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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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笔记》作者：艾奥莉拉

文案

“我们最好的时光被留在第三帝国。”

——海因茨·加兰，日记，1947年3月7日

搜索关键字：主角：海因茨·加兰　┃　其它：第三帝国，纳粹，德国

、编者序

“我们最好的时光被留在第三帝国。”
——海因茨？加兰，日记，1947年3月7日
【书名】狱中笔记
【作者】海因茨？加兰
【编者】海因茨？加兰（Jr。）
编者序
这是一个被列为战犯的纳粹军官在狱中的笔记，其中记载着他对于自己这一生，以及他所经历的帝国往事的省思。海因茨？加兰，武装党卫队中校，1936年加入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LAH），1938年后调任帝国安全总局（SD），负责军队的情报与保密工作。当他因为促成阿登反击战而使第三帝国得以残喘，于1946年夏季被判处死刑时，正值31岁的年华。在等待死亡的日子里，他用一本党卫队手册大小的笔记本陆续写下一些独白般的文字，用以记录他对这一生的回顾，以及在时过境迁后对当时人事的反思。
这是一本死者写给正在走向死亡的人的书，它不属于我们的世界，正如作者所属的时代也已被我们遗弃。他带着向死的心境写下这些文字，等待另一个世界的同伴向他伸出手来，和他一起走完这段被判罚为虚无的道路。
不过他并没有走上绞架，而是于1952年假释并加入了盖伦组织，以及后来的对外情报局（BND）。这个前纳粹党员以联邦德国政府成员的身份继续工作，直到1956年冬季执行任务途中车祸丧生。这本笔记是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它记述着他的秘密生涯，以及比这更不为人知的个人思想，后来它躺在了我的掌心。九年过去了，世事变迁，秘密得以重见天日。
我踌躇于它该以怎样的方式面见世人。我们栖息于两种社会伦理，需要多么贴近他的灵魂，才能理解他所坚持的那些“信仰”呢。而这些迅笔写下而不加句点的话是作者想要对世人说的吗？倘或作者果然如他本人所言，“从最初到现在我都是个纳粹分子”＇1＇，我们该怎样看待那些激昂文字之下的恶之花？
然而倘或要原文中那些颠倒破碎，或囿于时代措辞的句子进行修订，未免有后一时代单方向僭越前一时代的嫌疑。因此即便那些曾被父亲在笔记中自嘲过的文笔粗陋，有时平白得近乎幼稚的句子也都未经删改。我以编者注的形式加入一些背景介绍，或必要的说明。或许这违背了父亲的至臻完美，但只要想想，这个沉默的人曾经在比他更为沉默的世界里，用他一生中再也未曾用过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内心，我就禁不住想要了解这个人在这个充满异己的世界上，是怎样执著地生存过。
愿死亡赐予他永恒的安宁。
海因茨？加兰（Jr。）
1965年12月24日
注：
＇1＇　见笔记1948年，《菩提树》一文。


、扉页

我们最好的时光被留在第三帝国。＇1＇
1946年3月7日
＇1＇　十年前的3月7日，德国破坏《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派兵进入非军事区莱茵兰地区。


