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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文豪崛起-第3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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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这几个月都住在周公馆，帮着周赫煊查了不少明史资料。他说：“费孝通教授的出发点是社会底层实际情况，他在云南考察了许多乡村和城镇，处处都用数据说话。张其昀教授着眼于大局，是从政府角度考虑的。而刘乃诚教授则热衷于制度建设，他想先搭好制度框架再进行改革。但张教授和刘教授的观点，都有点脱离中国实情，未免想当然了。”
周赫煊叹气说：“中国现在就是这样，中央政府那些官僚，一个个如张其昀那般脱离基层。而大部分自由学者，又天天想着搞宪政，像刘乃诚那样盲目追求民主。费孝通这样的人反而很少，且都没有什么发言权，只能埋首纸堆而已。河南省粮食局长卢郁文，在当经济学家的时候说得头头是道，主政时却屁股决定脑袋，河南被他搞得一团糟。”
河南灾荒期间，军政两派的态度很离奇，完全出乎人们的一贯思维。
按理说，军人应该为了军粮而不顾百姓，政府更应该为了百姓而减少征购。
但恰恰相反，除了横征暴敛的汤恩伯以外，河南那边的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救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号召自己的士兵每天节约粮食二两，用这些剩下的口粮去救济灾民。川军将领李家钰对灾情心忧如焚，专门跑去找何应钦，结果被何应钦一通训斥。
反倒是河南政府的官员，从上到下不顾灾荒，打着征购军粮、抗战报国的旗帜瞎搞胡搞。
“所以国民政府行将就木，未来是共党的天下。”端木蕻良毫不掩饰亲共态度。
周赫煊笑道：“这话出了门别说。”
端木蕻良道：“老师，我准备去广西，欧阳予倩先生请我加入广西艺术馆，专门创作抗战爱国剧目。”
周赫煊也不挽留，说道：“路费不够就去乐怡那里支取。”
1035【老蒋的惊世大作】
1943年的史学界很热闹，不仅周赫煊出了书，吴晗出了书，常凯申也出了一本书。
常凯申出书的时间在三月份，书名叫《中国之命运》，假借历史而论述政治。这本书使用了最好的纸张印刷，为了让老百姓买得起，价钱非常非常便宜。
仅一个月，《中国之命运》就发行15万册，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销量很快达到了100万册。但国内卖得越多，亏得也就越多，因为都是赔本赚吆喝。
相比国内的亏本，此书的海外版权赚了不少。
毕竟现阶段的中国，属于反法西斯同盟中仅次于美、苏、英的大国。中国领袖常凯申的著作，引起了英美出版商极大兴趣，他们连内容都不看，纷纷花高价购得海外版权。
然后，这些英美出版商就吐血了。
《中国之命运》在英美出版之后，刚开始销量还马马虎虎，但很快便遭到政界、学界和民间的一致批评。因为此书毫不掩饰的表达了独裁和种族主义观点，这些话题在二战期间的英美两国极为敏感。
老蒋本来想著书立说，借此提升自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却没想到因此在国际上名声大坏。
以前英美两国的政客、学者和百姓，本来还因中国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而对常凯申抱有极好的印象。一本《中国之命运》，直接将他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原来你是这样的常凯申！
在国内同样如此，共党、民主党派和自由学者被惊呆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老蒋敢写书“自黑”得这么彻底。
学者们看来，《中国之命运》的出版，是老蒋在抗战期间最大的昏招，甚至比滥发纸币都更让人恶心。滥发纸币、物价非常，还能让人勉强接受，毕竟这是为了抗战而牺牲个人利益，但《中国之命运》就只能让人心寒。
有一种说法是，常凯申凭借一本《中国之命运》，彻底得罪了大部分民主党派和自由人士，将无数爱国者成功推向了共党那边。
闻一多说：“《中国之命运》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的想法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闻一多最终走上反蒋的道路，就是因为读了《中国之命运》。
而在1942年初，闻一多曾对儿子闻立鹤说：“（常凯申）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此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
也即是说，1942年初的闻一多，还属于老蒋的迷弟一枚，连皖南事变他都可以无视。他是衷心尊崇常凯申，对常凯申的个人魅力和坚持抗战抱有好感，更相信常凯申能领导中国取得抗战胜利。
仅仅一年时间，涨薪事件、屈原事件、赈灾事件、出书事件……老蒋在闻一多心中的光辉形象直接破灭，从偶像领袖变成了独裁武夫。
《中国之命运》这本书错误众多、废话连篇，其中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论述，就连美国人费正清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费正清明确表示：“这本掌权者的书，是对著书立说的教授们的一种侮辱……一位政治家写出这样的小册子实在有**份，如今我明白了为什么每位参与此书英译本的人，都像得了寒热症一般。”
