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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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贪污腐败得来的。皇帝一看，这是忠君爱国的表现啊，就收下了。几次南巡之后，乾隆皇帝就落下了这一毛病，特别喜欢臣子给他送东西。其实，当皇帝的有几个心里不明白？但是他也缺钱用啊，平日里随手赏个人，给皇太后办个寿，都需要钱。那怎么办呢？你们天天在外面捞，我心里清楚，你们心里也清楚，捞的都是我们家的，那是不是应该割一块出来给我？

　　　　我们发现，皇帝在这个时候陷入了一个逻辑误区。他老觉得，他跟官僚系统是对立的，他从贪官们的既得利益的存量中切一块出来，这个天平就会往公平这边稍微倾斜一点，殊不知，他这个行为反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贪腐。

　　　　乾隆朝最著名的贪官就是李侍尧，李侍尧的官当得非常大，当过军机大臣、云贵总督，还因出征台湾有功，入列“紫光阁平台湾二十功臣”，这些都不细说了。总之，他是乾隆皇帝的宠臣，而且这个人最是“优于办贡”。所谓“办贡”，就是替皇上办理进贡事宜。他在给皇上办贡品这一点上，真是尽心尽力，贡品的单子一列就是好几页。

　　　　可是面对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的上贡，皇上也不能什么都收，当时有个规矩叫“进九回三”。李侍尧是怎么贪污的呢？就用这个规矩贪污。给皇帝办贡，总不能我一个人表现啊，兄弟们每个人都出一份力吧，于是全部都给分摊掉了。他挣的是什么钱呢？就是皇帝退回来那三样。

　　　　后来李侍尧把乾隆皇帝得罪了，抄家的时候，满屋子的金银财宝，一点数全是当初退回去的贡品。所以李侍尧其实就是在办贡的过程中，利用“进九回三”这个差额，得到了大量的利润。

　　　　官僚制度有一个特征，就是顶层信息有放大作用。皇帝贪一点点，可能是1万两银子；总督大人向下勒索的时候，可能就变成了10万两。这10万两又是怎么来的呢？那些衙役、胥吏们从民间搜刮的时候，可就不是10万两的问题了，他们至少会搜刮100万两。

　　　　在皇帝眼里看来，你们贪了那么多，我只拿了一块。而实际运行的效果是什么样呢？皇帝想拿一块的这个举动会对官僚系统的放大器起推动作用，在民间造成洗劫性的搜刮。所以皇帝这种反贪的做法——跟官僚系统分贪污的利润，最后又变成了官员们贪污的理由。

　　　　这件事情运行下去就更可笑了，比如说在乾隆后期，和�｜搞了一项天才的制度，叫“议罪银”。什么意思呢？就是官员犯了法，为了不降职、不被砍头，交点儿钱就可以把这事糊弄过去了。地方官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这是皇帝的小金库的一股涓涓细流，所以马上就有人开始行动了。

　　　　河南巡抚毕沅就立马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说皇帝让我搜捕大盗，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搜着，我自罚三万两银子。这封奏折一递上去，乾隆皇帝非常高兴，觉得小毕真聪明。于是各个地方的官员都蜂拥而来，要求自罚。最荒唐的是毕沅后面的一任河南巡抚，我看了他的故事真是笑喷了。

　　　　他说一天晚上我在家里写奏折，但是不小心把香灰弄到奏折上了，我就惶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怎么能对皇帝这么不好呢？我罚银三万，行不行？皇帝一看，这个错误实在是太小了，这样吧，宽免两万，罚一万算了。你看，君臣之间通过这一万两银子的眉来眼去，爱意油然而生。原来你是这么忠君爱国，这么懂我的暗示。

　　　　其实，当皇帝想要分润官僚系统这笔不义之财的时候，他也成了一个共谋者，也被卷进了我们前面描述的那个大网之中。

　　　　最可笑的一件事是，乾隆皇帝曾经因为甘肃的冒赈案，杀了王亶望。王亶望这个人原来也是“优于办贡”的，给皇帝送了很多东西。有一回正好送了九样东西，乾隆皇帝这一看，个个都好，但是有“进九回三”之例，没办法，想了半天，忍痛割爱，回了三样玉器。但是很快就后悔了，心心念念着总想什么时候再弄回来。

