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命-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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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会的场地也是租用他的，此事与他无关。给你们报料的，是我；请我们来养殖场开发布会的也是我。”

　　　　说这话时，张曼玉见张大勇盯着她，意思在说：没有必要把什么事情都往你身上揽，我知道你的意图。就目前的事态而言，你已经无法左右了。县领导盯上的不是你而是我。

　　　　那记者又问：“从录音里可以知道，执法人员有主动索贿的嫌疑。那些钱是你给的还是张女士给的？当天晚上的饭局，张女士在不在场？”

　　　　张大勇愣了一下，随即说：“张女士当时不在场，她委托我去应付这些人。”

　　　　新闻发布会结束时，丁后锋低声对张大勇说：“作为朋友，私下里我对你说一句，这事对你非常不利。你明明知道他们向你索贿，为何不向县纪委、检察院、反贪局等有关部门举报，为何还要前往应酬，且还向他们行贿；作为记者，我认为你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尽合理，关键的一条就是，你越位了，张女士才是事件的主角。刚才，我的同仁之所以尖锐地提出那样的问题，无非提醒你和张女士，你们的维权道路异常艰难，没有胜算的机会。你也不用怀疑我们会被某些人收买，在宣传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林业局确实给我们送了红包，送了土特产，希望我们分辨真假，客观报道，甚至宣传部部长再三要求我们笔下留情，并说能不报道就不报道；如果省城所有的媒体都报道此事，不管这事谁对谁错，只要报道出来了，县领导的面子始终是搁不住的，因为负面影响太大了。最后，他还要求我们干脆不报道了。”

　　　　张大勇说：“你们统一口径，不作报道了？”

　　　　丁后锋说：“你这人有点偏激。做我们这一行的，还是有自己的原则的。红包和土特产当然不能收了，一收，报道的中立性就会没有了。你放心，我们会报道的。新闻竞争这么惨烈，你不报道就没有市场，就没有读者，县委宣传部怎么拦也拦不住的，我们媒体始终也会做一番取舍的。除非他们向省委宣传部汇报，以影响社会稳定为由要求不发稿。我相信他们不会向省委宣传部汇报的，这么丢脸的事，他们不敢说的。”

　　　　张大勇说：“我要不要给你们送些什么东西？”

　　　　丁后锋说：“我们是来出差的，回去是可以报销差旅费的。这样的纠纷事，你就是送他们东西，他们也不敢收的。刚才我说过了，这东西一收了，记者就没有立场了。”

　　　　就在此时，韦老板匆匆赶到养殖场，严肃地对张大勇说：“不是说好的了么，你干吗还要整这事。你呀，成心跟福来过不去了。兄弟啊，趁记者还在这里，你赶紧交代他们不用写稿了，该怎样补偿他们的，福来说，由他去处理。记者一写稿，小小的县城就炸锅了，你叫他日后怎么做人？当初把蓝、覃股长等人约出来应酬的是他。你可以不给我这个面子，我也没什么说，你多少也得给福来面子吧。过河拆桥的事，不应该发生在你张大勇身上。刚才，福来得知你召开新闻发布会，着急得像风箱里的老鼠，坐立不安，整个人都变憔悴了。因为蓝、覃等人打电话骂他，说他把他们害了。你也真是的，福来好心帮你，你居然要害他。我认识你那么多年，居然也没有想到你会搞这一手。唉——”

　　　　张大勇说：“福来没有什么错呀，有错的是林业局的干部职工。”

　　　　韦老板说：“现在还不是说谁对谁错的时候，就算那些人错了而你却对了，那又怎么样？都是在这个县城里生活的人，有什么事情不好商量的，干吗非要这样搞得鸡犬不宁！你把一帮记者叫来，从你的本意来说，让他们给你出气，维护你的权益，可到头来始终只会坏事。真的，你赶紧交代他们不用写稿了，赔偿你及张曼玉的损失之事，福来回头会去做的。你这样声势浩大地搞，真是搞得人人自危。”

　　　　张大勇说：“这话是福来的意思还是林业局或县领导的意见？”

　　　　韦老板嘟哝说：“你说呢？”

　　　　张大勇说：“我看多数是县领导的意思。”

