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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骑兵-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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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反攻的路上比较顺利，这给部队带来了能够轻易获胜的错觉；并且，上级多次强调要注意俘虏政策、注重部队形象，所以四连没有做太多戒备，整装列队迎向了铁甲车。刚走到跟前，敌人突然开火了，百来号鬼子端着刺刀冲杀出来，骑兵连顿时伤亡惨重，指导员蔡修仁当场牺牲；连长王元力倒在战友怀里，只说了句“为什么……”，就咽气了。
小鬼子诈降！四连被激怒了。
火车站附近的环境对骑兵作战极为不利。二营长吕兆清命令战士们撤出来，可红马连的汉子受不了这个窝囊气，硬是抗命不退，抡着马刀与敌人肉搏死拼。双方近战厮打、胶着在了一起，全都杀红了眼，谁也退不下来，吕营长只好带领五连加入白刃格斗。直打到一营的二连和三连赶来支援，才终于炸毁铁甲车，消灭了残余的鬼子。但这时候，吕兆清已经身负重伤，生命垂危。
这一仗给许多人造成了很大疑惑。王元力的那一句“为什么”同样也萦绕在战友们的心里，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小鬼子到底投降了没有？别是耍了个调虎离山计吧？”有的猜：“咱们是不是中了鬼子的埋伏？”
一连接替四连担负荆隆宫车站的防守任务。在团部，领导再三要求连长和指导员一定要认真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可到了阵地上，刘春雷发现根本用不着做动员，大伙的情绪高昂：“鬼子不投降，咱们就接着干！”“见到鬼子，动手打就是！”
中午的时候，开封的鬼子又来了。这一次出动了十二辆坦克，没看见步兵。日军在远处打了一通炮又吹了一阵军号，大概是想探听火车站里的日本兵死光了没有，没得到回应，就掉头朝东北方向开走了。
骑兵们一时疏忽，没能把这个情况及时通知友邻部队，后来才知道，这些坦克一直窜到了封丘县城，二纵队的老七团也因此吃了亏。
当天晚上，十六团上来接替防御，骑兵团随即离开火车站朝西南方向进发。
8月23日，冀鲁豫反攻部队的中路军进至开封以北二十公里的荆隆宫，南路军也已进至开封以南的陈留、朱仙镇地区，先头部队离城仅十五公里，八路军已对开封形成夹击之势。
开封西面的郑州驻扎着日军十二军军部，骑兵团的任务是切断陇海铁路郑州至开封段，确保我军顺利围攻开封。当晚，骑兵们星夜行军越过黄河（花园口决堤之后，黄河夺淮入海，中下游河道是干涸的），于24日清晨抵达中牟火车站，切断了陇海线。
中牟县驻扎着日军警备队，八路军下马攻坚，首先把炮楼炸了，扫清外围障碍，再从东西两面同时进攻车站。鬼子兵知道大势已去，就聚在礼堂里大哭号叫，一个日本军曹挨个杀死其他人，然后又给了自己一枪。
一连最先冲进火车站，发现站台上堆积着成捆的棉花、柞蚕丝，还有些麻袋和箩筐，里面装的大多是当地的土特产。通过讯问伪铁路职员，得知车站旁边还有个日本商社的大仓库。刘春雷跑去一看，库房内外尽是些焦炭、烟叶什么的，连一杆枪、一颗子弹也没有，觉得失望极了。
第三十五章反攻（4）
刘连长对民用物资不感兴趣，政治处宣传股长韩祥鳞却仔细地在屋子里东翻西拣，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宝贝——印刷机和印刷纸。印刷机有好多种，韩股长觉得，机器嘛，个头越大的越好，于是弄了两台最重的驮在马背上，把战马压得直哆嗦。那些印刷纸他更是一张也舍不得丢，分成一摞一摞地塞进战士们的行囊里，硬是全部带走了。也别说，这些东西日后都派上了大用场，印课本，印传单。骑兵团印刷的《铁骑报》，比军区的《战友报》还漂亮。
李庭桂政委吩咐一连把车站上的物资集中起来，还说要进行登记。大刘干这个活可不拿手，他带着战士们跳上跳下，翻箱倒柜，忙得晕头转向。
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传来命令：“全团拔营，向滑县方向前进。”
大伙蒙了：“怎么向北走？怎么回去了？开封城不打了？”
站台上的物资怎么办？团部的回答是：丢掉不管，立即出发！