费正清所说的“寒热症”，是当时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参事们，全权负责《中国之命运》的翻译工作。
这些参事在进行翻译的时候，简直就跟吃屎一样难受。他们必须做的，就是把一坨中国口味的屎，翻译成外国口味的屎，并且在翻译过程中相当于把屎吃了两遍。
此书的观点虽然出自于常凯申，但却由陶希圣代笔，陈布雷也有部分参与。
陶希圣写书的时候战战兢兢，写得一身冷汗。他知道此书出版的后果，但只能硬着头皮去写，幸好他不用在封面上署名，读者骂得再凶也跟他没什么关系。
太祖对《中国之命运》的评价是：“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
面对国外读者的一致批评，老蒋自己在日记中表示：“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如此之大也。”
废话，英美读者能不反感吗？
《中国之命运》不仅大谈独裁和民族主义，还把中国的落后全部推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上，一切归罪于不平等条约，就差没指着英美列强的鼻子骂娘了。
如果说，中国的国力落后，还能归罪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但把中国的政治、道德、文化的落后，也归罪于帝国主义侵略，这又是什么奇葩思路？难道列强不侵略中国，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就不落后了？
而且，现在中国和英美可是盟国关系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打到节骨眼上，老蒋出版这种攻击盟国的书是出于什么想法？
我们总结一下《中国之命运》所表达的思想，大致来讲就是：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汉唐盛世表明中国人是最优秀的民族。且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汉满蒙回等族，不过是中华民族的大小宗支。中国在满清手里彻底败坏和倒退，又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走入深渊。中国想要复兴强大，就只能在伟大领袖常凯申的带领下、国党的统治下、三民主义的指示下才能完成，才能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伟大。
乍看之下，似乎写得并不离谱。但往往前后观点自我矛盾，使用论据错漏百出，并且完全无视人民大众对国家的贡献牺牲，把晚清以来中国的进步、抗战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全部归功于老蒋一人身上，全部归功于国党和三民主义的英明。
老蒋就差没在书中明说：我要独裁，所有人都必须听我的。我要干翻世界列强，我要扫清垃圾满清以来的耻辱，让中华民族实现全面伟大复兴！
老蒋在书中暴露出的形象，是一个独裁版的反清复明者，一个义和团式的农民民族主义者跟后世的某类网友非常相似。
首批六位访美学者没走多久，张道藩就拿着一本《中国之命运》来到周公馆。他对周赫煊说：“明诚，不知总裁的大作你读过没有？”
“读了。”周赫煊道。
张道藩问：“感觉如何？”
周赫煊道：“震撼莫名。”
张道藩说：“如今国内对此书批评者甚多，请明诚写文章为《中国之命运》正名。对了，总裁让我转告明诚，他老人家认为你这半年读史颇有建树，不用再闭门反省了。”
这相当于交换吧，周赫煊帮老蒋吹捧大作，老蒋让周赫煊重获自由。
周赫煊想了想：“我认为自己的学术修养不够，还是继续闭门苦读吧。”
张道藩：“……”
1036【石牌保卫战】
“因为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外国文学的奴隶……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信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致，忍心侮蔑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遗产。”
这段话摘自《中国之命运》，常凯申的本意是抹黑共党和民主人士，其中“某一学说”特指**和自由主义。然而，他连带着把五四以来的新青年全骂了，似乎只要学习了西洋文化的中国人，全是数典忘祖的混蛋，全是崇信西洋的走狗。
“这些国耻违背我国民的希望，有损我国民的自信，激起我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五四运动就是这种要求最鲜明的表现，在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之下，军阀官僚的政治，只有没落的一途。”
在这里，常凯申变成了歌颂赞扬五四运动，完全忘了自己对五四精神的贬低。他的逻辑是双重标准的逻辑，他说新文化运动是为了自强而学习西洋文化政治，共党和民主人士忘了这个出发点，变成了西洋文化奴隶。而国党和他蒋某人牢记出发点，所以能推翻北洋统治，变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在论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伦理道德的败坏时，老蒋列举租界中的各种丑恶现象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租界是娼赌盗匪的庇护所，把中国变得人人言利、不知廉耻，这种不良风气从租界扩展到全国，把恪守礼仪道德的淳朴勤劳的国人都教坏了。
