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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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活的这个城镇，在人口普查表上有133个黑人精神病患者。他就是精神科医生，还能不知道这镇上有多少黑人精神病患者吗？一定是数据出了问题。于是他就调查周边的市镇，发现也一样，这数字比实际大得离谱，他就发了一个心愿，一定要推翻这个结论。

　　　　那怎么办呢？既然是人口普查得出来的结论，那就去找人口普查的表格。要知道，那个时候美国的人口普查已经是非常大的量级了，他发扬了死磕精神到全国各地去找这种表单，然后去计算。算来算去，一声长叹，怎么了？没有算错，最后结论就是161：1。

　　　　哪儿出了问题？只有一个可能：人口普查的第一手数字就已经有了问题。是南方奴隶主派了一堆间谍，到北方伪装成人口普查员，然后得出这个数据的吗？肯定不是，因为人口普查员是一个分散的结构。

　　　　查来查去，一直到1850年才真相大白，原来是北方的人口普查表格的设计上出了问题，导致人口普查员把白人精神病患的数字也填到黑人那一栏里。本来北方的黑人数量就少，稍微有几个填错，在统计学上就很容易把这个初始的错误放大，得出那个荒腔走板的结论。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因为数据本身有一种自生长的能力，这不是说数据本身是活的，而是只要一个事实，你不做定性判断，而做定量判断，把它定格为一个数之后，它就要去经受所有人的挑剔、批判，甚至是推翻。于是，大家的对话就有了一个工具，有了一个介质，有了一个对象。贾维斯医生就扮演了这样一个挑战者，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推翻了这个不实之数，让事实回到原状，这就是数据的作用。

　　　　再讲一个例子，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执政时期，定下来一个规矩：美国任何由国家主导的大型工程建设一定要适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国家预算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挑选那些最优化的项目率先实施。

　　　　这作为一个原则没问题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是有私心的。比方说，美国刚建国的时候，主要的工程建设是水利工程，由美国陆军的工程兵团来干。可是工程兵团也是人啊，这个兵团的司令是哪个州出来的人，对哪个州的项目，哪怕不是搁在明面上，在心底里总是有些小照顾的。

第52章　看不懂的中国经济（9）（）　
这个照顾其实很好办，就是把收益算大。因为一个公共工程的收益是很难算得清楚的，比如说一个大坝建成后，总有防洪收益、灌溉收益、军事收益，没准儿还有点观光旅游收益，那就看你怎么算了。算来算去，如果他有意偏向，把一个项目的收益算大是有可能的。全国每个州每年会报上来上百甚至上千个项目由工程兵团一家来做决定，难免就有这个弊端。

　　　　弊端来了怎么办？不怕，美国人有的是办法。他们紧接着设立了第二个部门，叫农垦局。看起来好像是重床叠架，但是这个设计是有深意的。因为农垦局是管美国的农田灌溉的，也管建坝和水利设施，这样在客观上就跟美国陆军的工程兵团产生了竞争。

　　　　一个项目归谁建或者先建哪个，两家都要拿出报告，把所谓的成本收益核算出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竞争的态势，大家就各想各的招。

　　　　工程兵团有一次算一个水库的收益，把海鸥都给算进去了。说建成这个水库后，会来一万只海鸥，按照一只海鸥一年吃一千只蝗虫、一只蝗虫每年要吃掉一公斤的麦子计算，一下子就算出了一个天文数字。你看，我建这个水库，竟然替美国人民避免了这么多粮食不入害虫之口。

　　　　农垦局的小伙伴们一看，有没有搞错，这个也能算进来？好，这一招你会玩，我也会玩，那我就算算次级收益。因为我主要管灌溉，一个水利工程建成后能灌溉一片农田，因为这个地方灌溉条件好，很多农民就往这儿迁，很多大卡车帮着搬家，不就多了加油站吗？等人多了之后，这个地方就会出现电影院，电影院出现之后就会出现大商场，大商场出现之后就有很多人来观光，这个地方就会变得很繁荣。这叫次级收益，就是一层一层推导出来的收益，又算出一个天文数字。两家一直在这么斗。