　　　　韦老板说：“算你聪明，这事确实是领导的意图。县领导叫福来出面，不要让负面影响再扩大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要记者不报道此起事件，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都可以解决。如果明天媒体对此事曝了光，一切无从谈起。”

　　　　张大勇说：“我无法说服记者。如果那些人早知道事态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当初就不要那样对待我们。我还是此前那句话：如果我强奸了你的女儿，事后还无耻地要求你摆个酒席和解此事，你认为自己心里舒服么？”

　　　　韦老板焦急地说：“哎呀兄弟，你这些比喻我都理解，可这事已毫无挽回地发生了，要打要杀也于事无补，关键要认真善后。福来说了，在这个地方，不是你也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不说了，不说了，这事你得尽力去办，好好做记者的工作。”

　　　　张大勇说：“我能力有限，恐怕难以说服他们。你去吧，也许他们会给你一个面子。”

　　　　韦老板说：“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从未认识他们，他们是你叫来的，只要你跟他们说明其中的道理，相信他们会听的。”

　　　　张大勇说：“他们不是我叫来的，张曼玉请他们来的。”

　　　　韦老板说：“别绕圈子了，这样的策划手法在全县也只有你一人会。”

　　　　张大勇说：“你太抬高我了，这样策划手法算什么，换上你你也会这么搞的，这样的手法早已没什么新意。前些年，我们县里搞强制拆迁，有些住户因不满政府的赔偿，不也搞了一个很绝的点子——点燃很多蜡烛插在房子的各个角落，组成一行大大的字‘我不是贪财奴，也不是不讲道理的蛮人’，此事惊动全县上下，那手法才叫高明。其实，许多人都会用这种手法维权，这是他们无奈之下的唯一选择。”

　　　　韦老板说：“别扯那么远了，你叫张曼玉去说服记者。”

　　　　张大勇摇头道：“她那么倔，恐怕我也难说服她。这些天来，她受到的欺侮你也不是不知道，作为一个外地人初时来到我们这儿就受到如此冷遇，她气没打一处出，恨不得满街都挂着辱骂林业局干部的横幅呢。她好不容易请来了记者，如今你却要她去做记者的工作，要求记者不报道此事，她会同意吗？”

　　　　韦老板双手拍打着膝盖，说：“那该怎么办？”

　　　　张大勇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事已至此，任其发展吧。”

　　　　韦老板急得团团转，见丁后锋朝张大勇走来，便堆起笑脸迎了上去，客气地敬着烟，说：“您是记者吧，辛苦了，从省城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确实不容易。这样的，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不知道可不可以。”

　　　　丁后锋没有接过烟。得知韦老板的意思后，他便说：“别说你是受人请托来说情的，就是张大勇、张曼玉跟我们谈此事，我们也不会采纳的。我们辛辛苦苦从省城那儿下来，冲的就是这样的好料。等我们采访完毕后，你居然说不要报道此事，把我们当还在尿裤子的小孩呀。我们知道怎样把握新闻事实的，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我们记者的天职就是报道新闻事件，吃的也是这门饭，我们才不管你们之间婆婆妈妈的事，”

　　　　韦老板急忙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知道你们此次来很辛苦，可这事情太复杂了，你放过他们，他们会给你们补偿的。”

　　　　丁后锋说：“他们有多少钱？”

　　　　韦老板说：“你们只管开口，至于钱的事情，不成问题。”

　　　　丁后锋说：“钱可以买到一切东西，但有一样东西永远买不到。”

　　　　韦老板傻乎乎地问：“什么东西钱买不到？”

　　　　丁后锋瞟了一眼韦老板：“良心！”

　　　　韦老板不再吭声，便又去苦苦哀求张大勇。张大勇愤然而去，此时张曼玉也走了过来，韦老板像捡到元宝一样，急忙拦着她。张曼玉瞪着韦老板：“你别来求我，我不会答应的。”

　　　　韦老板想了想，便去找房姻莲。当他找到房姻莲时，也同样吃了闭门羹。

第109章　关卡莫名设村口　一语点醒梦中人（1）（shukeba）　
1。

　　　　各家媒体记者离开县城后，张大勇接到蒙、方两名局长的电话，请他去林业局办公室面谈。张大勇拒绝了，不久，两名领导便亲自来到他的养殖场给他赔礼道歉，声称他们对干部管理不力，局里会对那些参与晚餐的干部职工进行严肃处理。至于要起诉你的事，局党组经过再三讨论，决定撤诉了。因为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蓝、覃等人参与吃、卡、拿的事，被他们蒙蔽了，还在为他们辩护。更令他们气愤的是，这些人还打着他们的旗号索贿，搞得林业局一片乌烟瘴气。

