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赋评注-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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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景帝又平吴楚七国之乱，朝廷采取削藩抑强的政策，形成中央集权。武帝继位不久，采纳董仲舒之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统的思想；然后征匈奴，通西域，平南越，击昆明，征朝鲜，击东越，以求永远消除边患，亲睦四方部族，建万世基业。对内又开漕渠，税商贾，管盐铁，成真正的一统天下。汉王朝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统一而强盛的局面。在这个新的形势出现之初，不仅最高统治者信心百倍，一般官吏、文人也都兴奋不已。前所未有的强大帝国的繁荣景象及正在进行的文治武功，都需要文学上的肯定与赞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描述与传播。武帝即位后即安车蒲轮接枚乘，不仅仅因为枚乘在吴王濞造反前曾力阻过吴王，也应看作是时代看中了七发这种巨笔鸿构、铺采摛文、体制宏大的文学样式。后来，汉武帝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之后感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便是一个说明。司马相如见到武帝后说：“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接着写成上林赋。可以说，上林赋既标志着与空前强大统一的汉帝国相适应的一种骋辞大赋基本体制与风格的确立，也标志着辞赋文学的创作由藩国君臣走向了朝廷，转向了这个强大帝国中轴与顶点的大汉天子周围。从此大汉天子的威风、排场，无以复加的侈丽豪华，至高无上的威严与地位，成了汉赋的中心题材。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尚有摹拟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痕迹，至子虚上林，虽结构上有取于宋玉的高唐神女，但风格、气势上承枚乘七发，体现了汉王朝的空前强大，形成了汉代骋辞大赋的典范之作。继司马相如而陆续集中到武帝周围的辞臣赋家有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庄葱奇等。于是，汉赋很快繁荣起来，中国文学史上壮丽的一页正式揭开。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朝辞臣赋作一百多篇，作为反映当时时代主旋律的骋辞大赋自然是占着主要地位。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论赋的创作云：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这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骋辞大赋的特点的概括。司马相如的友人盛览闻其高论后“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盛览虽为牂牁名士，也觉得自己所处地位不同于司马相如，阅历有限，缺乏写那样鸿篇巨制的材料，所以此后不再言写赋之事。作为一个鉴赏家和赋的爱好者，他的合组歌和列锦赋应带有赋论的性质（从题目看，前篇由司马相如的“合綦组以成文”一句而来，侧重于谈形式，后篇当由“列锦绣而为质”一句而来，侧重于谈内容），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当时藩国君臣之作也有些，但传播有限，从整体影响上不能同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相比，多为咏物小赋或骚体抒情小赋，如梁孝王门客中上面提到的西京杂记所载柳赋酒赋之类，楚辞一书所收庄忌的哀时命。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而留存到今天的，就只有刘安的屏风赋百馀字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

　　　　但是，汉赋同汉王朝的发展同步处于鼎盛阶段之时，它的内容、题材却并不是单一的，对社会的反映，也不局限于劝百讽一、歌功颂德。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都抒发了悲伤抑郁的情绪。东方朔的答客难甚至对当时的社会作出“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这样的概括。而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则将宫廷女子的悲惨遭遇与凄凉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封建社会，即使在它的上升时期，全盛时期，也不是没有矛盾，没有黑暗，没有污浊。所以说，这些作品同骋辞大赋一起，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较全面、立体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

　　　　当然，汉赋对生活的反映比上面所说要广泛得多。孔臧的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或讽谏，或借以抒情，皆为四言诗形式，篇幅较短，上承刘胜文木赋，下启刘向咏物诸赋。即作为骋辞大赋奠基人与代表作家的司马相如，除子虚上林之外，还有写神仙远游的大人赋，写被弃后妃的长门赋，通过吊古表讽谏之意的哀二世赋，表现男女性爱的美人赋。哀二世赋面对胜利的大汉天子，美人赋面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与礼教，尽管都采取收敛的、含蓄的、甚至扭曲的方式表现，但仍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后者实际是借着写自己“坐怀不乱”的功夫表现了自己的心理体验。

