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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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周赫煊满额头黑线，“唐驼的卖字广告。”

　　　　咱们说袁公子登报卖字，已经非常有个性了，可唐驼更牛逼，居然用飞机散发卖字广告。

　　　　唐驼是谁？

　　　　就是本书前面章节里提到的，六年内写了3万副对联，雇佣两个助手磨墨还不够，自己发明磨墨机那位。

　　　　冯庸听了大笑：“哈哈，有意思，头一次见用飞机发卖字广告的，我得去拜会拜会。”

　　　　周赫煊只能表示：民国的疯子真特妈多。

　　　　由于飞机的油不太够，冯庸只转悠了几分钟，便前往虹桥机场降落，然后两人坐车返回海格路宅子。

　　　　当晚歇了一夜，冯庸便开着飞机前往北平，然后转飞奉天向张学良复命。

　　　　在上海逗留数日的汤因比，也带着女秘书前来辞行。他要去南京拜访常凯申，然后前往湖北和山西，四处考察中国的文化和政局。

　　　　汤因比问道：“周先生有兴趣到伦敦大学授课吗？”

　　　　“太远了。”周赫煊直接拒绝。

　　　　汤因比发出邀请道：“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周先生能去英国做学术交流，那边的学者肯定很感兴趣。”

　　　　“以后再说吧，”周赫煊拿出一沓稿件道，“这是我的文章，已经翻译成英文了，汤因比先生你可以替我带回英国。”

　　　　“荣幸之至。”汤因比笑道。

　　　　那些正是《历史研究》稿件，不过周赫煊讲课的时候，改成了《人类文明史》。内容与讲课时大同小异，不过也有些修改，是他跟汤因比讨论后定的稿。

　　　　两人已经约定，这一系列学术论文，观点不同的各自撰写后署名，观点相同的则共同署名发表。

　　　　汤因比走了，沈从文也赴任了，被胡适邀请去中国公学当老师。

　　　　结果上课的第一天，沈从文就闹出大笑话。他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的学生久久不语，脑子里一片空白，脸和脖子都憋得发红。

　　　　学生们有些懵逼，不知道这位新老师想干啥。

　　　　只听沈从文说：“给我五分钟时间！”

　　　　好嘛，沈大作家是脑袋宕机了，第一次讲课有些找不到北。

　　　　中国公学就在上海，周末大家出来聚会时，沈从文自然而然成为被调侃的对象。

　　　　沈从文表情显得很尴尬，胡适安慰他说：“没事的，慢慢就好了，第一次难免出差错。”

　　　　“我们还是聊文学吧。”沈从文掩面道。

　　　　徐志摩问周赫煊：“明诚还是没写新诗？”

　　　　周赫煊想想说：“有一首。”

　　　　徐志摩找来纸笔，迫不及待道：“快写出来看看。”

　　　　周赫煊这次抄的诗很短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徐志摩反复咀嚼着其中意味，猛的赞道：“好诗！好灵性！回味无穷！”

　　　　“有点禅意。”胡适微笑说。

　　　　沈从文细细体会着那意境，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似乎想起了他的湘西往事。

　　　　就在《新月》将这首诗刊载时，周赫煊的作品终于在法国出版了，而且一出就是好几部。

284【年鉴学派创始人】

　　　　斯特拉斯堡市，隶属于阿尔萨斯大区，位于德国和法国边境。

　　　　这里的历史变迁很复杂，它原本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并入法国，接着又被德国占有，一战后又被法国抢回来。

　　　　记性好的朋友，应该还对中学历史课本中的凡尔赛合约有印象，其中一个条款就是：德国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给法国。

　　　　吕西安费弗尔，此时就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当教授。

　　　　他最近正在筹备创办一本杂志，叫做《经济社会史年鉴》。我们以未来者的视角来看，这份杂志开创了年鉴学派，改变了世界史学界的面貌，为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好吧，说起来很牛逼，但此时的吕西安费弗尔还属于“非主流”。

　　　　二十世纪20年代的欧洲史学界，主流派别为“新史学”实证主义史学。

　　　　这种史学流派兴起于19世纪后期，当时自然科学爆发式进步，科学家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要成果。整个西方社会，都陷入对科学的无限崇拜当中，史学家们也不例外，

