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大全-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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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涣�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连山为伏羲，归藏为黄帝。郑玄则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然郑以卦、爻辞并为文王作，则不以连山归藏为有辞也。

　　　　读易之法，可分精、粗二者言之。若求略通易义，可但观王注程传，以易本文与周秦诸子，互相钩考。（可用惠氏易微言之法）若求深造，则象数之说，亦不可不通。说已见前。唯仍须与哲学之义不背，不可坠入魔障耳。清儒治汉易者，以元和惠氏为开山，武进张氏为后劲；江都焦氏，则为异军苍头。初学读易者，即从此三家入手可也。汉儒易学，自唐修五经正义后久微。惠氏乃以李鼎祚集解为主，参以他种古书，一一辑出。其书有周易述二十一卷，易汉学八卷，易例二卷。九经古义中，涉易者亦不少。明堂大道录一书，实亦为易而作；书目答问，入之礼家，非也。（惠氏书多未成，周易述一种，其弟子江藩有补四卷）汉儒易学，各有家法。惠氏搜辑虽勤，于此初未能分别。至张氏乃更有进。张氏之书，有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二卷，易礼二卷，易事二卷，易言二卷，易候一卷，又有周易郑氏义二卷，荀氏九家义一卷，易义别录十四卷；始分别诸家，明其条贯，而于虞氏尤详；亦以集解存诸家说，本有详略之不同也。焦氏书曰周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十二卷，易图略八卷。焦氏不墨守汉人成说，且于汉儒说之误者，能加以驳正；通释一书，自求条例于易，立说亦极精密，诚精心之作也。予谓三家书中，惠氏之明堂大道录，及其周易述中所附之易微言，及焦氏之易通释三种，尤须先读。明堂大道录，举凡古代哲学，与术数有关之事，悉集为一编；可作古代宗教哲学史读，读一过，则于此学与古代社会，究有何等关系，已可了然。易微言将易经中哲学名词，一一逐条抄出，更附以他种古书，深得属辞比事之法。易通释则统合全书，求其条例，皆治学最善之法也。学者循其门径，不第可以读易，并可读古代一切哲学书矣。

　　　　六、春秋

　　　　春秋一书，凡有“三传”。昔以公羊谷梁为今文，左氏为古文。自崔适春秋复始出，乃考定谷梁亦为古文。

　　　　春秋之记事，固以左氏为详；然论大义，则必须取诸公羊。此非偏主今学之言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若如后儒之言，春秋仅以记事，则孟子所谓义者，安在哉？太史公曰：“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今春秋全经，仅万七千字，安得云数万？且若皆作记事之书读，则其文相同者，其义亦相同。读毛奇龄之春秋属辞比事表，已尽春秋之能事矣，安得数千之指乎？春秋盖史记旧名。（韩起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见左昭二年。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而晋语：司马侯谓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论传太子，曰：教以春秋。盖乘与梼杌为列国异名，而春秋则此类书之通名也。墨子载周春秋记杜伯事，宋春秋记囗观辜事，燕春秋记庄子仪事，亦皆谓之春秋）孔子修之，则实借以示义。鲁春秋之文，明见礼记坊记。孔子修之，有改其旧文者，如庄七年“星陨如雨”一条是也；有仍而不改者，如昭十二年“纳北燕伯于阳”一条是也。故子女子曰：“以春秋为春秋。”闵元年。传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定元年。封建之时，文网尚密，私家讲学，尤为不经见之事；况于非议朝政、讥评人物乎？圣人“义不讪上，知不危身”，托鲁史之旧文，传微言于后学，盖实有所不得已也，曷足怪哉！

第16章　经子解题（9）（）　
易与春秋，相为表里。盖孔门治天下之道，其原理在易，其办法则在春秋也。今试就“元年春王正月”一条，举示其义。按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君解诂曰：“春秋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者，所以通其义于王者。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春者，天地开关之端，养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时本名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不言谥者，法其生，不法其死，与后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统者，总系之辞。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按中国古代哲学，最尊崇自然力。此项自然力，道家名之曰“道”，儒家谓之曰“元”。（参看论读子之法）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元”，即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之“元”。为宇宙自然之理，莫知其然而然，只有随顺，更无反抗。人类一切举措，能悉与之符，期为今人所谓“合理”；人类一切举措而悉能合理，则更无余事可言，而天下太平矣。然空言一切举措当合理甚易，实指何种举措为合理则难；从现在不合理之世界，蕲至于合理之世界，其间一切举措，一一为之拟定条例，则更难。春秋一书，盖即因此而作。故有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义。二百四十年之中，儒家盖以为自乱世至太平世之治法，皆已毕具，故曰：“春秋易为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曰：“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也。（“物”“事”古通训）春秋之为书如此。其所说之义，究竟合与不合，姑措勿论。而欲考见孔子之哲学，必不能无取乎是，则正极平易之理，非怪迂之谈矣。