、路德维希港

我是在1945年4月成为战俘的。那时柏林守军正在筑起街垒，我的老部队警卫旗在奥地利的崇山之间死战，德国的每一个城市都燃着战火，而我放下武器，成为镣铐里的人。
在路德维希港我向美军亮明了身份。我的老上司施伦堡说过，我该到前线去当机枪手慷慨赴死，而不是在秘密阵线不为人知地生存。他是对的。后来在达豪时斯科尔兹尼总是笑我，做反情报的怎么把个人信息泄给敌人了。我无话可说。一个确凿存在的人，对于他真实的人生有什么值得否认的呢。
于是在经历过若干年灰色而隐秘的生活之后，我要死了。昨天我旁听了达豪对我的审判：由于煽动突出部战役而触犯战争罪，绞刑。
其中原委并不重要，判决书就像处方单，我领了，继而在取药窗排队。这段时间里我回想一切，仍然没有悔改之意，只是很苟同于斯科尔兹尼“好汉不吃眼前亏”的论调。那个大个子因为把墨索里尼从大萨索山搬到了罗马而在轴心国扬名，被抓之后倒是低调得很，除了在牢房里向外抛媚眼造成记者互相踩踏以外，没有别的新闻。审判后他摇了摇我房门上的铁枝，“我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又何苦呢。”
我笑了笑。只要到F科办个假护照，我就可以用另一个身份重新生活，可是看着盟军的装甲车一寸寸碾过德国的土地，每一天我都变得更不想脱下那身原野灰的军装。大概这就是这样向盟军报出真名的原因。我记不清当时的情形，某种无法遏制的悲痛抓住了我。德国还没有战败，还有很多事要做。我当时在想什么，当我路过一片焦土的路德维希港，它让我领受到心室碎裂般的痛苦。
也许我就是疯了。
我来到路德维希港时是1944年的秋天，那时帝国已经开始征发十几岁的娃娃兵，东西两个战场全线吃紧。盟军封锁了德国的石油，补给只能靠国内和罗马尼亚的几家炼油厂，而它们正在遭受轰炸。反击战前，统帅部曾就德国是否有足够的燃料支持这场战役作过激烈辩论，最后安全局的国外政治情报处出面向瑞典请求石油进口，反对开战的人才噤声。作为该处人员，我负责在莱茵一带的石油工厂做针对盟军“石油战争”的反侦察。
那年冷得很早，拥有法本化工的一家大厂（BASF）的路德维希港却纷繁异常，白色和黑色的雾从铮亮的大型管道喷出，直冲天际。BASF在世纪初率先将合成氨投入工业生产，后来又开启精炼石油的时代。德意志的犁和剑形影不离，发明合成氨和芥子气的哈伯教授两次改变世界，都与法本密不可分。此刻雾气笼罩着路港西北的偏僻地带，太阳在低空中交错的合金管道上泛着光，它像一个钢铁怪兽那样发出沉钝的响声，琥珀色的汽油从蒸馏塔下流出，是让我们的虎式坦克得以前进的化石食粮。
整个秋天我都在察看它。盟军挡不住我们的机械化部队，就想抽空燃料补给，东部的货运铁路频遭轰炸，来自路港的供给反而因为靠近前线而较少影响。我检查各个监视点没有发现异常，但夜里仍然睡不着。地面的反侦察只能防止定点爆破，却对空中袭击无可奈何。五年以来，汉堡、科隆、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纽伦堡，我们最美丽的城市变为废墟。只是英美眼中的“蛾摩拉之城”　并没有俯首听命。在阿登反击战中十几岁的孩子都上了战场，他们唱着“守望莱茵”，很多人在第一天死去，来不及长大。
活人和死者就这样一起守卫德意志。今天的人们不理解什么是为生命而战，但是当幸存者越过死者的无名墓地，“亡命之徒”般冲向敌阵时，不曾向绝望低头。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负责保障武装党卫军的燃油供给。这些被盟军称为丧心病狂的部队，是插向西线的最后几柄尖刀。为了获取敌军的空袭计划，我经常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西线空军战俘营。当时全国燃煤告急，这些战俘却住着单独供暖的房间，只不过有时暖气会奔到50摄氏度。
