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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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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重要的机会成本
为什么要给经济学冠以“魔鬼”两个字？因为它没有正能量。但是，如果没有比较和选择的思维，现代世界的真相我们根本无法把握。这就牵扯到经济学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机会成本”。
什么是成本？我们一般会认为，成本就是为买一个东西付的钱。这叫“会计成本”，机会成本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我们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选择一个东西，请问它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就是放弃其他选择的总和，这就是“机会成本”。
举个例子，今天晚上你选择吃一顿麦当劳，那么会计成本就是你买麦当劳的这十几块钱，因为这十几块钱花出去，它就不能派其他用场了，就放弃了其他选择，你可能就没钱去看电影了。
但是，吃一顿麦当劳，其实你放弃的东西远比这要多得多，因为今天晚上这一顿饭，你一生当中就这么一次。吃了麦当劳就意味着不能吃肯德基了，什么川菜、鲁菜、湘菜一概没戏了。这些放弃的东西加起来，就是它的机会成本。所以，机会成本不是一个可以算出来的数字，它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概念。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文科生思维中没有机会成本呢？因为没有选择。文科生思维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进化的早期哪有什么选择？一个原始人看见一只兔子，抓不抓？不抓下一顿饭就没有了，也许会饿死，只能抓。即使到了农耕社会，一个农夫有什么选择？因为没有更多的职业，他只能选择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换得第二年的粮食。
到了现代社会，如果我们还是按照此前的思维方式去生活和行动，有的时候就会显得很可笑。很多人家里都有老人，老人的思维习惯往往就停留在过去。比如吃饭的时候，看到有一道菜剩下了，他们心里就百爪挠心，即使撑坏了也要把它吃完。这在农耕社会当然是理性的选择，因为那个时候物资匮乏，可是到了现代社会，我们还有其他的选项。比如中午吃撑了，晚饭再美味也没法享受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什么胃口都没有，我们也许就是放弃了另外一些更美好的东西。可是，家里的老人生活在过去的思维习惯中，没有看到这个选择。
在现代社会中，机会成本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面临的选择几乎是无穷多的。比如一个年轻人现在下班了，一个哥们儿给他打电话说晚上一起吃饭、喝酒，还有一个姐们儿给他打电话约一起看电影。请问，他面对着多少个选择？表面上是两个，其实比这要多得多。他可以选择留下来加班讨老板的欢心，也可以选择上街去撩妹，还可以选择回家读书或者打游戏，或者去拜访一个他非常尊重的人，也或者上图书馆去听讲座。不管是吃饭、喝酒，还是看电影，他付出的机会成本都是高得吓人的。也就是说，他的认知水平越高，看到的世界的联络和协作越多，他的机会成本就越高。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创业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创业公司，面对的其他选择越多，就会工作得越辛苦。这样的公司，员工往往会工作到夜里两三点，甚至是通宵达旦地工作。不是他们愿意工作，而是机会成本实在太高。
总之，机会成本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一个理解世界的方式。本质上就是要认识到，任何一个选择背后都要付出代价。你如果忘了“机会成本”这个词的话，请记住经济学里最著名的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不是说买什么都得掏钱，而是说所有的选择必有代价。
没有什么是值得不顾代价地去追求的
我们建立了机会成本的概念，再来看文科生思维，它的缺陷就很明显了。这是一个由是非、善恶构成的世界，有一些目标是值得不管不顾地去追求的。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很符合我们的道德观，很正能量，但是它忘掉了代价。
举个例子，防治空气污染固然是一件好事，谁愿意呼吸脏空气呢？但是，如果我们非要让北京的空气质量回到三十多年前那样，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经济，包括周边的河北、山东的经济，都要回到三十多年前。新鲜空气有得呼吸，饭就没得吃了，请问你怎么选呢？
当然，有些环保主义者会说：“我们并不是要毁掉经济，而是说那些排污量大的企业应该本着良心，购进一些防治污染的设备。”那不要花钱的吗？这笔成本加上去之后，这些企业就不赚钱了。不赚钱谁还办企业呢？经济还是得回到三十多年前，我们还是得在挨饿和新鲜空气之间选。面对这一选择，我们就要找到一个均衡点，那么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对和错了。
第11章 从经济学开始升级认知（5）（）