　　　　临走时，两位局长握着张大勇的手诚恳地说：“他们明说是多收了一份红包给我们，暗地里却放进自己的腰包。唉，林业局有这样的干部，我们感到痛心。我们辛辛苦苦培养的干部，居然走上一条令人痛心疾首的道路，这是我们的过失欢迎你继续监督我们的工作。我们若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欢迎你批评指正。至于张曼玉所受到的损失，我们会想办法弥补。”

　　　　张大勇知道他们来访的意思了——希望他跟记者商量，不要再发稿了。据他了解，在县委宣传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两名局长不时拍着桌子要起诉他，声称执法人员不存在任何失误，那些肉蛙之死与他们无关。得知他手上拿着秘密武器，他们居然承认自己的执法行为存在过失了。

　　　　而后不久，蓝、覃二人也登门找到张大勇，把2000多元的餐费及烟钱退给了他。蓝同华几乎声泪俱下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了，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私心很重，一心想害你，现在我们的前途也快没了。”看样子，如果张大勇不原谅他们，蓝、覃二人便会跪在地上。至于那红包，他们解释说，县纪委已没收充公，并责成他们给他退回餐费与烟钱。

　　　　从他们哽哽咽咽的陈述中，张大勇知道他们很“冤”，现在成了“替罪羊”——他们多收的那些红包，领导在收了后又退回来给他们，再由他们交给了县纪委。

　　　　张大勇见这蓝、覃二人低声下气地向他求情，他的内心在充满了快意的同时，不免也同情起他们的遭遇：他们在单位谋到一官半职确实也不容易，若是记者曝光他们的事，他们就会砸了饭碗。他的初衷也不过是为了解决问题，拿到赔偿，既然蒙、方二人已承诺赔偿损失，他还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何况县纪委也介入调查此事，该退的钱也已退了，目的也已达到了，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怨言的。他也有些担心，就算他同意做记者的思想工作，人家也不一定同意撤稿。

　　　　就在张大勇犹豫之间，蓝、覃二人又说：“你跟记者说说，让他们别再报道此事了。我们的压力很大，他们一报道此事，我们会发疯的。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几口都靠我们的那点工资为生，如果没了饭碗，我们还不去如跳河算了。其实不止我们两个人，就是当晚来吃饭的那几个职工，也许受不了巨大的压力，接着就会做出各种令人意料不到的举动。”

　　　　张大勇说：“让我想想。”

　　　　蓝、覃二人说：“你跟他们说说实际情况，也许他们会手下留情。”

　　　　张大勇说：“我试试看，但我不敢保证此事能得到解决。”

　　　　蓝、覃二人脸露喜色：“你打电话给他们，此事成与不成，我们都不会怪你的。”

　　　　张大勇随后给那几个前来采访的记者一一打了电话，然后对蓝、覃二人说：“他们说了，可以考虑，但此事还得向领导请示，因为他们也作不了主。他们对我颇有怨言，认为我一直把他们当枪使，达到目的后就叫停。我跟他们说了，我不是把他们当枪使，而是林业局的干部面临着饭碗的事情。他们说：‘那些屌说假话，欺骗了我们；如果没有那个录音证据，我们可能也写了假报道了，也有可能砸了自己饭碗了。对于这样说假话的人，你没有必要原谅他们的。’”

　　　　蓝、覃二人脸露难色：“你再跟他们说说，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你只管对我们说。”

　　　　张大勇说：“我再跟他们联系。”

　　　　得到满意的答复后，蓝、覃二人才放心地离开。谁也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情，居然令人始料不及。各家媒体记者原先答应不发稿，而到了次日，居然长篇累牍地报道“游街事件”。值得让玩味的是，有的记者在文章后面写了一句，截至发稿时，有人希望记者“手下留情”，要顾及对方前程，这不禁让人要问：他们既然顾及前程，何不慎用手中权利。

