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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神级学霸1-第2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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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语兰忍俊不禁：“我一会去市场看，如果没有牛肉，我也没办法了。”
“茶几下面第一个抽屉里有张卡片，上面写着牛肉佬，后面有地址和电话，电话是他铺子跟前小卖铺的，你就留言说要两斤牛腩，说我的名字，他就知道了，菜市场收摊前，他都会给你留两斤牛腩的。”杨锐说起这个话题来，与说起捷利康的问题一样严肃。
景语兰听傻了：“你和卖牛肉的关系都这么好了？”
“现在牛肉多难买啊，赶上周末和节假日，你凌晨五点去排队，牛羊肉铺子前面至少有十个人躺着。”杨锐摇摇头，道：“我送了一条烟，人家才答应给我偷偷留肉的。”
景语兰不能置信的道：“你送给牛肉铺子的店员一条烟？”
这可是84年，一根烟就是礼尚往来了，一盒烟就能办事了就在一天前，王永就用一盒烟，帮杨锐买回来三幅民国大使吴昌硕的画作，等于是买回了三件特供商品。
至于一条烟，能办的事儿就太多了，若是在农村的话，都够招工的时候加塞了。
杨锐却是很得意：“抽雪茄的还要一个雪茄小弟在旁边伺候，我送人家一条烟，人家不光留牛肉给我，还留最好的部位，得了，我先回去了，你记得打电话啊。”
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留下景语兰在房间里凌乱：在过去的27年里，她还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杨锐出了门，没再叫车，骑上自行车就是一路狂踩，出了一身大汗，才平复了心情，去外交部找到郭威。
在英国找到弗兰奇并询问他一个问题，这样的工作，差不多的留学生都能胜任，不过，郭威还是通过属下，找了一名相对年长的留学生代表，在电话里叮嘱了他两句，然后对杨锐道：“最迟后天就有回音。”
“尽可能保密，有消息的话，叫我过来说。”杨锐天生谨慎，捷利康的态度关系他的红利，而红利的多少，决定了他接下来的行止。
杨锐对此是再重视不过了。
任何一名实验室负责人，对于资金管道的重视，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接下来两天，杨锐就在忧虑、牛腩、牛里脊、牛腱子、牛尾、牛肚间度过了。
第三天，郭威打电话给杨锐，说：“有消息了。”
杨锐正在做实验，二话不说，将手里的活计转交给苏先凯，转身就走。
如果是其他问题，他是会优先完成实验的，但对现在的实验室来说，资金问题比实验本身更重要。如果资金管道被截断，连实验耗材都买不起，又何谈实验。
郭威在办公室里安静的批改文件，见杨锐进来，立刻放下手里的笔，关上门，道：“已经证实了。”
杨锐心里一怔，默然道：“没想到还是收到坏消息了。”
“你的这位朋友弗兰奇还让人带话，说，幕后主使并不是捷利康。”郭威大约的知道一些情况，语带沉重。
杨锐失笑：“还幕后主使……”
郭威没笑。
“很严重？”杨锐一愣：“好吧，幕后主使也算贴切，具体是谁？”
“杜邦公司，你知道吗？”郭威停顿了一下，道：“据弗兰奇的说法，杜邦公司要求捷利康暂停给付你红利，以期在接下来的诉讼中获得优势。恩，据弗兰奇的说法，杜邦公司很快会在美国起诉你。”
“杜邦，当然知道……”杨锐脸色极差，心想：终于还是来了。
杜邦公司给人的印象，大多是一家化学制品集团，它的确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制品集团，但除此以外，作为一家规模硕大的财团，杜邦同时是体外诊断剂市场上排名前六的巨头，这个市场的规模有12亿美元之多，PCR最可能影响到的传染病的体外诊断规模有1亿美元。
1亿美元，足够一家财团发起不要脸攻势了。
历史上，西斯特公司在推出PCR仪半年左右，就受到了杜邦的骚扰，再半年以后，诉讼骤起。这是因为PCR技术首先在病毒测试领域发挥了作用。
