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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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然后进行设计，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最美的图画，这叫建构论。

　　　　还有一种叫扩展论，就是说人类其实很卑微，每个人知道的东西、人类的理性光芒能够照亮的地方只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扩展论并不悲观，它认为如果让这些细碎的知识自发生长，一点一点地拼接，没准儿也会长出一个很繁盛的东西。

　　　　简单地讲，建构论就是我想建造一个天堂，而扩展论是我要等待一棵大树的生长。这是对人类知识的不同前景以及不同禀赋的两种认知。

　　　　保守主义者当然属于后者，他们觉得，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点。比如说撒切尔的执政方略当中就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当时就欧洲统一的局势，有一个方面她非常赞成，就是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她凭着英国小业主的经验，觉得搞共同市场是对的。但是一听别人说要搞欧元，撒切尔就赶紧摇头——这个不行。

　　　　她后来会下台也有这个原因，因为她坚定地反抗这样一个用人类理性设计出来的、跟传统完全脱节的一个天堂般的图景。她有一次在下议院做讲演的时候说：“我的政府只相信英镑，因为英镑是人类历史一点一点靠经验、知识堆出来的一个东西，而欧元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东西。看上去不错，但我怎么知道到底好不好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者的态度。

　　　　埃德蒙伯克当年就是这样，他在美洲三书法国革命论里批判法国大革命，说这帮第三等级，拿着几本知识分子的书就天天要闹革命，你们有什么经验？你们的知识系统与这个国家怎么对接，你们自己搞清楚了吗？路易十六看着也不是很坏，你们杀他干什么？要想学宪政，先看看我们英国人怎么玩的，我们从来不搞什么宣言、宪法，到现在英国也没个宪法。我们英国所谓的法律都不是为了建造天堂而设立的，我们都是为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一代一代根据一件件最具体的事设计出来的。所以让我们英国人把现有的法律系统打翻，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办不到。

　　　　人类历史上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路径就此出现了。相信理性的力量的一派，觉得人类迟早有一天会把知识搞清楚，有了牛顿这样的底子，总有一天世界的真容会暴露在我们面前。

　　　　但是保守主义者不相信这一套，他们老觉得那个设计出来的东西不可靠。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教训，几次成功的改革的共同特征就是，没有一整套完善的理论设计。比如唐代的杨炎改革，明代的张居正改革，都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就是根据当时具体的情况，一点一点拱，搞出了一点成就，完成了一个盛世或者王朝的起死回生。

　　　　那些轰轰烈烈、有伟大理想的革命，反而结果都不太好。最著名的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王莽觉得，我们还搞什么理论设计，圣人周公当年玩的那个周礼不就够用了吗？后来经历史学家考证，周礼不过是战国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写的。但王莽不知道，他觉得既然是圣人写的，那还有错吗？就照着做，结果天下大乱。

　　　　王安石是不信什么圣人的，他只信自个儿——我聪明，你们都傻，我要来设计一套东西。我严重怀疑王安石是现代搞金融的基金经理“穿越”回去的，因为他那套东西太具有现代金融学的雏形了，实在太牛了。但是又如何呢？最后一推演下去，发现面目全非。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王安石变法最后是怎么变形的，因为这个会导出保守主义者关于知识论的一个认知。

　　　　王安石变法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措施叫青苗法，什么意思呢？政府粮仓里放着银子，放着钱，放着也是放着，还不如去生点儿利，老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也需要借点儿钱。正好，我们搞一个互联网金融，把这笔钱贷给老百姓，等秋天长出粮食来，老百姓加点儿利息再还给我，这样官府也收到点儿钱，老百姓也得利，多好。王安石在家里打着草稿，越想越兴奋，最后开始在全国推行。

　　　　可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很好的理性的设计，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无数次变形。先看第一次变形，那些地方上的官老爷一看，王相公要搞青苗法，我们的前程都攥在王相公的手里，当然要执行好了。假设你是一个宋代的县官，你会怎么把款贷下去呢？你怎么知道哪个老百姓需要贷款呢？很简单，摊派，把各个地方的乡长、保甲长全叫来进行摊派。因为缺乏需要贷款的农户的具体数据，所以好的法令产生了第一次变形。