这是咋回事？到手的东西不要了，开封城里的机器面条也吃不成了。中牟县的群众前来慰劳八路军，敲锣打鼓地刚走到营地边上，却看见骑兵团急匆匆地上马而去，领头的人举着写着慰问信的大红纸愣在当场。
这时候，不仅老百姓觉得莫名其妙，就连骑兵们也是一肚子的窝囊。
关于冀鲁豫军区8月大反攻，党史资料上是这样记载的：“自8月14日到24日，我军攻克县城十八座、大小据点数十处，歼灭日伪军八千六百余人。至此，第一阶段任务胜利结束，边区大反攻进入第二阶段。”
这样的叙述当然没有错。但事实上，当时，开封城和新乡城仍在敌人手里，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并没有完成，八路军就掉头北上，返回根据地了。
开封是当时的河南省会。日本投降以后，开封城里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中将加上将衔”的庞炳勋。这位伪河南绥靖公署主任此时已成了“国军新编第一路军总司令”。只不过，他的手里只有一个保安团，其他的“国军精锐”都还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8月15日这天，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因“以德报怨”而闻名于世的抗战感言。在这段广播讲话中，他除了号召大家“感谢仁慈的上帝”，还大谈和平、大讲如何按照《基督宝训》的要求去“爱敌人”，要求中国军民原谅日本人。
对这番言论，八路军的看法是：“和平是假，勾结日寇是真。”
《杜鲁门回记录》中有这么一段话：“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因此，我们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的确，蒋委员长需要美国人撑腰，自然十分“感谢上帝”；他需要日本鬼子帮忙阻挡八路军，当然就要“爱敌人”了。
8月21日，国民党政府命令开封日军接管防务，何应钦接连向日军发出电令：“未奉受降主官之命令及通知之部队，日军应拒绝通过，并防止其强迫占领城市，否则各该地日军指挥官应负其责任。”“如果各地在指定之国军接收前，被共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受部队”……
因此，从8月21日起，日军与八路军围绕开封城的争夺越来越激烈。8月25日，国民党军队也相继赶到开封、新乡一线，八路军面临着被反包围的危险。
针对这种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22日指示各军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这个指示是非常及时的。当时，晋冀鲁豫军区刚刚建立（8月20日，由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军区合并而成），太行山上只有参谋长李达一个人在家守摊子，缺乏有效的指挥调度。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好多将军不在，都在延安开会”，部队并没有做好进行大战役的准备。
第三十五章反攻（5）
到1945年8月底，国民党军不仅逼迫八路军放弃了开封、新乡，还夺走了刚刚收复的封丘和延津。更可气的是，冀鲁豫周边的伪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国军，庞炳勋（新一路）、蒋希斌（新七七师）、秦润普（陕州先遣军）、康伯英（先遣第五军）、李英（中央先遣军）、王自全（安东先遣军）、郭井泉（临漳先遣军）、程道生（四县保安总队）……全都闻风而动，趁着八路军主力外出之际，向解放区腹地发动进攻，给冀鲁豫根据地带来了极大威胁。
八路军各主力团队都经过长期战争的磨炼，见势不对，说走就走。但是，那些新编的部队、那些支前的民兵和那些跟随大军行进的群众可就吃大亏了。
骑兵团回到黄河北岸的时候，战场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路上一片悲凉，到处是匆忙赶路的人群，到处可以听到召唤亲人的哭喊声。许多熬过八年抗战的家庭，却在这时候失散分离。在路上，经常可以遇到掉队的人员，也能看见逃兵。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有的人慌乱了，先前整营整连入伍的新战士，这时候成班成排地逃跑。