　　　　结果王亶望出事了，要处斩、要抄家。乾隆皇帝一看，正好到他们家把东西全部弄回来。过了几个月之后，几十辆大车浩浩荡荡运到紫禁城，皇帝让人全部弄到内务府里，亲自开箱验货。可是箱子一打开，发现根本找不到那几样东西，只是一堆烂货。皇帝一气之下，就跟底下人说：“查！给我一查到底！”就派了他最亲近的两个大臣到浙江去查。当时的闽浙总督很配合查案，可是最后发现，就是这个闽浙总督干的。闽浙总督根本就不知道皇帝想要这几样东西，所以就中饱私囊了，把这几样好东西留在自己府中了。

　　　　可见，大清王朝俨然已经了一个大贼窝。官员们从老百姓那儿搜刮到民脂民膏以后，整个官场都在那儿分赃，分的时候还瞒着皇帝。可是皇帝也不傻，也要钻进去分。你说这个腐败还有得治吗？依靠整个官僚系统自己能够发明的那些反腐败机制，还能够治理这些腐败吗？

　　　　乾隆皇帝的逻辑误区

　　　　前面我们讲了，腐败现象不是个人道德的问题，它是官僚系统中一个集群性的病状，所以切除它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你可能会说，如果明君在位，又痛下决心，利用自己知难而上的君王权力跟整个官僚系统作战，有没有可能成功呢？

　　　　那我再给你讲两个来自清代的故事。

　　　　第一个发生在1790年，这一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乾隆皇帝一辈子都很重视办寿，八十大寿还是整寿，就在北京城热热闹闹地办了三个月。办完之后，有一个人开始给他找不痛快，这个人是内阁学士尹壮图。尹壮图给他上了一封奏折，说议罪银导致天下骚动，贪污腐败的官员越来越多，您应该注意点儿。

　　　　乾隆皇帝说，我是个明君，要纳谏当然可以，你说贪污腐败多，那你指实一件，我去查。尹壮图说人家私相授受，都是在私下里进行的，我哪知道呢？但是我这次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老百姓蹙额长叹，大骂朝廷，而且很多地方官府亏空都很大，所以您要注意了。

　　　　这句话无疑触犯了乾隆皇帝的底线。因为皇帝不怕你指实哪个人贪污腐败，就见不得有人否定他的大局。我坐拥天下快60年了，你说我搞得民穷财尽，贪官污吏遍地，你这不是否定我的整个皇帝生涯吗？所以乾隆皇帝勃然大怒，他性格当中的戏剧化因素这个时候就迸发出来了——那好，咱俩打一个赌，你如果能查出天下府库亏空，算我这几十年皇帝白干；如果查不出来，你可是欺君罔上。

　　　　可是，乾隆皇帝怎么会跟他公平地赌呢？他接下来做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对尹壮图搞人身攻击，说他这个人封疆大吏当不上，尚书侍郎也当不上，当外放学政都不够资格，就想靠诬告别人哗众取宠。我让他下去查案子，他却收受贿赂，他就是一个坏人。

第57章　现代化的本质（5）（）　
第二，尹壮图问，我能不能密查？门都没有，朝廷无此体制，要查就明查，走到哪儿都要提前500里告诉地方官。

　　　　乾隆皇帝还有第三招，派户部侍郎陪他去查。但是，户部侍郎那是出公差，所以盘缠由国家报销；尹壮图可是自愿去的，得自己出钱，其实就是羞辱他。

　　　　不管怎样，尹壮图还是上路查案去了，可是大江南北走了一圈，查到什么了吗？他怎么可能查出什么，皇上已经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坏人，就是要惹事，现在就是要树一个反面典型，地方官还能让他查出任何问题吗？

　　　　尹壮图跟着队伍出发了，别人坐着公家的马车走在前面，他自己骑着一匹骡子，叮当叮当地跟在后面。每到一处，找一个破旅馆就铺开纸写奏折，说查过了，老百姓安居乐业，没有蹙额长叹这回事，都是我在胡扯，恳请您不要让我查下去了，该怎么惩处就怎么惩处吧。