　　　　第二次变形紧接着就出来了，那些保甲长拿着这个任务回到村里，平时看张三不顺眼，就对张三说，朝廷有令，让你们贷款。张三敢不贷吗？不需要也必须贷。这成了害人的一种手段。

　　　　第三次变形，有些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觉得，这一进一出，就可以从中挖上一勺，利润就是他们的了，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

　　　　有些老百姓被迫贷了款，秋天的时候把自己的口粮都还进去了，导致没饭吃。怎么办？只好找当地的土豪劣绅、地主大户借高利贷，这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这是第四次变形。

　　　　所以，王相公在东京汴梁自己家书房里设计出来的完美无比的大方案，在民间发生了几次变形后，就全完了，这次变法走向了它的反面。

　　　　这话当时有没有人说？当然有人说，富弼、司马光、苏轼、范纯仁这些有经验的大臣，早就跟皇上讲过，王安石这套搞不得，想得挺好，一下去就会完全变形。皇上不听，偏要相信理性设计，结果搞得一塌糊涂。

　　　　在这几次变形的过程当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保守主义者的一个担忧——人类的知识是分散的，不要指望有一个天纵英才的圣人出世，了解所有的情况，然后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是不可能的。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个经济学家叫周其仁，有一次他到湖南长沙开会，开完会，几个经济学家包了一辆车去岳阳游览岳阳楼。到了岳阳，长沙的司机不认路。这时候周其仁说，不认路没关系，你放我下去。周先生下了车之后，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后面人说：“跟着我的车走。”然后跟师傅说：“走，去岳阳楼。”

　　　　这个简单的情景里其实包含了一个深刻的经济学道理：不要觉得知识这个东西只有大知识分子才有，周其仁这样的大经济学家固然知识丰富，但是怎么走到岳阳楼这个具体的知识，周其仁不知道，怎么办？还得向劳动人民请教，当地的出租车司机知道。

　　　　哈耶克这一派经济学家就认为，知识是分散的，是扩展秩序下的一种知识的结网和积累过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你不要看不起胡同口炸油条的，他可知道怎么炸出让人放心的油条，用什么样的油，以及哪个居民楼的张大爷起得早，可能买第一根油条，哪个大妈爱吃回锅油条。这些知识都是市场的一部分，而这些知识的掌握者是一个个具体的市场参与者，而不是那颗中心化的大脑。

　　　　如果你不信这一套，觉得人类很理性，我们可以靠手段、靠科学、靠计算机、靠大数据，那么，你还真错了。比如说天朝田亩制度，这是太平天国搞的一套东西，一家养几头猪、几只鸡，全部分配得好好的。可是后来计算机专家一分析，认为天朝田亩制度在太平天国时期根本没有实行。因为即使用现代化的计算机计算每家每户应该养几头猪、几只鸡，也无法分配得那么均匀。天朝田亩制度的口号是“天下无一处不饱暖，无一处不均匀”，这根本做不到，现代化的大型计算机都算不出来。

　　　　我们再看苏联，当年它也是迷信理性的力量，想靠计划经济来排除资本主义那些弊端，通过中央计划部一点一点地弄好，作为法律固定下来。可是前苏联不仅生产能力不行，生产的产品也很丑，为什么呢？你想啊，它的信息只能止于一个非常浅的层面，它能算得出来今年老百姓需要多少台电冰箱，可是大家需要什么颜色的、需要什么款式的，是双开门的还是单开门的，有几个冷藏箱的，它可就算不出来了。

　　　　我们假设今天苏联还在，它有可能花重金把乔布斯弄去生产一台苹果手机。可是它怎么知道全世界现在有几百万种苹果手机壳呢？这些知识、偏好是属于每一个消费者一时一地的决策，中央计算机是算不出来的。所以自由市场经济最后遵循的原理，是扩展派的知识建构的原理。