　　　　于是乎，有人提议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通过各种心理分析，以及对事物之间有机联系的关注，用来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把所有历史都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大要素。史学家们利用自然科学思维，总结出一套“科学公式”，研究历史的时候往“公式”里套即可。

　　　　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有其先进性，促使传统史料去伪存真，让历史研究更加严谨。但局限性同样很大，史学家们这么搞下去，导致史学朝着自然科学靠拢，忽视了历史研究的独特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的思想界、史学界、文学界，都充斥着颓废、迷茫和反叛，从而酝酿出多种多样的新流派。

　　　　质疑实证主义史学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暂时还无法将它推翻，吕西安费弗尔就是反对者中的积极分子。

　　　　“杂志稿件还没收齐吗？”马克布洛赫走进办公室问。

　　　　吕西安费弗尔笑道：“还有一份在邮寄途中，可能最近几天就能收到。”

　　　　马克布洛赫苦恼地说：“我前后联系了五家出版社和发行商，没人愿意帮忙发行我们的杂志。”

　　　　“很正常，”吕西安费弗尔比喻道，“实证主义史学是风车，我们就像不自量力的唐吉坷德，很难得到主流群体的重视。”

　　　　“那怎么办？”马克布洛赫问。

　　　　吕西安费弗尔说：“去巴黎吧，我跟阿歇特出版社的小路易打过交道，或许他能帮忙发行杂志。”

　　　　等到周末，两人把杂志创刊号的内容编好，拿着粗糙印刷的样刊结伴前往巴黎。

　　　　……

　　　　20世纪20年代，被西方世界称为“疯狂的20年代”。

　　　　特别是法国这边，一战的糟糕状况已经结束，经济在20年代全面复苏，呈现出耀眼的繁荣景象。

　　　　但战争带来的心灵创伤，却刻在每个人骨子里。于是有钱人尽情享乐，颇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味。而艺术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们，则各种反叛传统，创造出乱七八糟的新流派。

　　　　穷人们也顾不上闹革命，虽然他们过得比以前还困难，但劫后余生让人更加珍惜生活。而且到20年代末期，社会经济的全面复苏，也让底层人民稍稍有了点希望。

　　　　这似乎是一个盛世！

　　　　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两人，行走在巴黎街头，看着那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心情变得好了许多。

　　　　由于阿歇特出版社在巴黎西郊，时间太晚赶不上，他们干脆在旅店住下。

　　　　此刻已是半下午，费弗尔闲得无聊，于是提议去逛书店，布洛赫欣然同意。

　　　　跟美国那边情况一样，20年代的法国出版业也正处于繁荣时期，每年出版的图书数量接近2万种。

　　　　由于是周末，逛书店的人特别多。

　　　　费弗尔直奔文史类的书架，刚刚走近，便看到一整排新书：《大国崛起》、《枪炮、细菌与钢铁》、《菊与刀》、《神女》、《狗官》。

　　　　整整五部，除了武侠小说外，周赫煊的作品几乎全在这里。

　　　　法国佬玩得够嗨啊，完全不怕卖不掉！

　　　　费弗尔对周赫煊印象深刻，他还把《大国崛起》的部分残篇，郑重推荐给自己的学生读过。

　　　　一看到书脊上的作者名，费佛尔立即惊喜地取下。

　　　　只见《大国崛起》的扉页上，有一篇《费加罗报》记者勒戈夫写的作者简介，甚至还配有周赫煊的半身照：周赫煊，中国人，1898年出生。童年时期流落东南亚，跟随美国传教士学习英文。少年时浪迹美国，在多所大学旁听。19161926年间，环游世界，出入各国图书馆、档案馆搜寻资料。现为中国高等学府北大的校长，以其卓越的史学和文学才华名震远东地区。

　　　　“噢，上帝！他居然才30岁，真是太年轻了。”费弗尔不由惊叹道。

　　　　“怎么了？”布洛赫走过来问。

　　　　费弗尔指着书架上那一排作品，笑道：“中国周的著作。”

　　　　“写《大国崛起》那个中国周？”布洛赫惊喜地说。

　　　　《大国崛起》的残篇早已流传欧洲，研究历史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听说过。而这本书里表达出的治史观点，正好和费弗尔、布洛赫不谋而合。