　　　　乾隆皇帝说，没事，我不会判你死罪的，好好回来当反面典型就行。

　　　　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尹壮图辞职回老家侍奉老娘去了，这一年是1790年。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发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面对反贪污腐败的问题都是有一个底线的，就是你可以指认具体的人，但不能否定主流是好的，大局是好的。

　　　　道光皇帝正式认输

　　　　另外一件发生在30年后，公元1821年。这一年道光皇帝刚刚上台，正值盛年，而且他很抠门儿，把一文钱看得比磨盘还大，所以他反对贪污腐败应该最有条件吧，天性如此嘛！

　　　　他上台之后，就对天下臣民下了一道谕旨，开始查清陋规，让各地官员把陋规都写出来，组织一个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什么陋规该保存，什么该革除都写清楚，以后咱们明明白白做人，桥归桥路归路。

　　　　听着挺好，他太爷爷雍正皇帝也这么干过一回，火耗归公，然后发养廉银，现在史学界对雍正皇帝这套做法的评价还是很高的。道光的这道谕旨大概是9月发的，结果各地的封疆大吏都上奏折劝阻他。我看过这些奏折，还真不是官僚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才反对皇帝这个举动，还真是为皇帝着想的。

　　　　这些奏折的内容都差不多，核心意思有两条。第一条，既然是陋规，就是暗着收的，不可能摆在明面儿上让您全知道。能告诉您的只是一部分，如果能全部告诉您，就不是陋规了。

　　　　第二，如果经过评估，有些陋规可以继续收，就是“奉旨收陋规”了。可是，我们肯定的陋规，将来会得到朝廷的认可吗？一边让陋规合法化，一边创造新的陋规，最后是谁吃亏？仍然是黎民老百姓买单，老百姓遭到进一步的搜刮，所以这件事情万万不能干。

　　　　道光皇帝一看就明白了，紧接着12月又下了一份谕旨。这份谕旨虽不是罪己诏，但是口气简直就是罪己诏。大概意思是，当时大行皇帝升天，所以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干了这么一件错事。现在经过忠臣的提醒，我发现确实我年纪太轻了，不懂政事，所以我要收回成命。

　　　　这道诏旨的口气看着让人心酸，不是替道光皇帝心酸，这意味着几千年中国官场中，皇帝在和官吏就陋规、就贪污腐败问题的搏斗中，正式认输。这也确实是我在清代史料中看到的最后一次清查陋规。

　　　　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我讲了这么多中国古代的故事，而且给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你肯定会问，罗胖你什么意思？是说贪污腐败就没法根治了吗？我还真不是这意思。

　　　　前面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针对中国古代科层制的官僚系统。要知道这个系统的本质，不仅仅是一个权力系统，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是二者同构的。

　　　　皇帝想要了解民情，得通过官僚系统；民情想要上达天听，也得通过官僚系统。而官僚系统内部形成了一个有规则、有价格的贪污腐败的市场网络，割断了上下政情，这个贪污腐败还怎么治理呢？

　　　　可是现代社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有广播、电视、报纸，还有最先进的互联网，造就了更多的信息回路，让信息系统和原来的权力系统发生了剥离，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系统。所以，中国古代皇帝和臣子玩的那套心眼儿，在现代社会就玩不下去。

　　　　治理贪污腐败有很多种方法，道德治理当然不靠谱，严刑峻法也不靠谱。有人说，只有实行民主才有根治贪污腐败的可能，哪有这回事？你去看看印度，好像有民主，但是根据国际上的评估，贪污腐败也是非常厉害。

　　　　贪污腐败说到根源处就是一个生态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说到更根本的根源上，是一个信息问题。只要我们有了更开放的信息通路，只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事实放在新闻媒体面前供大家监督，只要官僚系统内部敢于做类似官员财产公示这样的事情，把内部的信息暴露在阳光之下，贪污腐败当然就可以根治。

　　　　那么多治理贪污腐败的理论，分析来分析去，看来只有一句话是靠谱的，那就是：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03权力与生意

　　　　国企到底搞不搞得好

　　　　十几年前的一天，一个朋友突然兴冲冲地告诉我一个内幕消息，说中国移动马上要推出一项新的互联网服务，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叫飞信，它不仅可以替代腾讯qq的所有功能，而且有一项好处，就是可以免费发短信。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我的几个好朋友都在腾讯上班。我就赶紧给他们打电话，说兄弟们，赶紧撤吧，腾讯快玩不下去了，中国移动杀过来了。