　　　　公羊一书，自有古学后，乃抑之与左、谷同列，并称“三传”。其实前此所谓春秋者，皆合今之经与公羊传而言之，崔适春秋复始，考证甚详；（其实诸经皆然，今之仪礼中即有传，易之系辞传，亦与经并列）今之所谓春秋经者，乃从公羊中摘出者耳。汉儒言春秋者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今仲舒书存者有春秋繁露；何氏公羊解诂，系依胡毋生条例。今学家之书传于后者，当以此为最完矣。（伏生书传，阙佚更甚于繁露。韩诗仅存外传。此外今学家经说，更无完全之书）清儒之治今学，其始必自春秋人，盖有由也。繁露凌曙有注；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条理极明，可合看。清儒疏公羊者，有孔广森之通义，及陈立之义疏。陈书校胜于孔，以孔于今古文家法，实未明白也。

　　　　董子曰：“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例。”盖文字古疏今密，著书之体例亦然。孔子作春秋，为欲借以示义，原不能无义例。然欲如后人之详密，则必不能。若必一一磨勘，则“三传”之例，皆有可疑；过泥于例，而背自古相传之义，非所宜也。然初学治春秋，必先略明其例，乃觉自有把握，不至茫无头绪，特不当过泥耳。欲明公羊条例者，宜读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崔适春秋复始两书。

　　　　谷梁虽亦古学，然其体例，实与公羊为近。公羊先师有子沈子，谷梁亦有之。其大义虽不如公羊之精，然今公羊之义，实亦阙而不完；凡有经无传者皆是。谷梁既有先师之说，亦足以资参证也。范宁集解自序，于“三传”皆加诋諆，谓“当弃所滞，择善而从。若择善靡从，即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此自晋人治经新法，已开啖、赵“三传”束阁之先声矣。（范注屡有驳传之处，如隐九年、庄元年、僖八年、十四年、哀二年皆是。杨疏亦屡有驳注之处，见僖四年及文二年。僖元年“护莒拏”一事，注既驳传，疏又驳注）杨士勋疏称宁别有略例百余条，今皆不见。盖已散入疏中？清儒治此经者，柳兴宗谷梁大义述、许桂林谷梁释例两书最好。

　　　　至左氏一书，则与公羊大异。孔子之修春秋，必取其义，说已见前。今左氏一书，则释春秋之义者甚少。或有经而无传，或有传而无经。庄二十六年之传全不释经。夫传以解经，既不解经，何谓之传？故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杜预谓其“或先经以起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乃曲说也。汉书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此语实最可疑。传本释经，何待歆引；曰“歆引以解”，则传之本不释经明矣。故信今学者，以此经为刘歆伪造。谓太史公报任安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云“左丘”不云“左丘明”，（下文左丘明无目，“明”字乃后人所加。论语“左丘明耻之”一章，出古论，齐、鲁论皆无之，见崔适论语足征记）云国语不云左氏传，则本有国语而无左氏传，有左丘而无左丘明。今之左传，盖刘歆据国语所编；今之国语，则刘歆编左传之余也。”其说信否难定。要之左氏为史，春秋为经；春秋之义，不存于左氏；左氏之事，足以考春秋，则持平之论矣（左氏国语为一家言，人人知之。其书与晏子春秋，亦极相似：所记之事，既多重复；且左氏时有“君子曰”，晏子春秋亦有之，盖皆当时史记旧文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说。为有所刺讥褒讳贬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说甚游移。具论其语，为论孔子传指，抑论史记旧闻。云成左氏春秋，则此书果为左氏一家言？抑孔子所修春秋之传乎？汉志曰：“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说较明白。然褒讳贬损，果失其真，论其本事何益？今公羊固非全不及事，特本为解经，故其述事但取足以说明经意而止耳。然则弟子固非不知本事，安有所谓空言说经者，而有待于左丘明之论乎？故“左氏不传春秋”，说实至确。唯公谷述事，既仅取足以解经，语焉不详。生当今日，而欲知春秋之本事，则左氏诚胜于二传。此则不徒以经作史读者，不可不究心；即欲求春秋之义者，本事亦不可昧，左氏固仍必读之书也）。

　　　　传必释经，儒家通义，故汉儒治此者，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等，皆引公谷之例以释之。至杜预，乃自立体例，谓“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于是左氏一书，始离公谷而独立矣。今学说六经，皆以为孔子之制作，古学家乃推诸周公。杜预以“凡五十为周公垂法，史书旧章，仲尼从而明之。其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乃为孔子变例”。而六经出周公之说，益完密矣。杜预亦古学之功臣也。释例一书，已散入疏中，仍别有单行之本。此可考见杜氏一家之学耳。不独非春秋义，即汉儒治左氏者，亦不如此也。欲考杜以前左氏注，可看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李贻德贾服注辑述两书。左氏之专用杜义，亦唐定正义后始然。前此主贾、服诸家者，与杜相攻颇甚；刘炫规过，尤为有名。今之孔疏，往往袭刘炫规过之词，转以申杜。刘文淇曰疏考证，将今疏中袭用旧疏者，一一考出，颇足考见孔疏以前之旧疏也。

