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80当大佬-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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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为行事不秘，兰辛斡旋让英法让步的事情被威尔逊知道了，威尔逊觉得丢了自己的面子和国际威望，坚持不答应以让步后的条件签约，必须以他从巴黎带回来的原文签约，最后导致彻底谈崩。
　　这个事情外行人可能有点难理解，大致可以这样用人话翻译一下：威尔逊作为管家去菜场买菜，跟菜贩子谈好了10块钱一斤，回来跟国会说：掏钱。
　　国会说：太贵，9块才买，10块免谈！
　　然后兰辛作为管家的助手，偷偷跑去跟菜贩子说：我家老爷跟管家说了，9块才买10块免谈，要不你们再出点血9块算了。
　　结果英法菜贩子被兰辛说得都认栽，同意9块了。管家威尔逊听说后，拍案大怒：老子不是谈成了10块么，你又去砍价砍成9块，这不是伤老子面子。显得你一个管家助手、以及家里的老爷，都比我这个正牌管家牛逼！老子不签！老子必须对菜贩子言而有信，不允许其他人二次砍价！
　　说到底，这是一个菜贩子都愿意降价、但经手人为了自己面子非不接受降价才崩的过程。
　　可是，在这事儿当中，管家助手兰辛的二次斡旋，严格来说不能算伤害英法利益——他要是不斡旋，美国直接就不签了，秘密斡旋一下，虽然英法降了价，但至少把生意做成了。
　　只是兰辛没想到不但要对外保密、还要对主子保密、照顾主子的面子。
　　“可是，基辛格这样强调这个案例，明显不是想让我们论述‘如何下次秘密外交的时候把保密工作做得最好’这种执行层的问题。那太琐碎了，不属于制度层面的建设。他说的这个悲剧，有点儿像是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之死》里对制度的惋惜论述……也就是，如何确保秘密外交部分曝光后的后续处理弹性，而不是非生即死的站队，如何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二次调整修补，而非直接表决。”
　　顾骜博览群书、冥思苦想后，得出这样一个心得。
　　威尔逊造的孽，有点像苏格拉底，都属于不切实际理想主义者的一头撞死。
　　基辛格想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这种人一头撞死，给他一个打晕后和稀泥的机会。
　　历史上，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判决死刑之前，其实是有无数次机会不死的，最后是他硬生生作死的——这不是黑他，而是最敬仰他的得意门生柏拉图亲笔写的。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之死》中这样描述：一开始，苏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是“败坏雅典青年和异端邪说”。
　　是否真的败坏不谈，单说审判过程。古代雅典的民主审判制只两轮辩论投票式的，即第一轮控辩双方先对有没有罪辩论、然后501人团投票，得票251以上的一方胜。
　　如果第一轮结论是“无罪”，那就没有第二轮了。如果第一轮“有罪”，才有第二轮的“量刑辩论”。
　　也就是控辩双方再各自说出一个刑罚尺度，一般肯定是控方的尺度重、辩方的尺度轻，然后双方再辩、投票，得票251票以上的那个量刑成立。
　　但这个制度也有一个很僵硬的地方，那就是不许501人团提出一个折衷的量刑，必须只能在控辩双方给出的两个选项里二选一。而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和稀泥是雅典法律不允许的。
　　有点思维能力的人就不难发现：哪怕辩方第一轮输了，但只要第二轮量刑时，提出的受刑尺度比较诚恳，那么赢回一场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嘛。哪怕第一轮输了300票的犯人，好多在第二轮服软后，博取了501人团的同情，得到了量刑意见拥护，都是很常见的。
