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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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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慈禧太后还是不肯放过他。革职就完事儿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跟外国人谈判，尤其是跟日本人谈判，还得你李鸿章去，因为只有你有这能耐。所以李鸿章不得不又揣着一顶帽子——头等全权大臣，跑到日本去签马关条约。在日本期间他还遇了刺，带着一脸血就去了谈判现场，后来日本人因为此事不得不在谈判条件上稍做了让步。所以，能说他是汉奸吗？
关于辛丑条约，李鸿章就更冤了。当年慈禧太后带着端郡王载漪跟义和团在北京胡闹的时候，李鸿章在南方当两广总督，所以这件事和他根本没有关系。慈禧太后把这摊子弄得一塌糊涂之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西安去了，路上匆匆给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说：你快回来，把烂摊子给我收拾了。李鸿章当时已经将近80岁了，哆哆嗦嗦从广东赶到北京，在卖国条约上签了字，两个月之后，就忧愤而死。所以，能说他是汉奸吗？这公平吗？
再说误国，这其实主要归因于整个晚清的官僚和皇家系统。而李鸿章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反而是引导国家往近代化方向走的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所以说他误国就更不公平。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说，李鸿章1896年在俄国受贿了。当时俄国人为了签中俄密约（即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给了李鸿章好大一笔钱——300万卢布。
但是这件事在历史学界是没有定论的，直到今天还存在大量的争论。因为所谓的李鸿章受贿，无非是俄国财政部存有一份文件，说当时为了签这个条约，沙皇拨了一笔300万卢布的基金，以李鸿章基金的名义存在了华俄道胜银行。至于这笔钱后来给没给李鸿章，就众说纷纭了，但是事件的关键当事人，也就是俄国当时的谈判代表维特伯爵，后来明确表示这个钱其实是没有给李鸿章的。所以李鸿章到底拿没拿钱这件事始终是一个悬案。
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
虽然在我们看来，李鸿章在当时绝对属于高富帅，但是在国际场合他就经常把底裤给露出来，留下了各种笑料。比如美国有一道菜，叫“李鸿章杂碎”。就是因为李鸿章吃鸡不用刀叉，直接拿手招呼，美国人也没办法，为了遵循外交礼仪只好学他也用手。后来美国人就干脆把西餐和中餐兑在一块，发明了这道“李鸿章杂碎”。
再讲几件李鸿章在俄国出丑的事。1896年，他到俄国彼得堡签中俄密约，首先要去跟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谈判。据维特伯爵记载，在客厅接待李鸿章时，问老爷子抽不抽烟。李鸿章说好，然后就发出了一声公马似的嚎叫：“上烟哪！”接着就跑出来几个中国人开始伺候他抽烟，有的擦火，有的捧烟斗。李鸿章什么都不用动，就动嘴。维特伯爵堂堂一个沙皇贵族哪儿见过这架势，当时就觉得李鸿章很粗鲁。
还有一件事儿，也能看出李鸿章的风格。法国驻北京公使叫施阿兰，是个法国贵族后裔，当时比较年轻，火气很大。恭亲王跟这个法国公子打交道的时候，特别头疼，结果李鸿章就主动请缨跟他打交道。他往那儿一坐，问道：“小孩儿，你几岁了？”李鸿章后来解释说，他知道西方人最忌讳别人问他岁数，所以故意这么问。然后接着说：“你不就是施阿兰吗？去年我在法国的时候，跟你爷爷谈了好半天呢。”据他自己记载，施阿兰当即就俯首帖耳，没了气焰。
关于这件事，我觉得李鸿章是在意淫。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我跟你爷爷同辈，那你就是我孙子。但法国人哪里讲这一套？所以这应该是李鸿章自己的幻想。但是，这确实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弱国在搞外交时，有时只能用点耍无赖、打痞子腔的方法，让别人至少接收到一个信号：我不怕你，我敢跟你胡来。
