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大全-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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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列传犹曰语（如礼志述晁错事，曰见袁盎语中），书志出于典礼。前此不以为史者，至此悉加甄采；前此只有国别史，至此则举当日世界各国之史，合为一编。史籍至此，可谓大异于其故，盖浸浸焉进于史学矣。

　　　　史学缘起

　　　　史籍非即史学，前已言之矣。然则吾国史学，果始何时乎？曰：其必始于周、秦之际矣。何以言之？

　　　　史学者，合众事而观其会通，以得社会进化之公例者也。夫合众事而观其会通，以得社会进化之公例，非易事也。必先于社会之事，多所记识；然后以吾之意，为之分类；又就各类之事，一一�r绎之而得其所以然，然后能立一公例；所积既众，则又合诸小公例而成一较大之公例焉，而史学之公例乃渐出。此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一手一足之烈，史学初萌，断不足以语此。先河后海，大辂椎轮，但求其记识搜辑，确以备他日�r绎之须，则亦可谓之史学矣。信如是也，吾必谓中国史学，起于周、秦之际。何以言之？

　　　　吾国有史，由来久矣。然其初之记识，非以供他日纳绎之资也。史官之载笔，盖如后世之胥吏；其所记识，则如后世之档案。纣之欲立微子启，则殷之大史，执简以争，此奉档案之旧例为不可违也。职是故，则珍其档案，而不忍轻弃者出焉。夏之亡也，太史终古抱其图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太史向挚抱其图法以奔周（吕氏春秋先识篇），则是也。儒者之“必则古昔，称先王”（礼记曲礼），意亦如此。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泛不能以自行。”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此皆不脱以史籍为档案之思想，未足语于史学。又有视史事若父老相传之故事，用为鉴戒之资者：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皆此意也。此亦未足语于史学。古之能�r绎史事，求其公例者，其惟道家乎？汉书艺文志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观史事而得所以自处之方，可谓能�r绎众事，得其公例矣；然于史事初无所传，此仍只可谓之哲学，而不可谓之史学也。韩非子曰：“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篇）可见当时诸家，于史事各以意说，意说而不求其真，此为非史学之诚证矣。且如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古代之史籍，几无不借以传。然春秋之作，实以明义。（左氏为春秋之传与否，姑不论，即谓春秋之传，亦只可谓治春秋者当兼明本事耳，不能谓春秋之作，非以明义也）尧、舜禅让，事究如何，殊难质言，孔子之亟称之，盖亦以示公天下之义耳。孟子万章上所陈，盖即孔门书说也（此事予别有广疑古篇明之）。左氏出于国语。国语者，尚书之流，其为士夫所传习，则吾所谓视如故事、资为鉴戒者耳。战国策者，纵衡家之书，今已亡佚之苏子张子等（见汉书艺文志），盖当与相出入，以为史籍则缪矣。然则十家九流，信未有能知史学者也。

　　　　今称史书，必始史记。史记体例，实源于世本，前已明之。史公之作此书，意盖亦以为一家之著述，故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汉书本传。其告壶遂，不敢自比于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乃其谦辞耳。然史记论议，率与记事别行，论赞是也。间有不然者，如伯夷列传之类，然较少）与孔子作春秋，删改旧史以明义者迥别。其言曰：“述故事，整齐其史传。”（太史公自序）则始知保存史实，以备后人之研究；与前此九流十家，但著其研究之所得者，迥不侔矣。史记源于世本，而世本出于战国之世（史通谓战国之世好事者为之），故吾谓中国史学，实始于周、秦之际也。