疲惫在各处蔓延，最接近真相的情报部门首先怠惰下来。最后我抓了几个空军的情报官送到柏林的安全总局，他们总算开始加班审讯。但飞行员知道的只是最近的命令，能够讲出所属部队的地点的人寥寥无几，我周旋于空军战俘营和西线外军处之间，终于没有得到任何盟军将要轰炸路德维希港的征象，直到这一夜真正到来。
那是1944年的11月5日。那天的月亮有点缺，在秋日清爽的夜空里，照着碎棉絮一样的白云。莱茵河的这一段开始变宽，平整的土地上起伏着树木的黑影。几天来我都在外军处看档案，想知道盟军的轰炸计划怎样部署，针对西部的轰炸机从哪里起飞，最近的任务由是几个联队执行，其配备如何。这些原本是军事谍报局的职责，现在全都交给本来负责政治情报的安全局六处。我就是这样一个外行的管理者。
连续几个不眠之夜后我还是找不到答案，便又回到地面反侦察上来。轰炸是有针对性的，盟军如何确定选定的地点呢？9月以来，我调到路德维希港，确认该区域内没有人能给空中发布航标，那以后轰炸的确减少了。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沿着莱茵河走，夜色把M40军装隐蔽得很好，冰冷的河水让我想起很多事情。十几岁时，我就在这样的冬天里跳到他当中，好让参加青年团的火把集会后的心情冷却下来。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第二帝国战败的耻辱当中长大的，我们由此建立第三帝国。过去十二年，国家和我们之间好像真有一条血脉相连。那是青春的声音，一段激进岁月，当我在十二年后的冬季重新走在莱茵河岸边，看着德国最繁荣的工业区因为灯火管制而只露出零星烟火时，想到的就是这些：该怎样把战争坚持下去，德国的国力已经接近衰竭，他不能两次遭受耻辱。
月亮明晃晃地露着大半张脸。云影里一丛黑点从天边移来，能够看出它们排着菱形或W形的阵。猛然间高射炮的光束划破夜空，天上划过坠落的浓烟，但更多的飞行方队涌集过来。
我听见飞机马达声，肥胖的美式B24轰炸机夹着两肋的高爆弹，扑向近地。火团向天空卷去，路德维希港的方向升起浓烟，一连串的继发性爆炸响起。合成石油的高塔在浓烟中轰然倒下，金属化为废铁的声音霍然，随后是毁灭性的更大规模爆炸。在打着转儿轻快返航的美国飞机的尾烟里，我看见帝国倾颓的景象。
人们相信生命会在帝国的泥土下永生而死去，活着的人越过他们继续向前，但现在已经没有战争赖以为继的化学食粮了。第二天我回到空军战俘营，机械地对几个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发问。“您怎样瞄准目标？这一带无数的城市在晚上漆黑一片，您如何在它们当中找到路德维希港？”在被告知BASF已经一片火海之后，美国人颇有同情心地说出答案：这里是内卡河汇入莱茵河的地方，当时月光明亮，从飞机上能看懂河流的三岔口泛着清晰的银光。
它泛着清晰的银光。莱茵河最繁荣的地区本该灯火通明，现在河水在黑洞洞的一片当中指出死亡的坐标。我掏出久在腰间的Sauer，手臂抬到平准于对方眉心的高度，在神色变化之前他已经应声倒地。
我杀过战俘，那个俄亥俄佬再也见不到故乡的玉米地，或许还有他的亲人。
一个月后阿登反击战打响，所依靠的燃油来自瑞典，但出于一些原因没有尽数供往部队。战后我在纽伦堡和老上司施伦堡交肩而过，他复杂的目光泄露了个中原委。最后我回到路德维希港，这里已经是前线，敌人越过西墙，和东线的苏军会合于雅尔塔的阴谋。
在1944年奇寒的圣诞周，作为先锋的警卫旗停在阿登山区的雪海，这些一度让蒙哥马利逃回巴黎的部队再没有向前一步。四年前我们一起去巴黎，那时都是跃跃欲试的年轻尉官，四年后他们深夜在河水里游过十二月的寒冷，擦亮刀尖奔赴殊死之战，他们本该和死者一同胜利，而废弃在深雪里的装甲残骸载着帝国的尊严，出师未捷。
其后我放下武器，走进美军的战俘营。他们怎样看待我这个背约者。最深的责罚也无济于事。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不在瓦哈拉，是人间的末日审判法庭。
1946年7月11—15日