就像很多环保主义者指责中国煤炭用得太多一样，他们说得没错，可这是工业社会在现状下的最佳选择。别以为中国企业从来都是用煤炭的，以前是用木柴的，用木柴还不如煤炭干净。煤炭的燃烧值大约是同等质量的木柴的一倍，而且煤炭非常容易保存，不会像木头那样容易腐烂。煤炭还非常便于运输，也比木柴清洁得多，它已经是这个状态下我们最优的选择了。
在此状况下，一味地批评煤炭没有任何意义。就像还有人反对使用化肥，因为化肥会造成土壤的板结。这是不是事实呢？是，但是一旦禁用化肥，代价是什么呢？
化肥的使用也就是这一百多年来的事。在前现代化时代，人类能够养活的人口数量最多也就8亿，现在是多少？70亿。这么多人都是靠化肥实现的粮食增产，然后才能养活的。要是禁用化肥，那么就意味着人口要减少到8亿，会出现多少人间惨剧？而且，那8亿人口的生活质量跟今天可没得比，什么水果、肉、蛋、奶，普通老百姓想都不用想，过年、过节能吃上一口就不错了，那是富人的专利。这个代价我们愿意付出吗？如果不愿意，还扯什么反对化肥呢？
举个更纠结的例子，发生在美国。话说1962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叫卡逊，她写了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在环保界有着圣经一般的地位，因为只靠出版一本书就切实地引发了一项社会变革，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这个变革就是全面禁用ddt。
ddt是一种高效的杀虫剂，对农业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对环境却不是，因为它杀灭了大量的昆虫，甚至是鸟类。书名为什么叫寂静的春天呢？就是说在春天的田野和村庄里，再也听不见虫鸣鸟叫了，所以说这个书名起得很煽情。此书出版之后，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引发了很多人对环境崩溃的恐慌。美国政府不得已，只好宣布全面禁用ddt。后来，这股风潮刮到了全世界，全面禁用了ddt，包括中国。
它的代价是什么？美国没付什么代价，因为它的医疗保健水平都跟得上。可是，非洲大陆就惨了，ddt原本对疟疾是有抑制作用的。全面禁用ddt之后，仅在南非的一次疟疾大爆发中，就夺走了10万条人命。
“魔鬼经济学”系列书里提到，在全面禁用ddt的20年里，光非洲大陆因此而死亡的人就有2000万，等于一年100万。有人算过一笔账，每天有7架波音747飞机，上面装满了非洲儿童，每天失事，20年后失事人数才会达到2000万。到了2006年，国际组织就宣布，在非洲疟疾高发地区可以使用ddt。这个“毒药”又回来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绝对好的东西、绝对坏的东西吗？没有，我们看到每一个选择背后的代价，然后用精密的计算，用理性去权衡，最后找到一个均衡点，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不顾代价去追求的。
再举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中国二三四线城市都有新建小区。很多老百姓搬进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团结起来，把移动基站赶走。移动基站就是我们手机信号的来源，很多老百姓觉得这玩意儿是电信辐射，对健康一定有摧毁性的影响，长年遭受辐射哪里受得了？而这些基站往往又属于那些不讨人喜欢的大国企，什么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他们一旦跟老百姓解释，老百姓就说：“你们这些黑心企业，为了挣我们的钱、喝我们的血，完全不顾我们的死活。来，团结起来跟它们斗。”
这些企业是为了挣钱，谁愿意跟老百姓斗？我们搬走还不行吗？看起来这是好事，可是有没有代价？任何选择都有代价。在这个场景里，代价就是手机没有信号。2015年，我看到一则新闻，一个老太太刚刚喜迁新居，心肌梗死就发作了。儿女急得要死，但是手机没信号，走到小区大门外一公里才有手机信号，连忙打电话叫救护车。老太太的一条命差点丢掉了，这就是代价。
而且，这些老百姓不相信数字。有一些在电信部门工作的朋友说，跟老百姓家家户户地解释基站的辐射是微乎其微的，还不如家里wi…fi路由器的辐射大，可是没人信。老百姓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移动基站的信号变弱的时候，手机搜索这个信号的功率就会变强，其实辐射是一样的。就算辐射会损害健康，也不是因为移动基站单方面的原因，但是老百姓才不管。
这个例子就充分暴露了文科生思维的两大缺陷：第一，我们不相信数据，不相信专家；第二，我们只相信有一个单向的好事，不相信背后的选择和代价。所以，文科生思维虽然符合我们的情感需求，但是它真的挡上了我们了解真实世界的眼睛。
前面我们把文科生思维痛批了一番，估计得罪了不少人。当然，你们也能看得出来，这里指的不是哪个具体的人或者是族群文科生思维，这是一种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的思维方式，这一点请大家理解。
文科生思维应该被彻底放弃吗？
话说到这儿，有两个很具体的纠结就出来了。第一个纠结是，既然文科生思维这么差，我们就应该彻底地放弃，然后转到理工科或者经济学思维那一边吗？万万使不得，因为人类价值观系统非常复杂，至少我就知道三套价值，就是真、善、美。我们这样是矫枉过正，片面地强调了求真应该用什么方式，毕竟还有善和美这两个维度，在这里面文科生思维就大有用场了。
就算超越了真善美，我们想办成一件事，就总得求得他人的协作。如果天天强调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真的，那么什么事都办不成，任何事都在协作之中。文科生思维对于产生社会协作、吸引更大规模的资源是至关重要的。越到互联网时代的深处，一个人是不是能写会说、情商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不矛盾吗？没错，人就是一个矛盾体，或者是一个纠结体。所以中国人说，人格修养的至高境界是圆融。圆融不是圆滑，是把各种对立的东西融合在我们的人格中，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才叫圆融。