后来还有一件事，1896年李鸿章到俄国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庆典在霍登广场举行，当天发生了踩踏事件，导致两千多人死亡。见此情景，他就问维特伯爵：“这事儿你会报告给你们皇上吗？”维特说：“当然了，这么大的事，死了两千多人呢！”李鸿章说：“你傻呀，别说！我当年在当直隶总督的时候，那里发鼠疫死了好几万人，我就不说。我为什么要给皇上他老人家增加这种负担呢？皇上吃不好睡不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我给朝廷上奏折的时候，就说都好着呢。”他视维特伯爵为后生小子，然后倚老卖老地把中国官场这种欺上瞒下的事当作先进经验传授给人家了。
上面这几个故事绝对不是单纯为了黑李鸿章，我想说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中国是一艘孤独行进的航船，突然遇到西方的现代文明后，它是张皇失措的，你不能太苛求当时的人。
维特伯爵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还说了一段话：
我承认，李鸿章确实是一个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虽然他在他们国家受过很高的教育，很有文化，但是以欧洲人的视角来看，他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什么文化。
这段话是很有内涵的，他把对个人的评价直接上升到了文明的对比当中。就是说，你在你的文明系统中再怎么牛，跟现代化的文明一比，马上就土得掉渣了，就显得没文化、没受过教育了。这就是现代化端到中国人面前之后，我们这个民族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隔着100多年当然可以批评李鸿章，说他卖国、不懂事。他死了两个月后，梁启超写了著名的李鸿章传，里面有三句话：“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就是说李鸿章很有才能，但是可惜他的见识不够，而且他一生的遭遇、情境、境遇都很悲哀。
知识分子这么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同时代的人这么说，就缺少一份谅解。什么叫见识不够呢？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都是在具体的经验、传统、境遇当中，无论是悲也好、惜也好、敬也好，我们都只是作为局外人在旁观罢了。一旦我们置身到他的环境中，你遇到的全部是每一个时刻最具体的选择。
现在回头去看那段历史，知道当时只要改革、维新就能富强，当时谁不想富国强兵？可是眼前这一步，遇到的最具体的一个问题是，该怎么做？不是说造舰、造炮、建工厂，推动市场经济，国家就会马上繁荣起来的，具体负责的人有具体的难处。包括写李鸿章传的梁启超，后来在民国时期也当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却干得一塌糊涂。所以每一个具体情境里的人，都有他具体的难处。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寓言，叫愚人船。说有这么一种船，船舱是密闭的，所有驾驶的仪器、船台全部在这船舱里头。陌生人走到船舱里面之后眼前一团漆黑，只能慢慢摸索，他看不到外面，也接收不到任何信号。而甲板上有一帮人在喊：“哎呀，你往这边开，那边有礁石，不能往那边走！”这帮人喊破了嗓子，他也听不见，只能在船舱里干着急。突然，船似乎撞到了什么，剧烈地摇晃起来，他也很着急，想听听外面的人到底在喊什么，但是外面的声音隔着厚厚的甲板根本传不到船舱内。
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和李鸿章对话这种困境，李鸿章做出的选择，只能是基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所以，今天我们去苛求古人，无论是夸李鸿章还是骂李鸿章，其实都毫无意义。
就在这样一条愚人船上，就在这样一种前景不分明、现状很纠结的情况下，李鸿章是怎么做的，而他的做法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呢？这就要首先了解一下李鸿章其人。
李鸿章的一生