第92章　史学与史籍（2）（）　
史不必皆史官所记；史官所记亦不必皆优于寻常人所传。然寻常人非职守所在，所记或断续无条理，又多杂以不经之谈；史官则不容如此，故古史流传，仍以史官所记为可贵。史设专职，古代盖各国皆然。（参看史通古今正史篇）史记六国表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此“诗书”二字，当包凡书籍言。（秦始皇本纪诗书与百家语对举，此处不言百家语，亦包诗书之中）“周室”二字，亦兼诸侯言之，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谓是时惟周室有史，更非谓诸侯之史，皆藏周室也。（孔子如周，得百二十国之书，乃纬书妄语，古代简策繁重，周室安能藏百二十国之书邪？）当时之史，实类后世之档案，惟官家有之，故一焚而即灭。尚书春秋虽借儒家之诵习而仅存；而如孟子所称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则皆为煨烬矣，岂不惜哉！然史籍亡于周、秦之际，而史学亦肇于是时，是则可异也。岂天其哀念下民，不忍其文献之沦亡，而有以默相之邪？非也。古籍亡灭，后人悉蔽罪于始皇；其实非是。炎汉而后，更无祖龙，然各史艺文经籍志所载之书，果何往哉？则历代书籍，以社会之不克负荷而亡灭者，为不少矣。（焚书之令，当时奉行如何，今不可考；然无论如何严密，谓有此一令，腹地边远皆莫不奉行惟谨，即人民亦莫敢隐藏，亦必无之事也）即史籍但藏于官中，亦非尽亡于始皇之一炬。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岂能皆有向挚抱图法以适兴朝？古代系世掌于小史，周官。而秦、汉以后，公卿大夫，至于失其本系（唐柳芳语，见唐书柳冲传），可见列国互相兼并之日，即其史记沦于兵燹之时；始皇所焚，亦其仅存者耳。夫物，完具则人莫以为意，散佚则思搜辑之者起焉。周、秦之际，实学术昌盛之时，而亦史籍沦亡之世，故悯其残阙而思搜辑之者多也，非天也，人也。

　　　　史学之家，自汉以后，盖日益众盛。然记事为史官专职，计书亦辐凑京师（汉仪注：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见汉书司马迁传注引如淳说，盖太史为天子掌文书，故以正封上之也），故其能斐然有作、以诒后人者，必其能�r金匮、石室之书，居东观、兰台之署者也。然材料虽取自公家，述作实为私家之业。史谈执手，勤勤以继志为言；而史迁著书，亦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班固欲撰汉书，乃以私改史记获罪，概可知矣。自是以后，作后汉书者有范晔，作三国志者有陈寿，作宋书者有沈约，作齐书者有萧子显，作梁书陈书者有姚思廉，作魏书者有魏收，作北齐书者有李百药，作周书者有令孤德棻，作南史北史者有李延寿，虽其撰述多奉诏敕，然其人必史学专家，或父子相继。此特就今日立于学官者言之耳；此外作而不著、著而不传者何限，亦皆私家之业也。至唐开史馆，集众纂修，而其局乃一变。集众纂修，论者多以为诟病；然史籍降而愈繁，网罗既非国家不能，整齐亦非私家所及，其不得不出于此，亦势使然矣。此其所以虽为世所诟病，而后世修史，卒莫能易此局也。此盖史学益昌，故其撰述遂为私家所不克胜，亦不可谓非史学之进步矣。

　　　　史部大略（上）

　　　　中国以史籍之富闻天下，乙部之书亦可谓汗牛充栋矣。抑犹不止此，前人之去取，不必尽符乎后人：盖有昔人以为当属史部，而今则摒诸史部之外；昔人以为无与史部，而今则引诸史部之中者矣。然则居今日而言史学，虽谓一切书籍皆史料可也，史之为业，不亦艰巨矣乎？然合诸书而陶冶之，非旦夕间事也。史部分类，历代不同，今亦未暇遍征，但举清代四库书目史部分类之法如下，取其最后出也。

　　　　史部之中，昔人所最重者，厥惟正史。正史之名，始见隋志；宋时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史为二十一；清定明史，增旧唐书五代史为二十四；民国又加柯劭忞之新元史为二十五，此功令所定也。功令所定，必仍原于学者之意；读史通最可见之。史通所谓六家，盖刘氏所认为正史；其二体，则刘氏以为可行之后世者。故今正史篇所举，以此为限。其杂说所举十家，则刘氏所谓非正史者也。同一史也，何以有正与非正之分？此则当观于马端临氏之论矣。