常凯申还在书中攻击基督教，他认为儒家的孔孟之道能够稳定社会、教化民众、以德润万物，而基督教的传入则把中国人的道德从根基上摧毁。
似乎没有租界，中国就没有娼赌盗匪。似乎没有基督教，儒家思想就能让中国崇善遵礼。
从文化推及政治，常凯申用袁世凯称帝、曹锟颁布贿选宪法，来论证西方政论学说不适合中国实情。他认为任何西洋学说，都应该考虑中国的现状，不能一味照搬，而要结合中国本土情况进行调整完善。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常凯申是在非常隐晦地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都是渣渣，信奉西洋宪政的民主党派也是渣渣，信奉西方文化教育的还是渣渣在中国应该搞独裁，在中国应该儒德治国。
以上这些，让周赫煊怎么帮他洗？
《中国之命运》一书，把国内外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教育界人士、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全得罪了。
所以有人把常凯申在书中所表达的思想，称之为“义和团思想”。就跟当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样，洋人的东西都是垃圾，洋油、洋火、洋灯、洋布都是秽物，似乎只要灭了洋妖，中国马上就能复兴强大。
至于中国近代为什么会落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什么会导致国势衰落，老蒋把责任一股脑儿的推给满清政府。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被满清给歪曲了，只要纠正了满清的错误，中国就能依靠自己固有的文化发展起来。
这种观点很能迷惑人，但他全然忘了满清的文化制度沿袭自明朝，儒家思想早在宋朝就被歪曲得没边儿了。
汉武帝那会儿独尊儒术，就已经把儒家歪曲了一回，儒家早就是融合诸子百家思想之大成的杂家，只不过披着儒家的皮而已。就算要恢复儒家传统，也应该恢复汉儒，大一统、大复仇，不要怂就是刚，而不是被老蒋推崇至极的明儒。
在周赫煊看来，常凯申出版《中国之命运》，无非是要加强文化宣传，为反对共党和民主宪政派定下基调。但他的打击面太广了，不知道拉拢一派打击另一派，居然站出来大吼：“我不是针对谁，在座的通通都是垃圾！”
最扯淡的，老蒋在书中攻击教育西化是什么鬼？就算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某些教授惹了你，也没必要对准所有教育界人士开火啊。
周赫煊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也被骂了，而且是在学术、思想、教育等多个方面被骂。
事实上，常凯申只是非常明确的骂了满清、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民主党派和共党，其他都是顺带一提而已，或许真没有骂尽天下的恶意。但他的思想理论太模糊，论证过程也太模糊，地图炮开得太多，导致所有读者都感觉自己被骂了包括常凯申和他的老婆宋美龄都在被骂范围中。
正所谓，老子发疯起来，连自己都骂！
在《中国之命运》遭到读者厌恶的时候，在《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前一个月，中国还爆发了一场东方斯大林格勒战役石牌保卫战。
就是当初工程款被贪墨克扣，用竹竿和石灰来修筑江防，冯玉祥闻讯把主事官枪毙法办那个石牌。
5月25日，日军10万兵力进攻石牌要塞，中国方面陆续投入15万兵力固守。
石牌位于三峡地段，是入川的必经之地。一旦日军攻克石牌，四川再无险要堡垒可守，日本军舰可以非常轻松的逆流而上，陪都重庆也将遭受严重的威胁。
主持固守任务的**将领是胡琏，黄埔四期毕业，属于陈诚嫡系。
在战斗打响之前，胡琏就已经写好了两封遗书。
一封是给妻子的：“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效忠为宜……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几年……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
一封写给父亲的：“……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也足慰……”
他对麾下将士说：“从明天起，我们将与敌人短兵相接……战至最后一个，将敌人枯骨埋葬于此，将我们的英名与血肉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
这一仗，中国仅存的空军和海军全部上阵，但在日本空军和海军面前根本没有可比性，只能起到微小的骚扰和震慑作用。
真正依靠的还是陆军，各阵地被日军的飞机和军舰轰了又轰、炸了又炸。第34师1排战士在荆树林里设防战斗，日寇久攻不下，遂调来飞机支援，竟把树林直接炸成一个个秃树桩。
**虽顽强抵抗，但终究敌不过日寇的海陆空配合进攻，渐渐被日寇攻至石牌要塞外围主阵地。幸好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日寇的战舰、坦克都不顶用了，只能用山炮配合飞机轰炸。
**无法承受日寇强大的轰炸火力，外围阵地很快被攻破。此时胡琏将军毅然发动白刃战，命令将士冲出去跟敌人混战，让日寇的飞机不敢再肆意轰炸。
双方士兵混战在一起，整整三个小时听不到枪声，因为白刃战已经焦灼到无法开枪的程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白刃战。
利用白刃战将日寇赶出外围主阵地后，日寇于第二天重新组织进攻。中国空军和美国飞虎队此时频频出动，中国空军对日军的补给线和机场展开轰炸，而飞虎队则和日机展开空战，击落敌机6架。中国海军则顶着日机的轰炸，从上游布放漂流水雷，阻止日本军舰配合陆军作战。