骑兵团没有人逃跑，但是，通信员吴立然却在这时候失踪了。
1945年8月29日，骑兵团在新乡城外的西台头村打了一仗。当时，国民党新乡县保安团看见八路军撤退，以为有机可乘，居然主动攻击行军途中的十六团。由于敌军大部队逼近，步兵部队不能恋战，上级就派骑兵团快速出击。激战两小时，敌保安团被歼灭，团长贺兰亭化装逃跑了（1950年被新乡人民政府处决）。
战斗结束后，骑兵团继续进发，一连受命担任前卫。刘春雷连长派通信员去和前面部队联系夜间口令的事，结果吴立然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等骑兵们追上十六团的后卫，人家都说没见到小吴。刘春雷知道坏了，别人或许有逃跑的可能，但吴立然绝不会当逃兵，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了麻烦。可当时的新乡是敌占区，联络不上地方干部，根本没办法寻找失踪人员，部队只能继续前进。
吴立然参加骑兵团还不到四个月，带到部队的新鞋子还没有穿完，就不知长眠在哪一片黄土之下了。那一年，他十八岁，他的生命也永远停留在了这个美好的青春时刻。
尾 声（1）
部队撤回根据地之后，冀鲁豫九分区转而围攻仍被日伪军占领着的滑县县城和长垣县城。骑兵团没有参加这些战斗，他们奉命到淇县打击“官老抬”武装。
淇县位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区的交界处，历史上是个出绑匪的地方。国民党的一位姓张的县长不知做了什么“招安”工作，居然将各路土匪纠合成一支不伦不类的队伍，当地人称“官老抬”。
这“老抬”就是绑匪，即便是官办的也没有多少战斗力，动用正规八路军主力团打击这些乌合之众，简直就是“雷公劈豆腐”，大材小用。可没想到，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和王晓参谋长（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还亲自带队作战，对敌情非常重视。
这伙“老抬”都是当地惯匪，打起来容易抓起来难。八路军成天撵得鸡飞狗跳，一时半会儿的效果也不明显，这可把首长们急得不行。骑兵一连在淇县打过游击，熟悉环境，张国华就经常带着黑马连行动。有一天，老百姓报告说什么地方有把“磨子枪”（因为重机枪能转着圈射击，所以老百姓就这么称呼这玩意儿），张政委急忙率队连夜出击。把人抓起来以后才知道什么“磨子枪”，是盗墓用的洛阳铲。
几趟下来，骑兵们就有点犯嘀咕：“别人在打县城，我们却在这里对付蟊贼，真没意思。”
9月20日那天，冀鲁豫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骑兵团的组织股长李选贤来到骑兵一连，对照花名册挑选战士，曾经当过伪军的不要、和地主有关系的不要、政治表现不好的也不要……连战斗任务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先就剔除了五十多个人。
刘春雷不干了：“我们一连的人个个靠得住，天大的难事，要上一起上，要不去都不去。”
赵晓舟一拍桌子：“这是命令！懂不懂？再啰唆把你捆起来。”
大刘只好不啰唆了。
精选出来的人都换了新枪，全团数得着的好马也都补充到了一连，甚至团领导的坐骑也牵来当备用马。刘春雷顿时明白这趟任务非同寻常。要知道，调换新枪还好说，可要是叫骑兵们把自己的战马让出来，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淇门，是卫河与淇河的交汇处。
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诗人陈子昂曾经在这里写过一首《征东至淇门答宋十一参军之问》：“南星中大火，将子涉清淇。西林改微月，征旆空自持。碧潭去已远，瑶华折遗谁。若问辽阳戍，悠悠天际旗。”在这首诗中，讲述了自己告别朋友、踏上征程时的心情。
时光流转，1945年9月21日，九分区政委张国华、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带领骑兵团一连也来到这里，迎接参加延安“七大”归来、重返前线的共产党将领们。
下午四点左右，在渡口担任警戒任务的骑兵一连遇到了从太行山下来的护送部队，领头的是个叫周泉的团政委。互相通报身份以后，张国华政委就跑去迎接首长们。