　　而苏格拉底死的时候是怎样的呢？第一轮他是221票对280票输的，判定他确实“败坏青年”，这个差距并不算悬殊。
　　说明有220个人本来就觉得他不该受罚，要是他第二轮再拉30个人过来就赢了。甚至柏拉图记载，那280人里，当场就有超过30人表示：苏格拉底你服个软，交100德拉克马罚款，这事儿就算过了，如果你没钱，这里有个大土豪愿意帮你出100德拉克马。
　　但苏格拉底选择陈述的量刑是“我不但不该被罚，因为我说的不是邪说，相反还开化了你们雅典人的智慧，所以你们应该赏赐我100德拉克马”。
　　而控方的量刑要求，是“死刑”。
　　也就是说，让501人团在“罚款100”和“死刑”之间只能二选一，大多数人肯定会选“罚款”，他们并不想杀苏格拉底，只要他服软，承认自己是邪说，消弭他的哲学影响，这些人目的就达到了。
　　但是在“赏赐100”和“死刑”之间二选一，结果就立刻崩盘了，有400人都选了“死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苏格拉底太嚣张了，也就是“量刑辩论”的结果比“有罪辩论”还要悬殊，堪称雅典历史仅见。
　　然后苏格拉底就喝了杯毒芹汁自尽了。
　　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只许投票，不许修改”的强迫二选一僵硬做法，有多大的危害。
　　如果雅典501人团有权自己做出一个折衷裁定，不是非要在“赏赐100”和“死刑”里选，相信他们是可以得出“罚款”、“流放”等中间刑的。
　　如果美国的众议院和总统，还有在表决时临时修改拉人的机会，而不是全是全非怼到底，那么远到《凡尔赛条约》、近到《中导条约》，也都有可能妥善弥合。
　　基辛格课题的关键，凝聚到了“如何为非此即彼的硬怼式投票环节中、继续进行微调的秘密努力，增加一层保障，提升其效率，或者保护其万一曝光之后不被报复性和维护颜面性追究”这个点上。


第283章　伪证的最高境界
　　确认了痛点，最多只能算是做好一个课题汇报的前10％工作而已。
　　就像一个病人去看病，医生搞清楚他究竟是啥病。
　　下一步是弄清楚最前沿的努力已经做到哪了。
　　相当于医生问明病人来医院之前、还自己吃过哪些药。
　　在这方面，顾骜比其他研究生略有优势。
　　因为基辛格带的其他研究生，是接触不到最近几年美国国务院的决策机密内幕的。所以他们不会精确知道“这一次来医院之前吃过多少药”。
　　而顾骜至少可以看到一些后世解密出来的热点分析，也就能少走一点弯路，少做一点重复性工作。
　　当然了，顾骜前世并不是研究这个的，所以他只是外行看热闹。对那些闹大了的70年代秘密外交事件的手腕有所了解。
　　其他95％小事情，他是不知道的。
　　算不算大事的标准，要看后世有没有资格被脱口秀“晓说”提及、或者进入“得到”分析课程。没收录的，顾骜上下班地铁上没听过，就不知道。
　　他前世是码农嘛，忙着呢，哪有时间专门学没用的文科琐碎知识。
　　比如，71~72年，基辛格为中美建交所作的努力，以及两面“欺上瞒下”的秘密和稀泥，这就算是“大事”，顾骜是知道一点细节的。
　　只不过这一领域没什么干货可挖。
　　另外，从国际上而言，基辛格那一年干的更大的事情，是跟苏联人签订《反导条约》（72年），限制两国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30年后小不死总统退出了，美国就搞了NMD/TMD）。
　　而从这里面，顾骜可以看出，“如何对付国会只能二选一”的问题上，前人已经做了尽可能多的努力了。主要表现为“把修改伪装得不像修改，而是澄清解释，并且在澄清和解释中欺骗蒙混参议员”。
　　《反导条约》的细节无需赘述，但看一下总体逻辑，就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极度需要秘密外交、一边骗自己人一边签的条约了。
　　因为这实际上是在“拿自己国家当MT肉盾、帮队友扛仇恨”的条约，跟15年后的《中导条约》一样，如果被本国人民和议员们知道真相，是绝对不肯签的条约。
　　无独有偶的是，《中导条约》在李根任期内签订好之后、同样是持续生效了刚好30年，到唐纳德时被撕毁。