　　　　两人开创的年鉴学派，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各种科学，将这些糅汇在一起研究历史。

　　　　这不正是《大国崛起》的叙史方法吗？

　　　　所以在几十年后，世界史学界普遍认为，在费弗尔和布洛赫开创年鉴学派之前，年鉴学派就已经有大成之作，即《大国崛起》。

　　　　也因此，周赫煊被称为“年鉴学派先驱”、“年鉴学派奠基人”。

　　　　但也有不同的观点，许多历史学家就认为，《大国崛起》并非年鉴学派著作，而是成熟的现代史学著作，那是完全超越时代的作品。

　　　　费弗尔和布洛赫只随便翻了几页，就各自抱着一套周赫煊作品去结账。

　　　　费弗尔甚至决定修改杂志创刊号内容，加入一篇《大国崛起》的评论文章。他们创办杂志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翻当下流行的实证主义史学，而周赫煊的《大国崛起》属于最强有力的武器。

285【小路易】

　　　　说来很凑巧，帮周赫煊出版作品的法国书商，正是费弗尔要找的那位小路易。

　　　　路易阿歇特在100年前创办了阿歇特出版社，如今掌权的是他孙子，也叫路易阿歇特，人称“小路易”、“阿歇特三世”。

　　　　跟出版《大国崛起》的美国小书商不同，阿歇特出版社可牛逼得很，乃是此时欧洲最大的几家出版社之一。整个法国的车站售书亭，已经完全被阿歇特出版社垄断，想想就知道它的发行能力有多可怕。

　　　　小路易是在去年夏天，从《费加罗报》上看到关于周赫煊的新闻，并且得知他的作品很受欧洲史学界重视。此人在详细了解情况后，立即决定组织人手进行翻译，并且将周赫煊的系列作品，做为1929年的出版社主打读物。

　　　　在阿歇特出版社的全力运作下，如今你不管在法国的哪个车站，都能看到有周赫煊的书卖。

　　　　为什么小路易如此看好？

　　　　原因有两个：

　　　　第一，周赫煊的作品确实很优秀，特别是学术专著，完全称得上超时代；

　　　　第二，这是中国人写的书，充满了神秘的异域风格。

　　　　别说是小说和学术著作，就连像《亚细亚的中国》这种科普读物，此时都能在法国畅销，辜鸿铭的作品更是再版了好几次。

　　　　这跟一战后法国人的心态也有些关系，堕落、反叛、颓靡、求新、荒唐、狂放……越新鲜越离奇的东西越好，《神女》、《狗官》被美国读者不屑一顾，但放在法国却正好对胃口。

　　　　说起来很好笑，伟大如罗曼罗兰，他的作品此时在法国并不太受欢迎。

　　　　为啥？

　　　　因为太光明了，三观太正了，以至于被人批评为虚伪。

　　　　那么正经的书谁看啊，就要离经叛道，就要剑走偏锋才行。

　　　　此时法国人的思想状况，非常完美的诠释了“疯狂的20年代”这一名号，属于狂放不羁的时代。

　　　　……

　　　　巴黎西郊，阿歇特出版社。

　　　　费弗尔、布洛赫两人，在秘书的带领下，来到小路易的办公室。

　　　　这位法国出版界大鳄虽然名为小路易，可年龄却一点不小，今年已经50多岁了。

　　　　“阿歇特先生，这是我的杂志样刊，希望贵社更够帮忙发行。”费弗尔开门见山地说出来意。

　　　　小路易叼着烟斗，问道：“请介绍一下你的杂志内容。”

　　　　费弗尔说：“这本杂志，我打算把它创建成史学革命的平台和阵地，目标是推翻现在流行的所谓新史学。我已经获得了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第戎大学（勃艮第大学）等多所大学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支持。现在的欧洲史学界，需要一次革命，新史学已经不再新，它落后了，必须把它从神坛上拉下来。”

　　　　“似乎很有趣。”小路易敲了敲烟斗说。

　　　　费弗尔又说：“贵社出版的《大国崛起》，其实就是我们呼吁的史学研究方向，周先生的治史方法，跟我们如出一撤。我准备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强烈推荐这本伟大的史学著作。”

　　　　“很好，”小路易笑道，“你的创刊号就印一万册吧，我来负责发行。”