　　　　汉宣帝（前73—前49）“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文学之士刘向、王褒、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宣帝“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宣帝并且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以上并见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汉宣帝不仅像武帝一样重视赋的创作，而且从社会功利和审美的角度给赋以高度评价。加之昭、宣之世采取宽缓政策，使民休息而吏治整饬，社会生产正常，经济上得到明显的恢复，四夷归顺，国家较武帝后期更为安定昌盛、富庶繁荣。所以赋的作者多，作品也不少。据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如直臣萧望之也有赋4篇，刘向之父刘德有赋9篇。这些作品并皆散佚。王褒甘泉赋（又题作甘泉宫颂，今残），刘向清雨华山赋（今窜乱不可句读）属当时歌颂天子尊严、配合国家政教之作。大约因为昭、宣之世虽称盛世，但缺乏武帝朝那种激扬凌厉、积极向上的精神，已经脱离了需要夸饰张扬的社会背景，骋辞大赋显得只是效法前代，故没有留下堪称代表的名作，倒是咏物和反映下层社会的俳谐赋，在汉赋中独具色彩。王褒的洞箫赋写吹箫盲人的听觉能力、吹箫的情态及箫声，都极尽形容之能事，开以后以有形的文字写无形的音乐之法门。他的僮约责须髯奴辞都以俳谐语言，表现了现实的主题，使我们在今天尚能看到二千多年前社会生活的一些细微方面，体会到当时下层人民的思想、情绪，了解到当时奴隶的具体生活状况。刘向还有一些咏物记事之赋，如雅琴赋围棋赋麒麟角杖赋等，反映了宣、元之世文化与贵族生活的某些方面，但都已散佚。

　　　　四

　　　　到西汉末年的元、成之世，吏治废弛，社会趋于衰乱，政令虽多，徒为扰民。人们缅怀往昔，向往武、宣盛世，从而注意到收辑武、宣之时的赋作。“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馀篇。”班固两都赋序。这是一种招魂心理的反映。但这也是西汉中期奏御之赋的最早集结。

　　　　就元、成之世的创作而言，与编集武、宣盛世赋作的动机一样，摹拟的风气极盛。西汉末年的辞赋大家扬雄，无论从创作数量方面来说，还是从影响方面来说，都可以与司马相如比肩，因此后人将他也看作汉代大赋的代表作家之一。但司马相如的作品体现了突出的创造性，扬雄之作则差不多每一篇都表现出明显的摹拟特征。这固然与作家个体的差异有关，但也不能说不是时代精神和社会意识的反映。他的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沿着司马相如骋辞大赋的路子，有的明显表现出摹拟的痕迹；解嘲解难则摹拟东方朔答客难；太玄赋仿楚�┐窃队危�反离骚广骚畔牢骚又仿屈原等作。但是，作为卓越的辞赋作家，他一方面摹拟，一方面又由于个人的艺术修养，而突破了以前的一些陈规旧式，表现出新的格局、新的色彩；思想内容方面，也由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冲击与影响，表现出一种以前作家未曾有过的强烈情绪。如扬雄的几篇骋辞大赋，除长杨赋之外，皆改变了此前宫苑游猎大赋“述客主以首引”的结构程式，直接进入描述铺叙。甘泉赋的主题与规模仍遵循骋辞大赋的传统，却用了骚赋的句式；长杨赋的摹拟之迹最明显，而其讽喻劝诫之意贯穿全篇，与卒章见志、劝百而讽一的子虚上林异趣；解嘲解难论人情世态，入木三分，剖析事理，时有警句，表现出作者深刻的思想与敏锐的观察；逐贫赋将“贫”拟人化，纯用四言诗体形式；都酒赋风格、形式也与之相近，而篇幅更小，与神乌赋一样，诙谐轻妙，可以说上继贾谊鸟赋，下开曹植鹞雀赋等后代文人俗赋的先河。他在解嘲中说：“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辞。是以欲谈者宛（卷）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照着别人的脚印走）”，这同诗经所谓“变雅”之声何其相似！西汉末年，各种矛盾尖锐化，危机四伏，意识形态领域也比较混乱，扬雄即难以稳定地用一条标准来衡量是非，也难以把握变幻莫测的客观社会，所以在人格上显示出了二重性。但无论怎样，他在赋的创作上是有成绩的，他对赋也有一些简要的评说。如“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也”；以上并见法言吾子。“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论赞引。其见解是相当深刻的。