就像杨锐做演讲时，选择了艾滋病作为突破口一样，声称PCR能够复制目前尚不能复制的艾滋病病毒，PCR的特性，让研究者们首先将之聚焦于病毒测试中。
在PCR技术以前，直接测试病毒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要测试一个人是否被病毒传染要么测试感染者的抗体，要么测试培养样本。
假设怀疑某人被流感或禽流感传染，或者怀疑某只猪被猪瘟感染，要验证就要在两个办法中选择其一。如果选择测试感染者的抗体，某人可能要被感染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抗体，若是禽流感或者猪瘟的话，显然会产生很大的成本。
那么采用第二种方法，测试培养样本，很不幸，培养样本也需要好几天如果能够进行。
PCR却不同，PCR不需要培养，因为它能够直接不断将病毒倍增。培养样本的目的，原本就是希望病毒自己增生，然后对大量的病毒进行测试，PCR直接倍增病毒的DNA或者RNA，简单易行，节省时间，有了PCR仪以后，整个过程还是自动化的，节省了研究员大量的时间，在疫情爆发阶段，这一点有多重要，毋庸置疑。
杜邦首先看到了PCR技术的前景，或者说，杜邦首先感受到了PCR的革命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毫不犹豫的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武器本身是没有情感的。
杨锐甚至可以从脑海中的文献里，找到杜邦对西斯特公司发起的诉讼，因为这是一场经典案例，是小公司保护自身利益，击败大公司的范例。
这里所说的小公司，是在美国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市值过亿美元的西斯特公司。比起巨无霸的杜邦公司，它当然是一家小公司。
即使如此，西斯特公司在诉讼中也没少花钱。
杜邦起诉的理由，是他们认为PCR技术的原始发明人，应当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诺贝尔奖得主霍拉纳。早在1971年，他就发表了有关PCR技术原理的论文。杜邦因此提供了此君的两篇论文和一份诺贝尔奖得主七十年代的证词。
作为对抗，西斯特公司提供了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证词，在历史上，这同样是经典案例的一部分，双方都以学术权威作为武器，以证明自己的论点，毕竟，律师和法官都不懂学术，只能参考学术权威的观点。
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出场费，是很贵的。
辩护律师的唇枪舌战也很贵。
如果杨锐拿到了捷利康的分红，他出得起出场费，也请得起律师。
然而，杜邦公司显然想更省事一点。
一时间，杨锐竟有山穷水尽的感觉。
“问题很严重吗？有什么能帮忙的？”郭威郑重的问。
“很严重。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杨锐颇有些茫然。
“说来听听。”郭威拉着杨锐坐在沙发上，又给他泡上热茶。
杨锐想想，没有说太具体的内容，只将自己的猜测说出来，道：“杜邦可能想要我的PCR技术，他们斩断捷利康给我的红利，让我资金枯竭，继而提起诉讼……在美国打官司的成本很高，我没有钱，律师就不会帮我打官司，而这种专业的专利诉讼，没有律师，没有好律师和律师团都是很难赢的，最终，如果他们起诉成功，我可能要丢掉PCR的专利……”
“但PCR是你发明的。”
“是，但要在法庭上证明，必须要律师给我证明，优秀的律师团做这种事。”杨锐的准备工作已经做的很充分了，他相信，只要有不错的律师团，他很容易就能赢下官司，但如果没有律师团的话，想赢就太难了，杜邦甚至不用打官司，不断的申请各种禁止令，不断的申请各种法律文件，杨锐或者杨锐请的廉价小律师就要疲于奔命了。
最终，杜邦用不着等法庭的宣判，活活拖死杨锐即可。大型医药公司，或者任何大型跨国企业，都没少做这种事。
郭威沉稳的思考，一会儿道：“说来说去，就是缺钱。”