　　顾骜之所以对这些这么清楚，是因为后世唐纳德撕毁《中导条约》时，网上媒体炒得很热，他在那些学习APP上看了太多铺天盖地的分析文章。
　　这两个条约一致的技术逻辑是这样的：当时美苏两国的反导弹系统，即使研发了，也是需要极高的反应时间的，所以即使开发成功，也只能防止苏联美国互相毁灭，但防不到苏联就近拿核弹核平西欧，所以一旦开始研发，西欧会更危险，成为敌方射程被限制后、顶在前排的肉盾。
　　中程导弹的部署增加，也是这个道理：苏联的中程导弹只能用于灭掉英法德意，是打不到美国的。限制中程导弹数量，其实是让苏联把同样的资源往洲际导弹上倾斜。
　　也就是说，美国人签约时，相当于跟苏联喊话：你要干直接跟老子干，别想着拿小弟撒气。
　　这很像2010年代，美国人对北棒喊话：有种你弄出更远程的洲际导弹来，别老是不管谁揍你，你都拿揍南棒这个手无寸铁的人质来威胁。
　　而这些条约，对美国当时的国际环境，确实是有帮助的，它看似加大了美国扛仇恨值的比例，但把西欧国家彻底拉成了小弟——
　　基辛格之所以是在72年去签《反导条约》，就是因为70年11月的时候，法国铁腕开国总统戴高乐死了、蓬皮杜可以彻底走出阴影。而戴高乐活着的时候，法国一度是保持中立，跟苏联关系还不错的，还拉拢了一大票站中间立场的欧亚小国，并不唯美国马首是瞻。
　　因此基辛格是在戴高乐刚死、立刻就推动了反导条约、示好整个西欧，蓬皮杜就一改此前的“戴高乐主义”外交，倒向了美国。
　　美国人这个“扛仇恨”，其实是在国际上拉到了一大票马仔的，而苏联人又没真的发射过核弹，所以美国其实是用虚无的风险，换来了实际的利益。后来87年的《中导条约》更是如此，极大拉拢了欧洲和其他环苏联国家，为他们常年坚持国际油价低迷、拖垮苏联经济、一边阿富汗战争放血，最后苏联崩盘。
　　但正是这样的内容，导致这两个条约，美方签署人员是必须秘密进行的，绝对不能让国内人民知道真相。
　　否则人民和议员们就会发现“原来你国务卿是在苏联人那儿拉仇恨，让苏联人把本来平坦到英法德意这些盟国头上的仇恨值，统统由美国扛、换取法德心悦诚服给你当小弟”，然后人民就会乱来，议员就会疯狂投票抵制。
　　可白纸黑字的条约，最后总是要表决的，这怎么秘密得了呢？
　　有办法。
　　就是利用参议员们都是文科生啊，不懂科技啊！
　　他们拿到反导条约和中导条约上那一大串技术参数，压根儿不知道限制的东西究竟是干什么的、被鼓励的东西又是干什么的。
　　在文科生眼里，所有参数的弹道导弹和反导弹系统，好像都长一个样子的嘛！应该也是一种用途的吧？限制其中一种、鼓励另外一种，到底意味着什么呀？好像没差啊！
　　这时候，基辛格等外交人员，以及从五角大楼请来听证的弹道导弹部队技术将领，就负责接受参议员们的质询、帮他们答疑了。
　　他们可以在答疑的时候，把这些技术细节糊弄过去。
　　关键就在于这个“解读”。
　　然后管理好媒体，别让懂行的人在签约期限内曝光出解读文章，就没事了。
　　（这时候最怕的就是外国某个期刊上，比如《外交评论》，杀出个顾骜之类的人，写一篇深度解读论文、送到反对档智库那里，乐子就捅大了。
　　如果有人能逮到这样的机会，那么别客气。写完文章后，要么美国人的某个基金会，会拿着上千万美金来堵你嘴；要么某个CIA的特工，会想尽办法干掉你灭口，风险与机遇并存。）
　　基辛格72年的时候，就是这么把反导条约的事儿瞒天过海办成的。
　　捋完这一串脉络，顾骜豁然得到了一点启发：
　　现实政治中，想靠强行突破宪法规定的表决阶段只能投票、不能修改这个铁律、折衷和稀泥，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宪法这么规定，就是为了分权，确保立法的人只管立法、行政的人只管行政、执法的人只管执法。
　　这是三权分立的最基本要求，事关美国国体，万万不可能被动摇。
　　否则允许“折衷”的话，就相当于允许行政官员国务卿、在国会立法的时候提供怂恿性意见乃至误导了。
　　这就好比在任何两审终审制的国家，诉讼法都会规定“二审发现一审价值判断和法律适用错误，可以直接改判。而发现事实认定不清、或者有必须采纳的新证据的，应当发回重审”。
　　这就是防止有人特地瞒着重要证据、到二审再拿来证据偷袭，不给对方准备时间和想明白后“再来一次”的机会，直接蒙混过关一锤定音。
