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第1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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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联系诗歌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内容，苏雪林知道，周赫煊不是在写农民，而是在写古老的中华民族。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

　　　　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无尽的呻吟和寒冷，

　　　　……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

　　　　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这是一首接近60行的长诗，周赫煊花了十多分钟才写完。当他划上最后一个句号，身边的苏雪林已经眼眶湿润，嗓子里哽咽着什么难以倾吐。

　　　　看诗，看哭了！

　　　　凌淑华见苏雪林正在擦拭泪水，走过来问：“小梅，你怎么了？”

　　　　苏雪林指着周赫煊手里的诗，缓和情绪道：“你自己看吧。”

　　　　凌淑华埋头看去，把诗反复默念了好几遍，用沉重的语气说：“我心里有些难受。”

　　　　一个又一个人走来，一个又一个人思索，一个又一个人沉默。

　　　　这首诗表达的东西太多了，通过繁密的朦胧意象，呈现出新奇怪异的晦涩情思。或许每个读者都有不同的理解，但它核心寓意是很明确的，这是一首对古老中华民族的赞歌。

　　　　良久，徐志摩才开口道：“大家，都讨论一下吧。”

　　　　陈梦家想了想说：“有些艾略特的影子。”

　　　　“风格偏向于奥登。”张嘉铸道。

　　　　“意象雄浑，冲击力十足。”刘海粟道。

　　　　胡适说道：“这是明诚创作的所有诗歌当中，价值最高的一首。”

　　　　陈西滢这个理性主义者，突然问道：“周先生，你为什么在诗中说，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因为我看到了。”周赫煊说。

　　　　“看到了？”陈西滢苦笑摇头，“我却没有看到，我只看到东北四省接连沦陷，连察哈尔都被日寇侵占大半。这个民族正在走入低谷，哪里有半点崛起的样子？”

　　　　周赫煊说：“政府和军阀依旧宛若，但国民已经开始觉醒。无数健儿，从全国各地奔赴东北抗日；无数志士，呼吁着民主政治；无数百姓，为了前线的抗战踊跃捐款。识字率正在不断提高，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深入人心，这样的中国是不会被打倒的。”

　　　　事实上，这首诗在全面抗战后写出来更适合。

　　　　穆旦在诗歌中反复说“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就是看到了全民抗战的热情。

　　　　但现在就写这首诗，也能从其他地方理解这句话，经典诗作在任何时候都能体现它的力量。

　　　　徐志摩说：“我认为这次的写作活动，《赞美》应当拿第一，这是毋庸置疑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专门讨论这首诗。”

　　　　“我赞成！”

　　　　“我也赞成！”

　　　　众人纷纷附和。

601【现代派】

　　　　接下来两天，大家没有做别的事情，而是聚到一起讨论周赫煊的新作《赞美》。

　　　　这是一首非常成熟的现代派诗歌，当然，“现代派”这个名字还没被广泛认可。要等到明年，孙作云在《清华周刊》发表《论现代派》一文，“现代派”才真正在文坛上得以确立。

　　　　十几年前，徐志摩、闻一多、郭沫若等人，开创并摸索出白话诗的路子。他们借鉴西方诗歌的创作模式，再继承中国古诗的已有特征，将东西方诗歌融会贯通，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

　　　　整个1920年代，中国白话诗基本以“浪漫主义”为主，最典型的就是徐志摩和郭沫若。

　　　　而到了30年代，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诗歌创作从“浪漫主义”开始转向“现实主义”。比如陈梦家，他以前写的就是浪漫诗，近几年渐渐的偏爱现实诗。

　　　　“现实主义诗潮”的代表人物，有艾青、蒋光慈、殷夫、蒲风、田间等等，大部分都属于左翼诗人。他们抓住现实、追踪时代，写出来的诗作能够吸引大众，现在已经占据了诗坛主流。

　　　　至于“现代派”诗歌，追溯其命名的由来，出自于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等到明年，卞之琳在北平主编《水星》杂志，后年，戴望舒主编《新诗》月刊，越来越多的诗人加入“现代派”行列。