　　　　正好当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当时通信业几个大佬的聚会，有专家、学者、老总，我当席就把自己这个担忧说出来了。结果我话音刚落，满桌人哄堂大笑。其中一个老师指着我说：“罗胖，你怎么能那么幼稚呢？移动怎么可能竞争得过腾讯？”我说：“为什么不能啊？移动有那么明显的优势。”他说：“当然不能，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它是国企。”

　　　　说实话，这番理由当时没有说服我，但是没办法，十几年来的现实说服了我，腾讯的qq现在活得好着呢，而飞信安在哉？

　　　　这就引出了中国舆论界30多年来一直在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国企到底搞不搞得好？常识认为，国企容易滋生贪污腐败，效率很低，所以应该撤出市场经济。但是另外一派观点认为，不要轻易地否定国企，要知道中国人的经济战场不仅仅是国内市场，还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必然需要那些大规模的企业。共和国60多年来好不容易搞出这些上规模的国企，你们这帮败家子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否定掉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改，国企是可以改革的，国资委也不是吃干饭的嘛。这样的争论我们听了很多年。

　　　　最近我看了一套书，叫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它的作者李德林先生是一个老媒体人，他花了几年时间搜集资料才写出了这本大作。看完之后，我掩卷长叹，原来关于国企改革，我们连病根都诊断错了。

　　　　国企的百年发展史

　　　　我们先看一看100多年来的国企是什么样的。1840年之后，洋务派运动兴起，建立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批国企，最著名的有两家，一家是福建的马尾船厂，另一家是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马尾船厂的主导人是左宗棠，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主导人是李鸿章，但是他们背后都是曾国藩。

　　　　曾国藩于1864年灭掉了太平天国，八年之后，也就是1872年，死掉了。也可以说，这一批国企有着八年的建设期。但是就在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给同治皇帝上了一份奏折，说马尾船厂不要搞了，左宗棠在骗您老人家。左宗棠当年说，给他300万两白银，他给朝廷造16艘战舰，对吧？可是现在五六年时间过去了，花了四五百万两白银，只造出来5艘船，而且都是破船，有那银子还不如直接找外洋人去买呢。

　　　　宋晋讲的确实是事实，这两家企业都太不争气了。江南制造总局也是一样，造出来的枪，连它的主办人李鸿章自己率领的淮军都不用，因为准头不够。更重要的是，江南制造总局造一艘船，且不说技术水准如何，它的费用居然是洋人的两倍！

　　　　为什么？因为太浪费，尤其是人员费用。比如说马尾船厂一个工头的月薪居然开到了30两银子，一个普通工人能开到12两银子。当时如果不在这种官办企业，一个工人的月薪大概也就3两银子。如果是农村的贫苦人家，1两银子足够过一个月了。当时皇后一个月的月利钱，也就是1000两银子。

　　　　他们为什么要花30两银子雇一个工人呢？很简单，有人托塞到这个企业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几十年前中国的国企里也到处都是，现在也有不少。

　　　　到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马尾船厂的高管就已经达到了59个，每个高管都要配一堆杂役人员伺候。现在看到的记录是，有60多个杂役来伺候这些人。江南制造总局也是一样，仅高管、会办、经办人、主办人，就有80多个人。所以马尾船厂的账里，一个月有三分之一的花费是用于人员开支和伙食费，你说这个企业还怎么办下去？

　　　　问题出在哪儿呢？当然有技术水准不够的问题，有管理技术不到位的问题。当时马尾船厂的领导人沈葆桢，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说自己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督艺员者，匠首也”，就是工匠头子，管小工的；“督匠首者，绅员也”，就是那些士大夫；“督绅员者，臣也”，就是我。但是一层比一层不懂，工人比匠首懂，匠首比士大夫懂，士大夫比我懂，你说这个企业怎么办？

　　　　但是当时的人不认为问题出在管理制度上，都认为既然是贪污腐败，人浮于事，那一定是出在吏治上，就是人的品德上。还真不能这么说。比如马尾船厂的领导人沈葆桢，他当时是福建巡抚，在近代历史上可是一代名臣。他不仅是林则徐的女婿，跟林则徐的女儿一辈子感情都很好，而且他在经营台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福州办船政学堂培养出了大量人才，比如思想家严复，北洋舰队的将领刘步蟾、方伯谦。左宗棠当年就讲，做这件事，要么就不干，要干就一定得用沈葆桢。