　　　　左氏一书，本只可作史读。故杜氏治此，即于史事极详。释例而外，又有世族谱盟会图长历，以考年月事迹世系。后儒治此，亦多注重史事，其中最便考索者，当推马骕左传事纬、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两书。事纬系纪事本末体，读左氏时参检之，可助贯串。大事表一书，将全书事迹分门别类，悉列为表，若网在纲，有条不紊，尤必须一读。不独有裨于左，兼可取其法以读他书耳。唯以左氏作史读，亦有不可不知者两端：（一）则左氏记事，多不可信。前人论者已多，无待赘述。（二）则左氏记事，亦有须参证公谷，乃能明白者。公谷述事，本为解经，故其所述，但取足说明经义而止，前已言之。左氏则不然，故其记事之详，十倍公谷，且皆较为可信。如邲之战：据公羊，楚庄王几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而据左氏，则先以和诳晋，继乃乘夜袭之，实不免于谲诈。公羊之说，盖杂以解经者之主观矣。然左氏云：“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旋，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当交战之时，而教敌人以遁逃，以致反为所笑，殊不近情。故有训“惎”为“毒”，以“惎之”断句者。然如此，则晋人“顾曰”之语，不可解矣。必知公羊“还师以佚晋寇”之说，乃知庄王此役，虽蓄谋以败晋军，而初不主于杀戮；故其吓得教敌人以遁逃。然则“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之语，盖亦见庄王之宽大。杜注谓讥晋师多而其将师不能用，殆非也。此则非兼考公羊，不能明史事之真，并不能明左氏者矣。举此一事，余可类推。世之不信公羊者，每谓其不近情理；其实言春秋而不知公羊之条例，其事乃真不近情理。即如春秋所记，诸侯盟会，前半皆寥寥数国，愈后而其国愈多。若拨弃公羊之义，即作为史事读，岂春秋诸国，其初皆不相往来者乎？

　　　　宋人之治春秋，别为一派。其端实启于唐之啖助、赵匡。二人始于“三传”皆不置信，而自以意求之经文。啖、赵皆未尝著书。其弟子陆淳，著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皆祖述啖、赵之说。宋儒之不守“三传”，亦与啖、赵同；而其用意则又各异。宋儒所著之书，以孙复之春秋尊王发微、胡安国之春秋传为最著。孙书专主尊攘，盖亦北宋时势始然。胡传本经筵进讲之书，时值南宋高宗，故尤发挥大复仇之义，欲激其君以进取；意有所主，不专于说经也。明初颁诸经于儒学，皆取宋人之注；以胡氏学出程氏，遂取其书。学者乃并“三传”而称为“四传”焉。宋人讲春秋者，多近空谈；既未必得经之意，于史事亦鲜所裨益。非研究宋学者，可以不必措意。

　　　　七、论语孟子孝经尔雅

　　　　诗书礼易春秋乃汉人所谓五经。论语孝经汉人皆以为传。（孝经虽蒙经名，亦在传列）孟子在儒家诸子中，尔雅则汉人所辑之训诂书也。自宋代以此诸书，与“五经”“三传”及小戴礼记合刻，乃有“十三经”之名；朱子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以配论语孟子，乃又有“四书”之名。经与传之别，自西汉专门之学亡后，实已不能深知；今日研究，传且更要于经，说见前。亦不必更严其别也。今就此诸书，略论其读法如下。

　　　　四书之名，定自朱子；悬为令申，则始元延祐。然汉志礼记之外，有中庸说二篇，隋志有戴颙中庸说二卷，梁武帝有中庸讲疏一卷；则礼记外有别行之本，由来已久。大学，唐以前无别行本，而书录解题有司马光大学中庸广义各一卷；亦在二程之前。王安石最尊孟子，司马光、晁公武却非议之，未免意气用事。宋礼郑韵略所附条式，元祐中即以论孟试士，则尊孟亦不始朱子矣。又朱子所定四书，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次。后人移中庸于大学之后，则专以卷帙多少论耳。