2016年，我听过一句非常棒的话，是王朔说的：“第一等智慧总是自相矛盾。”转换成通俗的语境，不就叫圆融吗？这是第一个纠结。
第二个纠结是，理工科思维听着挺好，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到凡事相信数据、通过上网查数据来获取真相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所受的教育不一样，拥有的时间也不一样。
那么，怎样贯彻理工科思维呢？就是相信专业人员，因为这是人类社会构成一个大协作体的基本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封装复杂、接口简单。
此话怎讲？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大协作不是乌泱乌泱70亿人全部在一块儿，你帮我，我帮你，而是形成了一个一个的模块，然后再组装在一起，其模块内部极为复杂，这就叫封装复杂。但是，模块和模块之间的接口变得非常之简单。
就好像电脑里面的元器件，科学原理何其复杂，但是无非就是分成主板、硬盘、内存等几个大的模块，社会分工也是围绕这些模块进行的。有一次与和菜头聊天，他曾经在航空公司工作过，他说：“什么叫修飞机？修飞机不是用螺丝刀来修每一个器件，而是看得出来问题，用机器一测量，说这个模块坏了，然后整体换掉。这才叫修飞机。”
我们唯一的生存策略：相信专家
既然整个现代社会是这么拼装而成的，我们唯一的生存策略是什么？就是相信专家。你可能会反驳说：“中国的专家不能信，那都是砖头的砖，他们都是忽悠你的。”带着这种不信任，我们在现代社会一天都活不下去。比如，你到医院去开刀，大夫进来了，你说“什么狗屁主任医师，我不信，把你的大学毕业证拿出来我查一查”。大学毕业证是什么？不也是医学院的专家对他的信任背书吗？你本质上不还是在信专家吗？
现代社会的本质就是一个协作和信任背书的网络，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你可能会不服，万一专家错了，不是辜负了我的信任吗？那也没有办法，就像前面反反复复强调的：任何选择必有代价，从来没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
前不久，有一个朋友问我：“罗胖，你号称在搞知识服务。万一你说错了知识，不就误人子弟了吗？你怎么能保证在节目里说的一个都不错？”
我还真没办法保证，我能保证的是本着良心，把每一个知识点尽可能核实一下，拿不准的观点找高水平的朋友切磋一下再说。但是，我毕竟是个人，是人就会犯错，再加上水平有限，我如何保证不犯错呢？错了怎么办？我的建议就是认了。这不是在耍赖，是因为我也是在以这种方式面对我自己的世界。
比如，我非常喜欢万维钢先生（同人于野）的文章。他发布一篇我看一篇，因为我看得出来，他的文章中的资料、数字都是有来历的，是考证过的。万一他的哪个数字不对或者哪个观点是误信了传言，我该怎么办呢？我会保持对万先生的信任，与此同时，向未来展示我的开放性，因为这个知识点如果错了，在未来总有机会被纠正。国家还允许公开出版物有万分之一的错误率呢，错了一个字就把整本书销毁吗？不会的，再版的时候把它修订过来就好。
所以，求知的过程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动态的、开放的过程，越是要求真，就越不能执着于真。
在现代社会，我们怎样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完成自己的认知升级，做一个更聪明的人、一个站在高处的人？我将自己在经济学的智慧中得到的启发，总结成了十六个字：承认代价，比较权衡，不问是非，只争高下。
03经济学改变世界
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奇怪，我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为什么会对这门学科这么感兴趣呢？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对经济学不见得要学到特别精深的程度，但是了解它的一些基本思维方法，无疑是一种改造自己世界观的最好武器。我们读一点经济学，接受了它的思维方法，就可以把自己从那种日常直觉中拯救出来，我们的世界立即焕然一新。
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经济学是怎么改造世界的，哪些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也许通过这个故事大家就能明白。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经济学家，叫德索托，秘鲁人，生于1941年，在日内瓦上的大学。这个人一生有无数的大头衔：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的经济专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执行委员会主席、瑞士银行家什么顾问团的负责人等。他甚至还当过秘鲁的中央银行行长。但是，对于德索托本人来讲，他一生最重视的头衔却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学术组织“自由与民主学会”的领导人。他一生都以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为荣。