　　　　马氏文献通考叙曰：“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斯言也，实昔时学者之公言也。夫史事不可胜穷也，人类生而有求是之性，与夫怀旧而不忍忘之情，前既言之。故文化愈高，则思就身所经历，记识之以遗后人者愈众，而史部之书遂日繁。书既繁，则不得不分别孰为最要，孰为次要。理乱兴衰，典章经制，盖昔时学者，所共认为最要之事者也。记理乱兴衰，而以时为纲，是曰编年；以人为纲，是为纪传；（表亦有时可用。）以事分类，是曰纪事本末。记典章经制，而限于一代者，为断代史之表志；通贯历代者，则为通史之表志及通典通考一类之政书。此四者，以昔时学者之见衡之，实皆可谓之正史。特功令所定，不如是之广耳。功令所以专取一体者，则以学者诵习，为日力所限故也。

　　　　今俗所谓正史，专指史汉一类之书，此特就功令所定立名。若就体裁言之，则当称为表志纪传体。（世家，自汉书以下不用；五代史称十国为世家，实亦与史记之世家不同物也。此体昔人亦但称为纪传体，以昔时读史，知重表志者较少）史公之书，本为通体；汉书而下，乃皆变为断代者。（读史通之六家篇，可以见之）盖自汉以来，每易代必修前代之史，几若习为故事。而搜集编纂，皆范围狭则易精。刘知几时，史籍尚少，故此体之复重、矛盾，皆非所忌。至于清世，则史书益多，而史文烦冗，又非前代之比，故章实斋又力排断代，而称通史之便。此自时代为之，彼此不必相非也。（梁武帝敕撰通史六百二十二卷，又魏济阴王晖撰科录二百七十卷，亦通史体，皆见史通六家篇，其书皆不行。郑樵生千载之后，排班固而祖马迁，通志之主张，实能自圆其说；然二十略外，亦无人过问。盖通史之作，意在除去复重。然同异即在复重之中，考据之家，一字为宝；又欲考史事，宜据原书，新书竞陈，势必舍新而取旧。具兹二义，通史之作，即诚突过前贤，犹或见弃来哲。况乎卷帙过巨，精力虽周，众纂则取诮荒芜，独修则贻讥疏漏。安得不如子玄所云：“今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邪？）此体之长，在于有纪传以详理乱兴衰，有表志以详典章经制。昔人所重两端，盖惟此体为能该备；若取编年，则于二者有所偏阙矣。故编年、纪传，自古并称正史；（观史通古今正史篇可知。唐时三史，尚以汉纪与史汉并列）而后世修史，卒皆用纪传体；功令所定正史，亦专取纪传也。此体之弊，在于以人为纲，使事实寸寸割裂，又不能通贯历代（此不可以咎史公。史公书本通史体，其纪传或非一时之人，即为并时人，其材料各有所本，彼此关系，亦觉甚疏，初无复重割裂之弊也。史通列传篇曰：“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信如所言，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岂不有纲而无目？凡诸列传，亦岂不多有目无纲邪？），不便观览，故编年、纪事本末及二通通典通考一类之政书，不得不与之并行。

　　　　编年体源起最早。孔子所修之春秋，固明义之书，其体裁则当沿鲁史之旧，观公羊引不修春秋（庄七年），礼记坊记引鲁春秋，其体皆与今春秋同，可知也。此种史盖专记国家大事，其文体极为简严。专记国家大事，则非尽人所能知；文体过于简严，则不免干燥而无味，故其流行，远不如记言体之广（参看史通疑古篇）。然时固史事天然之条理，自左氏有作，取记言体之详尽，而按纪事体之年月编排之，遂使读者展卷之余，于各方面之情形，皆可深悉，则于一时代之大势，自易明了，以供研习，实远较纪传为优。且依时排比，可使事无复出；而记载之讹舛，亦有不待校而自明者，故作长编者，亦必有取于兹焉。此体又有二：一为温公之通鉴，一为朱子之纲目（通鉴专法左氏；纲目则兼法春秋与左氏者也。论纂辑，自以通鉴为精；论体裁，实以纲目为便，此亦史体之一进步，不可不知。通鉴无纲目之分，检阅殊为不便，温公因之乃有目录之作，又有举要之作。然目录与本书分离，检阅仍苦不便；举要之作，朱子与潘正叔书，议其“论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亦系实情。纲目“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则此弊免矣。左氏为春秋之传与否，予实疑之，然无意中却为史书创一佳体。运会将至，有开必先，即作伪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纪事本末，其出最晚，盖至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而后此体出焉。所以晚出，盖亦有由，以史事愈后愈繁猥；愈繁猥，则求其头绪愈难，故删繁就简，分别部居之作，应时而出也。此体之作，最重分别部居，故必合众事为一书，乃足当之。梁任公论史学，乃立单复之名，以专记一事者为单体，则何书不可称纪事本末乎？误矣。袁氏之书，本为羽翼通鉴，然于无意中，乃为作史者创一佳体，以其能删繁就简，则芜秽去而精粹存；分别部居，则首尾具而因果显也。然此体以作观览之书则可，以修一代之史则不可，以零星之事，无可隶属，刊落必多；而史事关系之有无，实为天下之至赜，吾见为无关系而删之，在后人或将求之而不得也。往者议修清史之初，论者乃或主用是体，可谓暗于务矣。