　　　　最典型的是罗斯福总统在任期间，有一个工程，两家又争抢起来了。最开始，陆军的工程兵团算出来的成本收益比是2。4，所以这个项目该建，而且应该由我来建。农垦局的报告紧接着递上去了，说同意建，这个项目确实收益远大于成本，但是我农垦局算出来的不是2。4，是4。8，整整比工程兵团多一倍。但是如果我们农垦局来建，我们主要发挥这个大坝的灌溉功能，所以我们的方案才是最好的。

　　　　最后吵到了国会那里，国会一脑门子的糨子，说让罗斯福总统去定吧。罗斯福一看，我又不是水利专家，搞不清你们这些事，谁算出来的数字大，我就让谁干。于是农垦局就把这个项目给拿走了。

　　　　别以为只有两个部门在争国家的预算，很快又杀进来第三家。20世纪40年代，铁老大也杀进来了。因为陆军工程兵团和农垦局天天开凿运河什么的，耽误铁路公司的生意，所以它们不干了。

　　　　40年代有过这样一个案子，阿肯色州要开凿一条运河，当时农垦局和陆军工程兵团都报了方案，最后铁老大在旁边冷冷地哼了一声说，把这么多预算给我，我能修两条铁路，而且永远免费给国家运输物资，你们就别修运河了。弄得前两家单位臊眉耷眼。

　　　　当数据摆出来之后，它就能引发一种态势，叫竞争，各个部门都会围绕数据进行计算。所以20世纪40年代之后，美国各个国家部门都兴起了一股数据浪潮，其实是人潮，什么人？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如果你不养活几个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算账算不过其他部门，在国家预算的竞争中，你就会落败。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想到法庭。法庭上就是这样，原被告双方的是非曲直法官是不清楚的，法官就像傻子一样往这儿一坐，先让原告说说被告做了什么，然后被告拿出一个个的证据进行辩驳，最后原被告双方抗辩。法官只要有常识即可，他不需要对每一个领域都是专家。因为在竞争当中，在抗辩当中，不是让法官来找证据的缺失，双方律师就会盯着对方的逻辑漏洞和事实漏洞。

　　　　这就是数据摊开到桌面上的一个好处，数据的成长，数据的进化，并不是靠数据本身，而是利益完全对立的双方都盯着对方数据的逻辑漏洞和事实漏洞，所以数据就会变得越来越精准。

　　　　在美国的水利工程建设方面，最后也演化到了这样的状况，大家都打累了，坐下来谈判，形成了一本绿皮书，约定以后再搞任何工程的收益计算，都要按照统一的标准来算，比如说旅游观光收益怎么算，病虫害的收益怎么算。从客观上讲，这套标准只要写出来，白纸黑字摆在桌面上，总是有毛病的。所以这本绿皮书此后又经过了几次大的改版，但是没有办法，没有这个东西，大家就没有办法形成良性竞争。所以不管哪个版本的绿皮书，无论它有多少毛病，都是几方利益达成的一个平衡点。

　　　　我们再回头去看杰斐逊当年确立下来的这个原则，它最终通过数据的方法落了地。所以数据不是一个死东西，也许起点是不靠谱的，但是只要引进竞争，只要对人性有充分的估计，最后会达到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平衡点。

　　　　数据文明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

　　　　我讲了很多数据的好话，但是有一个小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当数据和人伦道德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选。就好比前面举的那个例子，一条人命放在这儿，你可不可以用数据标定一个价格？不管你怎么选，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道德上的两难。

　　　　在美国历史上就曾经遇到过一个类似的困境，南北战争前，北方人跟南方的奴隶主说，你们不是不给黑人政治权利吗？可以啊，那你们南方在选众议院议员的时候，黑人人口就不能计算在内。说白了，就是打压南方州在众议院的代表人数。

