说得好：“对付‘六离会’，非打不可，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但是打又不能太狠，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大串，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不利于发展抗日力量。”
平乡县有个叫潘玉玺的乡绅，组织了个“红枪会”，自任坛主，也是搞烧香拜佛的那一套。他手下有一伙人，把持着几十个村庄，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队根本就进不去。共产党多次派民运干部去作宣传，这小子却回答：“我们是看家护院的，不问政治。”
陈再道司令生气了，派骑兵团开到村里。团部就设在潘玉玺家，里里外外放三四道岗，他家大院也成了马棚子。“红枪会”的人出去烧香拜佛，八路军并不阻拦，不过要派骑兵去看热闹。八路军骑着马围着神坛绕圈子，还时不时拔出马刀摆个造型，把大法师吓得直打抖。
这么一来，老百姓看见潘玉玺连自家大院都看护不住，渐渐地就不信他那一套了。骗术破产，家产也快被骑兵团“吃光”了，潘坛主只好宣布解散自己的组织，保证拥护抗日民主政府，不再私派粮款……他手下的那几杆洋枪土炮，也让八路军收编给了县大队。
1938年6月，也就是刘春雷参军后的第二个月，骑兵团开始给新兵配发战马和武器，头一批十个人，胡彦明是其中之一。他是属龙的，给战马取名叫“火龙”，还在枪托上刻了个龙头——号称“三龙聚首”。那步枪是阎锡山造的，只有六七成新，但胡彦明却把它当宝贝一样，恨不能睡觉的时候也抱着。刘春雷是胡彦明师弟，想摸一下也不行，搞得大家都骂他小气。
到了月底，第二批名单宣布了，头一个就是刘春雷！他简直乐疯了，跑到供给处去领装备。马鞍是新的。战马是一匹枣红色四岁牝马，虽然是母的，也不怎么高大，但看上去很精神，就叫她“狂风”吧！
下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来给新兵发枪。这些枪是骑兵二连从威县缴获回来的，邓政委拿起一支崭新的“汉阳造”递给刘春雷，笑嘻嘻地说：“大刘同志，好好干！”耿协福营长也把那把哥萨克战刀还给刘春雷，鼓励说：“大刘，好好干！”
“大刘！”还从来没有人这么称呼过刘春雷呢。他激动得头顶直冒热气，心里说：好好干，我一定跟着八路军干出模样来！
扛枪挎刀骑大马，大刘这回威风了。
想当年，骑兵战士刘春雷，头戴“四片瓦”，身着灰军装，腰挂俄国刀、手横“汉阳造”，胯下一匹枣红马，臂上佩着“八路”章，二十郎当的小伙儿，一米七八的个头，那真是要多帅有多帅！
第二章新兵蛋子（5）
这时候，还有谁敢说他是新兵蛋子？
第三章初上战场（1）
在南宫县，新兵营的战士都领到了步枪，配发战马的三十多人编为“乘骑分队”，其他的则属于“徒步大队”。
新兵中有不少人的家境都不错。比如崔秉志，家里天天送鸡鸭鱼肉来，吃得满嘴流油。其他人也经常收到各类包裹。刘春雷的堂姐住在县城，一个月来探望好几次，每回都给他零花钱。
1938年，普通八路军士兵每个月的薪金是法币一元；骑兵多一倍，两元钱，相当于银圆二角。当时一双布鞋就要卖六角钱，一条毛巾也要二角五分，虽然大家扛枪打仗不是为了饷钱，可这薪水也确实太少了一点。刘春雷私底下对师兄嘀咕：“我在饭馆当学徒，一年还能挣十多个大洋呢，这穷八路真够寒碜的。”他当时也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胡彦明记在心里了。
胡彦明是一班的，刘春雷和杜金波、崔秉志、王立贵都在二班，另外还有个三班。乘骑分队实际上是一个排，排长是李树茂。每个班除了新兵，还有几个老红军。
开大会的时候，总听见领导讲“二万五千里长征”。新兵们很感动，回到队里就向老红军请教长征的事，没想到班长、排长都摇头，说他们没爬过雪山，也没走过草地。
原来，虽然骑兵团长王振祥（开国少将）和政委邓永耀是从红四方面军来的，但团里的基层骨干却大多是刘志丹红十五军团的兵，乘骑分队的排长李树茂是延安人，三个班长辛明旺、郝传喜和苏昌太（1942年牺牲）都是陕西礼泉人，确实没参加过长征。
刘春雷他们班上只有刘金魁曾经走过草地，可是，他那时候还不是红军。刘金魁是四川人，三十多岁，外号“川老汉”。红四方面军长征时，队伍中跟随着许多干部家属，需要扛物资抬担架，“川老汉”就是苏维埃政府雇来当挑夫的，酬劳是每天一块大洋。别的民夫走上百多里地就闹着要回家，可刘金魁“贪财”，愣是从四川到甘肃跟了四十多天。最后光洋得了不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
