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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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完胜“光辉道路”

　　　　“光辉道路”最后是怎么完蛋的呢？这就要说到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经济学家德索托。德索托乃一个经济学家、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又不是手里握有国家军队的总统，又没有勾结美国人，让美国军队来干涉，他凭什么能够灭掉“光辉道路”呢？

　　　　要知道，像“光辉道路”这样的组织是非常难对付的，因为它首先有一套漂亮的理论体系，敢于向人民承诺一个光辉的未来。当时，“光辉道路”甚至承诺，要恢复印第安人、印加帝国昔日的辉煌。而且，它还有一套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来保障它的战斗力。

　　　　要对付这样的组织必须两手都要硬，理论上有一套，实践上有一套，既有思考力，也有执行力才行。

　　　　首先，德索托有能力从理论上把“光辉道路”驳倒。德索托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叫另一条道路，我们现在看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书名，而在当时秘鲁的政局中，它有一个清晰的含义：你们“光辉道路”主张一条路，我主张另一条路。你们所谓的光辉道路就是不要自由市场经济，退出全球化的协作体系，而我主张通过自由市场经济来实现这个国家的富强，这个国家绝对不可能靠你们的恐怖主义来达成富强。

　　　　试想，为什么说经济学观念有力量呢？政治看起来很强大，又有枪又有炮，但很多时候它依赖于人的直觉，或者说它依赖于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史所带来的那种感性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国家穷，一般人就会想，我们为什么穷呢？这总不能赖我吧？你看我天天这么辛苦，那一定赖某个人。“光辉道路”那一套理论，就是替百姓寻找这个替死鬼和背黑锅的人。我们穷，是因为地主恶霸，因为资本家，因为那些帝国主义国家要掠夺我们，把他们全部干翻，我们就不穷了。这套理论多么容易深入人心啊！

　　　　而经济学之所以有力量，正是因为它不这么看问题。经济学认为，人和人是一个协作系统，所以它考虑的是怎么样优化这个协作系统和资源配置。我们和富人、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一个协作系统里面。经济学家总是在思考：怎么优化这个协作系统？说白了，往往是从制度层面来思考怎样让这个国家变得富强。

　　　　经济学没有枪、没有炮，何以和“光辉道路”这样的恐怖组织打对台？这就是它的力量源泉。

　　　　德索托先观察了一下当时的秘鲁，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么穷呢？然后，他组织了大量的学生，搞了大量的调查。调查来调查去，发现一个非常刺眼的现象：秘鲁这个国家非常奇怪，有大量所谓的“不合法的经济”：它有56％的市场是非法市场，不是政府的，也不给政府交税；有70％的房屋都是非法房屋，没有任何产权证明；有60％的食品完全通过黑市交易；等等。

　　　　这种非法市场居然将秘鲁将近80％的人口卷了进来，怎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格局呢？经济学家有能力从这个现象往后追，看看到底是为了什么。

　　　　表面的原因就是政府的法律体系太复杂了。这也很奇怪，法律体系复杂好像是发达国家常见的现象，一个发展中的穷国的法律体系怎么也会复杂呢？秘鲁政府有一年居然颁布了28000条法律针对经济。可想而知，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如果想做合法生意，这个法律的迷宫他怎么可能穿越得过去？

　　　　德索托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想办一家合法的农贸市场，整套手续办下来大概要花多长时间？要花13年。另一个例子是说如果拥有一片土地，想造一所自己的房子，办手续需要多久？21年。真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只有具有愚公精神的人才能住上合法的房子。

　　　　所以，老百姓只能不合法，只能不走正经市场，沿街叫卖挣点小钱就算了。也不盖正经房子了，搭个窝棚就住进去，只要冻不死就行。因此，这个国家才到处是沿街叫卖的小贩，才全是贫民窟，这就是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