　　　　“啊？”费弗尔反而担忧起来，“一万册太多了，恐怕卖不完。”

　　　　小路易自信地说：“阿歇特出版社，没有卖不完的书。就是一张用过的厕纸，只要印上阿歇特出版社的名字，我都能把它卖出去！”

　　　　这位先生真的叼，阿歇特出版社就是在他手上疯狂扩张的，到了21世纪还处于不断壮大当中。后世中国的《健康之友》、《健康女性》、《elle》中国版等杂志，都是阿歇特出版社旗下的刊物。

　　　　“那就拜托了。”费弗尔喜道。

　　　　把两位史学家打发走以后，小路易又叫来秘书：“把《神女》和《狗官》送去龚古尔奖评委会。”

　　　　秘书问：“需要额外运作吗？”

　　　　“不需要，那帮评委油盐不进，送多少钱都没用，”小路易无所谓地笑道，“能不能获奖，就要看运气了。”

　　　　如今的法国文学界，主要有以下四个奖项，分别为：法兰西学院奖、龚古尔奖、费米娜奖和雷诺多奖。

　　　　其中法兰西学院奖最高大上，但这个奖历来歧视小说题材，所以连雨果、福楼拜等大师，都无法获得法兰西学院奖。

　　　　龚古尔奖属于此时法国小说界最权威的奖项，即便法兰西学院奖已经补设了小说奖，也没法跟龚古尔奖相比。

　　　　至于其他两个则比较奇葩，费米娜奖的评委由清一色女性组成，以此抗议龚古尔奖歧视女性的特点。雷诺多奖专门跟龚古尔奖对着干，把奖颁给那些无法获得龚古尔奖的作家。

　　　　龚古尔奖为什么如此受重视？

　　　　因为它公正、客观，没有任何水分，也不接受出版社的贿赂。

　　　　奖项在设立之初，为了防止评委徇私，专门给每个评委买房子，而且每年还要发工资，以保证所有评委都衣食无忧。

　　　　不过奖金就有点搞笑了，获奖者只有50法郎的奖励。

　　　　一战后法郎疯狂贬值，如今50法郎只值2块大洋。周赫煊要是获奖的话，不说跑来领奖的路费，连特么路上的伙食费都远远不够。

　　　　这50法郎就相当于奖状，所有获奖者都舍不得花掉，皆用相框装裱起来做摆设。

　　　　龚古尔奖的做法，其实是把钱都给了评委，以高薪养廉的方式，避免评委在评奖时玩猫腻。

　　　　可惜人的贪欲永无止境，几十年后，龚古尔奖也堕落了，获奖作品基本上都是几大出版社送选的，其奖项的权威性每况愈下。

　　　　小路易如此积极地将《神女》和《狗官》送选龚古尔奖，无非是从商业角度考虑。

　　　　因为此时的龚古尔奖非常权威，所以得到读者和文学界的一致认可。即便是刚开始默默无闻的小说，只要获得龚古尔奖，销量至少也在30万册以上，所带来的商业利润极为丰厚。

　　　　不过评奖时日比较漫长，龚古尔奖每年夏天开始初选，9月份公布第一轮入选名单，10月公布第二轮入选名单，11月公布第三轮入选名单，直到12月才正式公布获奖名单并颁奖。

　　　　《神女》和《狗官》即便获奖，也得等到年底才行。

　　　　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以《神女》和《狗官》在法国的销售情况来看，似乎已经用不着靠获奖来炒作。

　　　　卖疯了！

286【奇葩作家】

　　　　当两位年鉴学派的创始人，正忙着出版他们的第一期杂志时，《神女》和《狗官》悄无声息地在法国热卖起来。

　　　　都不用做太多宣传，因为阿歇特出版社垄断了全法国的车站书店。

　　　　旅客在上火车之前，通常都会买一本读物打发时间。他们只要走进书店，就能看到《神女》和《狗官》，而封面上“来自远东世界的魔幻作品”字样，足以吸引这些人购买。

　　　　不过周赫煊的学术专著，是没有摆进车站书店的。道理很简单，坐火车时当然要看消遣读物，谁特么买历史学术著作啊。

　　　　安德烈马尔罗此时就在车站，惊喜地看着法文版《神女》和《狗官》，自言自语道：“这两部伟大的中国小说，终于在法国出版了，真是让人感到振奋。”