　　你国务卿和总统要临场修改，早干嘛去了？就是不让你现场改，不让你趁着议员们脑子还糊涂的时候蒙过去。一定要打回去，让议员们充分读完，脑子冷静了，再表决一次。
　　而国务卿干的就是那种“你们听我解释，我没改，其实我没想改，我就是怕你们看不懂，现在在给你解释，这是解释，不是改”。
　　就这样偷偷地进村，放枪滴不要，看谁脑子更阴损奸毒，脑子保持长时间清醒的能力更强，最后把对方给忽悠骗过。
　　八年前基辛格是干得不错的，他在最后应对内敌的时候履险如夷忽悠瘸了20几个提问参议员，没让他们看出来反导条约的“帮小弟扛仇恨”属性，蒙过关了，等他们后来发现法国人来投靠，才回过味儿来，大势已去，条约早就生效了。
　　不过这种被阴的不爽经历，多多少少也为民猪档议员们后来狂怼尼克松下台积蓄了不少“怒气槽”，这是后话了。
　　到上述为止，顾骜算是弄清了“这个病人这一次来医院之前，已经自己吃过哪些药”了。
　　……
　　后面，是“开新药”。
　　理论是理论，骗人实践是骗人实践。
　　实际执行落地中，你究竟是在对秘约进行“折衷/实质性修改”，还是仅仅提供“答疑/解释”，远比法理的玄学推演更难判断。
　　理论上，所有涉及“事实判断”的东西，都是不容更该的，涉及“价值判断”的东西，是可以解释的。
　　但什么才算“事实”、什么才算“价值”？真正顶级的国际法老阴哔，绝对可以把参议员都绕晕，更别说普通民众了。
　　举个不太恰当、但有助于理解的例子，在大洋此岸，法律都是大会立的，这没有疑问。但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出“司法解释”啊。“解释”的时候还有多大操作空间，学过法的人自己心里清楚就好。
　　“所以，基氏保护秘密外交成果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实质性修改’伪装成‘非实质性修改’，甚至把‘修改’伪装成‘澄清/解释’，夹带着通过参议院质询。”
　　总结到这一步，顾骜真的是非常心累了。
　　他已经写满了整整十几页草稿，也揉掉了七八张，内心收获颇丰。
　　道理他是能想明白的，但越是想得透彻，他越是发现自己是真心不想学这种技能。
　　因为对他一辈子都没用。
　　他只是来美国进修一下，不是给美国当官。
　　这一套辣鸡，将来回去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啊！
　　他把最后一张推演废纸揉成一团，狠狠丢进壁炉里，长叹一声：“唉，还是毛主席说得对：西方民猪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领导人为了迎合民众及其代表，而不得不说谎！
　　这种技能练了有什么用？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应该集中力量办大事嘛，干嘛想着怎么骗议员？
　　至于骗韭菜的口才，就更没用武之地了。对韭菜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提升他们奉献的政治觉悟就好了嘛。”
　　吐槽归吐槽，如今已经箭在弦上，准备工作都做到这一步了，顾骜也只能当是“头脑风暴”，锻炼一下自己的智力博弈了。
　　人生重要的不是知识存量，而是学习和思维能力。研究一次，不管结论有没有用，至少也是脑力的淬炼。
　　“这种把‘修改’伪装成‘解释’的行径，最大的风险就是一旦短时间内被反方戳穿你蒙混过关的企图，那么负责提供质询解释的当事人，会有极大的风险。以至于他们不太敢经常睁着眼睛说瞎话，怕将来夜路走多了撞到鬼。在美国，伪证罪和其他类似的试图妨害司法/立法公证的罪名，都是很重的。而且目前这些罪名大有被过度滥用的趋势。这也是布热津斯基时代不敢跟基辛格时代那么嚣张的一个侧面原因……”
　　顾骜如是往下推理，想到这一步时，已经是后半夜了，中间其实还走了不少不可行的弯路，便不多赘述了。
　　想到这一点后，他知道，自己今天的一切研究成果，估计都不会上学术期刊了。
　　因为真要是有什么干货，基辛格肯定不让刊的，而是偷偷秘密印发，只给本档派的总统、国务卿、核心档鞭等几个人看。
　　因为，这方面的技能，从来都是控辩双方水涨船高的。布热津斯基时期，之所以畏首畏尾，就是因为此前基辛格时代那点谎言技巧，渐渐被议员们回过味儿来了。