过了一会，大队人马到了。刘春雷认出走在前面的有陈再道司令和杨得志司令，赶紧敬礼。结果这手一举到帽檐上，就再也放不下来了。
陆续走近渡口的有男，有女；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衣的；有单身一人，也有带随从带警卫的。刘春雷既不认识也没人给他介绍，只好就趁着大家登船的时候胡乱猜测：像杨得志司令这样的首长只带一个警卫，那些跟着十个八个秘书参谋的该是啥级别的领导？
过了卫河，太行部队就回去了，由冀鲁豫军区接替警戒任务。到濮阳以后，刘春雷才知道，人群中的这些干部包括：林彪、陈毅、肖劲光、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滕代远、林枫、邓华、李天佑……
“老天爷，这要是出了半点差错，搭上我十个脑袋也赔不起呀！”
那一天，有位领导在淇门渡口留下一首《如梦令》，正可以与陈子昂的诗句遥相唱和：
深沟，炮楼，铁卡；
事实，嘲讽，笑话；
尾 声（2）
日寇此封锁，
怎挡我过如梭？
寇贼今降，
风展红旗如画。
从延安返回各战略区的“七大”代表很多，他们由太行军区护送过平汉铁路，再由冀鲁豫军区接到濮阳驻地休息，然后又安排护送到下一站。冀鲁豫军区这里由副参谋长潘焱（开国少将）担任总负责。接人的时候，先和太行军区约好联络点，有时候到淇门等候；有时候则需要深入到铁路以西接通关系，但无论如何都要保证代表们的安全。
冀鲁豫比太行山“富裕”一些，“七大”代表来的时候行囊简单、随从寥寥，到了濮阳，军区就要给过路的领导配备警卫人员。那时候，战士们的观念是“一切服从组织需要”，被选中的人没有二话，领一支新驳壳枪，牵上马就去报到，指定跟谁就跟谁。骑兵一连就这么被调走了二十多个党团员骨干。
代表们还需要增配坐骑。马匹和走骡是从军区各部队抽调来的，但也有领导愿意选择骑兵的战马。
喜欢高头大马的是聂鹤亭；喜欢骑快马的是肖锋；王从吾则愿意骑稳妥听话的老马；张际春脾气好，骑大马笑眯眯，骑骡子还是笑眯眯；湖西军区的邓克明司令脾气大，马匹过道沟时稍微犹豫了一下，他就生气要换成战马：“老子最讨厌胆小鬼。”
骑兵一连在濮阳的时候，驻地旁边是山东代表团。有一天，山东行署秘书长周纯全（开国上将）过来看马，还问刘春雷这里有没有牝马，大刘就把边乔的“二小姐”牵了出来（边乔给战马起名字总是“三公子”、“二小姐”之类的）。周纯全当时挺满意，谁知道，晚上又把“二小姐”送回来了，还说了一件事，把刘春雷吓得不轻。
周纯全是想帮林彪的夫人叶群挑选马匹，当时叶群正怀着孩子（也就是后来的林立果），周秘书长以为牝马就一定老实，骑起来肯定比较稳妥，再加上这匹马很漂亮，于是就送过去了。但叶群骑上这匹马后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潘焱参谋长把骑兵连长骂了一顿，大刘以后再也不敢随便调用战马了。
在军区司令部，刘春雷经常看见陈毅军长和别人下棋。据说陈军长的棋艺很高，只有曹里怀参谋长能和他过招。1943年底，大刘在二连当排长的时候曾经参与护送陈军长去延安，那时候离得远，没看清人，现在总算有机会瞧个仔细了。
当时，濮阳城里也有走江湖的艺人，什么打小鼓的、弹三弦的、唱河南坠子的，都在河边划地摆摊。艺人们也懂规矩，在解放区表演的内容都比较健康。其中有一种说书戏是专唱“李岩红娘子”的。李岩是开封人，所以河南人唱李岩就和山东人演武松一样合理。这种戏是两人合作一拉一唱的双档，热闹，大刘最爱听。
有一天，陈毅军长也溜达到河边去，搬个板凳听得津津有味。警卫人员得知以后连忙赶过去保护，因为这些江湖艺人中说不定就有特务，出了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演说书戏的看见来了这么多背盒子炮的，顿时吓得不敢唱了。陈军长站起来说：“唱李岩很好嘛，李岩关心老百姓，老百姓也就记得他，可惜李岩最后被坏人杀害了。现在也有坏人想杀我们，我们要吸取教训，要准备斗争！”
的确，要准备斗争。
这时候，在根据地的北面，上党战役已经打响，太行、太岳、冀南的八路军各部正和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激战；在南面，国民党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十一军正沿平汉铁路北上，悍然进攻冀鲁豫根据地，邯郸战役一触即发。