　　　　看到这儿，你可能就会理解撒切尔夫人当年为什么要说“我们的政府只相信英镑”了。

　　　　保守主义者从来不相信革命

　　　　第二个特征就是，保守主义者在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从来不相信革命。把传统全部斩断，然后跳跃式地进入一个红彤彤的新天地，这件事保守主义者从来不信。说白了，保守主义者从来都是反革命。“反革命”这个词如果剔除它的负面含义，安在保守主义者头上，一点儿都不冤枉。

第71章　成长的坐标（7）（）　
比如说法国大革命，埃德蒙伯克在法国革命论这本书里讲，你们干吗非得把国王杀了搞宪政，你们法国人搞什么宪政？你们不要羡慕英国搞宪政，我们那是站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有当年的大宪章，有所谓的光荣革命，我们是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你们今天学我们，然后一下子就能跳跃到那儿吗？门都没有。你们有你们的传统，你们应该建立在你们的传统上，一点一点往前拱。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纵使一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日拱一卒，不期速成。”这句老祖宗留下来的话，很有保守主义的智慧。我们每天拱一步卒，也比一年来一次将军要强得多，这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

　　　　但是我们拿中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对比就会发现，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两个国家使用的手段和过程是有区别的。英国人当年也是王权一支独大，可是他们怎么把王权逐步搞掉呢？英国人就用切香肠的方法，把香肠搁在这儿，一小片一小片往下切，用的正是“日拱一卒”的手段。

　　　　比如说17世纪后期的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跑掉了，议会一商量，没国王传统就要断绝，不行，还得请一位国王来。一看詹姆斯二世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女婿在荷兰执政，就让他们回到英国来当国王，这一对夫妻高高兴兴地就来了。下议院跟他们说，你们这个权力是白来的，所以不妨让点儿步，给老百姓点儿权利，保护自由产权，等等，把王权限制住了一点。到了18世纪早期，英国的国王是从德国请过去的，就是所谓的乔治王。乔治王有好几代，最早的两代不懂英语，到下议院去的时候，大家都听不懂国王说什么。后来乔治王干脆不去了，把国王的权杖搁在桌上，说你们就跟它说吧。拱来拱去，把国王的权力又限制了一点儿。

　　　　到了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老太太在位的时间可长了去了，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丈夫的去世，她整日沉浸在悲伤的情绪当中。英国那帮贵族一边安慰她，一边偷偷摸摸把女王的权力一点一点篡夺了。

　　　　其实英国人在所有领域基本上都是搞这一套。我们都知道法国启蒙时代群星璀璨，一堆大知识分子都在强调社会的巨大变革和进步。英国虽然也有启蒙大师，可是基本上都是苏格兰传统里的人，比如说休谟、亚当斯密。在英格兰传统里面还真的找不出几个大师，它的启蒙时代的所谓的启蒙运动，就像今天的松鼠会搞科学杂志，只是给人讲点现代化的科学道理，根本没有大师，它就是这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力量。

　　　　英国人搞科学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从牛顿当皇家科学院院长一直到赫胥黎当皇家科学院院长，这中间隔了200多年，请问其间有任何一任皇家科学院院长老百姓认识吗？都不太出名，为什么？英国很少出那种划时代的大师，他们往往愿意当老二，跟着别人学。

　　　　别的国家改朝换代，从君主制变成共和制，往往要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法国大革命就不用说了，埃德蒙伯克天天吐槽，说最后弄出来的不还是个流氓嘛！王岐山先生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在讲，法国大革命搞来搞去好像没什么进步，法国社会的面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这个时候已经血流成河了。

　　　　我还记得雨果在九三年里面写道：“他们判路易十六死刑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还有18个月可活；丹东15个月；马拉一个月又三个星期。人类嘴里的气息多么短促和可怕呀！”此时从历史后端倒回头来看，什么人落着好了呢？没有。

　　　　中国也一样，当年我们要搞革命，把满清皇帝的皇冠打落在地。这个理想当然是好的，救亡图存嘛。可是一旦所有的目标和手段都诉诸革命，我们就会发现，它会一点点地出现异化，让当时的人很纠结。