又进攻了一天一晚，日军终于动摇，掉头东逃。
此战，我军共伤毙敌寇7000余人。
主将胡琏因功晋升副军长，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1037【史迪威和花生米】
咱们再回到老蒋出书事件上来，为什么没有身边的学者阻止他？
很简单，因为老蒋是“孤家寡人”。
我们来看史迪威写于1943年的日记，日记中的“花生米”代表常凯申，这是史迪威给老蒋取的独特外号，在美国泛指那些野心大而能力不足之人。
“很简单的饭菜，没有什么仪式，但是上帝啊！那种气氛。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人面前，没人敢说一句话或发表一个观点……没有争论，没有提问，只有毫无表情的脸和冰冷的端庄举止。”
“花生米迟到了一个半小时，在仪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花生米身边的每个人又都成了石头，何（应钦）像雕塑般坐在那里，根本没有张嘴。”
《中国之命运》是由陶希圣代笔的，陈布雷也写了一部分。
这两位都是玩笔杆子出身的，怎么可能不知道此书的拙劣之处？纵使他们妙笔生花，奈何其中所有思想观点都是老蒋的，他们只能在老蒋提出的思想框架里面各种圆谎，那些似是而非、前后矛盾的论据论述，已经是陶希圣和陈布雷所能做到的极限了，至少还能迷惑到一些激进民族主义读者。
老蒋的可悲之处，不在于没人敢对他说话，而是没人对他讲真话。
咱们继续看史迪威的日记：“他证实了我全部的最悲观的观点，花生米其实算不上独裁者。他发布命令，每个人都鞠躬言是，但谁也不干什么。他了解中国**贪污的全部清空，但他没有治愈这一问题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恶劣条件，但他做不了什么……他想成为一个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他没有理由怕什么，让他们说好了。他也不必怕共党，他本可以利用他们。”
史迪威只是中国的一名匆匆过客，在中国没住多久，但已经把局势看得很清楚了：“战争之后，中国将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花生米只明白他身边发生的事，而这个国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顽固、愚蠢、无知、专横、不容他人、不讲道理、无法说通、忘恩负义而又贪婪无比。”
我们前一章提到的石牌保卫战，老蒋虽然对外宣称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颇有誓与国家共存亡、君王死社稷的慷慨决绝。但实际上老蒋吓尿了，他以为日寇即将攻破三峡、杀入重庆，他紧张到当着美国人的面，对汇报军情人员发脾气的程度。
史迪威在日记中是如此记述的：“在宜昌事件（即日军进攻石牌）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
而让史迪威最无语且愤怒的是，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这么重大的事情，常凯申没有跟任何军政部要员商量。史迪威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讨论作战计划，何应钦表示一无所知，气得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显然，如果何（应钦）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花生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者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指老蒋）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
常凯申是很难被人说服的，他在没有任何证据是轻易下结论，且不可更改。他在面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同时，必然坚信好消息，即便所有线索都证明坏消息才是真实的，他依旧相信好消息。
对于这一点，史迪威同样深有感触。
在远征军作战问题上，常凯申的很多做法让史迪威匪夷所思，他只能请求宋霭龄和宋美龄去帮忙劝说：“花生米越来越不像是个独裁者，倒更像是个政治上的骑墙派。他除了树立个人声誉之外，没有什么权力，他的家人更了解这一点……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复无常和怪诞。梅（宋美龄）总是说，他很难把握，他得出结论时不太考虑证据……她们（负责劝说的宋氏姐妹）已近乎精神崩溃，不能入睡。梅（宋美龄）说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梅对我说，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埃拉（宋霭龄）说，他在烦的时候就装出一副高贵的样子。”
所以周赫煊的任何建议，在老蒋那里都是无效的。
连宋美龄和宋霭龄都无法说服，更何况周赫煊了。别看在小事上，老蒋处处顺着宋美龄，遇到大事他半点都不会让步。
史迪威第n次离开重庆之前，特地来了周公馆一趟。他在周赫煊面前大吐苦水，抱怨一通道，“周，我已经快被你们的领袖逼疯了。他的所有军事命令，都不跟中**政部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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