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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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简化税制，如果不想出劳动力，交钱就是了，国家拿这笔钱再去雇其他人。

　　　　这个“免役法”和当代社会简化税制的思路不是一样的吗？后来明代搞的“一条鞭法”，清代搞的“摊丁入亩”，都是受了王安石这个免役法的启发。

　　　　你可能会说，王安石变法是不是就是搞计划经济、天下大一统？绝对不是。王安石是很有市场经济思维的。比如说“保马法”，原来马都是由国家养，养得不好，花的钱又多，国营企业的弊端大家都能想得到。王安石的办法就是，把马放到民间，让老百姓自己养，养得好，国家就给补贴收购这些马匹，这多有市场经济思维啊。

　　　　再比如说“市易法”，就是管理市场交易的相关法律，这方面也很先进。王安石认为，国家应该派官员去管理市场，一旦发现某个商品价格低了，赶紧买，收储；等这个商品价格高了，国家再抛出，平抑物价。现在我们国家管理市场上重要的民生物资，比如说猪肉，用的还是这套办法，就是所谓的“猪肉收储制度”。

　　　　所以，王安石这套办法是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是非常先进的，变法的政策方面也没问题。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更加粗暴的分析，说是因为阶级斗争——王安石代表小地主阶级，所以他倡导改革，比较先进；而他的政敌司马光等人，代表大地主阶级，所以比较保守，比较反动。

　　　　这正好说反了。司马光哪里是大地主阶级啊，苏东坡给司马光写的神道碑，也就是司马光的墓志铭，上面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司马光家里只有三顷田，而且老婆死了没钱埋，把田典押了才换了一点钱。而王安石呢，据当代历史学家考证，他家里大概有3000亩田，这在当时算是大地主阶级。所以这个粗暴的分析，结论正好是反的。

　　　　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如果我们再深看一层，王安石变法会失败就更加奇怪了，因为变法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就是改革的必要性。当时搞改革已经是朝野的共识，因为国家财政快崩溃了。那时宋神宗刚上台，按说新皇帝上台，总得祭个天吧，可是一翻账本，发现根本没钱。如果搞祭天大典，总得给大臣们发点赏银吧，连这点钱都发不出来。而且当时河南一带又发了大水，还得赈灾，所以国家真的是捉襟见肘。

　　　　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能搞改革。而且改革在宋代士大夫的观念中，不是一件不能碰的事。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的庆历年间就搞过一次，那时候主政的是范仲淹这帮人，虽然改革最后失败了，他们也没留下什么骂名。凭什么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就落下了几百年的骂名呢？这太不公平了吧。

　　　　我们再来看这场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可行性。在那个时代搞改革，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就是得获得皇上的支持。你看商鞅变法，商鞅最后为什么那么惨？就是因为秦孝公死了，所以商鞅被抓起来施行车裂，五马分尸。

　　　　可是王安石背后这位神宗皇帝，是多么英武的一个人啊！北宋历史上没打过什么胜仗，仅有的几场都发生在宋神宗那代，因为当时王安石变法，财政上有了点钱；当时又有一个名将叫王韶，他带领北宋军队击败了吐蕃军队，收回了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得北宋的领土达到最大化，而且对西夏形成了包围的态势，北宋的国势一度达到巅峰。

　　　　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的支持，真的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因为宋神宗在继位之前，有一个好哥们儿叫韩维，每次交谈，韩维对国家的政治、经济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宋神宗对他很是佩服。可是韩维告诉他，这些不是他的观点，而是他朋友王安石的观点。所以宋神宗当时就对王安石崇拜得不得了，虽然两个人还没有见过面。

　　　　宋神宗登基之后发布的第一道人事任命，就是让王安石去当江宁知府，以此试探一下朝野的反应。过渡了一下，马上就把王安石调到中央，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宋代的副宰相），让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搞改革。而且这场改革的时间可不短，用了16年。16年是什么概念？现代的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期不过才8年，就是说，对创业者的支持，到8年的时候也算仁至义尽了，该退出了。而宋神宗这个投资人对王安石这个创业者，一支持就是两个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期——就等你上市，你遇到任何挫折我都支持你，支持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