　　　　“现代派”诗歌的创立，对于中国诗坛来说意义重大，它是中国白话诗真正走向成熟的体现。它不能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来区分，比如周赫煊剽窃的这首《赞美》，就完美的融合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风格。不仅如此，西方的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手法，也经常出现在“现代派”诗歌当中。

　　　　周赫煊现在就把《赞美》这首诗拿出来，绝对比七年以后穆旦创作时更容易引起轰动。因为如今“现代派”还在摸索阶段，《赞美》这种风格完全成熟的现代派诗歌，对1934年的诗人们来说无异于原子弹。

　　　　还是那句话，就像在诺基亚横行的时代，突然推出一款苹果智能手机。

　　　　事实上，周赫煊以前抄的那几首朦胧诗，严格来说也属于现代派诗歌范畴，这些年不断的被民国诗人们研究。但《赞美》这首诗更加可怕，它的思想情感与技巧性的融合几乎完美，让人深深的为之着迷。

　　　　夜晚，一盏孤灯。

　　　　徐志摩捧着《赞美》爱不释手，连连感叹道：“太美了，完全就是艺术品！”

　　　　胡适笑道：“只要是好的东西，在你眼里都是艺术品。”

　　　　“我准备转变写诗的风格。”徐志摩突然说。

　　　　“那我期待你的新作，你已经快一年没写诗了。”胡适道。

　　　　徐志摩并非心血来潮，而是真的喜欢“现代派”诗歌的风格。

　　　　历史上，若非徐志摩死得早，他的创作必然会朝着“现代派”靠拢“后期新月派”的作品，已经无限接近“现代派”了，创作手法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创作理念有很大不同。

　　　　比如卞之琳，即是“现代派”的干将，又是“后期新月派”的成员。

　　　　等胡适离开房间，徐志摩再次捧起那首诗，反复的低声朗诵着，几乎是逐字逐句在研究它的创作手法。

　　　　三天后。

　　　　众人各自散去，胡适带着几十篇作品返回北平，准备进行《祥符文集》的编撰工作。

　　　　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有一番长谈，没人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但徐志摩去了海宁老家，而陆小曼依旧返回上海，估计是打算分居一段时间。

　　　　……

　　　　上海，《现代》杂志编辑部。

　　　　杜衡拿着一张《大公报》来到总编室，高声喊道：“老施，祥符文会又出新货了！”

　　　　“他们又吃火锅了？”施蛰存开玩笑道。

　　　　“一首诗，一首非常精彩的白话诗，”杜衡啧啧赞叹，“周先生果然名不虚传啊。”

　　　　施蛰存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可以称得上是“现代派”诗歌的发起人。他听说周赫煊又写诗了，连忙起身道：“快给我看看！”

　　　　这些天以来，《大公报》每日都会报道祥符文会的内容，徐志摩那张大光头照片可是引起了巨大轰动。

　　　　施蛰存抢过报纸，很快就翻到相关版面，那是一个整版报道。

　　　　前边属于记者写的文章，主要描述了祥符文会的最新进展，以及发生在名人身上的各种趣事，随后原文刊载了周赫煊的那首《赞美》。

　　　　“好诗，不输给奥登，媲美艾略特！”施蛰存连连赞叹道，“这才是诗歌该有的样子！”

　　　　艾略特是20年代欧美影响力最大的诗人，甚至被誉为“最伟大的现代诗人”。而奥登则是个反法西斯诗人，这两年在中国影响力大增，国内的青年诗人都在模仿奥登的风格。

　　　　什么雪莱，什么拜伦，早就过气儿了，那是徐志摩他们那一代的偶像。

　　　　现在的小年轻们，要么谈艾略特，要么谈奥登。你要是参加什么文学聚会，聊雪莱、拜伦会被认为老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就跟追星差不多，一阵一阵的。

　　　　杜衡笑道：“我觉得可以联系周先生，把这首诗刊登在下一期《现代》上。”