“缺很多钱。”
“如果你觉得划算，那就先想办法找钱，实在不行，找北大或者外交部帮忙。”
“我们说的可是美元，北大和外交部哪里有钱帮我。”杨锐苦笑两声，却是慢慢的有了想法，道：“也不是完全不行。”
“你说哪里？”
“不是北大或者外交部。”杨锐摆摆手，近乎自言自语的道：“不管杜邦是幕后主使，还是捷利康有什么想法，都不影响我原先的计划，还是先找钱，唔……说不定，幕后主使是杜邦，比捷利康还好点。”
郭威问：“为什么？”
“现在还不好说，我要试试看。”杨锐转头要走，又站住了，道：“郭叔，今天的消息很重要，你要帮我保密，一点都不能泄露出去。”
“好。”
“一点点都不能泄露出去，弗兰奇算是够朋友了，杜邦在没有发起诉讼之前，估计也有些保密准备的，至少不会让国内知道，您这边再帮我保密，我就有多一点的空间挪移了。”杨锐再三说明。
郭威严肃起来：“我守口如瓶，另外，在英国的留学生，我也会叮嘱他的，你放心，他如果敢说出去，他就别想再拿公费了。”
“谢谢郭叔。”杨锐像是地下党离别似的紧紧握住郭威的手，匆匆而去。
……
641。第641章 11月11日第一更
知道问题的症结在于杜邦公司，杨锐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震惊、畏难和恐惧。
去年收入400万美元的杨锐，和去年收入超过14亿美元的杜邦公司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作为一家从工矿转型到化学，从化学延伸到生物领域的巨无霸，杜邦旗下光是科学家就有10000多人。
这是一家自己就雇得起第一阶的学者，玩得起顶级实验室的公司。
而且，杜邦公司背后还有杜邦财团，那是全美排名前十的大财团，威力无穷，能够影响美国政治生态。
不过，杨锐很快还是冷静了下来，最起码，他强行抑制了自己的负面情绪。
就像是每一名坐在高考考场上的学生，若说畏难，每个人都有无数的理由来畏难考不好怎么办这样的问题，问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至少想过三遍以上。
然而，畏难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杨锐强迫自己，先从好的角度想问题。
最好的理由，很快出现在杨锐眼前：当年的西斯特公司赢了杜邦的官司！
甚至可以说是轻易解决了官司。
关于西斯特和杜邦的关系，由于是著名案例，不少科技史里都曾涉及，杨锐从脑海中翻出它们，贪婪的阅读，以免自己去胡思乱想。
西斯特公司推出PCR仪不到一年时间，杜邦公司就将西斯特告上了法庭，不像是很多漫长的专利官司那样，旧金山地方法院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将这个案子审理结束，西斯特公司大获全胜。
这说明，西斯特公司赢的堪称轻松！
而赢了官司的西斯特公司，他们掌握的专利壁垒并不比杨锐现在的厚实，事实上，他们能够依靠的就是两个主要专利，他们在耐热聚合酶方面的专利甚至还有漏洞，以至于日后再次引起诉讼……
但不管怎么说，西斯特公司能赢，说明杨锐也有可能赢。
当然，西斯特公司也是一家资产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它还是一家美国公司，并在科学界掀起了不小的声浪这家随着里根政策而崛起的生物公司，得到了许多生物界人士的同情，而巨无霸的杜邦公司在公众眼里从来都是邪恶的。
杨锐一边思考，一边在随身的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首先是要筹集律师费，有足够的律师费，就有可能在法庭上堂堂正正的打赢杜邦，杜邦的筹码有限，他们能够拿出来的，不过是几篇70年代的论文，完全不符合学术界对专利权的认定，因此，只要能堂堂正正的打官司，又有律师费，杨锐赢面很大。
想到此处，杨锐在笔记本上，写下了“筹钱”和“堂堂正正”两个词。
追求“堂堂正正”的打官司，可能并不能堂堂正正的追求得来，杨锐将此放在后面，眼睛还是盯着筹钱两个字看。
没有钱，是打不起官司的。
与加尼卡公司的交锋，让杨锐深切的感受到了美国社会的公平的价格。