　　　　南方的奴隶主说，行啊，这没有问题，那我们给联邦纳税的时候，黑人人口也不应该计算在内。北方说，这不是占我们便宜吗？你们南方主要的劳动力是黑人，主要靠他们创造财富，这些人不算在内的话，纳税的时候你们不就纳得很少了？南方人说，要么给议席，要么你们不要税收，看着办吧。

　　　　所以，南北双方就不能只在原则上进行争议了。双方最后说，我们把一个黑人人口折算成多少个北方的白人人口，不就完了吗？谈来谈去，吵来吵去，最后得出了这个数：35。一个黑人算35个白人。

　　　　听到这儿，你心底也许已经发出正义的怒吼了，这不是赤裸裸的歧视吗？都是上帝的子民，凭什么一个黑人只能算60％的人呢？这确实不公平，也不合理。当时的与会代表哈密尔顿讲过一段话：35这个数当然有瑕疵，但是又能怎么办呢？有总比没有要好吧。有了这个数，南北双方的人可以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这个国家，一起往前走。如果没有这个数，难道我们所有的与会代表要在这个大厅里争论到老吗？

　　　　所以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得已但又很理性的选择。隔了200多年，我们再去看35这个数，会发现它的另外一个功能：它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每个美国人的良心当中。你不是信奉上帝的国家吗？那上帝的子民都应该是平等的，怎么有一帮人只能按60％的人算呢？这跟你主张的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不是相抵触的吗？

　　　　这根刺一旦扎在良心里，就会形成一种势能，让每个美国人都不得不正视这个伦理难题，从而要去解决它。它会随着历史进程的推演变得越来越膨胀，最后形成排山倒海的民意。

　　　　果然，过了半个多世纪，这个问题通过南北战争解决掉了，美国人终于可以在良心上松一口气了。

　　　　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数据和伦理道德之间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现实可能是丑恶的，它会反映到数据当中，但这并不是说数据本身有丑恶和高尚之分。

　　　　数据就是一个客观存在，它只是把原来那些被掩盖、被模糊的伦理难题翻到桌面上，成为一根所有人都看得见的眼中钉、肉中刺，它本身的存在就形成了解决这个伦理难题的前提。

　　　　就像我们中国古人讲修身养性，首先要制怒，就是不要让自己发火。做不到怎么办呢？每发一次火，你就在墙上画一道杠杠，过几个月你再来看，杠杠是不是越画越少了？这其实就是数字对我们的心理暗示。看到这些杠杠，我们就会懂得制怒，就会调整自己的情绪。你看，数字在伦理难题上，也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

　　　　这篇文章表面上说的是数据，实际上我想介绍的是一个结论——现代文明是建立在数据文明基础上的一种生活方式。

　　　　你可能会不同意，说数据文明多枯燥，多没灵性啊，用几个数字就能描绘出大千世界的千变万化吗？我们人类追求把握世界、理解世界，追求效率，我们可以用灵性、直觉、定性的方式直接把握它。

　　　　我们的老祖宗就是这么干的，我们讲究“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虽然其中也有数，可这个数并不是数据文明那个数，是我们用审美的方式，直接用灵性把握这个世界的结论。而且这套结论永远颠扑不破，到哪朝哪代都不能说它是错的。

　　　　中华文明和数据文明之间，始终隔着一道观念的鸿沟。2012年中国有一则类似笑话的新闻，有一个发改委的专家说，中华民族的复兴指数已经达到了62。74％，好多人哄堂大笑。你看，数据文明和我们的中华文明面对同样一个数字，态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数据文明中的人，比如说美国人，他可能会跟这个专家争论，说这个模型有问题，这个算法有问题，这个参数有问题，这个数据的来源有问题。可是我们中国人，往往就是一通嘲笑了事，会说民族复兴怎么能用数据来表达呢？