　　　　与扬雄同时的刘歆，其遂初赋略依屈原涉江哀郢，而繁缛闳衍又受司马相如和王褒的影响。然而他正是在这种综合继承之中拓展了汉赋的题材，为汉代抒情赋中述行之作的先声；其中“野萧条以寥廓兮，陵谷错以盘纡。飘寂寥以荒盼兮，沙埃起而杳冥”等，既是式微的西汉末年社会的缩影，也是作者凄凉心境的写照。遂初赋的产生标志着汉代抒情赋在内容上由个人情怀向社会、向现实政治和历史方面的转移。

　　　　西汉末年还有一个女作家班倢伃。她的自悼赋仿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但出自妇女自己之手，尤其是写自身的遭遇，自有其感人之处。古文苑所载捣素赋为骈体，因而或疑为晋以后人所拟作。其实语言上骈化的情形在西汉文中也是有的，以此为否定为班倢伃作的理由，尚不充分。班倢伃是赋史上第一位女作家。

　　　　总的说来，西汉末期赋的创作是有成绩的，扬雄、刘歆都是善于模仿的作家，然而也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的创作既有教训，也有经验。

第3章　汉赋概述（3）（）　
五

　　　　由于长期战乱，东汉初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后汉书郡国志。“边陲萧条，靡有孑遗”。后汉书光武帝纪。从光武帝（25—57）采取了很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到明帝（58—75）之时，残败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明帝、章帝（76—88）两朝，虽然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已经开始，但朝廷对诸侯王、大臣、外戚的权力都有严格的限制与防范，朝政清明，社会安定。首先揭开东汉赋的创作之页的，是班彪。他于光武帝建武元年（25）自长安往凉州（今甘肃武威）避难，因路途所见，触景生情，在安定（当时治高平，即今宁夏固原）成北征赋。虽未能直接描写民生疮痍，但作者“遭世之颠覆”，“罹填塞之厄灾”的悲伤感叹，充溢于字里行间。

　　　　与班彪同时的赋作家有崔篆、杜笃、冯衍。崔篆的慰志赋表现了改朝换代之后文人在出处去就上的为难和内心痛苦。名曰“慰志”，即言其在出处方面心有歉疚，一直折磨着自己，故述之以自慰。整个剥削阶级社会的政治，都是权柄与刀枪说了算，文人只是依附于这个或那个政权，既不具备从历史、社会的发展确认是非、决定去就的能力，又受传统君臣大义一类观念的影响太深，所以在易代之际不是一头撞死在“忠”字上，便是留下永久的不平与悔恨。崔篆慰志赋是第一篇表现这种心理的文学作品。此后如庾信、颜之推等直至明清之际的侯朝宗、钱谦益等，其作品表现这种情绪就更为强烈。冯衍因为开始事非其人，归降刘秀后未得重用，在纷杂的人事关系中受到排挤，作为一名颇具政治见解的人物，居家无用，于建武末年作显志赋以抒怀。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冯曲阳集题辞谓：“敬通诸文，直达所怀，至今读之尚想其扬眉抵几、呼天饮酒。诚哉，马迁、杨恽之徒也！”此虽主要就其奏、笺而言，而用于评价其赋，也大体相合。

　　　　杜笃的论都赋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政治决策方面的意见，所以后来东汉定都洛阳之后便有一些赋家以洛阳为题材大写京苑之壮丽宏伟，并且以西京长安为陪衬，聚讼不休，形成了东汉文学创作上的一桩公案。但不论怎样，这篇赋表现了一定的见解，有着充实的内容，从空间、时间方面都体现了较为宽阔的视野，作品语言流畅，气势充沛，既带有排偶铺张的特色，又近于口语，显出一种清新平易的风格。这篇作品对唐宋以后的文赋有一定的影响。