　　　　德索托还做过一个实验，他派了一组学生到美国，然后留了一组学生在秘鲁。让两组学生同时注册一个微型企业，也就是一个裁缝铺，只有两架缝纫机，看看分别需要花多长时间。

　　　　在美国注册这样的企业一天就够了，在秘鲁呢？按一天跟政府打六个小时的交道来算，大概要花283天，而且还要花费1100多美元。这笔钱对一个只能开得起裁缝铺的穷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那怎么办？只好非法。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非法经济特别庞大的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追问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了：秘鲁作为一个穷国，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复杂的法律系统呢？它会增加社会运行的总成本，要耗费很多资源，会让穷国变得更穷，难道它疯了吗？

　　　　有两个原因。

　　　　第一，政府不够现代化，管制能力和边界就有限。有的时候，它只能增加自己管制边界内的负担。此话怎讲？我们举一个中国的例子。中国政府开征个人所得税，按说初衷很好，是通过政府之手让那些收入很高的人拿出一部分钱来补贴穷人。但是因为政府的管制边界有限，说白了，它收税的能力是有限的，什么样的所得税最好收？当然是那些在企业里工作的人，通过企业的代缴、代扣，这部分钱很容易收上来。但是，那些个体户、大富豪非常容易掩藏自己的财产，政府的收税能力够不着这种钱。长年运行下来，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反而是由工薪阶级来承担的，没有起到“劫富济贫”的作用。我们且不说“劫富济贫”这事对不对，它的初衷就没有达到。这是政府的管制能力所限带来的一个结果。

　　　　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是税收不够，就越要在自己能够控盘的范围内去收取。而越控盘，那些穷人就越要溢出。他们不愿意交税，不愿意做合法生意，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加入地下的非法生意中，这就是当时秘鲁的困境。

　　　　第二，所有人都明白，无论什么政府，包括美国政府，有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想多干事的冲动，要显出自己的存在感。

　　　　我曾经去一个政府单位办事，我前面有一个孕妇，她与政府官员的对话特别有意思。那个政府官员就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也没什么级别，却很明显地在刁难她：“你给我补一个xx材料。”就像李克强总理在大会上讲的那样，“你要证明你妈是你妈”的那种材料。结果，那个孕妇特别厉害，说：“我能跑那么长的路吗？我跑流产你负责吗？”那个办事员就说：“那算了，别补了。”然后把事办了。那个办事员就是刷存在感，他不见得是为了贪污受贿。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有很多电视台的朋友，他们如果想当主持人的话，就必须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谁都知道，一个好主持人跟一口好普通话之间没有一毛钱关系，为什么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创立到现在，越搞越严格，越搞越大呢？就是因为政府要刷存在感。

　　　　政府本质上就是个生物，只要没有外在力量的扼制，它就会有冲动越长越大。这不是哪国政府的现象，古今中外，所有的政府都一样。所以，当年的秘鲁，在这两个原因中彼此激荡，最后搞出了一个这么可笑的结局，一年要颁发28000条法律来管制经济。这个国家当然是一塌糊涂的。

　　　　产权保护为什么这么重要？

　　　　当年，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德索托面对的就是这样严峻的情况，大量的地下黑色经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财富创造活动得不到产权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产权保护对一个国家富强有着重要的作用。

　　　　产权保护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小时候学政治的时候，都说这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动不动就要坚定地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私有财产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一条，有这么几个后果。

　　　　第一，正经的、有价值的财富创造活动就不会发生。比如，我的房子是租的，我为什么要装修？如果我现在建一所房子，没准儿哪天就被政府拆迁了，因为它是非法的。它的产权没有得到保护，那我为什么要好好地盖它呢？我们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旅游，比如埃及，首都开罗的郊区跟一大片烂尾楼似的，就是因为产权得不到非常好的保护，大家就不会认认真真干事了。

　　　　第二，定分止争的作用就没有了。产权保护就是让大家在市场交易中没有太多的废话，比如你这所房子得不到政府的保护，那么地主恶霸就有可能来霸占你的房子了。你向何处去投诉他，何处去告他呢？而定分止争之后，这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市场交易的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这个社会才有可能繁荣起来。

