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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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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殴打、侵犯、用暴力威胁那些愿意为资本家干活儿的工人。
所以在工会罢工期间，暴力冲突通常不是发生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而是发生在工会的工人和不加入工会的工人之间的。从这样一个结构当中，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洞察工会的本质。
我就是要替富人说话
有的读者可能会说：“罗胖，你就是资本家的走狗。资本家有那么好吗？你怎么这么费劲替他们说话呢？”
我从来也不主张那种毫无制约的自由市场经济，资本家和工人一样都是人，人性当中都有恶的成分。如果没有制约，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历史上不就有这样一页吗？当资本家发现可以自由追逐利润，反正没人管，他们直接就贩卖黑奴去了，那是人类历史上多么惨绝人寰的一页啊，每一页历史都滴着血。
但是现代的市场经济不是这么回事，它除了是一个自由市场之外，它还是法治的自由市场经济。什么叫法治？就是订立一个契约框架，大家都去遵守。不会因为你是工人阶级，你站在道德高地上，就可以随时违背这个契约，就可以敲竹杠，就可以调动暴力。
从表面上看，工会好像是在为工人争取高于市场价格的工资。但是我们想想看，这可能吗？什么叫现代的法治社会？就是除了国家，谁都不能强制别人违背他自己的意愿。一个好的法治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是每个人按照自由意愿在市场上交易各种各样的要素，它可能是资本，也可能是劳动力。只要按照自由意愿来交易，最终的价格就是市场自动博弈出来的结果，并不会因为你是工会，就可以把这个价格提高，这是市场经济的常识。
如果你非要把大家组织起来跟资本家对抗，也可以，但你就是在扭曲整个社会的一个价格体系。经济学家诺斯讲过一句名言：“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不是按照效率最优设计出来的，而是按照谈判能力的大小设计出来的。”工会的谈判能力很强，然后又不遵守规则，当然可以让制度设计产生偏差，但最后谁来承担结果呢？可不是资本家，而是包括工人在内的整个社会。
虽然我敢站在中国，隔着一个太平洋说美国工会这不好那不好；可要是生活在美国，不要说那些政客了，即使是舆论界的人，也不敢说工会的坏话。因为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只要是人类文明，通常都觉得穷人是占据道德高地的，富人不是好东西。你要胆敢替富人说几句话，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儿理亏。
圣经中就有一句话：“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儿还要难。”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因为说过“我要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而被人骂得狗血淋头。
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工会在历史上一直被资本家控制的政府残酷迫害，工人阶级一直倒在血泊之中跟资本家搏斗。早年资本主义刚刚发展的时候，工人阶级确实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起来，所以那个时候的资本家是在欺负工人。
但是当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并且占据了道德高地之后，就不是这样了。
挥手告别强硬工会时代
资产阶级政府第一次对工人强硬，一直到1926年才出现。那一年英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煤矿工人罢工，因为工人阶级很抱团，煤矿工人一罢工，电力工人也很支持，大家就串联罢工，最后发生了一个“每日邮报事件”。就是有一个右派保守党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罢工，说工人扰乱社会秩序。印刷厂工人一看，对不起，我们不印。
这件事就触犯了英国政治的底线，触犯了英国人最珍视的宪政自由，就是你不能用罢工、用你掌握的一支力量，去管束言论自由。所以当报社老板把电话打到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官邸的时候，英国政府才觉得事态严重了。因为罢工已经威胁到了英国的宪政制度，工人已经有能力劫持舆论自由了，所以英国政府决定对罢工态度强硬。
这一届英国政府当中都有谁？著名的张伯伦、丘吉尔都在这届政府中，大家做出了一致的决定。政府能怎么强硬呢？无非就是停止谈判，反正国家遭受损失，工人也要饿肚皮，看看谁能扛得住。当然，后来工人没有扛住。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工人运动采取强硬的态度。
在我们“罗辑思维”独家发售的光荣与梦想这套书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杜鲁门处理美国的罢工事件，这是美国对待工人运动最强硬的一个总统。
本来杜鲁门的处境就不是很好，因为他前面那个家伙太厉害了——就是罗斯福。罗斯福当了四届美国总统，后来是在第四届的任期内去世的，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二战期间，罗斯福利用自己崇高的威望跟美国的工人谈好，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你们在后方不能捣乱，大家认认真真干活儿。美国的工人也确实买他的账。