　　　　其他如梁竦的悼骚赋，班彪的览海赋冀州赋，冯衍的杨节赋，杜笃的首阳山赋书�８踌痨�赋等，从题目即可看出，山海州邑、历史传说、民俗风物以至文化用品，都在题材范围之内，而伤离感乱及适应世变，是其基本主题。即如书�８常�乃是一首描写古代书籍装帧的赋作，言其外形“载方巨而履规，加文藻之修饰”，同时借以言做人：“能屈伸以和礼，体清净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虽转旋而屈挠，时倾斜而反侧”，表现出在一个动荡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文士的心态。

　　　　继之而起的班固、傅毅、崔骃、班昭等，主要生活在明帝、章帝时代。傅毅洛都赋、班固的两都赋是针对杜笃的论都赋，对朝廷决策的注解，故文选李善注在两都赋题下注云：“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两都赋创作上表现了一定的创造性。其结构学子虚上林，两篇既可独立成篇，又有联系，合在一起才完整地表现了主题。但因为有针对性，故题材都不限于田猎，有同傅毅洛阳赋一比高低的意思。参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这两篇赋描写上既能放眼纵观京都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也有层次地逐步集中到京城的宫苑建筑、文物制度上；而具体描写中又能选择有代表性的建筑群作细致刻画。在上下两部分的对比描写中，既表现了东都的壮美宏丽，又贯穿了崇尚节俭的思想，措辞颇有分寸。语言上，一洗两汉骋辞大赋铺排虚夸的风气，能在骈丽排偶之中，体现出跌宕疾徐的节奏。这些都反映出主要表现京都景象、帝王声威的骋辞大赋，也由放手虚夸、追求声势、表现一种精神转向实证地描述和历史地、科学地评判。因而，作品的认识价值便大大增强。两都赋作为东汉王朝建国初期的巨制，也应看作是汉代骋辞大赋的代表作之一。属于这个方面的作品，还有傅毅的反都赋（存残句），崔骃的反都赋大将军临洛观赋大将军西征赋（均残）。这也反映了东汉鼎盛时期赋在创作题材上的一种倾向。

　　　　作为铺叙与抒情相结合的咏物小赋，同样被大部分作者所喜爱。今所知以傅毅所写为最多，有琴赋扇赋神雀赋。此外王充有果赋，班固有竹扇赋白绮扇赋、班昭有针缕赋。但除竹扇赋与针缕赋之外，其他的均已散佚、残缺。由班昭大雀赋序来看，这些作品中有的是受命为之，同后代的应制诗相类，难以真正做到托物寄意，言所欲言。唯班昭针缕赋借物明志，言简意赅；班固竹扇赋为七言诗形式，在诗赋发展史上是值得注意的作品。这两篇赋也都很短。

　　　　从艺术方面来看，还有两篇值得注意的作品。一是傅毅的舞赋。由舞蹈场面到舞者的服饰、外貌，唱歌的情态、舞姿都作了细致的刻画。特别关于舞蹈动作的描绘，生动而传神，曹植的洛神赋对洛神情态的描述显然受其影响。另一篇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崔骃的博徒论，同王褒的四子讲德论一样，名为“论”而实为赋，由其语言风格看，应属俗赋。如其中写农夫：“子触热耕芸（耘），背上生盐，胫如烧椽；皮如领革，锥不能穿；行步狼跋，蹄戾胫酸。谓子草木，支体屈伸；谓子禽兽，形容似人。”反映了农民当牛做马的生活境况。这与俗赋多借诙谐以抒困苦或行讽刺之实的情形一致。又其文字生动简练，夸张中带有幽默。可惜已经残缺。

　　　　从东汉初年至明、章朝的赋作承西汉末期的风气，摹拟的现象比较明显，并且在赋的体式演变中，留下了印记。对答客难的摹拟起于扬雄，而对枚乘七发的摹拟起于傅毅。傅毅作七激依瓢画葫芦，即使有新意，也给人以东施效颦之感。然而其后崔骃作七依，刘广世作七兴，李尤作七款，张衡作七辩，崔瑗作七苏，马融作七厉、崔琦作七蠲，刘梁作七举，桓麟作七说，桓彬作七设，郦炎作七平，皆踵而效之，乐此不疲。

