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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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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要了，这就是后来杨广的心态。我就是鸵鸟，我把头扎进沙子里，我把屁股高高撅起，谁爱打谁打。我这个皇帝不打算好好干了。
这个时候，他只想去扬州，他当过近9年扬州总管的地方。那个地方他最熟悉，而且可以远离让他非常操心的北方。所以，扬州那个荒淫无度的杨广，实际上已经不是刚开始的那个杨广了，而是一个自尊心受挫、已经打算不要命的婴儿。
他在扬州行宫里留下了很多故事。有一天，也许是常常，他拿着镜子，摸着自己的头颈感叹道：“真漂亮啊，如此好头颈，将来会被谁砍掉呢？”
北方的御林军陪着他到了扬州，一看皇帝破罐子破摔的样子，保着他也没有什么出路，他们都是北方人，可皇帝赖在扬州死活不肯回去，怎么办呢？造反吧，把皇帝杀了算了。这就是他最后的结局。
第125章 好牌和烂牌，看你怎么打（3）（）
话说那一天，御林军冲到他的御帐当中，一把把他抓起来说：“走，到朝堂上去，走完你人生的最后一站。”杨广说：“就让我骑这么一匹破马，用这么一个破鞍子吗？这像是我走完人生最后一站骑的马吗？换好鞍子来！”
御林军也没办法，到处找，最后找了一个不错的马鞍子给他搁上去了。到了朝堂之上，御林军掏刀要干他，他说：“慢着慢着，知道不知道典故啊？诸侯之血入地，天下尚要大旱三年；我天子要死，那还了得？会发生什么灾祸，你们当得起吗？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怎么能血流当场呢？”
御林军上哪儿给他找毒酒去？最后找到三尺白绫奉上。隋炀帝杨广的一生就被大业压垮在了这三尺白绫之上。
好了，故事讲完了。难道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杨广的故事吗？非也。我想说的其实是当代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的一个词，叫“大国崛起”。
寻找与力量相匹配的目标
当代的中国，正在和1000多年前的大隋王朝一样，面对一个广阔的上升空间，这是一个盛唐就要喷薄而出的时刻。那我们从1000多年前的大隋王朝跌倒的这一跤身上，能学到什么呢？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中国崛起，它的作者是我国著名的外交专家张剑荆先生，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总编辑，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如何面对成长中的烦恼”。在这本书当中，张剑荆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痴迷于力量的民族。原来我们力量大的时候，就陶陶然、欣欣然看不起周围的小兄弟，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后来挨打了，我们就突然觉得，还是自己的力量不如人家。所以国际博弈靠的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那一套丛林法则，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强国之路。说白了，从1840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国家主题就是强大，就是富国强兵。说白了，就是追逐力量。
可是当力量快要到手的时候，我们其实缺乏一种提醒的声音，在这本书里，就有这样的声音。张剑荆先生告诉我们，一个好的制度会生产出两样东西：第一，是力量；第二，是对力量的控制。这两者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缺一不可。如果你只有力量，而让这种力量失去了控制，那么就请看看1000多年前的隋炀帝，就请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和日本。
国家在追逐力量的过程中，如果对力量没有控制，那么你的力量不管怎么大，最终还是不够大。如果你对力量有控制，虽然你的力量不够大，但是你可以寻找到一个和你的力量规模相匹配的目标，避免失败。