可是二战结束后，到了1946年的时候，杜鲁门总统的威望可比罗斯福差了好多，所以各种各样的罢工此起彼伏。先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罢工，然后是煤矿工人罢工、钢铁公司工人罢工，连铁路工人都要罢工，就是说，全国都要瘫痪了。
杜鲁门对待罢工是非常强硬的，比如说他让政府接管铁路，如果工人还不服，就干脆把所有罢工的铁路工人都征召入伍，让他们当兵去。他甚至拿出总统的政治前途和政治信誉，跟煤矿工人工会的头儿刘易斯对赌：“今天下午我要做一次广播讲话，号召所有罢工的煤矿工人不要听你们工会的，听我的，为国家利益恢复工作。”如果发表讲话之后，工人还是不听他的，杜鲁门还有何颜面继续领导这个国家呢？所以杜鲁门是在做一场豪赌。幸好他几次都赌赢了，在最后关头，工会领导认了，签字复工。
这本书里还讲了一个细节，杜鲁门镇压了工会运动之后，回到白宫，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他的一个助手说，那天我们都听得到他两只睾丸碰撞在一起叮当作响的声音。这个细节描述实在是太生动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
但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基本上都不太敢跟工会正面对决，在现代政治史上，只有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敢。撒切尔夫人是1979年上台的，此前英国工会实在是闹得太不像话了。实际上，当工人运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已经走到了自身的反面。
我在前面讲到，底特律汽车城被工会折腾得各种不如意，最后整个产业都没有竞争力了。2012年，当共和党人重新执掌密歇根州——就是底特律所在的那个州——的州议会的时候，共和党人颁布的第一项法令叫工作权利保障法。
这事很滑稽，原来工会垄断了工人的工作权利，资本家不能雇佣工会之外的工人，而现在共和党人说，我要挺身而出保护这部分工人的权利。这在逻辑上就讲不通了，工会就是为保护工人的权益而存在的，现在却轮到工会的敌人共和党人来保护工人的权利了，那工会还是我们理想中的工人的保护神吗？
工会的结盟策略已不合时宜
在英国，工会走向它的反面是更早的事情。1970年到1978年，工会就一直闹个不停。如果当时你是伦敦的居民，你对工会的观感就不可能好，因为他们一闹，国家就得停电，一个星期最多用3天电，晚上10点之后就不能看电视了。汽车一定会限速在50英里以下，因为没有油。
最狠的一次是在1978年的冬天，闹到什么程度？首先伦敦的垃圾工人罢工，导致伦敦垃圾围城，臭气熏天。紧接着，全国的医疗人员罢工，导致癌症病人、重危病人在医院里没人接待。然后，殡葬工人罢工，英国政府没办法，只能在伦敦的郊区租了一个大厂房，死掉的人都安排在那里停尸。那里面最多的时候停了150具尸首，而且每天还会增加25具左右。当时的英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去说服英国人搞海葬了。就是把尸体直接扔进海里，不要墓地了。可见，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程度。
但是工会觉得自己很棒，因为我们予取予求，无论我们要什么，唐宁街10号都得答应，连续搞垮了两届英国政府。
1979年工会的命就没这么好了，因为这一年当政的是铁娘子撒切尔。撒切尔上台之后，强硬得不得了，从此工会领袖再到唐宁街10号喝个啤酒、吃个比萨，好言好语被接待这种事，就没有了。
撒切尔夫人威望很高，因为跟阿根廷打仗打赢了，携着这样的威风回来跟工会对抗的时候，就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当时主要是煤矿工人跟撒切尔政府对着干，因为这时候煤矿已经不挣钱了，不挣钱的煤矿就要关掉，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是工会领袖不干，工会领袖说，亏的是资本家，亏的是政府，我们必须要有工作。
最后，工人这边组织纠察队，政府那边出动警察，双方在街头起了冲突，流了血，但没有死人。撒切尔夫人在整个过程当中，表现得特别强硬，以至于2013年撒切尔夫人死后，在很多工人聚集区还有人打出标语，骂得特别不好听，说这个“婊子”终于死了。
有趣的是，撒切尔夫人在处理这个事件的过程中的推导逻辑。她说，英国的煤矿工人明知道继续开采这个煤矿毫无价值，已经不挣钱了，但是还打出爱国这张牌，要求英国的钢铁公司继续用他们的煤炭。那么，英国的钢铁公司也可以打爱国这张牌，要求英国的汽车制造公司继续用又贵又不好的钢铁。英国的汽车制造公司也可以要求英国的消费者，去买又贵又不好的汽车。最终的结果一定就是这个国家堕落为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要知道，英国一直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怎么能够堕落到那个地步呢？
说到底，工会的结盟策略早就出问题了，已经不合时宜。
在过去的工业化时代里面，产业结构也好、社会结构也好，都是比较固化的。即使是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里面，变化也很小。所以一个资本家通常只能在一个固定的产业链的一段展开自己的企业，他能雇佣的工人也就是那群人，大家互相挑选的余地比较小。就好比大家打的是阵地战，是零和博弈，你那儿多一点儿，我这儿就少一点儿。在这种情况下，结盟策略就是有效的。资本家握有资本，天然有联盟的力量。而工人是一盘散沙的时候，资本家就会欺负工人，就会做出延长工时、克扣工资、雇佣童工等恶行。而自打19世纪有了工人运动之后，工人才变成了一个结盟者，反过来客大欺店，把资本家逼到了墙角里。
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固定格局里面发生的事情。今天是什么样的时代？是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是互联网带来了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时代。这个时候，如果还继续采取这样的结盟策略，就像撒切尔讲的，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大家一起死，因为政府只能闭关锁国，造成整个国家经济的萎缩。
