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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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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森后来的故事也简单讲一下。他执政了10年，2000年的时候，不知道他哪根筋动了，突然借在文莱召开apec领导人会议的机会，飞回了日本，因为他有双重国籍。2002年，秘鲁以挪用公款的罪名，对流亡日本的前总统藤森发出了国际逮捕令。2005年之前，他就一直在日本政治避难。
但是，藤森又不甘当一个普通人，这就是政治家的一个特点。2005年，他又跑回南美洲，号称要参加那一年的秘鲁总统大选。他第一站没敢到秘鲁，跑到了秘鲁的敌国——智利的圣地亚哥登陆。
智利政府听说来了这么一个烫手山芋，他下了飞机就被抓了起来。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外交折冲，把藤森引渡给了秘鲁政府。于是，他也成了阶下囚。现在他也活着。
第14章 从经济学开始升级认知（8）（）
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对他的评价会出现两极分化。有的人会觉得他就是个独裁者，这也是事实。也有人会觉得，他毕竟带领这个国家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是由他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础。所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确实，20世纪的历史有这么一道独特的风景——“二战”之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完成经济崛起，往往背后都有一个强人的影子。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比如东亚的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新加坡，南美洲的智利、秘鲁，都是这种情况。
这种强人的是非功过在历史上怎么评价，我们得等着看。藤森稍可自慰的是，他的女儿藤森庆子现在仍然活跃在秘鲁的政坛上，接过父亲的钢枪，仍然在战斗。
这个故事真正的主人公德索托的下场又怎么样呢？
他后来当上了秘鲁国家中央银行的行长，现在仍然是一个蜚声世界的经济学家。也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他不是跟藤森是一伙的吗？后来，藤森的政敌在清算这个政府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挤对德索托呢？还真没有。
1990年藤森上台的时候，其实邀请过德索托，让他直接来当总理，可是德索托不干。这是明智之举，我就是一个学者，我当好你的改革办的参谋长就可以了。
藤森其实也挺难受的，因为当时有一个调查，秘鲁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一共有四个：第一是总统府，第二是军队，第三是教会，第四就是德索托领导的自由与民主学会。
他的政敌经常骂他：“你根本就不是总统，你就是个傀儡，所有改革其实都是德索托干的！”所以，藤森私下也经常说德索托的坏话，这也是人之常情，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德索托特别聪明，该退的时候他就退了。1992年的时候，藤森干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仅此一例，就是自我政变。
藤森是什么人？他是一个文人的民选总统，但是几年之后，他居然有本事串通军队搞了一次政变：把议会给解散了，把宪法也修改了，把很多保护自由权利的法律给废除了，甚至把很多议员都给赶走了，把最高法院的法官也撤换了；他自己集立法、行政、执法大权于一身，变成了一个独裁者。德索托一看风头不对，就辞职不干了。
1996年，自由与民主学会的学者全体急流勇退，从政府序列当中撤了出来，还原回一个学术机构的本色。这才是最难的事情。要去当官的时候，兄弟们自然愿意跟着上，可要撤的时候，大家愿不愿意跟着撤呢？要知道，这可是1996年，藤森的地位如日中天，距离他倒台还有4年时间。难道德索托能够未卜先知吗？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故事里面的范蠡，知道可以助勾践大王成大业，但是此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所以飘然远隐去做生意了，当了陶朱公。德索托是不是也有这个本事？
其实不一定，一个学者只要他初心不改，就不见得愿意跟政治掺和那么深，一看这个国家在制度上已经上了轨道，他还有什么作用呢？当然就回去搞他的学术研究了。后来，秘鲁的政治动荡对这帮学者没有什么影响。
怎么做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我并不是想说德索托有多少政治智慧，而是想通过他的故事来问一个问题：怎么做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中国的经济学家太多了，满坑满谷都是，忙着参加各种各样的论坛、会议，发表学术著作，动不动就说：“我觉得央行这个利息该调了。”老百姓听起来总觉得莫衷一是，似是而非。他们之间还吵架，我们该听谁的呢？在这里，我给大家几点建议。
按照我们中国古代的说法，一个知识分子好不好有三个标准：立德、立言、立功。
先说立德。很多经济学家都自我标榜说，自己是替穷人说话的，所以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经济学家，血液里全部流着道德的血，富人们的钱都应该归穷人。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在这方面，我更加信服茅于轼老先生说的那句话：“我替富人说话，但是替穷人办事。”