所以，不管是杨广，还是德国、日本，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优良的制度可以生产出力量和对力量的控制，这是当代中国在走向大国崛起的路上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
02一盘烂局，步步成活：奥古斯都屋大维
日本有位女作家叫盐野七生，她25岁的时候第一次到罗马，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从此定居下来。盐野七生55岁的时候开始写作，1000多年的古罗马史，她一年写一本，一共写了15年，出了15本书。这套书的名字叫罗马人的故事。
我个人原来对古罗马史也有一点儿兴趣，只不过看得鸡零狗碎，很难概括出一个总体印象。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叫“隔”，就是很多事都知道，但是很难把它用一个逻辑串起来。直到看完这套书，我才觉得我生命底层有一些东西，和那个古老的帝国之间有了一些通联。
我们在读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时候，知道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从此留下了一个苟延残喘的东罗马帝国在那儿慢慢地烂下去，罗马时代就此结束。这就是我们对它的印象。
但是如果你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不是这样的。公元476年，这一年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要说西罗马皇帝名存实亡，其实是很久远的事情了，西罗马帝国后期，皇帝不过是“蛮族”雇佣军手里的傀儡而已；要说法统的存续，西罗马帝国真正终结其实是在1918年到1919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那个时候欧洲三顶王冠同时落地，而这三顶王冠所属的三个皇帝，都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他们的皇家徽号当中，都有一个“凯撒”。德意志皇帝、奥匈帝国皇帝就不用说了，俄语中的“沙皇”两字，其实就是“凯撒”的意思。所以，应该说一直到近代，罗马都还活着，它是远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个存在。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罗马的崛起是在希腊的地中海霸权衰落之后，可是罗马在当时什么都不是。
论文化，它不如希腊，希腊即使在亡国之后，也仍然保持着文化之邦的状态。罗马帝国即使在最鼎盛的时候，元老院的贵族一旦遇到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也还是会想方设法把他送到希腊去留学。
论做生意，罗马人搞不过迦太基人，就是它南边的那个北非国家。
论打仗，罗马人又打不过北方的“蛮族”。不说后来的日耳曼人，即使是早期的高卢人，罗马人也打不过。
那么罗马人凭什么玩大国崛起呢？因为它的制度设计能力。罗马军团真的是依靠制度的力量完成了它在军事上的崛起，而更重要的还有，由十二铜表法开始的法律体系的建设。后来文艺复兴的第一条就是罗马法的复兴。
罗马人建立制度的能力虽然不是绝后，但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空前，这一点尤其值得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的中国人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讲历史有一个方法，就是抓住这段历史当中最有名的那个人。古罗马历史中大家最熟悉谁？当然是凯撒大帝。
论军功，凯撒从高卢一直打到不列颠，横扫当时已知的文明世界，他留下这么一句话：“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虽然惜字如金，但掷地有声。
论文化，凯撒写的高卢战记内战记，直到今天仍然是拉丁文化界的范文。
论泡妞，凯撒也是一把好手，他的众多女友就包括中国人很熟悉的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
其实，凯撒最伟大的一点是，他给罗马带来了一丝和平和安定的曙光，他用军功、声望和强力的政治运作，终于让元老院俯首称臣——公元前44年，元老院集体宣布，向凯撒宣誓效忠。
凯撒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优点，就是宽容。他认为，犯过错不要紧，只要改了就是好同志，可以携手走进新时代。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决定到元老院宣布一件事，他要带兵去东方攻打帕提亚帝国，继续为共和国开疆拓土。与此同时，他还要宣布一下摄政监国的人选。