事实上英国就是这样，20世纪70年代工会最得势的时候，就是英国经济最差的时候，在欧洲主要大国中，英国当时的经济增长率最低。而撒切尔夫人虽然表面上残酷无情，但是从她那个时代起，英国的经济才有了恢复和起色。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人类自古以来都是靠抱团取暖，靠形成联盟构建力量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会发现这种力量苍白得一塌糊涂。就像美国的工人阶级，它要抱团取暖，结果就一定是排斥美国整个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动和快速创新，排斥中国工人阶级和美国工人阶级的正常竞争。
可是它怎么可能做到呢？只要产业结构在变动，只要人类的技术和创新飞速地在发展，美国人如果用这种方法来拖慢自己的发展速度，那么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甚至非洲的哥们儿就会顶上，代替美国人原来的产业位置，最后就是美国工会抱着美国这艘船一起沉掉。
好了，我也不隔着太平洋替美国工人阶级瞎操心了，还是回到当下。在这个有着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怎样立身处世呢？
我经常讲两套话。第一套话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经常说：“你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你要问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现在我要把这套话反过来说，我们不要问我们能为集体做些什么，我们都要问问自己，当集体、组织、连接起来的人作为一种资源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能通过它成就什么。因为结盟策略已经失效，只有个人的成长和价值确认才是你人生真正的靠山。
第二套话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社群，不是那些失败者抱团取暖的地方，而是让牛x的人变得更加牛x的地方。
05一次体制改革的反面标本
毁灭北宋的千古罪人？
第62章 现代化的本质（10）（）
“王安石变法”这个词，我们经常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看到。说实话，当年我作为一个正准备参加高考的文科生，对这个词没什么好印象。因为要记一大堆知识点，什么改革的背景、改革的具体条目，什么保马法、青苗法，所以烦死这个词了。
无论如何，那个阶段的教育还是在每个中国人心里种下了王安石的形象——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而且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对所有有文学才华的人往往会高看一眼。王安石是什么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所以他干的事当然是好事，我们一直对此深信不疑。
其实王安石获得这样一个好形象，是近期的事情。在晚清前800年的时间里面，王安石是什么形象呢？是一个办了坏事、闯了大祸的人。
比如说，“王安石变法”结束60年后北宋就灭亡了。南宋的第一任皇帝、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做了一件事，重修“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宋朝历史，准确地讲，就是编撰神宗实录。
书中牵扯到很多细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这场变法的名字给改掉了。这场变法在宋代的历史上，官方的称呼是“熙丰变法”。宋神宗一共有两个年号，一个叫熙宁，一个叫元丰，这场变法就是从这两个年号当中各取一个字而得名的。但是在神宗实录里，这场变法被改为了“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因为宋神宗要告诉大家，这场大祸都是王安石的责任，不关他老人家什么事，皇帝只是受了王安石的蒙蔽。
南宋有一个大儒叫朱熹，就是写四书集注的那个人。朱熹对“王安石变法”的后果有一个评价：“群奸肆虐，流毒四海。”不管我们同不同意朱熹的观点，他作为一个大儒，私德方面是无可挑剔的，而且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要对“王安石变法”做这样的差评？
还有，比朱熹要晚很多年的南宋文人罗大经，写了一本著名的文学史料著作，叫鹤林玉露。他在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格调就更高了：“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在罗大经看来，整个宋代有两个罪人，一个是王安石，导致了国家的分裂；一个是秦桧，导致国家不能再归于统一。
你看看，居然有人把王安石和秦桧放在一起评价，说他们是两个罪人！要知道，看不惯王安石的多是和他同时代的人，毕竟他有很多政敌，有很多利益冲突。可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后来的文人在痛定思痛、洞察历史的时候，居然对王安石做出了这种评价，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明代的冯梦龙写了一套，叫“三言二拍”，其中有一个小段子。宋代的时候，王安石微服私访，看见一个老妇人喊猪过来吃食，说：“啰啰啰啰，来，拗相公！”拗相公就是王安石的外号。旁边又有一个小姑娘在喂鸡，说：“来来来，王安石来吃食。”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老百姓很恨他。