用李鸿章自己的话讲，他这一生是“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1870年之前，他是读书、做官、带兵打仗，跟太平天国和捻军死磕。1870年的时候，他被调到天津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展开了持续20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实验，这是他人生最辉煌的顶峰。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他被拔去三眼花翎，到北京投闲置散，当了一任闲散的京官，“落架的凤凰不如鸡”，这时候他既没权没钱又没威风。但是到风烛残年的时候，又回光返照了一把——慈禧把他派到广州当了一任两广总督。时间不长，又调回北京，签完辛丑条约两个月之后去世。这就是他一生最简短的介绍。
晚清有三个人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慈禧，一个是曾国藩，另一个就是李鸿章。特别凑巧的是，这三个人都属羊。所以后来革命党人就开始造谣：属羊的命苦。这个说法一直到今天还在民间流传。
但是，我们回头看，这三个属羊的确实命苦，三只羊拖着中华民族这辆破车，一步一步地、艰难地、毫无方向感地往前赶，能不难吗？更何况周边还有那么多反对的声音。而且只要你具体做事，就得承担具体的责任，反对的声音就会千奇百怪，花样百出。
举个例子，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混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但是每个人杀他的理由又不一样。有一派观点说，你是汉奸嘛，要不然你怎么畏战、避战、打败仗呢？肯定是日本天皇给了你钱。这个说法直到今天还有。
另外一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当年给朝廷上表，说：“李鸿章可杀，这我同意，但是我的理由跟别人不一样——他明明知道打不过，为什么不说呢？即使说了也没大声说，应该死乞白赖、满地打滚地说；他如果伏阙沥血直陈，他如果以生死去力争，十之七八可回圣听。”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李鸿章应该抱着光绪皇帝的大腿说：“您就听老臣的吧，不听我就死给你看，不听我就要上吊、抹脖子，就碰死在您面前。”那样没准儿光绪皇帝就听了李鸿章的呢。
现在听着挺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觉得这对当事人太苛刻了吗？李鸿章作为臣子，能这么办吗？他已经跟朝廷说了打不过，不能打。但朝廷却说，下定决心了，非打不可。于是他就拼命去打。败了承担责任就好，陈宝箴站在一个局外人和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对他横加指责，这就没有道理了，太不公平！
这也提醒了我们这些人，不能用我们今天的是非标准去评判当年人的是非对错。所以要认识李鸿章，我们就要穿越到当时一人一时的具体情境中去。更好的方法不是讲是非对错，而是讲当时的对比，我们把几个当年的大牛人跟李鸿章搁在一块儿，来看看李鸿章今天能给我们提供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李鸿章pk左宗棠：不沉浸于过往恩怨
我们先来拿一个人和他做对比，左宗棠。左宗棠此人不得了，湖湘大才子，他自己也不客气地说：“古时候有个诸葛亮，今天有个左宗棠，所以我是今亮。”他的功绩确实也很大，早期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后来又带兵收复了新疆，战功卓著。
但是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他一生都活在自己的辉煌历史和人情恩怨之中。比如说他西征的时候，就总跟曾国藩过不去。虽然曾国藩跟他有矛盾，但对他还是不错的，他给左宗棠办理后勤总是尽心尽力，而且把自己手下的湘军大将刘松山派给他用，还把整个部队都划给了他。但是左宗棠不管那一套，每天升帐之后，跟将领们说上三言两语就岔到骂曾国藩身上去了，搞得湘军将领面面相觑。
后来西征结束，新疆也收复了，北京的恭亲王一听，左宗棠是人才啊，天天看折子都说到他，把他弄到北京来得了，天天给咱们说说故事、出出主意，人家是当今的诸葛亮嘛，一定得放在朝廷里。最后就把他弄到北京当了军机大臣。
“请神容易送神难。”左宗棠每天往朝房里一坐，就开始吹嘘自己西征的战绩。有一次，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叫筹议海防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建设现代化海军的第一份大型规划案。恭亲王拿出这道折子说，咱们议议吧。左宗棠拿来一看，说海防很重要，但塞防也很重要啊，想当年老夫在西征的时候一说就是一整天。恭亲王也没办法，左宗棠岁数又大，又是大功臣，还是自己请来的，只能笑眯眯听着。听一天可以，可是他老人家竟然连续说了半个月。恭亲王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把折子收起来不议了。恭亲王想：咱惹不起他，把他外派出去当封疆大吏算了。所以就把左宗棠弄出了军机处，去当两江总督。