红军也不可能再派人送挑夫过草地回四川呀，就劝他留下当兵算了，于是刘金魁就参加了红军，再后来就入了党。政委说：“你把生命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还成天揣着那些大洋干什么？”只好又把私房钱上交了。所以，问起这长征的事，刘金魁也是稀里糊涂——他当时成天挑着担子跟妇女儿童在一起，除了算日子就是数洋钱，别的统统不知道。
派到乘骑分队的老红军都是共产党员，大刘对他们的最初印象是——喜欢开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把大家召集起来，宣传组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重要意义。可是讲来讲去都是“革命觉悟”、“勇敢献身”之类的大道理，刘春雷就不耐烦了，每次开会都打瞌睡。
大刘的政治觉悟一般，可他师兄却学得很不错。胡彦明每次开会都做笔记，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刘春雷喊“师兄”，他都不肯答应了，说是要称呼“同志”。人家老红军是苦出身，胡彦明也跟着诉苦，说他以前受到东家的剥削呀欺负呀什么的。刘春雷很不以为然：“当伙计的替老板干活，天经地义。再说，估衣铺买战马送你参军，够仁义了，何必在外人面前讲东家坏话！”于是就和师兄闹了些小矛盾。
三连一排长韩永正却挺喜欢新兵大刘，原因是有一次玩“抢毛巾”游戏（就是两伙人骑着马，来回拽一个大麻袋，既能比赛力量，也能比一比身体协调能力），大刘把韩排长拽下马来了，一下子轰动了新兵营。
韩永正人称“韩猛子”，虽然是老红军，却比刘春雷还要小一岁。他是河南人，父亲是刀客，被地主杀害了。十五岁的韩永正就揣着一把关山刀投奔了刘志丹。1936年山城堡战役，“韩猛子”单人独斗白军一个排，成为红军战斗英雄；1937年北马村战斗，又是他第一个冲进村，刀劈七个日本兵，成为八路军甲级功臣。最神奇的是，打了那么多硬仗，他却从来没有受过伤。
新兵们都见识过韩永正的刀法——路旁立着十棵高粱，他策马挥刀，左右开弓，一截一截砍下来，刀刀都劈在梗结上——那准头，那功夫，真是没的说！
第三章初上战场（2）
“韩猛子”性情生冷，倔犟不服输，说话干脆直接，“宁给个好心，不给个好脸”，叫人又敬又怕。那天他被大刘拽下马，别人都以为战斗英雄的脸面怕是要挂不住了，他却若无其事地显得挺开心，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刘春雷心里清楚，新兵中能把韩永正拽下马的人其实不止自己一个，不过是只有他才敢真的这么干。看起来，韩排长喜欢和直性子的人打交道。
当时，新兵的主要任务是熟悉自己的战马，别人遛马的时候找班长帮忙，刘春雷就去找韩永正。“韩猛子”的花斑马名字也叫“猛子”，也立过大功，它和主人一样勇敢，听见枪响就兴奋。打仗时，首长喊一声“猛子，上”，人和马就一起来精神。
两人原本想一起训练战马，可是韩永正的“猛子”暴躁，大刘的“狂风”又太温驯，新战马总是被老战马踢咬，搞了几天大家都没耐心了。“韩猛子”也觉得练不出来，还挖苦说：“什么‘狂风’？听见炮仗响就打哆嗦，可天亮时候听到公鸡打鸣却跟着瞎叫唤，干脆改名叫‘公鸡’算了。”其他战友也跟着起哄，结果是“狂风”的本事没练成，反而得了个“公鸡”的怪名号。
乘骑队战马的名字五花八门，最多的当然是“白云”、“火龙”、“闪电”、“豹子”之类，但也有独特的：崔秉志的战马又高又胖，走起路来四平八稳慢慢悠悠，叫做“大掌柜”；王立贵的马驹喜欢闻墨香，遇见标语、布告就凑上去东嗅西嗅，好像很有学问的模样，因而取名“小秀才”。
不管战马的名字多么怪，当骑兵还是很神气的。
当时有个说法：“上马团、下马连。”意思是骑兵骑着高头大马，相当于享受团级干部待遇；下马以后拎着军刀，又像是旧军队里的连长。刘春雷他们早上出城训练，傍晚列队回营，总是有许多小孩子们一边追着一边唱：
吹军号，骑大马；大马高，挎洋刀；洋刀长，使短枪；短枪响，打东洋；东洋鬼，最缺德，我把鬼子赶下河……