　　　　“必须的，下期杂志咱们开一个新诗专栏！”施蛰存说。

　　　　施蛰存属于周赫煊的铁杆粉丝，非常喜欢他之前的几首朦胧诗，现在当然要力挺偶像的诗歌新作。

　　　　至于杜衡嘛，他是个小说家，关于他最轰动的事迹，就是引起了“第三种人”的争论。他去年写文章说，自己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间的第三种人，结果引起文坛大混战，连鲁迅、瞿秋白等人都加入了战斗。

　　　　这件事咱们在前文提到过，始作俑者就是杜衡。此君就像是后世贴吧炸鱼的，抛出一个奇葩的观点就撤，炸出一堆旁观者互喷，他这个挑事的却站在旁边看热闹。

　　　　杜衡笑着说：“诗歌点评你来写，我去给周先生写信。”

　　　　周赫煊抛出《赞美》这首诗，恰好遇到了诗坛革新的关键点，想不引起轰动都不行，估计“现代派”诗歌要因此提前成型了。

602【开山祖师】

　　　　北平，简陋的北大宿舍里。

　　　　由于正值暑假期间，整栋宿舍楼非常冷清，连鬼影子都见不着几个。

　　　　“啪！”

　　　　孙作云拍死一只蚊子，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稿纸上。他袒露着上半身，穿着一条短裤，脚上是一双劣质拖鞋，折磨样要多吊丝就有多吊丝。但是，他正在撰写的这篇文章，注定载入中国近代文学史册。

　　　　孙作云出生于东北辽宁，也即是说，他现在是个流亡学生。

　　　　他的大学生涯非常曲折坎坷，19岁时毕业于东北大学附中，本来可以免试保送进入东北大学。但他却孤身前往上海，凭本事靠近了复旦大学。

　　　　孙作云在复旦读了不到一年的书，突然“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寇悍然入侵上海。复旦学生们发起组织义勇军，孙作云毅然投笔从戎，弃学加入了积极抗日的十九路军，负责给前线杀敌的将士们运送弹药。

　　　　这一仗打得稀里糊涂，中日两国居然和平休战了，复旦的学生军也随之解散。

　　　　孙作云他们这些学生就尴尬了，当兵当不成，上学也上不成。一气之下，孙作云干脆跑去北边，当年就顺利考入北大读书。

　　　　孙作云马上就要读大三了，他前些天看到周赫煊的新诗《赞美》，于是决定写一点什么。

　　　　就当是，提前写毕业论文吧。

　　　　书桌上摆着十多本参考书，外加厚厚的一摞杂志，孙作云下笔如有神，很快稿纸上就出现一行行钢笔字

　　　　“《论‘现代派’诗》

　　　　（一）中国新诗的演变三阶段

　　　　从胡适先生的《尝试集》算起，新诗到现在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到现在新诗走到最迷乱的道路，新作家们又各自标新立异，而新诗形式的不固定，也是造成混乱原因之一……

　　　　我把新诗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郭沫若时代，2闻一多时代，3周赫煊时代。

　　　　第一期：郭沫若时代的作家，非常多，也非常庞杂。不过这时代的诗，意境与内容，尽管彼此不同，但其共通的特点是形式的不固定，不讲韵脚……

　　　　第二期：以闻一多与徐志摩两先生为代表。徐先生的诗歌特点是流利，清莹，华丽……和闻先生同派的诗人是陈梦家先生。陈先生的诗，意境与形式并茂，且不为人藩篱，最能表现自我的一位诗人……这一派诗的特点，是形式的匀整，音节的调叶，且取材亦较他人为高。

　　　　第三期：以周赫煊先生为代表，和周先生同派的有戴望舒、施蛰存、李金发等先生。这派诗的开端，是周先生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简单的两句话道尽了人间丑恶。这首诗用新奇瑰丽的意象，给后来的诗人们带来许多影响。这派诗是现在国内诗坛上最风行的诗式，特别从一九三二年以后，新诗人多属于此派，而为一时之风尚。因为这一派的诗还在生长，只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而无显明的旗帜，所以只好用‘现代派诗’名之，因为这一类的诗多发表于《现代》杂志。