　　　　但总体来看，东汉初赋创作上题材更广，抒情性更强，而且抒怀之作多贴近现实，表现也细致而深刻；语言重写实而少虚夸，带有明显的骈俪倾向。应该说，东汉初期的赋作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的，并且也具有一定的特色。

　　　　六

　　　　东汉中期的赋作者有贾逵、黄香、李尤、苏顺、葛龚、刘陶、张衡、崔瑗、马融及王逸、王延寿父子等。当时即所谓“天下承平日久，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时政渐损，权移于下”，后汉书张衡传。宦官外戚争夺权柄，加上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东汉王朝已见衰微之势。张衡作二京赋，一则想要超过班固的两都赋，以显示他的学问与才华，二则寄托讽谏之意。事实上不少方面有独到之处，因而也受到历来学者的重视。二京赋所写规模更大，篇幅也更长，揭露统治阶级的奢侈腐朽，为班固所不及。作者的目光注意到社会下层的三教九流，是历来骋辞大赋的视线所未到之处。民间的百戏艺术，本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与朝廷庄严肃穆的仪典为异类，而作者竟加以生动的描述，展示了一幅幅引人入胜的民俗画面。这些都反映了骋辞大赋视角的转移，相当程度上违背了骋辞大赋歌功颂德、劝百讽一的创作命意之旨。东汉中期赋作中，题材内容与之稍近的还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这篇赋虽然是写宫殿，但用了“述行赋”的写法，随作者观览的路线，据作者眼中所见，从外到里，从大到细，依次展示，一改此前宫苑大赋纯客观地铺排，不见作者影子的写法。这对后来的游记文有一定的影响。张衡的羽猎赋、马融的梁将军西第赋、黄香的天子冠赋、李尤的辟雍赋均散佚残缺，可以不论。张衡又有南都赋，当为早期表现对家乡热爱之情的作品。李尤的函谷关赋继班固的终南山赋而写关山形胜，从题材上说，也有所转变。黄香的九成宫赋虽然想象奇谲，也善于炼字，末尾颇有气势，然而题涉于谶纬，带有东汉意识形态的特色。以描写京都、宫苑、游猎为主的京都大赋，形式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题材上摆脱了以帝王为中心组织材料的状况，描写上也由虚夸进一步转向写实，转向表现作者的直观的感受。

　　　　东汉中期咏物赋比较多，但大多散佚。从今天所存的篇目来看，题材范围也很广。马融有长笛赋围棋赋樗蒲赋琴赋。其长笛赋自言“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仲武箫、琴、笙颂”，唯笛无之，故聊赋以备数。此赋虽摹拟前人，但语言上有突出的特色：整齐之中有所交错，几种句式并用。特别是有的段落每句以“也”字煞尾，将经师的训诂句式用于赋中，反而增加了抒情的意味，显得简洁而活泼。其围棋赋写下棋看子之法，以军阵为喻，而又往往借以言人事世道，意在言外，也是别具一格。著名的楚辞学者王逸的机赋咏织机，描写织机的结构情况。西京杂记卷一载汉昭帝之时巨鹿陈宝光之妻能织蒲桃锦、散花绫，“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王逸机赋同西京杂记此条同为我国纺织史上的重要文献。

　　　　这一阶段赋的创作在表现形式上有些新的探索。其中张衡之作较为突出。张衡的髑髅赋由庄子至乐中一段化出，表现了作者对于政治的强烈反感与厌倦，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张衡又有冢赋，写贵族经营陵墓的情形，描写了墓圹的结构，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张衡的归田赋实开汉代抒情小赋的先河，也以短小、清新和浓郁的抒情味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总的说来，东汉中期的赋家同西汉末、东汉初期的一样，在摹拟的创作意识的笼罩下，尽量作创造的努力，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