本杰明是最能体现美国公平的律师，他不是最好的律师，但他在美国顶级律师行列，请到本杰明这样的律师，就意味着公平的天平不会向另一方面倾斜，大家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然后依靠证据来说话。
为了让天平不歪的价格，是每小时2500美元。
一个和解官司，本杰明与他的团队的计费时长超过了40小时，加上其他费用，最终收费超过10万美元，从和解金里拿走了三分之一还多，这还算是没上法庭的价格。
而为了看天平歪不歪，杨锐还需要自己的公司律师和参与了专利注册的香港律师岳庭，这两坨人的价格合起来，大约是每小时1000美元。
同样在这个和解官司里，他们又要分走将近三分之一的钱。
最终，杨锐自己落手的和解金还不到三分之一，甚至没有公司律师和香港专利律师们拿的多。
这还算是诉讼胜利了，而且是快速胜利了。
要是进入庭审，本杰明每场的收费是4万美元，一分钟的庭审也是四万美元，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穷人请的免费律师总是强迫他们认罪，因为免费律师不愿意上庭，准备太繁，变数太多。
作为标杆，95年的辛普森杀妻案，耗时九个月，产生了5万多页的庭审记录，而辛普森的梦幻团队，收费1000多万美元。
这就是堂堂正正的诉讼的价格。
杨锐估计，最起码需要100万美元，才能支持自己与杜邦的官司，200万美元则会安全的多。
正好是捷利康欠下自己的分红费。
“杜邦算的真准。”杨锐吁了口气，又在笔记本上写上“成果鉴定”四个字。
打官司也不是全拼钱的，他多准备一点证据资料，就能多一点的把握。
西斯特公司与杜邦的官司，最后打成了学术官司，在学术界，这是有名的案例，律师固然重要，但律师和法官，最终还得听专家证人的，专家证人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学术问题上，自然只有学者们互拼的份，没有律师们反诘的资格。
84年的中国，学术水平堪忧，但也不是没有亮点的，杨锐取代西斯特以后，这就变成了国际官司，国内有没有后盾，想来还是有些区别的。
杨锐按捺住心情，重新看了一遍自己的笔记本，然后打电话买了去平江的机票，准备从平江转车回家。
在北京就算能找到钱，找到的也是人民币，美元还是要想办法从辅酶Q10的工厂找补。
打完电话，杨锐返回学校，找到刘院长申请提前考试这自然只是过场，刘院长大笔一挥，道：“你今年期末面试通过了。”
杨锐多问一句：“符合政策吗？”
“怎么不符合，你的学术成绩在美国都得到了承认，更别说今年还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了论文，这样的学生还要强制参加期末考试，我们难道都是老古板吗？”刘院长说着自个儿乐起来了。
杨锐实在没有心情聊天打屁，感谢了刘院长以后，再去找蔡院士修改去各地拜访的时间，他想集中在一周的时间里，尽可能快的拜访各地的委员，腾出时间来回家。
至于回家的理由，杨锐未作解释，蔡院士也没有多问。在他看来，杨锐的成果通过鉴定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一个过场，还要不停的送礼，本来就有些为难年轻人。
因此，蔡院士用铅笔在墙上的地图上画了个圈，即道：“现在京城有四名教授是成果评定委员会的委员，咱们争取用两天的时间全部拜访了，如果人家有事不在，那就等咱们拜访其他人的路上，再抽空拜访，反正，现在坐飞机经常要从北京转机的。”
杨锐点头。
“上海有两名教授，再加上南京的一位，这里一共是三位，我们优先拜访，剩下四名教授散在天南海北，实在来不及的话，就听天由命吧。”蔡院士画的几个圈很有理科的严谨，北京的圈最大，上海的其次，剩下的小圈多在东南，很能体现中国的学术圈分布。
这还是国家计划的年代，等到高校流动彻底放开以后，马太效应会让北京以外的地方高校，尤其是坐落在特大城市以外的高校在学术方面黯然失色。连中科大都熬不下去，其他高校就更不用说了。
蔡教授将圈子画出来，并不耽搁时间，他带着杨锐，杨锐带着礼物，先是重新拜访了前些天开了小会的北大教授，并与各个教授约定了拜访其他教授的时间。
一条无形的线，将杨锐与蔡教授，蔡教授与教授们，教授们与教授群穿了起来。