　　　　数据文明的三大好处

　　　　数据文明纵有千般不好，今天也请容我为它讲出三点好处。

　　　　第一个好处，让人和人之间可以对话，而且可以得出阶段性的结论。比如说端午节，我们在微博上为甜粽子、咸粽子吵来吵去，这种事情，吵上千秋万代也不会有结论的。

　　　　如果站在数据文明里，那就清楚了。我们为什么吵？是在比较这两种粽子哪种更健康吗？那我们先确立一下标准，是不是摄入的卡路里越多就越不健康？那就测量出来，然后一较高下，结论就出来了。

　　　　第二个好处，数据文明可以让人和人，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远程、大规模协作变得可能。我此前多次讲过，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是现代财富创生的根本基石。

　　　　西餐就容易通过数字标准化，然后形成跨空间的协作。比如麦当劳，一个城市有一个中心厨房，它生产一部分，然后通过数据来指导各家分店下一个阶段的生产，油温是多少度，一根薯条炸几分钟，用数据就可以控制它的口味。

　　　　要是换成中餐就完蛋了，因为它所有的烹饪系统就是一个黑箱，只有经验丰富的大师傅可以掌握，油温是多少度，火候是多大，酱油少许到底是多少，等等。它的一切都不数据化，导致一个大师傅的手艺和他做菜的口味没有办法横向协作。师父对徒弟也无法百分百传下去，横向之间的协作就更别想了。

　　　　第三个好处，数据是一种可以累进的文明。现代医学，也就是我们统称的西医，有一个好处，就是后人的成就一定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的，后人的发现一定是站在前人的阶梯之上的。西医一点点拓宽着人类对自己身体的认知边界，虽然艰难，但毕竟在推进。

　　　　为什么说数据文明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就是因为上面这三个特征。有了数据，人和人可以对话，人和人可以协作，知识和知识可以产生累进的作用。而现代化不就是这样爆发开的吗？

　　　　最后，让我们引用涂子沛先生的一句话：“大数据是土壤，开放的数据即为土地上的河流，河流流过之处，就会孕育起发达的数据文明。”

第53章　现代化的本质（1）（）　
我们不要问我们能为集体做些什么，我们都要问问自己，当集体、组织、连接起来的人作为一种资源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能通过它成就什么。因为结盟策略已经失效，只有个人的成长和价值确认才是你人生真正的靠山。

　　　　01土地私有化，到底有多痛

　　　　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四个好处

　　　　前几年我在一个会议上遇到了经济学家汤敏，在会议间歇，他告诉了我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前几年，他搬到北京郊区的顺义，想把户口也迁过去，所以就跑到了当地派出所。他跟办事的警察开玩笑说：“我上了户口之后，会不会就变成农村户口了？”警察并不认识他，翻了翻白眼说：“你想得倒美，农村户口现在才值钱呢，那户口都带着地呢。”

　　　　这个警察说得没错，现在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抱着一个希望：万一拆迁了，就能拿到一大笔拆迁补偿款；万一将来国家把农村的土地私有化了，就有了地了。但是后者会不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悬念。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好多海外媒体就在猜测，会不会把农村土地私有化问题纳入会议议题呢？要知道，在此五年前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海外媒体就在这么猜了。可是公报一发布，根本没有，大家一翻两瞪眼。五年前不敢干的事情，五年后时机是不是成熟了？该不该干、怎么干、什么时候干、要不要把土地分给农民，这就是我要聊的话题。

　　　　如果按照某一帮经济学家的说法，这事儿应该干，而且是当务之急。这么做有几个好处。

　　　　第一，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城乡贫富分化严重，就像一个烧饼，一面已经烤得快煳了，另一面还生着，怎么办？翻个面就解决了。现在农村人到城里来打工，凭的多是一身力气或者一点点技术，没有什么资本。如果他们拥有土地，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可以抵押给银行，或者干脆卖掉，拿着卖地的几万块钱在城里摆个水果摊至少是没问题的吧。也就是说，未来农民进城就无须再靠这具肉身了，有了资本，他们就能跟城市生活博弈了。所以，土地私有化是解决中国城乡贫富差距的一个重大举措。