　　　　这么一个能干而且操守又不错的人，又如何呢？翻开马尾船厂的员工名单会发现，他的两个妹夫、女婿、幕僚、家庭教师全部都在上面，担任总办、会办这些职务。按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不就叫裙带关系吗？这不就是贪污腐败吗？但是在当时的道德标准里，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为官一方，有一些故人请托往我这儿塞一个人，我能不帮忙吗？像沈葆桢这样道德品质过关的官员，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一风气。

　　　　是军人出身的国企高管品德有问题吗？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张之洞。当时人开玩笑说，张之洞就是“张之皆洞”，他干的事只要展开来看，全是窟窿眼。他最大的一个窟窿眼，就是办汉阳铁厂。

　　　　有一次他跑去视察，翻看账簿，突然发现不对，怎么一个煤矿一个月就吃了1000斤盐？这个煤矿叫王三石煤矿，一共66个人，这66个人一天要吃掉33斤盐，要烧掉10箱灯油，这不是开玩笑吗？而且他发现，这个地方连老妈子、杂役都有助理，因为这个老妈子是熟人塞进来的正式职工，正式职工都不干活儿。现在我们有些国企里面，干活儿的也都是临时工，正式职工也是不干活儿的。

　　　　你说张之洞这个人，清流出身，而且一生不贪污，但是又如何？他管理的企业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以至于汉阳铁厂只要高炉烧一天，就得赔2000两银子，不仅没有在创造财富，反而在毁灭财富。

　　　　可见，这不是个人人品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管理技术方面的问题。

　　　　民营企业家胡雪岩真正的发家故事

　　　　民营企业的情况会不会好得多呢？这个结论你还真别急着下。当时最著名的民企是阜康钱庄，老板是红顶商人胡雪岩，是我的安徽老乡。胡雪岩非常有钱，高阳先生曾经给他写过一套。但是这套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关键，胡雪岩的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他好像做了很多生意，什么中药材、丝绸、茶叶，这些都是徽商经常做的生意。但是真要翻开胡雪岩的底牌来看，他简直就是一条吸血的蚂蟥，吸谁的血？当然是吸国家的血。

　　　　胡雪岩的搭档是左宗棠，左宗棠是总督大人，在西征的时候，大军出发需要粮饷，国家民穷财尽，没有钱，怎么办？只有借洋债，所以就需要胡雪岩这样一个商人，居中做各种各样的商务安排。

　　　　你知道胡雪岩给左宗棠借的洋债的利息是多高？15。8％的年利率，实在高得离谱。汇丰银行给出的利率是8％，为什么最后变成了15。8％呢？胡雪岩蒙左宗棠，说别人借的都是烂银元，都是缺边缺角的，我们虽然利息高一点，但都是完完整整的好银元。

　　　　左宗棠可不管这些，他只要能打仗，有枪有炮有粮饷就行了。至于还钱，那是国家的事，国家用海关税收去抵押来还款什么的，他是不管的，无论多高利息他都肯借。一场大仗打下来，那是金山银海堆出来的战果，有一半的利息都落到了胡雪岩的口袋里，他就是这么发的财。

　　　　胡雪岩跟左宗棠之间还有一些趣事。有一次左宗棠听说有一种德国枪特别好，就跟胡雪岩讲，你去采购一杆来，正好我在兰州有一些机床，山寨一批，这样不就省下一大笔钱吗？

第58章　现代化的本质（6）（）　
胡雪岩说没问题，既然左大帅要，那我一定马上办。那个时候没有顺丰快递，也没有手机可以监测物流。左宗棠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就写信去问他。胡雪岩说已经寄出了，你怎么没收到呢？就沿途去查。其实他根本就没寄，为什么不寄呢？因为胡雪岩自己要挣这笔钱。他给西征军在上海采购一杆枪的价格是20两银子，可是到了去跟左宗棠报账的时候，就成了100两银子，这种生意怎么能放弃呢？现在你左大帅要自己制造，这钱我还怎么挣？

　　　　这就是胡雪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