　　　　即使是朝中的老臣，不管资历多么深，只要反对变法，对不起，一边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韩琦。韩琦这个人从宋仁宗时期就伺候他们老赵家，从宋仁宗到宋英宗，一直伺候到宋神宗。而且宋英宗和宋神宗这两个皇帝能上位，韩琦绝对是有定册之功的，是他保皇帝上的台。在皇权时代，对这样的老臣，皇帝怎么都得给几分面子。

　　　　但是宋神宗不，韩琦不是反对变法吗？走开，到地方上当官去，不要待在朝廷里了。换句话说，就是告诉所有人：如果你们不换思想，那我就换人！

　　　　这么好的工商经济环境，这么好的宏观经济条件，王安石又是这么卓绝的财经大师，为什么这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仍然失败得如此惨烈呢？

　　　　失败不要紧，但它影响的可不仅仅是宋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此后的元朝、明朝、清朝，没有任何人再敢在整体制度上探索得更远了。

　　　　所以，我们理解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对于理解这两千多年的中国经济，乃至理解当代的改革，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单目标系统和多目标系统

　　　　下面我就分析一下，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失败。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提一个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不发达，科技水平也不高，但是我们发射了卫星，还研制出了原子弹。可是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的经济好了，科技水平提升了，但是却造不出一辆在市场上卖得出去的汽车，还不得不引进国外的品牌。这是为什么？

第63章　现代化的本质（11）（）　
按说原子弹的科技含量比汽车高太多了，为什么后者我们反而做不好呢？如果你掌握了经济学的思维，马上就能回答出这个问题。原子弹是一个单目标系统，只要我们集中国力攻其一点，很容易达到。但是汽车是个商品，它是一个多目标系统。你以为真像有的人说的，汽车就是一个发动机加四个沙发吗？没那么简单。它包括好的雨刮器、好的内饰、好的反光镜，等等，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系统。而且一辆车要卖得出去，还要有非常好的品牌、广告、服务、4s店。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得有好的价格，因为市场是一个连通的体系，只有在价格上能和国外的汽车竞争，才算有汽车产业，而不仅仅是有汽车工业。而在我们造原子弹的时候，一个零件往往先生产200个再说，挑最好的用上去，没有成本观念，是单目标系统。

　　　　效率型变法和活力型变法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王安石变法。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变法，一种叫效率型变法，还有一种叫活力型变法。效率型变法就是前面讲的造原子弹，国家要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需要动用国力，怎么办呢？有很多办法，只要有一个中央权力的决心，加上一个改革家，很容易就能把社会财富的存量给激发出来。

　　　　什么是最典型的效率改革？就是商鞅变法。春秋时代层层分封的那种财富分配体系，被商鞅全部拆掉了，他把国家的每一个老百姓、每一粒粮食都镶嵌到了国家这个战争机器上，所以秦国马上变得非常富强。

　　　　再比如说，汉武帝为了打匈奴，任用了一个人——桑弘羊。这个人不能说是奸臣，但是他特别会搜刮民财，所以他的改革其实很简单，就两条：第一，用算缗和告缗把所有富人的财产给搜罗来；第二，把民间原来可以自由生产的，比如冶铁、煮盐这些产业收归国有，国家马上就有钱了，就可以去打匈奴了。

　　　　再比如说1918年的苏俄，它刚刚诞生的时候形势非常艰险，外面有协约国的干涉，内部有白俄的叛乱，此时国家机器只有一个目标：把仗打赢，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单目标系统。于是，搞战时共产主义，搞余粮征集制，很快就把国力动员起来，把战争打赢了。

　　　　如果是一次活力型改革，它面对的对象是死气沉沉的国家机器，仅仅调整它的存量分配是没用的，关键是要激发它的活力，制造财富和资源的增量。这个时候，就要打造一个多目标系统，至少朝廷财源比较丰沛，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市场繁荣而稳定，军队能够有战斗力，政府比较高效而廉洁。这个系统要想同时达到这么多目标，要比单目标系统困难得多。