但是凯撒太掉以轻心了，他居然相信了元老院的宣誓效忠，甚至解散了自己的卫队。他去开会的那一天，随身只带了几个人，其中就有他的大将，后来的“后三头”之一的安东尼。可是安东尼半道上让人以商量事情的名义给骗走了，所以凯撒几乎是孤身一人来到了元老院的会堂。
他刚刚坐定，就被14个年轻人团团围住。这14个人掏出佩剑，把凯撒捅得跟血葫芦似的。当然，凯撒临死的时候仍然保持了帝王的威仪，他用长袍裹住了自己血肉模糊的身体，含恨而逝。
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到这一刻，突然面临着一次断崖，因为这意味着100多年的流血、牺牲和内战换来的安定的希望，突然之间又要破灭了。
古罗马的制度性困境
为什么凯撒会被刺死？凯撒身上背负的那个历史的共业——已经持续了100多年的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想要知道答案，我们就得把时间倒推到公元前146年，差不多是凯撒死之前的100年。
公元前146年这一年很有意思，当时东西方两个大帝国——中国和罗马——都是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在中国，汉景帝刚刚平定了七国之乱，汉武大帝刘彻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开疆拓土，但是基本的制度建设已经完成。从春秋战国到秦国的郡县制到西汉初年的分封制，然后再到七国之乱结束，终于回到了帝制的正轨。这个时候制度建设是摸清楚了，所以汉武大帝上台之后，才开始开疆拓土。
可是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好相反，它是先开疆拓土，后建设制度。所以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就陷入了一种制度性的困境中。
很多人会说，罗马不是有什么元老院制、执政官制、保民官制吗？多好的制度啊。没错，尤其是在和迦太基人打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候，对手就是著名的“战略之父”汉尼拔。当时迦太基人绕过阿尔卑斯山，兵临罗马城下。罗马人就是靠着元老院制度、执政官制度、保民官制度，全国上下一心，打赢了这场战争。这足以证明那是一套非常好的制度。
可是，一个国家在扩张的过程中，如果原来的制度一旦在规模上扩容，就会出现不适应的问题。这一点在东方的中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西方的罗马而言，还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其实这也不单是罗马的问题，全世界的国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即一个小国家突然扩张之后，原来的制度就不好使了。
比如说中国，秦国变成秦朝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著名的暴政？很多人说秦毁于暴政，可是为什么在统一六国之前没有暴政呢？有的历史学家是这么分析的，说这是因为制度扩容的问题。秦国原来是一个边陲小国，所以它有一个戍边制度。每个农夫每年要为国家当三个月兵，到边关去打仗，打完仗之后再回家耕作。当时对到达边关的时间有具体的规定，如果不到，就要杀头。
这个制度是可行的。可是，当秦国变成一个大帝国的时候，再用这套制度就会有问题。比如说陈胜、吴广，他俩是河南人，秦朝派他们到渔阳戍边，就是到今天的北京密云这一带。那时候交通条件不好，他们选的路也很有意思，先往东走，到大泽乡这一代，然后再往北走。结果走到半道，到大泽乡这片沼泽地的时候遇到大雨，路断了，“失期当斩”，陈胜、吴广想反正是死，还不如干一场！这就是秦朝灭亡的原因。它的制度设计原来是好的，只不过扩展到更大的地域范围以后，就出现问题了。
罗马帝国也一样，原来它只是台伯河边的一座城，当它把地中海都变成自己的内湖的时候，它的疆域扩展，人口增多，带来的问题就太多了。举两个例子，罗马攻打下那么多地方，新征服的人口要怎么办呢？而且打仗总不能靠自己打吧，于是就开始发展仆从国、同盟国的军队。打来打去，最后仆从国、同盟国的军队人数比罗马的军队人数还要多。据史料记载，罗马军队当时有4万人，而同盟国的军队已经达到8。35万人，是罗马的一倍多。可是分战利品的时候，罗马又不肯多分给他们，这就有问题了。