老百姓围着看热闹，战士们也因此有了虚荣心。再累再饿，军服一定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每当进城镇、过村庄路口，小伙子们总要赶紧检查一下马镫亮不亮、鞋子脏了没有，扎好绑腿，整理军刀，系紧腰带，挺直身体昂起头，再把脸蛋绷得紧紧的……你想啊，骑兵高坐在马上，人家大姑娘站在路边，眼光正好从马镫子往上瞄，所以必须从鞋底到下巴颏都经得起审视才行——这时候，谁都愿意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到最好状态。
当骑兵神气，想当骑兵的年轻人真不少。新兵营门口经常围着报名的人群。记得有次来了个小伙儿，左手牵着匹骡子，右手拎着关老爷的大刀，死活就要当骑兵，把大家逗得直乐。
可是，骑兵团对扩充兵源很慎重，主要原因是战马的花费太大，咱们穷八路养不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1938年7月，一二九师骑兵团离开南宫县，王振祥团长带领骑兵一连护送陈再道司令去太行山，政委邓永耀和副团长梁俊亭带着二、三连和新兵营到肥乡县、成安县发动群众。
离开东纵总部单独行动，刘春雷才认识到骑兵部队筹措粮草的困难。战马的日常食量为粗粮八斤、草料十二斤，再加上人的消耗和烧饭的柴草，全团每天除了需要征集三千斤粮草，还要派一半人手到野外割青。四百匹军马在村子里驻扎三天，那地方就粗粮光、谷草光、饮水光，被老百姓戏称为“骑兵团的三光”。
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刚开辟不久，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骑兵走一村吃一地，事先没有计划，事后也没有补偿，群众负担很重，部队领导也很头痛。
7月中旬的一天，有人报告说公路上过去了五十辆鬼子汽车，好像是从邯郸到大名去拉物资的。邓政委一听物资、汽车，立刻来兴趣了。
邯郸是日军在平汉线上的重要战略据点，邯郸、大名之间的公路是敌人运送军用物资的主要交通线，以往也有日军车辆往来于各据点之间，但五十辆汽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确实少见。邓永耀马上派人去了解情况，摸清鬼子车队的行动目的。
第三章初上战场（3）
下午，作战参谋侯洪臣和侦察员王新增回来报告：敌人汽车四十八辆、兵力一百人左右，是去大名拉粮食的。按以往规律，车队将在第三天上午返回邯郸。邓政委喜出望外，决定抓住这个送上门的战机，在交通线上设伏，打击日军嚣张气焰，解决物资供应的困难。
伏击地点选定在成安县以东的漳河店村。邯大公路在这里呈东西走向，村东路北，有一大片茂密的高粱地可以隐蔽我设伏部队和战马；并且青纱帐紧挨着公路，是实施近战、出其不意展开突击的良好地形。
刘春雷他们这一百来个新兵全都没有打过仗，邓永耀政委和耿协福营长反复叮嘱大家：近距离作战，关键在于事先隐蔽好，以迅猛的火力突然杀伤行进中的敌人。首长们还说：这次的战术是“舍头打尾”，确定尾部的二十辆车为伏击的目标。一旦达到目的就迅速撤离战斗，防止敌人增援部队纠缠。
7月21日拂晓，骑兵二、三连利用青纱帐的掩护进入了伏击阵地，新兵徒步大队在漳河店村放暗哨，控制战场周围环境，任何人许进不许出。而刘春雷他们乘骑分队的任务则是“守马桩”①。这一天的“马桩”在高粱地深处，距离伏击阵地只有四五十米远。
上午八点左右，日军车队排成一条长蛇从东向西开来，逐渐接近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听见由远而近的马达轰鸣，看见车队扬起的尘土，“守马桩”的新兵们十分紧张。“一听见汽车的声音就有些慌了，只觉得车子不是在路上开，而是要开到高粱地里来。”
战马是通人性的，士兵的异常情绪立刻影响到了马匹，马群也开始骚动起来。
一个人要拽几匹马，根本平息不住。马匹一个劲地动弹，青纱帐“哗哗啦啦”直晃荡……
新兵们控制战马的经验本来就不足，慌乱之下，高粱地里的动静越来越大，终于让公路上的鬼子发现了。顿时，日军汽车喇叭齐鸣，加大油门往前冲，最前面的几辆车子迅速地冲进了漳河店村口。
漳河店村里有徒步大队的战士，他们的任务是负责警戒，不让老百姓接近战场。由于事前没有打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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