针对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的态势，冀鲁豫军民紧急动员，做好了应变准备。宣传队和工作队走遍大街小巷、田野乡村，号召群众打消和平麻痹思想，勇敢地站起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10月初，骑兵一连接到了回团归建、重返战场的命令。
临出发的那天，在濮阳城外，刘春雷又遇见了吴立然的妹妹。“小广播”正站在一个高台子上做宣传鼓动：“乡亲们！咱们才要和平，蒋介石又向咱们进攻了。他是全中国的恶霸头子，祸害百姓比村里的地主厉害多啦。
尾 声（3）尾 声（3）
“咱们可不是好欺负的，日本军阀都叫咱们打败了，还怕老蒋啥？蒋介石有三条大困难：一是人心不顺，犯了全国的众怒，人民不赞成他；二是士气不振，枪炮虽好，兵不能战也不愿打内战；三是钱粮短缺，连国民党的财政部部长都说没办法。而咱们有三大有利条件：一是人心归齐；二是士气高涨，一个兵顶几个用；三是粮草充足。再加上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得好，大家只要齐心加劲干，就一定能打退蒋介石的进攻。
“眼下，蒋介石正在调兵，眼看就要大仗。这个大仗打得好坏，关系很大。咱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大家齐心有组织，后方巩固了，前线才能打胜仗。
“为了保卫咱们的家乡、保卫咱们的边区、保卫咱们的胜利果实，为了争回和平，咱们一齐起来干吧！胜利一准是咱们的！”
转过头，小吴姑娘看见骑兵了，她向哥哥的战友们挥挥手：“喂！骑兵同志们，我们动员起来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刘春雷用力地举起拳头：“放心吧，准备好了！”
附近骑兵团之后的命运
故事的叙述结束了。但事实上，骑兵们的光荣业绩还仍然继续着。
解放战争时期，骑兵团被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一纵、七纵合并后成为第一纵队骑兵团），参加了鲁西南会战，并且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征途中担任刘邓大军的后卫，立下了赫赫战功。
1947年9月，骑兵团奉命北渡淮河，脱离主力单独在外线活动。指战员们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转战新蔡、息县、正阳、平舆，创建了淮西（淮河以北、沙河以南）根据地，从而一举打通大别山和豫皖苏区之间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大别山区的内线作战，得到了刘、邓首长的高度赞扬。
淮海战役期间，二野一纵骑兵团担负着钳制、阻挡敌黄维兵团东援徐州的任务。在洪河防线被敌先头部队突破的紧急关头，骑兵们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迎击敌人的装甲铁流，确保了中原野战军各部按时到达预定伏击地点。但是，骑兵团副团长、特级战斗英雄李树茂同志却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由于骑兵部队不适宜南方水网地区作战，骑兵团没有参加渡江战役，而是于1949年3月被编入河南省军区，担负起剿匪护路、保证第四野战军顺利沿平汉线向南挺进的任务，部队也因此改称“河南军区骑兵团”。
1951年4月，骑兵团抽调两百多名骨干到西南军区，组建进藏骑兵部队。
1952年4月，骑兵团三营调归河南地方公安部队。同月，骑兵一营、二营北上察哈尔，被编入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骑兵一营被编为高射炮营，二营被编为挽拽炮兵营，团机关被编为炮兵司令部。
1952年10月1日，骑兵第一师参加了天安门国庆阅兵。
1962年，新疆发生“伊塔事件”，骑兵第一师奉命进驻新疆。
1964年，骑兵第一师被改编为摩托化步兵。由此，红十五军团骑兵团、一二九师骑兵团、第二野战军一纵骑兵团、骑兵第一师炮兵团最终发展成为了新疆军区摩步第八师炮兵团。
现在，这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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