　　　　第三，只有坚定产权保护的作用，这个国家才能衍生出更为复杂的市场。举个例子，股票、期货这种金融市场，一定是在基础产权非常清晰的情况下，大家才能信任，我们才会变着花样做更为复杂的金融型交易。如果基础产权都不清楚，这个公司有几台机器我们不知道，厂房随时可能被拆迁，这个公司的股票有可能会值钱吗？所以，这种复杂的体系压根儿就演化不出来。

　　　　这就是经济学家德索托当年在秘鲁观察到的情况，现在症结找到了。可是，这不是秘鲁一个国家的症结，几乎全世界所有穷国的病根全在这儿。为什么德索托有本事把秘鲁拯救出来，而且要面对如此凶恶的敌人——“光辉道路”？他是怎么走出另外一条道路的呢？

　　　　德索托的另一条道路

　　　　20世纪80年代的秘鲁为什么又穷又乱，现在再简单梳理一下思路。任何古今中外的政府都有一个特性，它有一个本能的扩张冲动，更何况有一些层级的公务员还要贪污腐败，要权力寻租。

　　　　但是，这种前现代化的政府管制能力有限，怎么办呢？只好在自己能够管得住的地盘上大吃猛嚼，给它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繁文缛节，以及重床叠架的法律和法条规定。结果，那些合法商人觉得负担太重，只好跑到法律线之外去从事黑市交易，去搞地下经济。这就是秘鲁20世纪80年代的基本状况。

　　　　这就带来一个结果——恶性循环。里面的负担越重，外面的规模就越大，而黑市交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必然会带来三个结果：

　　　　第一，所有的生意朝不保夕，大家就不投资了，造好房子干什么？做正经生意干什么？

　　　　第二，市场交易费用奇高。

　　　　第三，任何高级一点的生意或者交易形式都无法发育出来。例如，一个农民拥有一块土地或者一所房子。如果政府给他合法的保护，他就可以把这块土地或者这所房子作为资产抵押出去，然后用拿到的钱到城里去做一桩正经的小买卖，整个国家的资本就被盘活了。

　　　　所以德索托曾说，秘鲁这个国家其实并不穷，大量的财富都堆积在那里，像一个高山湖泊。可是，这个湖泊现在是一潭死水，大家只能在里面打点鱼、划划船，搞一些初级的活动。如果用一根管子把它和山下连通，马上就可以造一座水电站。这个高山湖泊蓄积了大量的势能，一冲而下就能够带动其他的经济形式。他认为改革秘鲁的关键就在于把这个湖泊激活，而激活的关键就在于把那个法律之外的黑色经济、地下经济纳入法律的范围之内。

　　　　说白了，就落实到一个关键词上——产权保护。在1987年出版的另一条道路中，提出来一个完整的设想：我们能不能走自由市场经济，拯救秘鲁——我们的祖国？这本书就包含了前面讲的那套道理，以及德索托和他的学生在秘鲁做的很多调研报告。

第13章　从经济学开始升级认知（7）（）　
这本书出版之后，影响力立即跨越秘鲁国境，在整个南美洲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最重要的影响当然还是在国内，不仅是知识分子，甚至是贫民窟里的人都在谈论这本书。这本书写得有那么好看吗？像网络吗？不是，一本理论著作如果要想在底层民众中产生影响，一定是某一句话说对了，老百姓听进去了。

　　　　这个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古茨曼那些人讲的是，我们打翻眼前看到的一切——所有的都不好，然后我们给大家承诺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德索托讲的是一个朴实的道理：你们现在拥有的所有东西，甭管它是一片破地，还是一栋破房子，或者是一个破菜摊，国家都应该给予保护。

　　　　老百姓不笨，即使大字不识一个，这栋房子只要办下产权证，就可以得到国家的保护，就可以抵押出去或者卖掉，就可以获得一笔现金，去做其他小生意。而那个小生意获得了法律的保护，它就有可能长大。所以，老百姓要不要谈论它？

　　　　渐渐地，德索托这本高大上的理论著作，居然被街谈巷议开来。古茨曼作为一个哲学系教授，当然是有这个敏感度的。他拿起书一看，心说大事不好，我也要变招。所以，他一面在报纸上骂德索托把年轻人带坏了，一方面改变了他自己的政策。