　　　　没错，这位未来大名鼎鼎的法国作家，早就看过周赫煊的中文原版小说。

　　　　五年前，安德烈马尔罗带着妻子游历亚洲，先后到过越南、中国和苏联，并在中国定居数年之久。直到国共合作失败，常凯申对赤党高举屠刀，安德烈才失望地离开中国。

　　　　这是个狂热的东方迷，少年时期便开始学习中文。

　　　　去年安德烈的小说《胜利者》荣获联合文学奖，让他在欧洲文学家小有名气。而这部获奖作品的内容，居然是描述1925年中国的省港大罢工。

　　　　真正让安德烈名声大噪的，是他几年后的小说《人类的命运》，并因此荣获龚古尔文学奖，被列入“20世纪的经典著作”。这部小说的开篇非常精彩，故事地点同样发生在中国，描写了常凯申与赤党的冲突，赤党不惜牺牲性命，前仆后继地与常凯申进行斗争。

　　　　不得不说，此时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非常干净。只要你的作品能够打动评委，可就肯定能获奖，不会出现让人恶心的乱七八糟的事情。

　　　　就拿八年前的龚古尔获奖作品《巴图阿拉》来说，那是一部黑人作家写的，关于殖民者对非洲掠夺，号召反对黑奴贩子的书。

　　　　要知道，这可是20世纪20年代，黑人没有任何政治地位。

　　　　一个黑人作家写的，揭露黑奴贸易的作品，居然能够获得法国小说最高奖项，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甚至法国当局都无法容忍，在《巴图阿拉》此书获奖后，立即遭到法国殖民当局查禁，作者也受到严酷的****。

　　　　做为狂热的东方迷，以及周赫煊的铁杆小说粉，安德烈顺手把法文版《神女》和《狗官》买来做收藏。他拿着书登上火车，结果发现自己旁边的乘客也在阅读《神女》，而且已经读了好几十页。

　　　　那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看到安德烈手里也拿着《神女》，自来熟的笑道：“这是本不可思议的好书，值得一读。”

　　　　“我当然知道，”安德烈自豪地说，“我看过它的中文原著。”

　　　　“真的吗？”年轻人惊讶万分，“那你可真厉害，中文就像是魔法咒语，我一个字都看不懂。”

　　　　安德烈笑着说：“我从中学开始学习中文，又在中国住了四年。”

　　　　“我对你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年轻人伸出手说，“对了，我叫让法亚尔。”

　　　　安德烈道：“我叫安德烈马尔罗。”

　　　　法亚尔惊讶道：“就是写《西方的诱惑》和《胜利者》的马尔罗先生？”

　　　　“你读过我的书？”安德烈问。

　　　　法亚尔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事实上，我也是一位作家，不过名气不太。我写过《牛津与玛格丽特》和《世界的四分之三》。”

　　　　见到同行，安德烈高兴道：“很荣幸认识你。”

　　　　两人聊了一番关于东方的见闻，法亚尔突然问：“马尔罗先生，你在中国住了几年，应该见过《神女》的作者周赫煊先生吧？”

　　　　安德烈摇头道：“非常遗憾，我长期住在广州和香港，而周先生住在天津，距离非常遥远。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即便坐火车也要花很长时间。”

　　　　“中国社会，真的像《神女》那般黑暗吗？”法亚尔好奇地问。

　　　　安德烈主动帮中国人说话：“《神女》描述的，主要是十年前的中国，那时的中国人确实比较蒙昧。如果你看到《神女》的后半部分，就会发现在这吃人的黑暗国度中，也有几点亮光出现。那是中国的先驱者们，他们破除思想禁锢，为着革命理想而抛洒热血。中国是一个英雄的国度，那里从来不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者。”

　　　　这货不仅是中国粉，还是狂热的左派人士。

　　　　在成为法国的大作家后，安德烈居然丢下笔杆子，跑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而且还担任外国空军部队总指挥。二战期间，他又在法国领导了好几只游击队，在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中，担任阿尔萨斯洛林纵队总指挥。

　　　　“你是……革命者？”法亚尔好奇道。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成为最坚定的革命者，不过我首先是个爱国主义者，”安德烈笑道，“不说革命了，我们还是谈文学吧。”

　　　　法亚尔抚摸着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