经济学家的道德不是贫富之争，因为你是一个学者，而一个学者的道德主要看他治学的方式。20世纪的经济学界有一个思潮，就是批判“黑板上的经济学”。什么叫“黑板上的经济学”？就是一脑子的公式，天天只会在纸上、黑板上做数理推演，对真实生活中的经济交易既没有能力去调查，也毫无兴趣，这就叫“黑板上的经济学”。
而德索托可不是这样的人，他明明看到秘鲁政府的效率低下，但是他不满足于这样一个定性的判断，偏要搞定量的调查。所以，他派了两组学生搞对照组，一个在美国，一个在秘鲁，最后拿出真实的数据作为结论来说服公众。这就叫“用脚做学问”，是搞田野考察这一派的。
后来还有一件事，他当秘鲁中央银行行长之后，有一次到印尼的巴厘岛去度假。当地政府一看来了一个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就用专机把他送到雅加达，给印尼的内阁成员做了一场演讲。德索托讲的还是那一套，你们国家要想富，一定要保护穷人的产权，等等。印尼的内阁成员就有人说：“穷人的产权不是不想保护，只是太复杂了，搞不清楚。”德索托说：“谁说搞不清楚？我刚刚从巴厘岛来，我闲来无事，到农村的农田里去散步。我作为一个外人，我当然搞不清楚哪片田是哪家的，但是谁知道？狗都知道，我从这家的田走到那家田的时候，这家的狗就不叫了，换那家的狗开始叫。狗都知道的事情，分清楚有那么难吗？”这种经济学家就经常从现实生活中，再反过来思考那些经济学高大上的问题。
“经济解释”这套书的作者张五常先生也是这样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学经济学面对过一个问题。这问题本身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养蜜蜂的和一个种果树的，他们之间应该谁给谁钱？因为蜜蜂养多了，对于果树的授粉、开花、结果肯定有好处。而果树养多了，对蜜蜂采蜜也有好处，他们之间应该谁给谁钱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济学问题。张五常先生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居然就一脑门子扎到了华盛顿州那些养果树和养蜜蜂的人群中，后来成了半个养蜂专家和果树专家。
再比如，他后来为了搞清楚一个经济学问题，居然亲自去卖橘子。后来，他还写了一本书，就叫卖橘者言。他后来还在中国大陆，跑到玉石市场、菜市场做了大量的研究。张五常的书不是那种“黑板上的经济学”。“经济解释”这套书中没有一个数学公式，全部是来自对现实生活中经济交易的思考，而这些思考非常鲜活。这就是有道德的经济学家。
再来说说立功。“活着就为改变世界”，这句话人人都听说过，也确实是人之常情，经济学家也不例外。但是，经济学家立功有两套做法。第一套做法，我们经常看得到，就是登台演讲，念兹在兹的都是那些政府工作的技术细节。比如，“我觉得利息该调了”“存款准备金率现在不大对”“人民币是不是该贬一贬了”。
也不能说这不是经济学家应该思考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的思维仅仅局限在这些上面，你还是经济学家吗？你就是一个编外的政府官员。说白了，你的全部心思就在于要当一个政府的师爷，是幕僚。讲得好听一点，你是国师，但您介入政治太深了。
而像德索托先生那样，对社会经济那种结构性的缺陷进行了最深刻的洞察，然后用自己的智慧和理论把这个国家扳上制度性的正确轨道。这才是经济学家该干的事情，这是另一套立功的做法。
张五常先生也是这样一个人，你什么时候听说他在中国到处去演讲、在讲中央政府该怎么干、在给中央银行支着儿？但是，在中国过往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我们在关键时刻总能看到这位老先生的影子。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还不知道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张五常先生在国际经济学界就做出了一个判断：中国肯定会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比我们正式宣布走市场经济道路早了十几年。
再比如，中国高层中形成的那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得益于弗里德曼先生访华。弗里德曼是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而这次访华就是由张五常先生促成的。
最后一个标准是立言。经济学家是以写文章、发表言论为本职工作的，所以这自然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也是最难的一个标准。我们都是外行，经济学家经常说的那些话我们都听不懂。作为一个外行，怎么能判断他们说的是对是错，是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呢？
当然，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请教了很多经济学家，他们基本上给了我两个标准：第一个，他是不是主张保护私有产权；第二，他是不是主张自由交易。说起来很简单，具体的道理前面都讲过，但你不要以为这两条很容易，一旦回到具体生活中，就很容易犯糊涂的。
比如德索托，他现在在世界上行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请他去演讲。他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一句话：保护穷人的私有产权。听起来好像是一句很枯燥的话，但这背后的道理深了去了。有人给德索托起了一个外号——“产权民粹主义者”，说他就会这一套，别的都不会，有本事写一个公式给我们看看。这就是不知道什么叫经济学家立言的根本。