　　　　原来在他控制的地盘内，是号召农民把地都交出来、把耕牛都交出来，搞集体主义。德索托这本书出版之后，他知道这一套玩不转了，所以也开始搞产权保护，这块地是你的，这块地是他的，我来保护你们。

　　　　他原来只是一个反对党、是一个恐怖分子，现在快变成黑社会了。黑社会的特征就是，政府管不到的地方，提供不了保护的地方。德索托逼着古茨曼对自己的政策进行了转型。

　　　　于是，德索托就跟秘鲁当时的中央政府讲：人民就这么多，你不要，恐怖分子可就要拿走了；你们要不要来加大力度，保护大家的私有产权？这是德索托在这个阶段起到的作用。

　　　　秘鲁的日裔总统藤森

　　　　另一条道路这本书发表于1987年，而“光辉道路”这个组织最神气的时候是在1990年。这中间的三年，是在等什么？等一个人，这个人也很重要，他就是秘鲁政坛上最重要的一个人——藤森。

　　　　藤森拥有秘鲁、日本双重国籍，他与家人在20世纪20年代原本打算从日本移民美国，因为当时日本富人一般都是移民美国的。结果，在夏威夷登陆后，美国人给他们检查身体，他父亲的体检结果不合格。没办法，他们只好沦落到了南美洲。

　　　　在秘鲁的银矿里面，中国的华工和日本的日工都是最卑贱、最苦的劳工阶层，藤森的父亲当年就是一名日工。后来挣了点钱，他就把儿子送去美国念书，念的是常春藤名校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回国后，藤森就开始当教授，后来又当了大学校长。

　　　　从藤森前半生的经历来看，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学者，跟德索托和古茨曼的背景差不多。但是到了1990年，藤森突然宣布：我要竞选这个国家的总统。当时，秘鲁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了，“光辉道路”已经占领了全国一半的领土，眼看就要把这个国家拿下了，所以谁出来竞选这一届的总统，那还真得有点理想主义精神。

　　　　一共有三个竞选人，一个是前任总统，当然没什么竞争力了，都是他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的。剩下两个，一个是藤森，还有一个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是一个大作家。

　　　　一个大作家和一个大学校长竞争，谁的名气更大？当然是作家的名气大。但是，作家不容易下苦功夫，而藤森就愿意死磕。他不仅把自己的一部分家产变卖掉了，而且天天坐着拖拉机，在秘鲁的各个城市甚至是乡村演讲、拉票。功夫不负苦心人，1990年，藤森成功当选秘鲁——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政权的总统。

　　　　藤森为什么会当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个说法是，因为他长得像中国人。秘鲁当时民生凋敝，但是有一样东西非常火，就是中国餐馆。中国餐馆因为价廉物美、遍地开花，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中国人很富裕。中国餐馆在秘鲁语中就叫“chifa”，就是中国人“吃饭”二字的发音。藤森长得像中国人，中国人能带来经济富裕的希望，所以大家就选他了。藤森能当选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断地承诺：一旦我当选，马上就会践行德索托主张的“另一条道路”。这当然就点燃了大家的希望。

　　　　1990年，藤森当选，而且马上着手改革。这个时候的藤森还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

　　　　要搞改革，就得有一套班底。德索托和他领导的自由与民主学会恰恰是这个时候最适合的班底。原来，这个学会仅仅是一帮知识分子在一起搞理论研究、发文章的地方，现在全部挪过来，做了国家这场改革的总参谋部。说白了，就是秘鲁当年的发改委。可见，秘鲁这场改革实际上的领导人，恰恰是经济学家德索托。

　　　　他的改革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两条：第一条，保护老百姓的私有产权；第二条，简化政府的各种审批手续。就是把该给老百姓的赶紧给了，不该政府管的立刻丢手不管。