　　　　首先是手段上的异化，比如说1905年的时候，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这是要改革了。革命党一看，你哪能改革呢？结果，这件事情就延迟了。

　　　　更深刻的伦理上的纠结，发生在我老家安徽。那时候安徽的省会在安庆，1906年的时候，安徽的巡抚叫恩铭。说实话，此人并不是个浑蛋，不代表满清腐朽王朝，而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官员，上任之后就搞教育，推行各种新政。后来刺杀他的革命党人徐锡麟，其实是被作为新派代表送到他面前的。恩铭一看徐锡麟是新派人物，就想重用他，不想却被他干掉了。

　　　　他们俩当时其实是恩师和弟子的关系，所以徐锡麟被逮着之后，马上就问：“恩铭大人现在情况怎么样？”审案的官员说：“你还有脸问，都是你害的，他待你不薄啊！”徐锡麟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关心他是属于我们的私人交情，杀他是属于国家正义。

　　　　这话虽也讲得通，但是你们不觉得这已经有一点儿伦理上的纠结，已经有一点儿强词夺理了吗？只要选择去做一个跨时代的革命者，这种难题就会留在具体的人和事里面，让当时的人面临艰难的选择。而保守主义那一套，慢慢来，切香肠，日拱一卒，反而没有这些烦恼。这就是保守主义者在社会进步上的价值观。

　　　　我们能从保守主义中汲取什么养料

　　　　还有一条，保守主义者是不是都是人呢？不相信伟大的理性，不相信辉煌的革命，像一只土拨鼠一样一点一点地打洞，往前拱，可不就是一群人吗？

　　　　听了刚才那两条，你们心里可能会想说，革命怎么搞、左右派怎么分关我什么事？我之所以会讨论保守主义这个话题，并不是想说“中国向何处去”这种高大上的命题。我想说明的是，当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在面临最具体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能从保守主义这个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当中汲取什么样的养料。

　　　　保守主义者的整套价值观听起来特别像中国人讲的那句话：“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是一种二流子哲学。因为他们既不相信理性，也不相信智慧；既不相信权威，也不相信圣人。那他们信什么呢？保守主义者会给你一个答案：信自己。所以保守主义恰恰不是一种贴地爬行的土拨鼠哲学，它是一种强者的哲学、鹰的哲学。

　　　　投资哲学：保守主义的智慧之灯这本书的作者刘军宁，在这本书里讲了几个有趣的观点，是出于保守主义理念的一套投资心法。比方说千万不要信什么宏观经济趋势，那个东西让经济学家去分析好了，就算分析出来跟你们当下的具体投资也没有半毛钱关系。如果宏观经济形势也分析得出来，这种趋势和具体企业的盈亏关系也可以分析得出来，那计划经济不就搞成了吗？之所以搞不成，就是因为细碎的市场投资机会，是由分散在每个人脑袋当中的知识和具体的交易来决定的。这东西跟宏观趋势没什么关系，所以投资者千万别看宏观形势。

　　　　他还有一个观点，千万不要听内幕消息。股市红火的时候，卖菜的老太太都有内幕消息，但是都不要听。为什么？因为它会干扰你积累的经验。经验是唯一珍贵的东西，这个东西需要你去一点一点摸索，甚至交学费去获得，而不是靠内幕消息。内幕消息依赖得多了，会严重干扰你投资经验的积累，而且没准儿会把你暴露在一个巨大的、不可控的风险之下。这就是保守主义的投资哲学，但你按这个方法投资亏了别怪我。