　　　　王安石变法是效率型改革还是活力型改革？它是活力型改革，是改革当中最难的那一种。

　　　　为什么说它是活力型改革？刚开始要改革的时候，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朝廷上争论。司马光问他怎么改革，王安石说，他有一个方法叫“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不用给老百姓增加赋税，不用改变这个社会的财富的存量结构，凭空就可以增加财富。

　　　　司马光觉得这是胡扯，天下的财富就那么多，凭空增加财富不是说书嘛！其实站在现代经济学的角度，这是能做到的，但是司马光不懂，王安石就是要激发整个国力，所以他搞的是一个多目标系统，有点像几十年前我们搞国企改革。国企盘子挺大，资产挺多，什么土地、机器、员工都挺多，但是资本的回报率很低。当时的“国资委”的主任宋神宗就很着急，怎么办？只好换厂长，换成职业经理人，一个ceo，就是王安石。王安石有办法，那就试试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企业的活力激发出来，同时和外面市场上的那些竞争者，例如北边的辽国、西边的西夏，搞一场能赢的竞争。

　　　　所以王安石变法的基础就在于此，搞明白了这个基础，搞明白了单目标系统和多目标系统的区别，搞明白了效率型改革和活力型改革的区别，我们就知道王安石变法败在哪儿了——他搞的是一场活力型改革，但用的却是效率型改革的办法。

　　　　第一步：获得顶端权力的支持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推演一下这个逻辑，为什么有那么良好的初衷、那么良好的起始条件，最后却变成了那么惨烈的一次失败？我们先来看王安石的逻辑的第一步，就是在皇权时代搞改革，首先要获得顶端权力的支持。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宋神宗给他的支持已经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宋神宗经常跟人讲，他跟王安石就是一个人。什么意思？就是遍告天下，不要在他们俩间下蛆，挑拨离间，王安石说的话就代表我宋神宗的意思。说白了，王安石就是皇上，宋神宗现在就让王安石这么做。这个支持力度实在是太大了。

　　　　王安石也经常跟皇上说，那些小人会常常找机会来挑拨咱俩的关系，你可要小心。确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件，比如说袁崇焕，他原来跟崇祯皇帝也说过，只要你信任我，我替你去打仗，我肯定打得赢，但是你在朝中可不能听小人挑拨。崇祯皇帝说你放心，你到前方打仗，我还能不支持你吗？就给了袁崇焕一把尚方宝剑。可最后，还不是被挑拨了吗？袁崇焕最后直接被剐了。这种挑拨在皇权时代是特别容易发生的。

　　　　我们再来看王安石变法，如果王安石搞的是一次活力型的改革，按理说他应该自下而上地激发活力，搞一个多目标系统，劝每一个老百姓好好种田，每一个商家认真赚钱，每一级政府官员都对做大gdp感兴趣，对吧？

　　　　但是王安石既然获得了权力、地位以及皇帝无条件的支持，就必然要走到这条路的反面，就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改革的实质就发生了变化，就不再是活力型改革，而变成了效率型改革。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看不出区别，但是逻辑的原点错了，往下一推导，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第二步：反对者统统一边去

　　　　我们再来看这个逻辑的第二步，王安石获得了宋神宗的支持之后，他的本能反应是要巩固这种支持。所以，所有的效率型改革往往都有非常残忍的一面。

　　　　比如说商鞅变法，秦孝公的太子不支持，怎么办？太子犯了法，商鞅把太子老师的鼻子给割了，这就是做给太子看，让他知道，哪怕贵为太子，也必须遵从我的改革思路，因为我要的是效率。

　　　　吴起在楚国搞改革也是一样，楚王的妃子嘻嘻哈哈不遵从号令，被吴起杀掉。可见，哪怕是受宠的妃子，也必须杀鸡给其他猴看。

　　　　王安石变法也呈现出这样的特征。要知道，当一个效率型改革家在追逐效率的时候，你可以摆出民主的姿态，聆听多方意见，但如果真听了，就是在耽误效率。谁听说过军队在打仗的时候，要搞民主、搞一团和气？都得有残忍的一面，才能保证打仗的效率，因为战争是单目标系统。