　　　　有编年体以通观一代大势，有纪事本末体以详载一事之始末，更有纪传体之纪传以总核一人之生平，理乱兴衰之事，可以谓之无憾矣；然犹未也。典章经制，最宜通贯历代，马端临氏之说，固当认为不诬。（见通考序）此通典通考，所以相继而作也。此类书搜采贵博，分类贵详，故通考之体例，实较通典为优；章实斋盛称通志而言通考为策括之伦（见文史通义答客问），未为知言也。又此等书恒成于正史之后，其所搜采，多出于正史之外，足以补正史之阙而订其讹；故读正史者，亦宜资为考证，不仅供贯穿之用而已。

　　　　史部大略（下）

　　　　别史者，未列学官之正史也。细别之又有三：（一）为正史底稿，如东观汉纪东都事略是；（二）修成而未列学官者，如谢承、华峤之后汉书是；（三）后人以前人之史为不然而重作者，如宋萧常之续后汉书（此书乃改三国志，以蜀汉为正统，吴、魏为载记）、清周保绪之晋略是；使两书并列学官，即如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新、旧元史之例矣。又有虽非正史体，而所记之事，与正史相出入者，四库亦入此类，如周书是。此书俗称逸周书，或又称汲冢周书，皆非是。此类书与正史互相出入，故读正史时，可供参考之处最多。

　　　　杂史者，所记之事，亦与正史相出入，而其体例限于一时、一地者也，如国语是。

　　　　记一事之外形者，必推官文中为最确。诏令、奏议，皆官文书也，故以考史事，为用甚大。奏议之佳者，必能综合各方情势，娓娓言之，尤于读史者有裨。

　　　　传记一类，有当时人所撰者，亦有后人所撰者。当时人所撰者，闻见较真，自属可贵；然或不免毁誉之私，甚有因此变乱事实者，用之不可不慎。又时人所撰，苟或粗疏，事迹亦未必不误，如道宣、慧立皆玄奘弟子，而为其师作传，皆误其出游之年，即其一例（见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后人所撰，虽出捃摭；然其精密，有时转非并时人所逮，如近世考证之家，所撰昔人年谱是也。特此等书功力仅在网罗考证，其事迹终不能出于前人所留诒之外耳。

　　　　史抄一体，看似钞撮成书，然在今日，则其为用甚大。何者？苟欲钩玄提要，取精弃粗，其于昔人之书，势必不能无所去取；然去取前人之书，一入自己口气，为之改作，原书之面目，即不可得见，两书之同异信否，又生校勘考据之劳矣。惟用史抄体者，可免此弊。今日史学趋向与昔不同，别编新史之事，势必日出无已，若能推广此体而善用之，实可为读史者省却无限精力也。又史抄本有一种专为节省后人考据之力起见者，如新旧唐书合抄是也。