张五常先生就经常在一些真实世界的案例中，说一些让别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话。比如，他坚定地反对劳动合同法，坚定地反对所谓的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听起来，这些不都是保护穷人的做法吗？你这个老头是不是在替资本家说话？其实，我们只要稍微一深想，就能明白张五常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雇佣也是一种交易，这种交易的自由度也应该得到保护，而不是用什么劳动合同法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来干扰它。一旦干扰就会产生恶果，这个恶果不仅会落在资本家的头上，更多的恶果会落在劳工阶层的头上。
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敢于大声疾呼，不从流俗，和主流意见相抗，也是需要勇气的。张五常先生从中国搞劳动合同法那一天一直喊到今天，背后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恪守保护私有产权、支持自由交易这两条标准的金线。
第15章 创新，升级认知的工具（1）（）
坚持做，持续地做，系统地做，用死磕的匠心精神去做，这本身恰恰就是创新。
01创新就是这么简单
万众创新是痴人说梦？
最近流行一句话，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的一个朋友批判这句话说：“‘大众创业’还有那么点道理，你看现在很多创业者是90后、草根。可是，‘万众创新’这个提法有点扯吧？普通老百姓没有知识、没有条件、没有资源，搞什么创新？尤其是对国计民生、科研突破有重大意义的创新，指望老百姓不是痴人说梦吗？”
我就跟他抬杠：“我的观点正好跟你相反，‘大众创业’那才叫扯，别说是普通的草根，就是跨国公司的高管创业，成功率其实也很低。但是，‘万众创新’是事实，这才是创新的本来面目。”
举一个例子。中国人最自豪的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蔡伦是什么人？是个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宦官，他不也搞出了彪炳千古的创新吗？
这就要说到中国的教育，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如何，至少我们这一代人上中学的时候，觉得创新就是做难题。做难题这件事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心理阴影：这道数学题我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哪条道路可以通向正确答案所在的彼岸；我也不知道这条道路有多长，我只能坐困愁城。
所以，一旦看到那种好学生、尖子生把很难的数学题或物理题做出来，我们对他们除了佩服，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教育制度把“创新”变成了一种妖里妖气的东西。这也是中国人一贯看待创新的视角。
中国古代最聪明的人是谁？应该算是诸葛亮。可是，三国演义里面写诸葛亮的创新，都是他老人家夜观天象，然后知道了哪天要刮东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以什么样的道路，抵达那个创新的彼岸呢？所以，我们除了崇拜，什么招都没有。
鲁迅先生在评价三国演义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状诸葛多智而近妖。”就是说作者描写诸葛亮有智慧的很多方式，是把他当一个妖怪来写。这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一个心理阴影，老觉得创新就是一个彼岸。它是一个白胡子老爷爷戴着眼镜，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摆弄一些乱七八糟的仪器，搞出一些我们普通人完全无法掌握，甚至连理解都理解不了的东西。
我们听到的科学家的故事，要么是牛顿，那是一个苹果砸下来就顿悟的；要么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搞出相对论的时候，同时代的大科学家都听不懂。这些人就是外星人。
但是，我恰恰想说的是一个相反的道理——创新没有那么神奇，它真的很可能产生在“万众创新”这样一个环境中。
借用医学故事来说创新
医学界有一个老爷子叫裘法祖，这是中国所有外科医生都认可的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什么人才有资格当医生呢？裘法祖老爷子留下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就是你个人的品质、道德不像佛祖那样慈悲，你就不可以当医生。第二句是“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就是你的才能不像神仙那样，你就不能当医生。
我觉得这老爷子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和对学生的教训，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对的。但是，真实生活中的好医生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有佛祖一般的道德、神仙一般的才能吗？
我在看了医生的精进这本书后，才觉得我对医学的理解有了另外一番境界。
这本书的作者叫葛文德，是美国大名鼎鼎的外科大夫、时代周刊2010年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唯一的医生。