　　　　如果王安石觉得这个新法已经非常好了，论证得非常完善了，现在要把它的推行效率给提上去的话，那就要灭掉一切反对派，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有改革家的必然思路，王安石也一样。当然，在宋代不可能像商鞅变法搞得那么血腥，但是基本的状态是一样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宋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欧阳修。欧阳修这个人不仅是朝中的元老，而且是文坛的宗主，在文学界是一个大神级的人物。

　　　　欧阳修与王安石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当年王安石还没有考中进士的时候，欧阳修就非常欣赏他的文章，到处为他推荐。这两个人还是老乡，这就是同乡的前辈提携后辈，况且王安石的文采确实很好。

　　　　可是王安石上台之后，欧阳修说，你搞这个青苗法，我有一点意见要表达一下。王安石马上就对他下手，指使手下的人弹劾欧阳修，欧阳修也没办法。宋朝的老臣想要“乞骸骨”“致仕”回老家，一般要到70岁才行，可是欧阳修60岁就灰溜溜地回了老家。

　　　　你知道王安石背后怎么说欧阳修吗？王安石说，欧阳修这个人“修善从流俗”，就是说这个人没有什么骨气，老跟那些俗人搞来搞去。他还说三朝老臣韩琦是“社稷臣”，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用这样的人还不如不用。这就是一个后生小辈受长辈提携之后讲出来的话。

　　　　王安石在朝中原来也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嘉祐四友”。什么叫“嘉祐四友”呢？王安石和其他三个人都是在宋仁宗嘉祐年间考上的进士，同榜的进士往往关系比较好，跟我们今天的同学差不多。都有哪四个人？司马光、韩维、吕公著，再加上王安石。这四个人原本关系挺好，可是王安石开始变法之后，马上就跟其他三人绝交了。

　　　　韩维刚对他的变法提了点意见，就被王安石赶到一边去了。王安石曾经跑到宋神宗面前说，吕公著这个家伙有才，将来一定是个宰相。可是后来吕公著对变法刚提出一点意见，王安石就罢了他的官，而且把他说成“四凶”之流。“四凶”就是尧舜禹时代，尧杀的四个大坏蛋。王安石自己的亲弟弟王安国也反对变法，王安石对他也是翻脸不认人。

　　　　这是不是王安石个人性格问题呢？确实，王安石的外号不是叫“拗相公”嘛，他就是这么一个执拗的人。他的情商低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他在当宰相之前，曾经有一阵子在朝中主管刑狱，就是判各种官司。当时开封发生了一个案件，甲、乙两个人是发小，一直关系很好，甲养鹌鹑养得不错，乙想要一只，甲不肯给，俩人就闹起来了。乙抢了一只鹌鹑就跑，甲就拿起刀在后面追，追上之后也不知道是急了还是言语冲撞，就把乙给杀了。开封府认为甲虽然是乙的朋友，但他杀了人，就得判死刑。这个案卷提交到王安石那儿，王安石说，这怎么能判死刑呢？乙公然抢夺，按照大宋的刑律，他就是盗匪。甲拿着刀追他，这就叫捕盗啊，捕盗杀人不算死罪，所以甲不该死。搞得开封府那些官员哭笑不得。死抠法律的话，王安石说的确实正确，但这个案子还得考虑当时的情况啊，如果这种情况下杀人都不判死罪，那大宋刑律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王安石就是这么一个特别执拗，而且没有人劝得了的家伙。但是，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会失败，不能说跟他的性格有关，为什么？因为搞效率型改革，如果没有这种性格，根本就改不下去。

　　　　你看历朝历代那些成功的改革家，包括商鞅、吴起，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改革成败与否跟性格、情商什么的都没有关系。这就是逻辑的第二步，一定要把那些反对改革的人全部打掉。

