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80当大佬-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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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国内认为这是投机倒把，而且很容易催生与电影制片厂关联的交易人、故意弄虚作假中饱私囊——
　　如果允许的话，那万一制片方卖价5万的片子，中间商转手后再卖给制片厂，而制片厂里有个人收了中间商的钱，骗国家说“这片子值10万”。然后中间商就赚了5万、还可以从这5万里拿一部分给国营制片厂的拍板人当回扣。
　　因为任何艺术品，都是无法用严格客观算法来估值的。
　　名画、电影、书法、瓷器……这些东西究竟该值多少钱？计划经济是算不出来的。
　　艺术天生是洗钱和腐败的最佳载体，所以只能一刀切——只要赚差价，就不许买。任何想给艺术作品做中间商的人，只许赔本，不许盈利。
　　徐凌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政策，最后总结道：
　　“所以，我们国内只允许译制片厂直接问制片方购买版权。如果非要问二道贩子买，那这个二道贩子也不许加价，必须是按照他问制片方买时的原价卖给我们，甚至是亏本价。如果让二道贩子赚到钱了，那就是犯错误的。”
　　听了这话，马风、闻莺、顾敏、杨信四人，全部有些懵逼。
　　他们以为今天要白跑一趟了。
　　国家居然有这种政策？只许赔本不许赚钱？赚了钱就算犯法？
　　那还开放这个代理制度干嘛？直接让中间商去死不就好了？谁会来做必赔钱的买卖呢？
　　徐凌怕大伙儿理解还不透彻，就又拿他半年前引进的《追捕》，作为例子算了一波：
　　“比如我买《追捕》的时候，该片制作成本折算成美元大约是200万，在日本国内的票房大约是500多万美元，刨除分成后（制片方/发行方/院线按433分成），只能算是略赚。因为日本国内成绩就不好，所以海外买断价也比较低，当时日方开价10万美元，最后厂里一边砍价，一边找了个愿意赔本做好事的日本中间商，实际只花了5万美元引进……”
　　（注：按照最后国内3000万人民币的票房而言，这是很赚的，制片厂可以分到120万美元，相当于25倍的利润。
　　但当时国家缺外汇，所以只看到‘白花掉了5万美元，却只在锅里赚中国人自己的钱’，因此经济上的创收并没有被表彰，觉得只是左手倒右手。那时候只有赚洋人的钱才光荣。）
　　听到这儿，胆子颇大的马风鼓起勇气，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徐老师，按您的说法，当时引进《追捕》，是有一家日本中间商主动出来承担了亏损？才促成了这笔交易？”
　　徐凌肯定道：“没错，是一家三井财阀下面的非营利性机构，文化宣传性质的，以8万美元从大映映画手中买下了该片在大陆的买断版权，然后亏了3万美元、以5万美元卖给我们厂的。”
　　马风不解：“那那家日本机构是国际注意战士不成？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只为了亏钱？”
　　“他们是为了文化输出，好促进我们的开放和对日交流，为整个经济合作大环境造势。”顾骜打断了马风的问题，亲自回答了他。
　　徐凌听了之后，赞许地看了顾骜一眼，显然是觉得这小子眼光不错。
　　“文化输出？”马风有些没明白，显然他的脑回路还没跟上，只停留在纯粹算经济账面的程度上。
　　顾骜叹道：“我觉得，他们的输出很成功。亏掉3万美元，却让3亿中国人去看了一部日本的电影，知道日本已经有了新干线、私人飞机、东京到处都是摩天大楼，还会改变一代人对日本的看法。曾经我们的父辈眼里，日本人只是残暴的鬼子，现在我们却看到了生活中的日本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还觉得这3万美元亏么？”