左宗棠到了总督任上依然如故，甭管来什么客人，三言两语之后他老人家就有本事把话题转到两件事上——第一，西征时我有多牛；第二，曾国藩有多坏。从早一直骂到晚，天色擦黑了，左宗棠的仆人就直接喊：老爷送客。可客人的事情还没办呢，所以第二天还得来，听他再骂一天。他的晚年基本上就是这么度过的，也可以说他晚年一直致力于跟曾国藩死磕的伟大事业之中。
第116章 怎么做个明白人（4）（）
曾国藩死的时候，他送去了一副挽联，上联还很谦虚：“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但这绝对不是真心话，因为曾国藩死了以后，他还在骂他。朝廷给曾国藩赐了一个谥号叫“文正”，他一听就急了：他叫“文正”，那我死了莫非要叫“武邪”不成？
左宗棠一生都在跟过往的恩怨较劲，这也算是人生悲剧吧。
反过来我们再来看李鸿章。李鸿章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他虽然有敌人，也有恩怨，但他从来不沉在里面难以自拔。比如说，他其实跟曾国藩之间也有一段恩怨。
李鸿章早年在安徽一带办团练，但是办得很失败，办了六年都没有什么成就，所以就入了曾国藩的幕府，给曾国藩起草一些奏折，办一些文案上的事。曾国藩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会摆一桌子菜，一直等到所有的幕僚聚齐了再动筷子。可李鸿章爱睡懒觉，所以经常不来，曾国藩就一遍一遍地派人去催，双方可能因此闹得有点儿不愉快。但这是小事，他俩真正的矛盾发生在曾国藩大营驻扎在安徽南部祁门的时候。当时李鸿章说，祁门这个地方是个绝地，四周都是山，一旦被围非常危险，不能驻在这个地方，但曾国藩不听，这是其中一个矛盾。
还有一个矛盾就是当时湘军有个将领叫李元度，在安徽南部当道台。他不听曾国藩的劝阻，非要出兵跟太平天国作战，最后大败而归，把徽州给丢了。曾国藩气得要死，扬言要上表弹劾他。当时的湘军将领都劝曾国藩：“都是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了，偶尔犯个错你哪能这么干呢？”但曾国藩不听，一定要弹劾。李鸿章当时是他的幕僚，负责给他写奏折，就不肯写。曾国藩说：“你不写我写。”李鸿章说：“你写了我就不干了。”曾国藩说：“不干就不干，滚！”李鸿章真就走了。李鸿章走了之后，曾国藩才发现李鸿章说的是对的，祁门真的不能待。后来曾国藩出生入死，被湘军力救才突出重围，最后把总司令部设在安徽一个叫东流镇的地方，这才转危为安。
曾国藩缓过劲来后，就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去年你走的时候也没说不回来，我现在遇到很多难处，而且身体也不好，你就不能回来一下吗？李鸿章接到信之后，二话不说立即回到了曾国藩的大营，后来还跟曾国藩形成了师徒父子的关系。
曾国藩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替手就是接班人、继承人，他就找了李鸿章这么一个替手。这就是不往后看、向前看的一种人生观。
看完李鸿章的很多事迹，你会发现他身上的这个特征非常明显——从来不沉浸在过去的恩怨之中。这是第一个对比。
李鸿章pk张之洞：不跟历史叫板，不跟未来较劲
第二个对比人物也是一个大牛人，叫张之洞。张之洞是河北人，是一个词臣，文章写得非常好，跟慈禧太后的私交也很好。因为慈禧太后刚当上太后那一年，正好主管当年的科举，张之洞本来是二甲第一名，慈禧太后看了他的文章觉得写得好——其实慈禧太后认字不多，不知道她为什么就觉得好——就亲手把张之洞从二甲第一名点到了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所以慈禧太后和张之洞之间实际上有一点门生关系，这是很隐秘的亲密关系，是其他朝臣望尘莫及的。
张之洞比李鸿章小十几岁，他属于狂生。他第一次外放当地方官是到山西当巡抚，为此他写了一副对联：“身为疆吏，固犹是瞻恋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就是说我经营八表去也，八表是指神州大地，一般只有帝王能用，可张之洞就敢这么说。
张之洞有一个堂兄叫张之万，有一次上朝的时候戴了两块挂表。有人就问：“你怎么戴了两块表啊？”张之万开玩笑说：“这远不如我堂弟，人家戴了八块表。”