再者，新征服国家有很多战俘，罗马人直接把他们变成了奴隶。这就导致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境内，意大利本土的13居民都是奴隶。罗马共和国鼎盛时期公民不过100万人，怎么看得住上亿人？
所以这就必然要发生战争，比如说同盟战争，就要解决同盟国的问题，再比如像斯巴达克奴隶起义，迅速从几千人发展到了2万多人，而罗马兵团只有4万人，面对这种反抗，怎么解决？就算他们不反抗，你不害怕吗？
仅此也就罢了，更重要的是，除了罗马人和外邦人，新征服地区的人之间还衍生出了一个矛盾，就是贫富分化问题。
在罗马人的故事里面，最开始讲古罗马就是开疆拓土那一段，整个就是一个水泊梁山，因为他们就是靠抢来过日子。他们不会种田，罗马本地的农田又不是很好，它真正的粮仓是西西里，西西里还被迦太基人占着，所以它只能通过打仗去抢，以战为耕。
罗马人怎么打仗？要靠分级。如果你是上等人，有枪，又养得起马，你就可以当骑兵、当军官；如果你没钱，弄根棍子或者拿把刀剑跟在队伍后头，就是轻装步兵、重装步兵。罗马军团里分很多级，“class”这个单词，就是我们现在英文“阶级”这个词，就是从罗马军团的分级制开始的。打仗抢来的战利品，按出力多少分，有枪有马的就分得多，抄着棍子的平民百姓就分得少，这看起来很合理。
可是，如果这种制度长期运营下去，你就会发现它比市场经济还要残酷。市场经济长期按规则运营，就会产生贫富分化。而以打仗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罗马人，贫富分化就更严重了。刚开始也就罢了，随着帝国的扩张，老百姓除了打仗，已经没有办法兼顾家里的田园耕作了。
从公元前146年到公元前44年这100年间，将近20％的罗马人都当过兵，而且服役的期限基本上都在7年左右。原来是出去抢一把，然后就回家种田过日子。现在这种日子再也过不上了，要抢就要去遥远的西班牙、高卢，甚至亚洲、非洲乱打一通。等七八年后回家一看，“田园将芜胡不归”，家里人都快饿死了，早把家里那几亩薄田甩卖掉了，自己一下子变成了贫农。
到罗马共和国末期，这种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据说这帮复员军人沦为赤贫以后，只好到罗马去当盲流。罗马城最高峰的时候，有32万这样的盲流，占到罗马公民总数的13。可见这个社会的贫富矛盾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
凯撒当政的时候，罗马就面对这两个矛盾：第一，疆域扩张带来的罗马和其他人的矛盾；第二，疆域扩张带来的贫富分化。这两个矛盾不解决，罗马将永无宁日。
第126章 好牌和烂牌，看你怎么打（4）（）
凯撒被刺：贫富分化的博弈
到了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跨海南征，彻底灭掉了迦太基城，史称“第三次布匿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就是罗马把迦太基城彻底给推平了，而且罗马人很缺德，在人家的土地上撒满了盐，意思是让此地从此寸草不生。到这一年为止，地中海彻底成为罗马的内湖，罗马的国势达到了巅峰。
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什么叫政治？古往今来政治的核心问题就一个，就是按规矩来的时候，只要博弈下去，一定有一部分人胜出，这叫富人。可是富人胜出之后，他们永远占少数，穷人永远占多数，于是穷人就要跟富人谈判。穷人会说，把钱交出来，要不然弄死你，因为我们人多。所以好的政治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既不让双方撕破脸，又能让大家按规矩来博弈。与此同时，还能够让富人心甘情愿地把钱掏出来给穷人，让穷人不至于走投无路，这就叫好的政治。”
罗马这个时候就亟需这样一次变革。历朝历代的贤达们都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最早两个不懂事的，叫格拉古兄弟。这俩人出身望族，一看这个形势，说这还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得让富人赶紧把钱和地掏出来。所以兄弟俩弄了两个法律：一个叫粮食法，一个叫土地法，逼富人张嘴吐出钱和土地。可是富人凭什么这么做呢？
博弈到最后的结果是，元老院派人把这俩人给杀了，还把尸体抛入台伯河，染得河水一片赤红。这就是第一次改革的结果。
在很多社会内部，当穷人和富人到了不得不兵戈相见的时候，一定会召唤出一个魔鬼——军阀。因为那些军事力量的掌控者，最愿意利用的就是这种情绪。穷人没饭吃了，我可怜你们，来，跟我走。电影让子弹飞里面就有这个情景，“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打到哪儿就去哪儿，“闯王来了不纳粮”，所以穷人自然就跟着他们走。穷人一旦跟他们走了，他们就成了独立于规则之外的一个暴力机器。