　　马风和其他几个小伙伴都挠了挠头：原来小鬼子已经进化到这样算账了……
　　而徐主任听了，则轻轻咳嗽了一声：“嗯……那个，小顾同志，注意措辞啊，国家目前的政策是对日友好，很多日商也确实在赎罪，大量对华投资、提供低息无息美元贷款。咱说话不能违反国家导向呐……”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您的意思。”顾骜也不算什么仇日分子，他知道如何区分对待各类日本人。
　　民族仇恨，总是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才会比较突出。大家都想着发展经济的时候，往往没什么空。
　　顾骜道歉之后，立刻话锋一转：“不过徐主任，我不觉得‘不许中间商倒腾版权赚差价’，我就不能做这个生意了——我愿意为国家做这个赔本买卖，当这个中间商。”
　　徐凌完全想不明白：“你打算怎么做？”
　　顾骜拿起白瓷的茅台酒瓶，给各自又斟了满满一杯：“徐主任，国家禁止中间商往译制片首尾插广告么？”
　　“广告？”徐凌一愣，“电影哪来的广告？那是电视上才有的吧。”
　　1979年的国内电视台，是确实已经有商业广告了。不过因为没有有线电视，大部分人只能收到一个CCXV、一个省台。
　　有些偏远贫困的地方连省台都还没建立起来。至于第一波地级市电视台，大约要84年前后才普及。（金陵台80年1月建台，这是特例，国内最早的省会电视台）
　　顾骜不理会徐凌的模棱两可，坚持追问：“您就说，如果中间商帮你们低价拿回来版权，但是要在片头片尾剪辑一些广告上去，政策允不允许。”
　　徐凌下意识问：“你想拉日本厂商的广告来摊掉引进片的费用？”
　　顾骜立刻笑道：“怎么可能，当然是拉国内牌子的广告了——现在外汇管制这么严，日本货只许按计划进口这么多，还要凭票供应，打不打广告都能瞬间卖光，谁还打广告啊。”
　　徐凌：“我想也是，不过你接国内厂子广告的话，就存在一个问题了——你亏的是美元，赚回来的却是人民币，你有办法重新换回美元么？不然你这门生意长久不了，手头外汇很快就枯了。”
　　“这个我自有办法了，船到桥头自然直。”顾骜也不想说太多。
　　徐凌想了想：“那倒是个办法……不过这广告值多少钱，不好界定啊。说不定咱直接跟原始制片方谈、允许他们也插播广告的话，版权价能比中间商那儿拿更低呢？所以还是不能排除中间商投机倒把的嫌疑，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中间商插了广告后，一分钱不要，直接白送给国内的译制片厂！”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顾骜直接举杯，跟对方爽快地碰了一下。
　　“哈？”徐凌直接傻了，“小顾同志，你没听清我的话么？我说的是白送！你小心亏死啊！”
　　顾骜大义凛然地说：“那就当为国家做贡献了——日本财阀都有这个觉悟，我们受了国家教育的人，现在有点钱了，难道觉悟还不如日本人么？”
　　“那……你真是高风亮节啊！”


第117章　一代人的差距
　　“既然如此，那么徐主任，就请您看看，这个列表上的片子，如果能免费引进，内容上是否能过审呢。”
　　跟徐凌谈好初步的模式框架后，顾骜立刻拿出一张单子。
　　都是下午刚刚跟萧穗基于“哪些片子最符合《清明上河图》式价值模式、在日本人眼里不值钱不好卖、但却很适合中国人看热闹看西洋镜”这个评判标准，所选出来的潜力片子。
　　这些片子，有很多都是历史上从未引进到中国的。所以完全是顾骜根据原则分析的，而不是照抄历史上的记录——
　　比如历史上，其实今年沪江厂会引进日本名片《望乡》，那是一部反映日本历史上的“维新初年大量女支女为国下南洋卖淫”问题的严肃电影。该片逼格挺高，拿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和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提名。