这就是张之洞当年的形象，特别狂。后来他当上湖广总督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封疆大吏了，但是他一生行事都有这样的特征：大言不惭。他虽然没有左宗棠老往后看的毛病，但他往前看的时候，经常给自己设一个特别宏大的目标，至于能不能办得到，则不作考虑。所以晚清时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有三屠：岑春煊是屠官，经常弹劾别人，让别人的官做不成；袁世凯是屠民，因为他杀义和团的时候下手特别狠；而张之洞呢，屠钱，花钱如流水。
但张之洞有一个好处，不贪污，特别清廉。他当两广总督时，还在府衙后头开了一片菜园子，自己种田，自给自足。当时有很多人弹劾他，说他花钱无数，肯定是靡费贪污。朝廷就派了很多人去查张之洞，包括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后来发现他清廉得很。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讲过一句话，说其实清官有时候比贪官还可恨。贪官无非就是贪点钱，但他毕竟要找各种机会让钱生出来，他才能贪一点。但清官就不一样了，清官仗着自己不贪钱，就往往带着强大的道德正义感胡作非为。刘鹗说的其实就是张之洞。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办洋务，开办了一个汉阳铁厂。汉阳铁厂完全是在规划不明晰、路径不清楚、技术不成熟、市场不知道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这项目上马之后亏得是一塌糊涂，最后把汉阳铁厂救回来的还是李鸿章的一个小兄弟盛宣怀。
总而言之，张之洞就是这么一个人，一旦看到未来有什么好的前景，就贪婪无度，设一个巨大的目标让自己够不着。
与此同时，张之洞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对未来永远怀有一种小心谨慎的恐惧。当然，这也不能赖他，因为在当时那个风波险恶的官场里，谁都不得不如此。比如说戊戌变法的时候，张之洞作为局外人，表现就很让人齿冷。
他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投机机会，因为光绪皇帝上台了，只跟太后关系好不行，那是冷灶，还得跟皇上关系好才行，这是热灶，得赶紧烧，所以他干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把自己的门生杨锐派到北京，想尽办法送到了军机处四小章京。后来被杀的戊戌六君子中有一个人叫杨锐，就是此人。张之洞派杨锐过去目的是搞改革，这里面得有他的人。
第二，改革得支持，但怎么支持？他其实觉得康有为这帮人有点儿不靠谱，所以采取了一种绕弯策略。首先，他们不是要办什么会、印什么报纸吗？我可以捐钱，但是别写我的名字，我不入会。他永远在骑墙。
后来他感觉到维新变法的味儿有点儿不对了，于是赶紧写了一本书，叫劝学篇。张之洞的劝学篇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地位非常高，但是这本书诞生的动机就有点令人齿冷。
劝学篇总的意思是什么？维新是好的，但目的是为了维护纲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白了，就是万一戊戌变法搞失败了，我在这里起的是中流砥柱的作用。
光绪皇帝一看，这个劝学篇写得真好，立即下令印行全国。据说在晚清这本书印行了两百万册，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这就是张之洞。后来还有一些事，包括庚子事变的时候他那种首鼠两端的态度；包括当时的早期革命力量——湖南人唐才常搞的自立军，其实这帮人大部分都是张之洞自己培养出来的，跟他有师生之谊。他也知道这帮人要造反，但他不杀也不抓，就搁在那儿。因为没准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北京让八国联军给弄死了，只要他手里还有这股势力，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说不定就是他张之洞呢。所以张之洞实际上是有一点儿投机心理的，在他得知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已经安全跑到西安，政局稳定了之后，立即把自立军唐才常这帮人围捕，然后全部杀掉。
当然，关于这几件事历史学界也有一些争论，我们暂且不提。张之洞确实是一个眼光很超拔的人，是能看到未来的人。但是你也会发现，当他面对未来的时候，是有两种心态的，第一种是贪婪，第二种是恐惧。
我们再回来对比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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