　　不好骗了呀。
　　“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干！对了，后来86年的时候，李根是怎么掩盖‘伊朗门’秘密交易的恶劣影响的？记不太清了，不过好像很失败啊。克琳顿任期内，是怎么掩饰‘拉链门’（莱温斯基案）的‘伪证罪’指控的？诶，这个好像有点印象，前世看哪个涩情报告解读过来着……”
　　对付“伪证罪”和对付“提供虚假质询意见罪”的法理学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吧？
　　前者在美国的法律体系里，归纳为“妨害司法公正”，而后者是归纳为“妨害立法独立”。
　　从法益级别来说，这里面可以类比一下。
　　“要赶紧找出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全部关于伪证罪非罪案例的判词和解读！”
　　在茫茫题海中寻找药房的顾骜，终于抓住了一丝努力的药引子方向。


第284章　他乡遇酸雨
　　顾骜最终捋出来的课题应对思路，一言以蔽之是这样的：
　　首先，在“在秘密外交中，如何说谎含糊其辞对付国会质询”这个细分方面，基辛格和其他前人的成果已经够好了。
　　这些大骗子珠玉在前，顾骜这种段位初出江湖的小骗子实在不敢班门弄斧。
　　但是，他在总结完现状之后，针对“如何让大骗子们在对国会进行特定撒谎时，撒得更无后顾之忧”这个细分节点，做了一些微小的突破。
　　具体来说，就是让他们撒谎后不要担心被追究“妨害立法公正”的罪名。模仿后世克琳顿丑闻中、帮助克琳顿摆脱“伪证罪/妨害司法公正”的那套说辞逻辑，同样套过来，为秘密外交说谎者“止损”。
　　或许有人会好奇：顾骜前世不是理科生么？怎么会有这么丰富的只是和联想？莫非又是某个APP开了挂？
　　这一点还真是冤枉他了，这事儿里面，没有任何开挂。顾骜之所以能想到这个突破点，还要感谢他前世是个80后，所以他对98~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莱温斯基案”很熟悉——如果他不幸晚生几年，成了90后，估计都不会知道这事儿。
　　那时，前世的顾骜刚刚读初中，处于懵懂年纪，互联网在国内也刚刚民用不久。因为家在大城市，而且是住文教区，所以接触不到毛碟毛书这些非法出板物的小摊。
　　就在那时，一份叫做《斯塔尔报告》的东西通过正规报纸映入他的眼帘。
　　没错，就是莱温斯基案中的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用于鼓动弹劾克琳顿总统而编纂的报告。
　　这份法律报告，连当时供核档一方的媒体都看不下去了，抨击它“疯狗一般地满纸污言秽语。经统计，以sex为词根的词汇在报告全文中累计出现了3700多次，而所有法律专业术语词汇全加起来还不到1000次”。
　　于是，顾骜好奇之下，利用刚刚接触的互联网，费尽千辛万苦弄到了这份报告的大致中译版本，就直接拿它当性启蒙涩情小说看了。
　　因为是人生启蒙读物嘛，所以印象深刻程度绝不亚于后来的猴龙桃混沌神颜色洁什么的。被那3700多个sex裹挟着，顾骜坑坑洼洼地好歹把那不足1000个法律词也扫了一眼。
　　顾骜记得，之所以克琳顿和尼克松一样说了谎、却没有像尼克松一样成立“妨害司法公正”的罪名，就是因为克琳顿的智囊吸取了尼克松的教训，在辩护方面做出了优化。
　　最终在联邦最高法院的一次裁定中，某个终生大法官的判词结论大致是这么个意思：是否成立“伪证罪”，不应当单独以当事人在面对有回答义务的司法询问时、如实陈述。
　　还应该兼顾他“说谎时所试图掩盖的法益、是否与其职权义务相关”。
　　用人话通俗地翻译一下，就是克琳顿是为了自己的鸡8而说谎，不是为了那些有回答质询义务的总统权力行使情况而说谎，所以这个谎没资格上升到“伪证”。
　　具体的法律论证过程，顾骜当然不知道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判词背后的法理，他看涩情小说时也记不住——他只知道，这个法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