德索托是怎么改造秘鲁这个国家的呢？先简单介绍一下秘鲁。在地理上，秘鲁位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以西，往南就是特别狭长的智利了，秘鲁就在智利的北边。它的东边是玻利维亚和巴西，北边是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
欧洲人没有入侵之前，印第安人在南美洲原来有两个帝国：北边的是玛雅帝国，位于今天的墨西哥一带；还有一个印加帝国，就在秘鲁。
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地介绍这个国家呢？因为它没有新闻，如今我们看不到这个国家的任何新闻。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国家的新闻可多了，因为它是很典型的失败国家。要说它没政府吧，它有。可是，这政府什么也管不了，遍地狼烟，时不时就有恐怖组织暗杀、爆炸、行刺这些事，自然而然就经常上我们的新闻联播。
这个国家为什么会闹到这步田地呢？因为一个组织——“光辉道路”。这名字听起来很高大上，但它的主要政纲还是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阶级斗争。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叫古茨曼，他可不是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是秘鲁一所大学的哲学系教授。据说长得非常帅，而且长发飘飘，经常穿一件夹克，里面也不打领带，胳膊底下夹着一本书在校园里走来走去。那忧郁的眼神，那激昂的理想，让无数少男少女为之疯狂，把他奉为男神。他的口才又好，思想又非常新颖和新锐，在学生中的影响力特别大。
他有一个外号叫“香波”，就是洗发水的意思。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只要接触到他，不仅洗头，还洗脑；第二，不仅洗脑，还能留下气味，让别人也闻得到，再间接地影响到别人。可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非常有行动力和执行力，所谓“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他不仅在校园里传播阶级斗争这一套理论，而且还深入秘鲁农村，去动员最底层的人民，渐渐地就搞出了“光辉道路”这个组织。
“光辉道路”兴起之路
“光辉道路”是怎么动员底层人民的呢？当时，秘鲁非常穷，70％的人都在贫困线以下。“光辉道路”就跟老百姓讲：“你们看，那个首都利马的军人政府也不管你们，把你们搞得这么穷，我有办法。你有病，我有药啊！”什么药呢？无非就是过集体生活，不要有私人产权这一套。
然后，对外争取主权。比如，秘鲁产铜，其他国家想要买秘鲁的铜，就是欺负和剥削秘鲁。他们都不是好东西，都是帝国主义，所以我们秘鲁要断绝一切对外的经济关系。
这不是祸国殃民吗？退出全球化之后，秘鲁想要富裕，老百姓想要过好日子，门儿都没有。我们中国人经过三十多年的教育，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当时秘鲁那些普通农民哪里搞得清楚呢？一听说大家要抱团过日子，不让别人欺负自己，就纷纷拥护。
第12章 从经济学开始升级认知（6）（）
“光辉道路”也的确干了一些实在的事情，比如打击地主恶霸，谁有钱就把他给抢了。再比如，维护乡村起码的社会秩序，因为中央的军人政府管不了，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农民最恨偷牛贼，“光辉道路”经常组织人去抓偷牛贼，然后公审公判。这样一来，老百姓渐渐地就开始拥护它了。
刚开始，首都利马的中央政府根本就没在乎“光辉道路”做的这些事。一直到1982年，“光辉道路”已经遍地开花了，中央政府才开始注意到它，但是为时已晚。现在搞互联网的都懂，这种分散型的组织有着极大的力量。它跟政府军作战，玩的就是游击战那一套。
1982年，“光辉道路”已有能力直接和中央政府对着干了。那一年，它组织了200人的武装队伍，直接攻占了一座监狱，把所有犯人都给放了。此时，中央政府终于缓过神来想要对付它了，可是黄花菜都凉了，已经来不及了。形势就这么一直发展下去，从1982年到1990年，“光辉道路”整整折腾了8年。
它最鼎盛的时候，攻城略地，控制了秘鲁将近一半的领土，眼看就要拿下整个国家了。他们还通过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手段，比如爆炸、刺杀，直接针对利马的中央政府机构和官员。
他们还玩了一招邪的，用张扬的谋杀通知来威胁中央政府，比如“x年x月x日之前，x官员（x部长，x议员），你必须辞职，否则我们就暗杀你，计划已经做好了，你自己看着办”。
那些官员也是要养家糊口的，干吗拿命来玩呢？只好辞职。最高峰的时候，居然有70％的政府官员辞职，政府整个瘫痪掉了，眼瞅着这个国家就要落入“光辉道路”的手里。
北美洲的美国人看着也着急，但是山高水长，也拿它没有什么办法。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光辉道路”是西半球最凶残的恐怖组织，如果任由它发展，就会变成像亚洲“红色高棉”那样的组织。如果政权落到它的手里，秘鲁就会变成人间地狱。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局面，但是没有人能扼制这个局面的恶化。
经济学家完胜“光辉道路”
“光辉道路”最后是怎么完蛋的呢？这就要说到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经济学家德索托。德索托乃一个经济学家、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又不是手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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