　　　　（二）现代派诗的特点

　　　　现代派诗的特点，便是诗人们欲抛弃诗的文字之美，或忽视文字之美，而求诗的意象之美。他们的诗不乞灵于音律，所以不重韵脚，因而形式亦不匀整。

　　　　从这一方面说，现代诗是新月诗的反动。他们主张用新的辞汇，抛弃已为人用烂的旧词汇，但旧的字汇能有新的暗示力者亦用之……就拿周先生的新作《赞美》来举例，第一节共19行诗句，只有3行贴合了韵脚……戴望舒先生的《望舒草》，也是这派诗的典型作品，我看到不知多少青年诗人在模仿它……”

　　　　孙作云这篇论文足足有一万字，他将胡适列为中国新诗的先行者，然后又将新诗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领军人物是郭沫若，第二阶段的领军人物是徐志摩和闻一多，第三阶段的领军人物是周赫煊和戴望舒。

　　　　嗯，一个不小心，周赫煊变成了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开山鼻祖。

　　　　在文章里面，孙作云还讨论了当今诗歌的创作情况，他说：

　　　　“一九三一年以后，中国政治越来越高压。诗人们天生无媚骨，不会溜须拍马，又不能满意于现社会，每个作家都陷入绝望的泥潭……又因东北事变，悲惨的古国，不年余便失掉全国五分之一的土地……不悲观又能怎样呢？

　　　　现代派诗歌，往往表达悲观的虚无思想，因此在这三年里现代派诗人倍出，盛极一时，形成一个大派别。然而，他们的创作有很多弊病，比如无病呻吟，比如结构散乱，比如为艺术而艺术，比如趋向于病态题材。

　　　　周赫煊先生的这首《赞美》，为现代派诗歌的创作提供了范例。它的立意是健康向上的，是积极进取的；它的结构看似松散，其实圆满自合；它的韵脚虽不规整，但平仄有致，读起来朗朗上口；它对意象的运用登峰造极，并没有无端刻意的堆砌……现在的青年诗人们，真应该多读读周先生这首诗，不要让自己的创作走进死胡同……”

　　　　孙作云的这篇《论现代派诗》，比历史上提前大半年发表，一经问世就引起试探大讨论。

　　　　“现代派”诗歌，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

　　　　在这一诗派中，周赫煊是开山祖师兼教主，戴望舒相当于副教主兼总护法，还有施蛰存、卞之琳等人是教内的几大长老。至于几十年后兴起的“朦胧诗派”，只不过是“现代诗派”的分支而已，顾城的地位大概相当于外门掌教吧。

　　　　全国的青年诗人们都疯狂了，逮着周赫煊的《回答》和《赞美》使劲模仿，甚至直接将原句拆解重组，然后放进自己的诗歌作品当中。

　　　　如果说，郭沫若是15年前的诗坛偶像，徐志摩是10年前的诗坛偶像，那周赫煊就是现在的诗坛偶像。

　　　　不管是闺中少女，还是爱国青年，都捧着周赫煊的新诗如获至宝。

　　　　只可惜周赫煊的诗歌产量太少，到现在也不超过十首，这让他的崇拜者们感到非常遗憾。

　　　　中国白话诗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终于走向成熟了，周赫煊无意间给它添了一把火，并且留下无法撼动的历史地位。

603【内山书店】

　　　　1934年7月，周赫煊在中国诗坛掀起一阵现代派热潮，无数青年诗人踊跃加入这个派别，一时间举国皆谈“现代派”。

　　　　与此同时，《雷雨》经由巴金的推荐，在《文学季刊》上正式发表，曹禺犹如一道闪电划破30年代的文坛夜空。

　　　　这部话剧不但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还很快在日本东京上演，并由神田一桥教育馆发行日译本，迅速在日本成为畅销书。《雷雨》的构思创作前后历时五年，并在抽屉里锁了大半年才投稿，但它的成名只用了半个月时间。

　　　　郭沫若在东京观看了《雷雨》的演出，大为激动，亲自为《雷雨》日译本作序，盛赞《雷雨》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