第72章　成长的坐标（8）（）　
保守主义作为个人的一种选择，实际上是一个相信自己的强者选择。在互联网上也流传着一些版本，说这是穷人思维和富人思维的区别。

　　　　什么叫穷人思维？就是老是在存量里打主意，混得不好，就老觉得是富人剥削我，就跟富人对着干，最好富人多缴税，然后我们穷人多享受福利，这是左派的哲学。

　　　　右派的强者哲学不见得在道德和正义观上立得住，但是有自己的道德观，它认为如果自己穷，就应该想办法去挣钱。

　　　　所以你判断一个人是用穷人思维想问题还是用富人思维想问题，别听他怎么说，也别听他说自己喜欢什么——其实穷人和富人喜欢的东西差不多，都是金钱、美女、别墅、舒服的日子、和谐的环境——而是要听他说他恨什么和他怕什么。比如说一个人的手机丢了，穷人思维的人会恨这个社会，会恨小偷，会恨政府——你们警察都是吃白饭的吗？应该替我们把小偷管得好好的，我的手机才不会丢。

　　　　富人思维的人也恨，但他只恨自己——刚买的手机就丢了，我怎么就那么没本事，我应该努力挣钱再买一部手机。然后，他就会想办法挣钱了。这就是区别。

　　　　穷人思维的人怕什么？怕失去既有的。富人思维的人怕什么？怕自己被既有的东西绑架。

　　　　穷人思维和富人思维就是人生的分水岭

　　　　我之前干了一件事，把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卖了，我现在租房住。很多朋友都说：“你疯啦！北京的房价肯定要涨的。”确实，我也不太相信北京的房价会跌。但是，北京的房产作为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几年翻几倍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它未来可能会涨，但已经不是最好的投资机会了。

　　　　其实卖房遇到的最大的阻力不是这个，而是父母以及亲戚朋友都在担心，你把房子卖了租房住，那你不就没根了吗？你就没有安全感了。对，我最怕的东西就是这个。

　　　　如果我有房，国家出台一个什么规定，什么不动产登记，我就会分析，这会不会影响房产的价值？我得赶紧拿出计算器算算我这个房产值多少钱，那个政策出台之后它会不会跌价。我天天都在惦记我生命中财产的存量，我怎么能够容忍我的生命这么堕落下去呢？所以必须卖掉。

　　　　所以，我常说，互联网时代的生存哲学就是“要享用，但是不一定去占有”。因为占有是存量逻辑，而享用是靠自己的本事去挣钱，然后享用它，是一个增量逻辑。所以，为了防止自己陷入一种穷人思维，我把房子卖了，然后租房住。具体的账我就不跟大家算了，我可以告诉你，拿着卖房的钱，也不用做什么理财，就放入余额宝的收益，拿来租房也是绰绰有余，每年还能多出很多钱去旅游去吃饭，胡吃海塞。它在经济上是很划算的一笔交易。

　　　　很多年轻人毕业后，父母帮着交了首付，然后自己跟女朋友含辛茹苦地天天还房贷，当房奴。其实这不是房价太贵、市场在迫害你的问题，而是你沦入了一种穷人思维无法自拔。

　　　　所以，我常劝很多20多岁的人别买房，管它未来涨不涨呢，现在买房最大的悲剧就是你不敢辞职，不敢创业，不敢冒任何风险，让你最黄金的青春年华陷入了一种根本就不值钱的存量思维当中。那你不就注定是穷人吗？你20多岁的时候使劲往前奔，当你年薪达到50万、100万的时候，北京的房价再贵你也买得起，对吧？所以20多岁人的人生选择往前看还是往后看，是人生的分水岭，也是强者逻辑和弱者逻辑的分水岭。

　　　　为什么大家会投票给保守党

　　　　保守主义可不光是个人的价值观选择，也是国家民族在做政治选择时的一个选项。再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别想那只大象。这本书是在讲人类的一个心理现象，但是它用大量的篇幅黑了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共和党人，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民主党的笔杆子。但是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美国共和党人的想法反而有了一种理解和同情，甚至是尊重。

　　　　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是用一个比喻，把民主党、共和党思想的分界线给说清楚了。作者说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家，保守主义者扮演的是严父的角色，而左派民主党人扮演的是慈母的角色。严父最恨什么？恨败家子，恨不成器的儿子——你应该努力，你应该有出息，然后自我奋斗，自己变成富人。而慈母最恨什么？恨谁欺负我的宝贝儿子。这就是强者哲学和弱者哲学的区别。

　　　　我们再看严父怕什么？他怕这个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