　　　　见各家媒体刊登“游街事件”的报道，张大勇暗暗叫苦，心想：“我明明告诉记者不要发此稿了，为何还要弄出来，这样一来，那些人肯定没了前途，更加以为是我从中作怪了，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我的。这下子完了，林业局答应赔偿张曼玉的损失的承诺，这回绝对不会兑现了。日后，他们会找个什么理由往死整我。”

　　　　没过多久，韦老板也给张大勇打来电话，一开口就毒骂不已，声称要与他断交，“你把很多人的前途毁了，福来恨不得要杀了你。你怎么这样害他呢。当晚应约的人，是冲着他的面子去的，现在他被那些人恨透了，怀疑他跟你一起合计陷害他们。你这不明摆着让他往火坑里跳吗？你这家伙到底安的是什么心”。韦老板还说福来的压力特别大，局领导声称要严肃处理他，骂他为何要做“皮条客”，是不是从中捞了什么好处费，怎么这样给局里抹黑。

　　　　张大勇不想再作任何解释，此时越是解释越是适得其反。他急忙打开电脑，看了看各家报纸的电子报，发现记者所报道的事件过于火爆，希望相关部门对这样的干部职工从严处理，绝不要姑息养奸。几乎每家报纸上都刊登有他站在一车发臭的肉蛙前申诉遭到不公平待遇的相片。

　　　　仍未离开养殖场的张曼玉也来到电脑前看着电子报，一看到相关报道，她就摇头叹气说：“这回惨了，那笔钱甭想拿回来了。”房姻莲得知消息，也坐立不安，嘴里不停地说：“坏了坏了，这回给这些记者弄惨了。这些记者咋不吃人间烟火，咋不同情那些干部职工的前途，咋不听听我们的劝告，手下留情呢？”张大勇发呆了，呆呆地坐在电脑前，久久说不出话来。

　　　　回过神来后，他急忙从养殖场赶到县城，准备购买几份报纸。当他向一家家报亭询问时，发现省城几家报纸均已售完，这与往日有些不同。问报亭老板是何原因时，老板如实告之，一大早就有人开着小车前来收购了，县城十多家报亭，每一家报亭上的报纸全部被收购一空。老板说完，怪怪地盯着张大勇，半晌，他才喃喃道：“你是不是那个张老板，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就是你啊。啊，原来是你，那起游街事件是你弄出来的吧。这些当官，就是黑，想钱想疯了。收购报纸的人我不认识，但我猜想可能是林业局叫来的人。”

　　　　张大勇心想，林业局可能没此胆量收购报纸，可能是县领导交代宣传部做的。不管怎样，他始终觉得对不起蓝、覃等人了。省城的几家媒体，在本省都有一定影响力，特别是桃源江都市报和桃源晨报，算得上媒体中的老大、老二，每次报道什么重大事件时，报纸在县城经常是脱销一空。如若本地发生什么新闻，只要这两家报纸刊发相关报道，报亭上的报纸经常一下子就会卖光。

　　　　既然报亭的报纸被人收购，那么订报者手上肯定也会有报纸。要不然，韦老板等人是不会看到那些报道的，也不会对他大骂一通的。他朝车站一家粉店走去，见一男一女坐在小板凳上，他们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看着当天的桃源江都市报。此时，他们正在看着“游街事件”的报道，写这篇文章的正是丁后锋。这份报纸是粉店订阅的，就放在收银台前，顾客吃早餐时可以拿过来翻阅。

　　　　张大勇也要了一碗粉坐了下来。此时，他才注意到那一男一女打扮得异常怪异，特别是那个年轻女子，也只十九二十岁左右，头发却染得通红，鼻孔上还钉着钉子，一看就知道是娱乐场所陪男人吃吃喝喝、打情骂俏的角色。她似乎害怕别人看到她的眼睛，戴着一副墨绿色的太阳镜，把自己惊慌的眼神掩盖住了。看样子，那男子一脸凶煞之相，他也戴着一副墨镜。他们一脸倦容，跟刚从长途客车上下来一样。

　　　　那男子见张大勇老是盯着他，紧张之余，他的右手不由得往口供里摸着，似乎要取出什么凶器。张大勇说：“你手上的报纸看完了吗，能不能让我看一看。”听此一说，那男子急忙把报纸扔在张大勇的面前。惊惶地站起来后，他就与那年轻女子急急离开了。张大勇疑惑极了，这一男一女咋这么恐惧，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一见到他就躲开了。