　　　　鲁迅看了日译的《雷雨》剧本颇为兴奋，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以及一个新出的左翼戏剧家曹禺。”

　　　　能让常年互喷互怼的鲁迅和郭沫若同时赞扬，可见《雷雨》的质量有多么过硬。曹禺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一跃成为享誉中日两国的剧坛新星。

　　　　整个七月，周赫煊和曹禺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百代公司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时机，周赫煊的两张唱片顺势推出宣传费可以节省不少。

　　　　……

　　　　上海，日租界。

　　　　内山书店。

　　　　欧阳予倩扶了扶眼镜，笑着给书店老板打招呼：“邬其兄，好久不见啊！”

　　　　“欧阳先生，请里面坐！”内山完造起身相迎。

　　　　欧阳予倩慢悠悠地走进去，对正在看书的鲁迅说：“周先生，你今天来得真早。”

　　　　鲁迅用淡然的语气说：“国党特务又在抓人了，我来书店躲一躲。”

　　　　两人闲聊片刻，田汉以及其他进步人士，陆陆续续来了七八个，大家开始聊现代派诗歌和《雷雨》。

　　　　内山完造安排两个店员望风，自己也跑进去旁听，时不时的插上两句话。

　　　　几十年后，有许多公知经常在网上造谣，说内山完造是个日本间谍，由此证明鲁迅也是个汉奸，居然能骗到无数网民转发点赞这个谣言的依据，来自于去年（1933年）的一篇文章，鲁迅的《伪自由书后记》中也有记载，内容如下：“内山书店是日本朗日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只要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然而事实真相如何呢？

　　　　就在国党御用文人炮制那篇造谣文章的前两个月，内山完造由于多次保护中国人的行为，被日本军方怀疑为共党，顶不住压力只能暂时返日躲避风头。

　　　　内山完造的处境蛮尴尬，他是个日本人，还是鲁迅的至交好友。一边被国党文人污蔑为“日本间谍”，一边又被日本军方怀疑为“日本共党”，简直两处都不讨好。

　　　　其实内山完造啥都不是，他首先是一个商人，其次是一个人道主义基督徒，年轻时同情中国的革命者，晚年则倾向于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

　　　　内山完造的人格并不伟大，让他为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比如在日本侵华期间，内山完造就积极配合日军，接收了上海地区的一些图书产业。因此说他首先是个商人，而且还是个日本商人，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内山完造又是信奉人道主义的基督徒，所以他能够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的给中国友人一些帮助。而且他还很同情中国的革命者，他的内山书店，几乎成为上海左翼文人的联络点。他书店里面的中国籍店员，清一色全是进步人士，下个月就有两位店员被特务抓捕。

　　　　包括革命烈士方志敏写给**中央的报告以及遗书，也是先送到内山书店保管，然后由鲁迅托人转交给**中央。

　　　　“邬其兄，能否借你的留声机一用？”田汉问道。

　　　　内山完造立即说：“当然，请稍等。”

　　　　等内山完造把唱机拿来，田汉神秘地说道：“守信（聂耳）赠了我两张唱片，过几天就要正式发行，咱们先听为快！”

　　　　鲁迅抽着烟说：“寿昌（田汉）如此郑重推荐，看来又是顶好的进步歌曲啊。”

　　　　“诸位同志且先听听。”田汉把唱针轻轻放下。

　　　　屋子里很快响起歌曲前奏，紧接着是一阵童音：“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周赫煊、周璇、儿童伴唱团的歌声配合出完美的层次感，让这首歌的情绪不断递进，那混合着悲愤、哀愁、抑郁、凄凉和怒火的复杂情绪，感染着屋中的每一个人。

　　　　“唉！”

　　　　内山完造首先叹息，在这种时候，做为日本人的他就显得尴尬了。从道德上，他觉得日本侵华是不应该的，但从情感上，他又无法反对日本政府的行为。

　　　　“周明诚写的歌啊，我听过的。”鲁迅说。

　　　　欧阳予倩感慨道：“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我几欲掉泪。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