　　但这种片子进入国内后，票房上却远远不如《追捕》这种热闹的片子，连零头都赶不上——国内谁在乎世纪初那些日本女人的受苦和心路历程啊？国内吃苦吃得还不够么？
　　想看吃苦和落后，看身边人就行了。掏钱进电影院看日本片，人民看的就是“摩天大楼、新干线、私人飞机、资本家的豪车，各种现代化大场面”。
　　而一旦电影拿了大奖提名，买断版权的时候反而更贵，相当于是拿顾骜的钱去为日本人的情怀买单了，不划算。
　　最终，顾骜这份列表上，只有《远山的呼唤》这些能打打“高仓健新作”噱头把人民骗进电影院的流量货、以及更多史上名不见经传的都市黑邦警匪片，量大管饱就行。
　　最多再加上《伊豆舞女》这些日本方面注定会白送版权的老片子。
　　徐凌看了一眼列表，对顾骜的审美微微有些不适——这个时代的国营电影厂，制片主任们都还是有点艺术情操的，所以也不懂如何评价商业片。
　　所以顾骜和萧穗下午总结出来的那一套选片心法，徐凌其实是不知道的，也不会赞同。
　　这并不奇怪，毕竟萧穗也算后世知名的、能驾驭那个时代商业化写作脉搏的名作家了，这种嗅觉，是她与生俱来的天赋。
　　又因为提前遇到了顾骜、有了需求，所以把她的职业敏感激发了出来。
　　换言之，顾骜能得到萧穗的合作点化，其实是非常幸运的。
　　要不然，后世萧穗的小说也不可能被张一谋、冯晓刚等一批大导演追着掏高价改编成剧本了。
　　徐凌扶了一下眼镜，为难地说：“这些片子，都不是什么评价口碑高的——这儿有30几个名字了吧？你胃口这么大，准备都拿下？”
　　“当然不是都拿下——只是希望您先费神，看一下能不能过审。我到时候可能从30部候选里谈5~6部回来，其他都是备选项，免得日本人卡我们脖子。”
　　顾骜礼貌地请求。
　　如今请日本片商谈一次，成本和调度的需求可不小。能在国内先实锤的不确定因素，一定要在国内实锤了。
　　幸好徐凌也多半看过厂里的样片，知道大部分都问题不大，就回答说：“给我们两三天时间，我让审核部的同事帮忙一起再看一遍。”
　　“行，那我们静候佳音。”
　　……
　　当晚的酒席，宾主尽欢，既然要徐凌和审核部的同事加三天班、再预审一下（虽然不是什么很累的工作，只是坐在那里看三天电影），顾骜自然要表示一下。
　　送钱是不行的，会犯错误，茅台软中华就没事儿了。有伊拉克带回来的高档进口玫瑰精油，给徐主任的夫人送两瓶，其他女同志也送一瓶，立刻就摆平了他们。
　　当然，苏萍也帮了忙，更得送。除了精油，顾骜甚至还送了一块伊拉克带回来的驼绒围巾（骆驼绒的，不是羊驼绒。）
　　与此同时，顾骜自己也紧锣密鼓地同期进行另一边的准备：比如，把侯赛因将军给他的东西套现、然后正式委托林国栋帮他注册空壳公司……
　　他先重新跑回香江，把徐凌这边谈妥的意向和合作模式大致说了一下让林国栋想想该怎么操作业务资质方面的挂靠。
　　与此同时，顾骜联络了据说和侯赛因总统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巴比伦文化保护基金会”，然后一名专员就跑来香江，找到了顾骜。
　　表示“您手上的某一枚金币可能是亚述帝国时期的文物，虽然侯赛因总统出于私人友谊送给了您，但为了保护伊拉克的古文化，希望顾先生能够割爱别带出伊拉克境内”。
　　顾骜在手续完备、前因后果交涉取证周全的前提下，拿了对方20万美元，然后就把一枚亚述帝国时期的金币还给了伊拉克人。
　　这个数字，其实本来是可以顾骜随便开的，估计只要不超过50万美元，对方那个文物保护基金会都会认——毕竟能拿出这种东西的，都是总统先生的朋友么。
　　不过顾骜也知道不能太嚣张的道理。如今全球文物价格整体低迷，顾骜也不想顶着历史成交价的记录收钱。
　　20万美元么，按照黑市汇率算回人民币也才“一百多万”，听起来没那么拉仇恨。再多一些的话，别人转述起来就是“几百万”，太显眼了。
　　何况哪怕只是为了演一演，也要体现这里面的“友情价”：人侯赛因总统是白送你的，现在为了保护文物才赎回，你好意思完全公事公办？
　　顾骜需要的只是一笔启动资金，而如今到处都是发财机会，够他的生意规划所需就行，没必要在一开始就吃相太难看。
　　20万美元到账后，顾骜立刻把林国栋给他注册的空壳公司份额认缴完毕。