　　　　第二个好处就是公平，如果一个城里人是在2009年之前买的房子，房价现在涨了这么多，他就获得了很多财产性收入。农民的土地虽然也涨价了，但是跟他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这公平吗？

　　　　第三，自从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经济学上称之为“后包问题”，就是承包之后的问题——农村的公共基础建设崩溃了。换句话讲，如果中国要建设现代化农业，农地一定得集约化，就是大地块经营。你如果去过东北，一定看到过上万亩连成一片的土豆田。只有这样经营，农业才有活力，才会有效益，美国的农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如果中国人均有3亩地，每户就是10亩地左右，这种小地块，任何公共基础设施都没法建设。要想实现集约经营，就要靠土地流转、土地买卖。

　　　　第四，解决“三农”问题靠的是什么？不是把农村建设得跟天安门广场似的，不是等农民消失了，农村问题、“三农”问题才能解决。未来谁会来当农民？喜欢田园生活，想当陶渊明、爱种地的人会去当农民；所有向往城市生活的人都能自由地来到城市生活。那个时候，中国压在头顶上的大山“三农”问题才能够彻底解决。所以，农村土地私有化，也是农民摆脱农民身份，换句话说就是把“农民”这个身份消灭掉的必经之路。

　　　　反对派的三个理由

　　　　这是一派经济学家的说法，但是我们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任何大政方针都有反面，反面的说法其实也很有道理。

　　　　第一，如果放开土地兼并，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中国古代王朝隔个两三百年就要发生一次的那种大动乱会不会再现于当今？土地兼并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二，如果土地归农民所有，那么将来拆迁征地就变得很困难，会阻碍国家建设的步伐和效率。

　　　　第三，城市的贫民窟问题。失地农民会聚集在城市的边缘，产生像印度、墨西哥那样的贫民窟，那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这就是反对派抛出的三个最坚实的理由。现在我就结合我个人的阅读所见，帮大家分析一下这三条反对理由是不是能站得住脚。

　　　　朝代兴衰与土地兼并无关系

　　　　第一条，土地兼并会带来恶劣后果，这是从历史中得出的推论，我们也必须回到历史中去。解放后，咱们中国的历史学界捧出了一个理论成果，就是所谓的“五朵金花”——古史分期、封建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农民战争。这五朵金花里面有四个和农村土地制度有关，能说这个问题不重要吗？

　　　　我的基本结论是，历朝历代的兴衰都跟土地制度有关。朝代刚刚兴建的时候，农民都有大把的土地，因为人死得差不多了。随着自由交易的开展，发生了大量的土地兼并，大地主开始富可敌国，“朱门酒肉臭”，大量的失地农民流离失所，最后冻饿而死，没死的就揭竿而起。于是，朝代开始大循环。这就是土地兼并的后果。

　　　　可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术界捧出来很多新成果，看了这些书之后，我对这个结论就要存疑了。地主阶级是不是最坏的？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是不是因为土地兼并而导致了治乱兴衰的循环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著名学者秦晖写的田园诗与狂想曲，这本书彻底推翻了这个说法。

　　　　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关中地区，这是历代最容易发生暴乱、最容易闹事的地区，也就是今天陕西省中部西起大散关、东到函谷关这一带。他根据当时的土地资料得出一个调查结果：这个地方土地的集中度非常低，甚至可以说是“关中无地主”。那有没有佃户给自己家种地的？也有，不到6％。这个数字和建国前夕国民党的调查结果差不多，所以基本上可以认定，当地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大部分百姓都是自耕农。

　　　　同样的研究成果，我们在华北地区也能看到。黄宗智先生在这方面就有研究，他也认为华北没有地主。秦晖先生在书里说，建国前后我们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各地都给中央打报告，说地主阶级搞土地兼并实在太坏了，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情况特殊，我们这儿地主不多。他们说的是实情，除了江浙那一带真是大地主经济，其他地方并不能算是。比如广东，当时广东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宗族手里，而不是大地主手里。最容易闹事、最常爆发农民起义的华北、关中地区，恰恰不是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