　　　　张大勇正在低头看报纸时，突然听到一阵嘈杂的响声，抬头朝响声处看去，发现刚才坐在他身边吃早餐的一男一女和一个已有身孕的女子仓皇地奔逃着。在他们的身后，是几个追赶着他们的男子。那几个男子拿着砍刀等凶器，一脸的杀气。很久，被追杀的那一男两女躲进一条小巷，没了踪影。

　　　　张大勇掏出手机准备报警时，却见那几个拿着凶器的男子也不见了。一直以来，他都没有发现县城有如此恐怖的场面，今天见了，不禁令人毛骨悚然。这一男两女看起来都不像本地人，而那几个手拿凶器的男子也有点像外地人，他们缘何在此追杀这一男两女呢？

　　　　正想着时，他接到了县纪委书记李志诚的电话，请他到县纪委去一趟。他吃了一惊，问：“我现在很忙，暂时不方便跟你见面。”

　　　　李志诚说：“今天的报道我们看了，从文章里得知，你手上掌握着林业局干部职工索贿的证据，我们想请你提供这方面的录音资料。还有，我们也想请你详谈他们是如何索贿的。”

　　　　张大勇不想去纪委那儿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担心纪委会以“行贿政府官员”的理由处理他。他封的那些红包，就有一万多元。尽管这钱被充公了，但他还是害怕因为这事引火上身。他甚至这样想，纪委的人也会护着那些人。

　　　　李志诚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另约一个时间吧。”

　　　　与李志诚通完电话后，张大勇开着车准备回养殖场。经过县城中学路口那儿时，他见到县林业公司的苏轼夫向他招手，似乎要坐顺风车。

　　　　苏轼夫跟张大勇是一般的朋友，极少往来。都四十多岁的男人了，苏轼夫居然还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异类，穿着花哨：大红外套配着棉质内衣，下穿一条洗得发白且故意剪得破烂的牛仔裤，一头梳得油光可鉴的头发，俨然刚出社会的小青年。

　　　　张大勇把车子停下来，问老苏要去哪里。苏轼夫神秘地说：“我找你找到好辛苦啊。几年不见，你丫混得不错，满脸红光，发了大财了。你做得对，那些人就该往死整。你整他们的事，如今在县城里闹翻天了。对，就应该这样搞死他们！”

　　　　张大勇这才想起苏轼夫原先是林业公司的经理，法人代表。早些年，不知何故，他莫名被“削为平民”。据他讲，他是因为得罪了局领导，也不善于巴结领导，所以一直得不到重用，此后便闲赋在家。

　　　　木材公司在计划经济年代极为吃香，多少人拼死拼活都想混进去。自从进入市场经济年代后，这个单位名存实亡，或者说已经破产，工资根本就发不了，不少职工早已自谋出路，开起木材加工厂什么的。苏轼夫被“贬职”后，便离开木材公司，并在自家楼下开了一家饲料店，聊以度日。

　　　　见苏轼夫此时骂着执法人员，张大勇就知道他对林业局的领导颇为不满。不仅如此，似乎还有什么秘密要揭露。

　　　　苏轼夫说：“这些人就这么坏，当年我做经理的时候，他们就经常来讹我要钱。局领导也是这副嘴脸，要求我卡住那些私人木材加工厂的老板，请他们送钱送物。我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时，他们就排挤我。据我所知，他们每年违法乱开白条的事太多了，经常给个体老板乱批木材指标。国家规定，每年每个县仅能砍伐多少立方米的木材，为了赚钱，也为了想从木材老板那儿拿到回扣，他们就采取虚报的手段，开出了砍伐的白条。现在，有些山林因乱砍乱伐，水土流失严重，植被遭到破坏。他们还有另一种手段，为了套取上面下拨的经济林补助款，还虚报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山林，再随便填写一些名字，下拨的钱就这样轻易到手了。你认识那些记者，不妨再叫他们下来调查那些事情，保证把他们一锅端了。”

　　　　张大勇终于知道苏轼夫拦车的目的。原来，苏轼夫自从变为平民后，就对局领导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并写匿名信到处告状。之后，他还暗中联合两名“落难”的职工一起告状。最终，这两名职工被反诉吃了官司，其中一名职工被缓刑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