　　（注：比如想成立一家新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万港币，但并不是规定要在公司注册的时候就缴清全部认缴出资额。这里面各国各地区根据法律不同，有一年认缴期、两年认缴期的。
　　所以顾骜让林国栋先注册公司，而他自己只是先“认缴”，过一段时间才实际把钱给到位，是没有问题的。很多生意大的人，资金周转紧张，都是这么干的。）
　　第一家新公司名字都很随便，顾骜出资了8万美元，林国栋出了2万，顾骜占股80％，让林国栋当董事和法定代表人。（顾骜是内地人，不方便出面，也不符合国内政策，只能偷偷当股东）
　　在顾骜的打算里，这种倒腾版权的代理公司，寿命完全可以很短，也不存在品牌和商誉。干完几票之后就散货清算都没问题，纯粹一项目公司。
　　至于允许林国栋入资20％，也是没办法的——首先很多法务细节顾骜需要林律师的人帮忙操办，其次顾骜自己没资质，所有有经营门槛的生意，都是问林国栋那儿挂靠借来的资质。以如今双方的实力对比，对方肯只入20％，已经是看在顾骜的潜力、以及他认识侯赛因总统的份儿上了。
　　以后等顾骜实力强劲了，也找到合适的代理人了，自然会成立新公司、让心腹当法定代表人。
　　验资手续完成后，林国栋还派了个谈判助手协助顾骜，是个挺懂日本相关法律、也稍微会几句日语的年轻律师，名叫贺子强。
　　总交易额才10~20万美元份额的生意，还不配让林国栋亲自来谈。
　　香江这边的准备工作也完成后，顾骜一行就可以正式出发去日本了——包处长那边，给他弄了半年内多次往返的商务签证，什么时候启程都可以。
　　去东京的飞机，自然是从沪江起飞的。如今的钱塘还是小地方，可没有直飞东京的航班。
　　所以临行前，萧穗肯定是要来送他的。
　　顾骜在买机票的时候，萧穗就提醒他：“你这样直接去不会太仓促？你是打的买到片源后贴广告分摊成本的主意吧？不先把国内的广告主谈妥，真的没问题？”
　　顾骜安慰道“如今都八月了，再不去，万一暑假里搞不定呢。再说，你要相信目前日本进口电影的贴片广告很容易卖。
　　我们先抓住卖方市场，回来再根据片子类型找广告主，岂不对症下药？还是那句话，宁可跟中国人多谈五句，换取跟日本人少谈一句——跟日本谈判成本太高了，出国还不方便。
　　再说了，我目前出国的借口，可是为一机部外事局卖国企的专利技术授权，这事儿是拖不得的，再晚日本人没耐心，说不定购买意愿就弱了呢。谈版权代理只是咱的私活。”
　　萧穗没有再劝：“你有这个信心，那就最好。我相信你的判断。”
　　顾骜带着当翻译的学弟杨信，以及香江律师贺子强，登上了飞往东京的航班。
　　马风和其他人暂时还没这个资格，只能继续在国内等消息、干些苦活累活。
　　不过马风注定是个能折腾的，他才不会让自己闲着呢。
　　自从上次顾骜带他一起请客吃饭、跟徐凌混了个脸熟。这几天马风就潜移默化跟徐凌套交情、礼尚往来、还卖弄自己和顾骜的交情、显示“西子外语社”的实力。
　　只因为那天马风注意到：徐凌手上握着的，就有几百部小众的外国电影待审片源，都还没翻译过呢。
　　倒腾版权的大钱，由顾哥去赚，他马风只要赚点翻译的辛苦钱就行了。
　　当初靠自己老爹在省里文联的关系、拉钱塘电影制片厂这种小厂的翻译单子，拼死拼活也没拉到五部。
　　如今有徐凌这种大腿，至少二十倍的生意就摆在面前，马风怎么可能放过呢。


第118章　日本也不太平
　　千叶县，东京成田机场。
　　一架日航的波音707，缓缓降落在跑道上，顾骜一行人抵达了目的地。
　　杨信有些紧张：跟着顾学长混，终于捞到了出国的机会！而且是发达的日本。
　　四千米长的高标准宽阔跑道，是国内机场根本见不到的，无论京城还是沪江——谁让这条跑道是1978年3月、也就是去年才刚刚建成的呢？
　　以如今日本如日中天的经济形势，加上工程本身完工日期很近，规格自然是世界顶级的。航站楼和其他配套建筑也都非常气派整洁，给同时代的国人巨大的视觉冲击力。
　　“日本真是发达啊。”杨信内心忍不住就感慨了。
　　顾骜怕影响了学弟的三观，连忙指了指飞机的另一侧舷窗：“别急，看清楚了，这才是日本的现状呢——跑道旁边还有人在种菜、甚至有人故意搭建神社、障碍塔。”