第17章　经子解题（10）（）　
朱子于四书皆有注，乃一生精力所萃。其于义理，诚有胜过汉儒处，不可不细读也。欲窥宋学之藩者，读此四书之注亦甚好。朱子注四书，大学分经传，颠倒原次；中庸虽无颠倒，分章亦不从郑氏，故皆谓之“章句”。论孟则聚众说，为之注解，故称“集注”。朱子注此四书之意，别著或问以发明之；然其后于集注又有改定，而或问于大学外未及重编。故或问与四书注，颇多抵牾；文集语类中，有言及注四书之意者，亦不能尽合，不得据或问以疑四书之注也。

　　　　论语有鲁论齐论及古论之别。鲁论篇次与今本同。齐论别有问王知道二篇。二十篇中，章句亦颇多于鲁论。古论云出孔壁，分尧曰后半“子张问”以下，别为一篇，故有两子张；篇次亦不与齐论鲁论同。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已乱齐鲁之别；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则并齐鲁古三者之别而泯之矣。魏何晏集诸家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盛行于世；即今十三经注疏所采之本也。梁时，皇侃为之作疏。宋邢昺疏，即系据皇疏删其支蔓，附以义理者。梁疏后亡佚，迄清代乃得之日本焉。古论云有孔安国注，今见集解所引，盖亦王肃所伪，其后此注亦亡；清时，歙县鲍氏，云得其书于日本，重刻之，则又六朝以来伪物也。论语一书，皆记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行，说颇平易可信。书系杂记，无条理。正义篇篇皆言其总旨及章次，殊属不必也。清儒作新疏者，有刘宝楠论语正义。

　　　　孟子一书，存儒家大义实多。他姑勿论，民贵君轻之义，非孟子即几于泯殁不传。此外道性善、明仁义，亦皆孔门大义，至可宝贵。康有为谓孟子传孔门大同之义，荀卿只传小康；合否今姑勿论，要其为书，则远出荀卿之上，非他儒书所得比并，真孔门之马鸣龙树矣。又孟子书中，存古经说甚多。其言春秋处，今人已多知之；言尚书处，则知者较鲜。予按万章上篇，言尧舜禅让事，无一不与书大传合者；盖今文书说，亦民贵君轻之大义也。若无此义，则尧典一篇，诚乃极无谓之物矣。古有赵岐注，颇无味。阮氏校勘记指其注“摩顶放踵”处，与文选注所引不合，疑亦有窜乱也。疏题宋孙姡В�实邵武士人所伪，已见前。清儒作新疏者，有焦循正义，博而精。

　　　　孝经一书，无甚精义。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以为伪书。然其书在汉时，实有传授，且吕览即已引之，则姚说未当。此书于甚精义，而汉儒顾颇重之者，汉时社会宗法尚严，视孝甚重。此书文简义浅，人人可通，故用以教不能深造之人。如后汉令期门、羽林之士通孝经章句是也。（纬书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原，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可见汉人重此之心理）此书亦有今、古两本。今文注出郑玄，传自晋荀昶；古文出于刘炫，多闺门章四百余字。唐开元御注用今文，元行冲为之作疏。宋邢昺疏，即以元疏为蓝本。清儒治此者，有皮锡瑞孝经郑注疏。此书无甚深义，一览可也（孔门言孝之义，长于孝经者甚多）。

　　　　尔雅乃训诂书，后人亦附之于经。其实非也。张楫上广雅表谓“周公著尔雅一篇。释文以为释诂。今俗所传二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云叔孙通所补，或云沛郡梁文所考”，要之皆无确据。予按古人字书，共有三种：（一）四言或三七言韵语，自史籀篇以下皆然。王国维说。乃古人识字之书，与今私塾教学童读三字经千字文同法。（此事盖沿之自古，予别有论）（二）以字形分部，如今之字典，始于许慎之说文解字。（三）尔雅，今之词典也。此本抄撮以备查检，后人相传，亦必有增改，无所谓谁作。今此书训诂，几全同毛传，释乐同周官大司乐，九州异禹贡而同周官，则古学既出后之物。释兽中狻麂即狮子，出西域；囗鸠出北方沙漠，翠生郁林；囗囗出乐浪、潘国；囗囗虾出秽邪头国；皆非战国前所有，明为后人增益。正如神农本草经有汉郡县名耳。此书专治小学者，宜熟读之；否但粗加涉猎，随时查检即可。清儒新疏，有郝懿行义疏、邵晋涵正义两种。

　　　　论读子之法

　　　　“吾国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而集为后起之物，古代只有经、史、子三者。经、子为发表见解之书，史为记载事物之书。”已见前。逮于后世，则子亡而集代兴。集与子之区别，集为一人之著述，其学术初不专于一家；子为一家之学术，其著述亦不由于一人。勉强设譬，则子如今之科学书，一书专讲一种学问；集如今之杂志，一书之中，讲各种学问之作皆有也。

　　　　子书之精者，讫于西汉。东汉后人作者，即觉浅薄。然西汉子书之精者，仍多祖述先秦之说；则虽谓子书之作，讫于先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