所谓科班出身的学者们，就用这样密不透风的蛛网，将象牙塔越抬越高，直到普通人够不到的程度。
……
642。第642章 拿下（二更）
在中国，北大是最早设立了生物专业的学校，因为各种优势地位俱全，北大生物系的学生，继续从事学术和教学的亦是非常之多，有许多就职于包括清华中科院等一流院校中。
校友间的联系，学校间的联系，实验室之间的联系，使得蔡教授只需要几个人帮忙，就能联络到任何一名有资格做成果鉴定委员会委员的学者。
根据不同学者的性格，杨锐又分别准备礼物，然后在一名或两名教授的带领下，前往拜见。
拜见除了送礼，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杨锐和教授们见面，继而有机会说明自己的工作和研究。
这一点，对于学者们，尤其是不知名的青年学者尤其重要。
能够入选成果鉴定委员会的委员，都是业内大拿，背后少说要背一个牛字。
这样的专家都是极其忙碌的，巨量的工作占据了大量的时间且不说，就是有空闲，用脑过度的学者们也宁愿休息，而不愿浪费时间在青年学者身上。
因此，如果杨锐不找人引见，他是很难见到这些专家们的，霍然闯入人家的实验室里毛遂自荐，也容易适得其反。
而若是不提前见面，到时候，鉴定委员会召开，很多不负责任的委员很可能根本没有看过你的研究，凭空投票，冤死也只能怪自己。
或许有更好的体制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但就杨锐所知，更好的方法不仅没有出现，此类情况还有所蔓延，比如考研考博的学生，就往往面临见导师的问题，仿佛一次提前面试似的，有没有提前见过导师，区别甚大。
专家教授们的脾性也是不同的。
有的人喜欢收礼，有的人见不得送礼。
有喜欢收礼的，只要字画古玩之类的雅物，也有喜欢收礼的，只喜欢现金或黄金，也有的喜欢烟酒糖茶以证明自己是“礼尚往来”，还有的人，既喜欢硬通货，又不愿意要太明显的现金或黄金，那就只好送些首饰玉器之类的东西。
自然的，专家教授中也不乏清廉高贵者，此类人中好打交道的，只要提前约见，或有熟人介绍，就很容易见面，有不好打交道的，干脆是不收礼也不见面，一切全凭他本人的决定。
杨锐倒是喜欢最后一种人，节省时间不说，结果也更客观。
蔡教授对此却嗤之以鼻，说：“做决断的人，最忌偏听偏信，要是只听一面之词，很容易就做出错误决定，但不听一面之词，不等于说不听人言，全凭其个人决断，说起来简单，别人做了两三年甚至七八年的研究，他一眼就能看穿了？真要是有这样的人，我们把他供起来算了，大家就听他的号令，省下多少功夫？四个现代化说不定转眼就实现了呢。”
杨锐有点苦中作乐的笑道：“最起码，他会自己看一下申请人的论文，还有申请书。”
“那要是实在太忙呢？要是计划下午看，结果实验室出了问题呢？”蔡教授有自己的想法，道：“有些成果的评定结果，影响巨大，评审委员不一定会意识到，我们现在跑过去，就是让他们了解到。你还算好，我们以前跑项目，经常只有火车硬座坐，碰上慢车，一坐就是三四十个小时……”
蔡教授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又说：“现在火车很不错了，还有窗户，我们那会啊，都是闷罐车，到了站，人就争先恐后的往下跑，车里的臭味啊，说不成……”
杨锐莫名的笑了起来，以他的观点来看，绿皮车简直是天底下顶遭罪的交通工具了，不过，闷罐车什么的，显然更进一步……想想一节火车厢里，连一个窗户都没有，或者就在顶上开几个窗户，然后在里面塞上百号人的感觉，确实让人觉得新鲜空气都是享受了。
杨锐与蔡教授一路聊天，一路奔波于国内各大城市。
现在的航班不像是30年后那么多，许多航线都是隔日飞甚至周飞对普通人来说，这或许影响不大，哪天飞就买哪天的票好了，但对赶时间的人来说，往往就需要好好的计划一番行程了。
除此以外，杨锐也尽量让行程轻松一些，除了他兜里还有钱以外，他也是希望能让蔡教授的疲劳感降低。
蔡教授的身份是大级的，就中国生物界来说，能赶得上蔡教授的屈指可数，中科院的学部委员和北大生物系的主任的头衔，在中国学术界可谓是畅通无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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