　　杨信连忙伸着脖子尽量往另一侧舷窗看，虽然中间还隔着三个其他乘客的座位，但好歹还是可以稍微看清的。
　　飞机已经在滑行了，所以视角很低，确实可以看到就在水泥跑道旁边不到二十米，居然就有松软的泥地，种着大片的蔬菜。
　　杨信愕然：“怎么会这样？日本政府不管的么？”
　　顾骜扫盲道：“钉子户了，有些垦荒者不肯搬。不然这机场能造12年才造好？本来规划的是两条跑道，现在只剩我们降的这一条了。”
　　杨信完全听不懂什么是钉子户，顾骜只能用资本主义的概念解释了一下。杨信听了后愤愤不已，同时也颇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骄傲：“原来日本人这么不团结不爱国，看来只要我们坚持开放，超上他们还是很有希望的！”
　　顾骜小心翼翼地、尽量让学弟兼听则明：“这些农民本身呢，也有些可怜之处。他们都是当年的侵华老兵，战争结束后日军不存在了，大批老兵退伍失业。当局号召这些复员军人来千叶乡下垦荒，其实跟我们处理城市过剩劳动力、让人下乡是一个道理的。这些农民垦荒了十几年后，政府突然规划这里要造机场，按照官方一口价统一征地，他们就觉得自己被东京人坑了，不愿再听国家的话换地方——而且你还别说，闹事的大多数都是日供。”
　　杨信听完顾骜的全盘介绍，才没刚才那么鄙夷了，不过内心还是挺不屑的：
　　“那也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觉悟不高！不就是换个地方么，当初咱建设三线，还不是国家一句话，那么多科研技术人员，一夜之间就从京城、沪江去了西南西北。也没见谁抱怨，只要国家需要，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顾骜被杨信的话勾起了一些回忆，也沉默了。
　　他从父亲那里知道，自己家还是有一些堂表亲戚的——他母亲当年因为不可描述的原因，在大陆这边没亲戚了。但顾家父系这边，却是有亲戚的。
　　那个时代又没有计划生育，谁还没个兄弟姐妹呢。
　　父亲顾镛就有个大哥顾铮，当年也是制氧机厂的八级工，不过是车工。之所以这些年没来往，就是因为60年代末三线建设的时候，跟其他一波技术骨干同事一起，被国家调到蜀省大山里去了，“在内地重建制造成套大制氧设备的工业能力，备战”。
　　当时也有个别不想背井离乡的刁钻工人/技师，那就故意犯错误，表现差，以躲避征调（因为国家都是抽技术最好的精兵强将去后方搞建设）。上面当然也知道这些人思想觉悟不好，也不会留他们在厂里，而是开除编制发配，跟知青潮一样种田。
　　不过这些人却有一点命好：他们不用出远门，就分配到钱塘近郊种田，几十年后，还能赶上当城中村钉子户。
　　而那些真正默默奉献去了后方建设三线的技术骨干，等到了退休之后，就会发现退休工资比钱塘这边的标准低三倍，想落叶归根回故乡终老，却连房子都租不起（走的时候是公房，人一走房子就收回了），只能找城中村的钉子户卖女儿，或者让儿子入赘。
　　三十年河东河西，还不知道谁笑到最后呢。
　　就个人感情倾向而言，顾骜是挺看不惯那些当年思想好觉悟高技术硬的好同志，却过得不如偷奸耍滑骗取钉子户身份的人的。
　　不过或许当社会主流三观发展到“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的时代，顾骜这样的思想就另类了吧。
　　顾骜改变不了太多，但他决定至少在自己认识的、有交情的人力，还是要帮几个的。
　　将来要是有钱了，至少把伯父和其他几个父亲当年的好战友，退休后从蜀山里捞回来，趁着钱塘房价还未暴涨之前，帮他们回归故土——这帮人到90年代初也该退休了，那时房价应该还不贵。
　　……
　　经历了正反两波三观洗刷后，顾骜一行终于适应了日本这个丑恶的资本主义世界。
　　可以放出一颗平常心态，来应对即将到来的谈判和私活。
　　“先谈版权引进的事儿，还是先去酸素株式会社？”
　　找到入驻酒店、办完手续后，香江律师贺子强并没有倾向，毫无感情地表示听从顾骜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