　　　　当然，秘鲁的人口规模跟中国没法比，改革起来要简单得多。比如说，首先保证老百姓的私有产权，该发房产证的赶紧给人发，凭什么耽误个十几年？现在只要一个月，房产证就能办下来。所以到了2000年的时候，也就是藤森执政10年之后，秘鲁为190多万所房子颁发了房产证。原来的黑市有75％都已经转为合法的市场。再比如，减少政府的审批手续。到后来，藤森政府的办事效率跟美国政府也差不多了，原来注册一个公司可能要折腾一年，现在一天就够了，所有手续都给你办齐了。

　　　　而且，藤森和德索托还联手搞了一个电视法庭，叫“特别法庭”，每两个星期开一次庭。主持这个法庭的正是德索托和他的自由与民主学会的那些学者，总统经常亲自到这个法庭上旁听。

　　　　这个法庭是干吗用的？可不是一般的判案子、审犯人，而是把过去各种繁文缛节、重床叠架的法律拿到这个法庭上。只要是和国计民生相关的，就一条一条地过。但凡大家觉得这一条没必要，当场就废除掉。这可是电视直播，是当着全国老百姓的面发生的，所以大家对政府的信心迅速就恢复了。

　　　　比如，原来秘鲁人要结个婚，居然要在政府部门办20小时的手续，类似这样的法律当然要废除掉了。

　　　　藤森总统pk“光辉道路”

　　　　藤森面对的另外一个敌人，就是古茨曼带领下的“光辉道路”组织。藤森是怎么对付他们的呢？

　　　　其实，在秘鲁的乡村，对“光辉道路”也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反抗。因为他们要搞集体主义，要把农民家的田收去，一些原来有财产的人当然就要抄起枪跟他们干了。

　　　　藤森一上台就宣布了一件事：所有跟“光辉道路”对抗的民间组织全部合法化，只需要到政府登个记。结果，瞬间就登记了7000个组织，有的组织可能只有两三个人、几条枪而已。“光辉道路”原来跟中央政府对着干靠的就是人民战争，而现在人民的枪口居然掉转过来，开始对付“光辉道路”了。形势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逆转。

　　　　真正的逆转发生在1992年。当时，“光辉道路”气得要死，因为整个形势都在滑坡，而他们心知肚明，这跟藤森固然有关，但是最核心的敌人是经济学家德索托。所以，“光辉道路”成立了一个17人的暗杀小组，专门对付德索托。1992年7月，他们搞了一个针对自由与民主学会总部的汽车炸弹事件，当场炸死了三个人。这帮教授早就知道，“光辉道路”肯定要来暗杀自己，所以早有防备，基本上没受什么损失，但是德索托差点死在这场爆炸案当中。

　　　　自由与民主学会这帮知识分子是有头脑的，马上就宣布，“光辉道路”不行了。因为在理论战场上他们已经失败了，所以他们现在狗急跳墙，居然要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下手了。

　　　　这场爆炸案是在7月发生的，8月，藤森就把“光辉道路”总部给来了一个包抄。怎么回事呢？藤森政府上台之后，成立了一支秘密警察部队，专门针对“光辉道路”的头领，就是古茨曼那伙人，秘密地进行调查。

　　　　他们觉得古茨曼这帮人应该不在秘鲁农村，而是藏在首都利马的某处，而且据一些情报显示，他们就藏在利马的富人区。所以，秘密警察们就天天在富人区扒垃圾筒，寻找蛛丝马迹。后来，在一些伏特加酒瓶子和一些香烟的烟嘴上面找到一些线索，马上就包围此地，当场就把他们按住了。

　　　　也真是天要绝“光辉道路”，当天他们正在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8个头儿到场了7个，全部让警察带走了。那个又瘦又帅又有思想的古茨曼从此沦为阶下囚。据说，他现在还活着，虽然他死不悔改，但是“光辉道路”经此一劫，永远丧失了战斗力。

　　　　三个主人公，命运各不同

　　　　我们把20世纪秘鲁这个国家几十年的历史，简单给大家做了一个交代，现在大戏落幕了，其中的三个主人公命运各不相同。古茨曼先生就是再帅，这辈子也得把牢底坐穿了，因为他所代表的那一整套暴力思想，以及“光辉道路”这样的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