一个改革家，朝上的奸臣会恨他很正常，可老百姓怎么也这么恨他呢？为什么王安石现在居然有这么好的形象呢？这个转折点在哪儿呢？就在晚清。
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
晚清时有一个人叫梁启超，他那支笔真的是当时的一支健笔。梁启超对王安石有一个评价，说他是“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
这个评价实在是太高了，三代一般是指夏商周三代，这句话是说王安石是夏禹、商汤、周文王之后唯一的完人。弦外之音是把孔老夫子给跳过去了！就是说，除了上面那三个人，就王安石这个人最了不起。
而且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分析：“青苗法”不就是现代金融制度吗？“保甲法”不就是西方人搞的警察制度吗？所以他认为王安石就是一个从当代“穿越”回去的人，带去了全套的现代政治制度和观念。
为什么梁启超给他这么高的评价呢？说白了，是将心比心。梁启超当时的角色和王安石是一样的。首先，他们都是改革家；其次，改革的目的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再次，他们都靠着一个非常年轻的皇帝，王安石靠的是宋神宗，宋神宗上台的时候不过20岁，梁启超靠的是年纪轻轻的光绪皇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们都有反对派，而且反对派当中都有一个太后——王安石变法面对的反对派是当时的高太后，梁启超面对的是慈禧太后。所以，梁启超夸的哪里是王安石？其实是在夸他自己。所以在梁启超的笔下，王安石的形象突然来了一个大翻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并不是要讨论“王安石变法”到底是功还是罪，我想讲的是，为什么这场具有这么多高明的现代制度特征的变法，最后失败得那样惨呢？
变法失败是人品问题？
历史上对这场失败有这么几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人品问题，王安石是坏蛋。王安石活着的时候有很多政敌，当时有一个人叫吕惠，他对王安石有一个评价：“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似朴野，中藏巧诈。”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看着像个忠臣，其实是个奸臣；看着挺可信的，其实是一个佞人；表面上看是一个大老粗，其实内心里藏满了奸诈。这就是在人品上彻底否定了王安石。
还有一个人就更有名了——苏东坡的爹——苏洵，这个人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辨奸论（也有人说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既然名字叫辨奸论，就是教大家辨认奸人是什么样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王安石，说他吃着猪狗食，穿着破衣烂衫，读着圣贤书。这样的行为是违背人情人性的，这样的人一定是大奸大恶之人。
但是，这种同时代、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政敌对王安石的评价，咱们得除三去五打八折地看待，为什么？因为还有别的政敌对王安石的私德评价很高。比如说北宋著名的文人黄庭坚，他就说王安石的私德非常好，说他视富贵如浮云。
王安石一生当中最大的政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私德评价也很高，说他“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意思是，不管文学还是私德，王安石都比其他人要高出一大截。
所以，从道德上解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而且，改革和人品有什么关系？明朝中后期的张居正，人品就很一般，家里养了很多妻妾，天天吃壮阳药、行房中术，还收受贿赂，人家的改革却搞得挺好。
变法失败是政策问题？
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二个原因的剖析，基本上都围绕在他的经济政策上。其实也不然，王安石搞的那套东西放在今天，用现代化的眼光看，仍然不落伍。
随便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说“青苗法”，这就是当年的“穷人银行”。穷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般都会去借高利贷，借来借去，土地就成了富户的。王安石说不用去借高利贷，国家借给穷人。这不就是前两年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办的“穷人银行”吗？穷人得到了实惠，付出的利息没有那么高，而国家又得到了利息收入，这不就是现代人刚刚发明的穷人银行制度吗？
再比如说“免役法”，就是免除徭役。根据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民间通常征收三种税：第一种叫徭役，第二种叫赋，第三种才叫税。
徭役就是国家直接征发劳动力去修运河、修长城。
赋是什么意思呢？“赋”，左边是一个贝，就是钱的意思，右边是武装的“武”，就是说国家要打仗了，你得上交一些钱和军事装备，比如弓箭、盾牌、马匹，这叫赋。
那税呢？“税”这个字左边是一个禾木旁，这才是针对农作物收成征收的农业税。
你想想看，老百姓这边种着田，将来要给国家交税，可是那边又要征发劳动力，去修这儿修那儿，老百姓实在是分身乏术啊。所以，王安石说，咱们简化税制，如果不想出劳动力，交钱就是了，国家拿这笔钱再去雇其他人。
这个“免役法”和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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