“葛大夫”的成长经历跟我们中国人不大一样，他第一所大学上的是美国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两年后一下子跳到了大西洋的彼岸，跑到牛津大学拿到了哲学、政治与经济学的学位。还不满足，1995年，他又突然回到美国，到美国的东岸的哈佛大学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这么大的学科跨度，我们中国学者往往是很难想象的。
而这位“葛大夫”在27岁的年纪就当上了克林顿政府的健康政策顾问，奥巴马政府的健康政策顾问还是他。“葛大夫”特别会写文章，长年在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上写专栏。这个专栏好到什么程度？美国大富豪巴菲特老先生有一位大富豪合伙人，叫查理芒格。他有一次在纽约客上看到“葛大夫”写的文章后大为赞叹，马上签了一张2万美元的支票就给他寄过去了，可见“葛大夫”的文章写得有多好。
他一生写过很多著作，其中一本叫医生的修炼，一本叫医生的精进。这两本书里面讲了大量医疗的话题，我只是想从中讲几个小故事，来帮助大家理解什么是真实世界里的创新。
洗手：创新并非都是重大突破
我们先说第一件事，洗手。我们都知道，洗手为了防止病菌感染，不光医生自己洗，还要求病人也洗，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但是，洗手可是困扰了医学界150年的话题，而且至今也没有结束。
让我们回到150年前的维也纳。在我们中国人眼里，维也纳就是一个普通的旅游目的地，有好看的房子，有好听的音乐。但是在19世纪中期，维也纳几乎就是欧洲的首都。为什么？我们得从政治格局上看。
19世纪初期，拿破仑失败之后，奥匈帝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外交家、政治家，叫梅特涅。他通过外交手段，拼凑出了一个叫“神圣同盟”的机构，控制住了拿破仑时代之后的欧洲秩序。当时，有人送了这个机构一个外号，叫“布娃娃帝国主义”。就是看着很强大，其实是个布娃娃，在力量上不太行。但在那个阶段，奥匈帝国就是欧洲的核心，维也纳自然也就是隐隐然的欧洲首都，文化极其发达。
当时，维也纳有一家维也纳总医院。这家医院不是普通的收治病人的医院，而是一家研究型的医院。这样的医院肯定是医疗效果最好、安全性最有保障的，因为医疗设备最齐全，医护人员水平最高。
当年的维也纳总医院，其他的病房都很正常，唯独产科病房的死亡率奇高，达到了10％。当年的欧洲妇女和中国妇女一样，都知道生孩子是鬼门关，但是10个人进去，就有1个不能活着出来，这也太吓人了。维也纳妇女宁愿去一些小诊所生孩子，也不去这家大医院。
而这家医院里面最倒霉的大夫叫塞麦尔维斯，因为他负责的产科病房，产妇的死亡率在这家医院里又是最高的。“塞大夫”觉得冤枉，因为其他产科病房都是助产士看管的，唯独他的病房是他自己看管的，如此尽心，死亡率却是最高。他百思不得其解，一心想把这个原因查出来。是不是通风设备不正常？是不是我们的接生流程出问题了？最后，他把一切流程都标准化了，甚至连接生孩子的动作都跟其他医生保持一致，但是死亡率依然没有降下来。
一个母亲刚刚生完孩子，高烧不退，呕吐、恶心，过了几天就死了，这是家庭的伦常惨剧。我们今天都知道，这就是典型的产褥热，是产后致病菌侵入女性生殖器官而引起的疾病，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
我们人类知道微生物的存在是17世纪的事情——列文虎克制造了一台显微镜，发现在放大透镜下能看到这些小生物。但是，这些小生物和人体疾病之间的关系，一直到19世纪中期，我们其实还是不清楚的。
塞麦尔维斯死活都找不到原因。有一次，他出门四个月，到其他医院去考察、学习。他不在医院的这四个月里，病房产妇的死亡率居然下降了！说白了，原因就在他自己身上。
他琢磨来琢磨去，发现有可能是自己这双手惹的祸。我们前面讲到，维也纳总医院不是普通的医院，是一家研究型的医院，很多大夫都是学者，而当时的医学学者往往都要解剖尸体。他就开始怀疑，是不是在他解剖尸体的过程中把什么东西带进了病房，带到了产妇身上，导致了这种疾病？
然后，他要求自己病房的所有助产士在接生之前都要洗手，而且是用那种绿溶液进行洗手。说白了就是消毒，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这一招果然奏效了，他病房里的产妇死亡率立即从10％下降到了1％。他觉得找到病根了，虽然他未必知道那是什么微生物，但知道洗手这一招管用。于是，他就从1847年开始在维也纳医学界宣传这件事情。1850年，在维也纳医师公会的一场演讲当中，他把产科病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谜底揭开了，说其他医生：“你们如果不洗手，就是罪人。你们以为那些产妇是怎么死的？就是我们这些医生亲手把她们葬送的！”
医学界顿时哗然，谁都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医生是什么人？我们悬壶济世，我们治病救人，你现在把这个责任归到我们身上？所以，大家就把他轰下了台。光下台还不行，维也纳总医院也容不得他，把他解雇了。
塞麦尔维斯的情商特别低，想说服别人，完全可以用一个别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可他偏不，动不动就给别的医生写信，说人家不洗手就是屠夫，就是这场大屠杀的同谋者，等等。
当然，他后来又找了一份工作，在匈牙利的一家医院。在那家医院，他天天站在洗手池旁边看着别人洗手。他又不是院长，凭什么制定这个规定呢？所以，他的同事们心里越腻烦，就越加不洗手。
推广洗手这件事情，塞麦尔维斯持续了十几年都未见功效。但是，到现在为止，医学界仍然公认他为流行病学的鼻祖，因为这件事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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