　　　　偏隅之国，正史不能甚详；载记一门，足补其阙。非徒为割据者详其行事，于考究各地方之进化，亦深有裨焉；以偏方之地，往往为割据者所资也。

第93章　史学与史籍（3）（）　
时令本不当隶史部，旧时书目，无类可归，乃强隶焉，实最无理可笑者也。或谓气候与人生关系甚大，雨畅寒燠，于政治生计文化，咸有影响，隶之史部，未为不可；然则何事于人生无关涉，复何书不可隶史部乎？故谓读史者当参考时令之书则可；谓时令之书当入史部，实不可也。以旧时分类论，毋宁入之子部天文家，为较当矣。

　　　　地理亦专门之学；然往时地理，多为史学附庸，十之八九，皆读史地理而已。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读史者皆当明其大概。然昔时之书，足供此用者颇少，大抵专门考据之士，然后能取资焉。古迹、杂记、游记等，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尤非初学之士所能使用。今者将普通地理，与读史地理划开，而将读史地理，撰成一简明切要、提纲挈领之书，以备初治史学者通知大要；而其余则留待专门家之取携，实相需甚殷者也。（昔时初学多读读史方舆纪要，然此书在今日亦不甚适用）外国之事，往史亦多不详，史部地理中外纪一门，不徒记外国之地理、风俗、物产；即彼中史事及其与华夏之交涉，亦多存焉，实治外交史及外国史者，所当奉为瑰宝也。

　　　　职官一门，昉自周礼唐六典明清会典，悉沿其流。国家行政，必借机关，详各官之职司，实足挈政治之纲领。官箴一门，详在官之法戒，可考行政实在情形，亦足见民生利弊，尤习政治者所当究心也。

　　　　一代典章，于国政民生，所关极巨。正史表志所载，仅其崖略耳。若求详备，则政书尚焉。此中门类甚多，各视其所欲治者而究心焉可也。此为今后撰专门之史者所必资；然即为考证普通史籍计，取材亦不少矣。

　　　　目录中之经籍，赅括群书，实不仅为史学示其纲领；通观昔贤著述，最足见学术进步情形。我国今日，学术史尚乏善本；书目之佳者，实亦兼具学术史之用也。

　　　　金石一门，自宋以后，日蒸月盛，据其遗文，往往足以补正史籍；摩挲其物，又足以考见古代制作。今后考据之学日精，金石之出土者，必将更为人所贵；其所贵之物，且将不限于金石，可豫决也。然此类物既足资稻粱之谋，又足快好事之意，故伪品亦日出不穷，不可不察。

　　　　史评一门，有论史事者，亦有论史裁者。论史裁之书，佳作殊鲜，著名者，惟刘知几之史通、章学诚之文史通义耳。此事当有达识通才，区区计较于琐细之间，无当也。论史事者，高者借抒己见，或托讽时事，虽不可谓之无识，然史事之实则不然，此不可为论史之正；下者不考事实，妄发议论，则并不免于场屋策论之习矣。无已，其惟考据家之书乎？属辞比事，参互错综，事实既明，则不待多发议论，而其是非得失自见，此则于读史深有裨益者也。

　　　　史部之大略如此。此以言乎往日之史学，非谓今后之史学，当以此为范围也。盖治学问必先定其界说，界说异，斯其范围异；范围异，斯其所资者自不同矣，固不容一概论也。

　　　　史家宗旨今昔异同

　　　　史也者，非一成不变之物，而时时在改作之中者也。所谓改作者，非徒欲正其误谬，补其阙略而已。盖其所取之材料，实有不同焉。而材料之不同，则因宗旨之不同而生者也。

　　　　古人作史之宗旨，不同于今人者，大端有三。

　　　　一曰偏重政治。正式之史，本出史官，而史官由国家设立，其易于偏重政治者，势也。人类之做事，恒有其惰性，前人创行焉，则后人率循而不敢越。抑不仅此，古代国小而俗朴，举一国惟在上者之马首是瞻，斯时庙堂之政令，盖诚为举国之枢机；即在后世，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然政治之力，仍足强制在下者，使之变易其外形，所及广而收效宏，盖无逾于政治则喋喋不休也。然政治之力，虽能改易举国之外形，而其所改易，亦仅及外形而止。况于国大民众，中枢之命令，不能遍及，社会程度日高，一心听令又非古昔之比，虽欲变易其外形，或且不可得乎？试观近代，政治转移社会之力，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