　　　　第三步：唯有小人最好用

　　　　紧接着第三步就开始了，反对改革的人都打掉了，请问用谁来执行改革计划？当然用那些不反对的人了。不反对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往往都是小人。比如说当时宋朝西北部有一个小官，叫邓绾。有一次邓绾到朝廷跟宋神宗汇报工作，宋神宗闲来无事，就问他认不认识王安石？他说不知道这个人。宋神宗说王安石不得了，是“当今之古人”。要知道，在宋代那个文化氛围里，如果说一个人是古人，那个地位可不得了，相当于孔老夫子那个级别的评价。邓绾马上就明白了宋神宗非常欣赏王安石，所以就跑到王安石府上对新法各种称颂，其实他懂不懂新法都不可知。

　　　　出来之后就有人说他，你这不就是拍马屁吗？邓绾讲了一句特别有名的话：“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这在历朝历代官场上都成为一个心法，就是我拍领导马屁，你们随便笑我，我就是要当好这个官。

　　　　邓绾这样的人马上就得到了重用。看到这儿你可能会说，王安石智力太差了，怎么能够用小人呢？你还真别把这个问题看得这么浅。一方面，没有正人君子可用，能用的只有他们；另一方面，这帮人好用。

　　　　比如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他更愿意用对金钱激励非常敏感的职业经理人，因为，老板用金钱激励、期权激励，马上就可以让员工好好干活儿，这个组织的效率马上就会得到提升，确定性就会增加。

　　　　切换到王安石也是一样的，他愿意跟司马光共事吗？司马光会动不动就坐下来对他说，这东西我不同意。那怎么行呢？当然得用那些小人，他们对金钱激励非常敏感，效率就会提高。

第64章　现代化的本质（12）（）　
再有一点是什么？很多人以为拍马屁领导就喜欢，其实，领导心中对拍马屁的人的道德评价不会有多高，但是拍马屁这个动作给领导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我这个人像算盘珠子一样，你不拨我就动。对于王安石这样追求效率的人来说，他不用这些人用谁？

　　　　所以，支持王安石搞新法的那一派，就是所谓的“新党”，里面充斥着小人，吕惠卿、章惇、蔡京、蔡卞、曾布这些人，后来基本上都被写到了宋史的奸臣传里面，这是逻辑的第三步。

　　　　第四步：制度成本知多少

　　　　第四步顺理成章地就出现了，王安石任用这帮人去推行新法，新法能推行好吗？青苗法的初衷很好，让老百姓不用去借高利贷，政府以很低的利息借给他们。

　　　　当时王安石定的利息是年利二分，就是你借一块钱，到年底的时候还一块二，在今天看来这个利率很高，但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很低的利率了。

　　　　对这些奸臣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对王相公负责。既然王相公说要借钱给老百姓，然后收利息，那我们就要多收利息。春天借给老百姓一次，秋天再借给他们一次，不管他们要不要借，都要强行摊派给他们。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赋税，当然民不聊生了。

　　　　奸臣发挥的作用可不仅如此，虽然狠心欺负老百姓的奸臣没有那么多，但由奸臣或者说操守不是那么好、廉洁度不是那么高的人构成的系统，它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制度成本。

　　　　我们可以推想一下王安石变法时民间的情况，假设高利贷普遍的标准是年利四分，现在官府推出一种贷款年利才二分，这当中有两分的差额，请问会发生什么情况？这笔贷款的额度当然就会成为各种各样“寻租空间”的额度。

　　　　就像今天我们的政府会给创新企业、文化企业一些补贴，市面上就出现了一种公司，帮这些企业去申请这种补贴，等补贴申请下来，再跟这些企业来分。宋代也一样，既然有这个利差，就一定会有人利用这个利差，往自己腰包里搁钱。

　　　　为什么说火车票应该提价？因为火车票没有达到它的市场价格，是国家使用补贴把价格压了下来，表面上对老百姓有好处，实际上这个系统会把价格再弹回去——内部人偷票或把票给票贩子，等等。老百姓买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