格拉古兄弟改革之后，罗马在上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几轮军阀混战。马略、苏拉，“前三头”时代的克拉苏、庞培，包括我们说到的凯撒，其实都是军阀。其中最著名的是马略，据说他发明了一根棍子，叫马略之棍。马略跟元老院说，我不要你们提供补给了，我们每个人自己扛着辎重往前走，我们打仗行军速度快；还能边打仗、边耕作、边修路，我们自给自足。元老院一看挺好，就同意了。
当一股军事力量拥有自己的后勤补给，不再依赖中央财政的后勤支持的时候，就变成了军阀。所以马略后来看罗马不顺眼，就杀回罗马，把元老院杀了个鲜血横流。
罗马人打来打去，先是马略，然后是苏拉、庞培、克拉苏，最后打出一个凯撒，国家终于获得了暂时的安定。
但这个故事不可能完，因为凯撒用的仍然是穷人，凯撒一生都住在贫民区，他认为所有的政策都要为穷人服务，这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所以他跟元老院不废话，格拉古兄弟搞的粮食法和土地法不是没有通过吗？现在不用你们这些保民官、执政官讨论了，我直接就颁布政令。
凯撒开始彻底使用强权来稳固局面，解决贫富分化了。元老院也拿他没办法，凯撒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他说，我不吃鱼，大家都别吃鱼了！一纸政令就下去了。当时罗马著名的大知识分子西塞罗就在日记里偷偷地骂他，但也不敢公开骂，只能隐晦地说：最近老拉肚子，是不是因为不能吃鱼的原因呢？
凯撒就是这样，而且他做事不太讲规矩。西塞罗经常收到一些外地的小国王给他写来的感谢信，说感谢你在元老院支持我当国王。西塞罗说，我没说过这话啊，谁支持你当国王了？然后再一打听，原来是凯撒干的。凯撒经常在颁布政令之前，发现缺元老院一个签字，又不能签自己，那就签西塞罗吧，于是这个政令就发出去了。
元老院对凯撒，真是豆腐落在灰堆里——吹也吹不得，打也打不得。元老院还经常试探性地卖个好，说给你上个什么光荣称号，或者给你一个什么好处吧，凯撒就点点头，连站都不带站起来的。
正是因为这种矛盾，才出现了我们前面讲的那一幕——凯撒被刺。如果你认为这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偶然事件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双方的矛盾和现在的解决方法，实在是不可持续的。多年之后，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孟德斯鸠写了一本罗马盛衰原因论，其中有一句话：“即使凯撒不被刺死，他的政策也不可能持续。”
因为凯撒一直是用强权在压制元老院，而元老院里面都是罗马城几百年来的望族。凯撒暂时可以把他们压制住，可百年之后，这套政策还能持续吗？届时反弹是一定会有的。即使现在有凯撒，可凯撒身后这个国家又会陷于混乱。
凯撒一死，局面彻底崩溃
刺杀凯撒的14个人背后，影影绰绰有些元老院大佬的身影。他们谋划刺杀凯撒需要多长时间？对于一支反叛队伍而言，还又是精英阶层，肯定早就制订好了一整套计划。
最后，他们推出来的这个组织者是谁？他叫小布鲁图。小布鲁图刺杀凯撒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凯撒列为了第二顺位继承人。
凯撒临死的时候还转身看了他一眼，问道：“还有你，布鲁图？”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小布鲁图想的是，我们贵族怎么能任由你这样的军阀来胡作非为呢？虽然咱俩关系不错，但我还是要宰了你。
这帮人把凯撒弄死后，小布鲁图就跑到广场上，掏出一份稿子来演讲，意思是政变成功了，暴君死了，暴政结束了，自由来临了，大家拥护我上台吧。可演讲完之后才发现，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没人支持他。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当时大家对民意已经有了误判，而且误判之深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凯撒有误判，他根本没想到，已经宣誓效忠的元老院居然会心怀叵测，一定要弄死他后才甘心；而元老院这帮人也根本没想到，他们把凯撒这样的暴君弄死之后，居然没有人支持他们。可见双方对政治形势的判断都有错误。也就是说，当时的罗马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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