、化学工程师

【原文】
路德维希港是德国西部的一座小镇，内卡河在这里流入莱茵。如果不是法本化工的一家大厂（BASF）定址于此，它不会成为莱茵河的第二港口。三十年代的路德维希港有绵延不断的码头，冒着浓烟的货轮长啸着缓缓走在河道上。法本是德国最大的企业，BASF的技术居于世界化工首位，在凡尔赛束缚下的三十年代，那里的工业奇迹再现了威廉时代的风景。
当时化学界的研究热点是自由基聚合高分子，海德堡有许多教授为BASF做研究，自由基开启了老辈不曾设想的新化工时代，耐腐蚀易塑的新材料广泛应用于民用和军工生产。
作为化学系的学生，我也多次到那里见习。商业研发把知识变成直接的效用，我们在联合实验室里写下卤代烃高聚物的生产流程，窗外弯曲缠绕的合金管道在秋日反射出太阳的光芒，白色的烟雾蓬勃着向天空飞去，人造橡胶被生产出来，用于制造军用载重卡车的车轮。
如果循着这条道路往下走，我会在化学界的顶尖高校拿到博士学位，从事世界前沿的化工研发。德国稀缺能源和材料需要替代物，我求学时所有的骄傲都会在这个领域延续。
但就在我读大二那年，纳粹上台，凡尔赛条约废止，萨尔州回归，军队开过莱茵区，一切都焕生奇迹。两年后我终结学业，投身为警卫旗仪仗连的一名士兵，每天身穿军礼服在总理府前迈着正步，像一枚坚毅的锡兵。
如今想来，德国就在那时朝未知的方向脱缰而去，我的个人命运也在那时转向深渊，但当时我想的是什么。1933年我刚满十八岁，德国显现出复生的假象，我投出的第一张选票上写着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
人生是不容假设的，当时我所选择必有原因。但现在我坐在死牢里，设想能迈过设身处地的青涩，以今日的洞察力再做一次选择。让时光溯流十年，我重新站在大学毕业的十字路口上。
“你不该退学。”我年少时的伙伴说，在海德堡金色的落日下我们有过一次争吵，伤筋动骨直至分道扬镳。我是以优秀学生的身份毕业，我的导师曾设想日后由我来接任他的教职，但如果，我没有“退学”：
1945年夏，柏林施潘道区的一栋小楼里锁着一位化学工程师。脱去实验服后他仍然注意衣服褶皱的整齐，眼镜上粗浅的度数是常年读取数据所致，他一言不发，仔细修剪的指甲因为缺乏营养而扁平。
这位法本化工的高级工程师被剥夺了职衔，软禁在此等待审查。前来探访他的挚友也已年过三十，略旧的西装上戴着讲究的手帕，一派巴黎青年才俊的风仪。他从法国回到满目疮痍的家乡，故人昨是今非。
“从你的自陈来看，情势不容乐观。”我的朋友比大学时更能克制情绪，只有前倾的上身透露出他的关注。在这个故事里，我没有在本科毕业后参军，而是读完博士，以我的进度应该是在1939年。当时很多一流的工程师因为血统或政见而离开德国，我在法本研发高分子新材料，因为前述原因而平步青云。次年，法兰西战役打响，能源紧缺使合成燃料成为科研的重点，老一辈很难改变研究领域，开发新热点就落在我这一辈人的肩上。战争时期，德军几乎所有的润滑油和炸药都来自法本，如果不是合成燃料的成功投产，二战在1944年就结束了。
“法本和帝国化工协会都被认为是纳粹化的组织，它们直接支持了德国的侵略，身为其中一员你难辞其咎。”我的朋友把自白书在手里收拢，陷入椅子的后部。我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而失去工作，又因为曾是法本能源部的高级工程师而身负战争罪责，“但也有另一条路，美国希望引渡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那里你将获得自由、从事科研的机会以及相应待遇。”
“我拒绝。”我看着他，我说这句话的眼神一定是太硬了，乃至他笑了起来，“这真像你的做法，但我是在猜到你会这样说的前提下，决定来见你的——我在当时就应该劝动你出国。”
当时是1934年，纳粹上台后开始清算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魏玛分子，即使在舆论宽松的海德堡也有一些教授被迫离职，因为发现阴极射线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勒纳德教授操纵了这里，把校园舆论导向种族主义，很多城市爆发焚烧非日耳曼书籍的运动，在学校，犹太学生遭受排挤乃至殴打。“这个国家已经疯了，”那时他念大二，大学生活刚刚走上正轨，“来论证一下，于公于私我们都不该留在这里。”
那时开始，德国走向极权的深渊，军国路线和克虏伯的军工业，妖魔化的犹太形象，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执掌德国金融界的事实，沉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的狂热分子，大量涌入的东欧群氓，孤悬国外的东普鲁士，纳粹以疯狂的方式让几个势力咬合在一起形成了第三帝国，先天的罪恶变成累累罪行。
我们都是一流大学的佼佼者，理当在学术上有所追求。但那时学者离散四方或臣服于政党，战争造成的紧迫局面也必然限制科研的方向，学术根底因之溃烂。“我们留在这里，就是背叛良知、理想，和真正的祖国。”我的朋友敲着桌子大声说道。
“但是，我们应该去哪，”我看向他焦灼的眼睛，“总得选择一个国籍，你在法国或英国也能找到卓越的人文学者，但是最顶尖的化学系、半数以上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在德国，我正在接受的是世界一流的化学教育。”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不像真实经历里那样争执得面红耳赤。后来我的朋友凭借斯特拉斯堡的交换机会踏上德法交界的土地，由此前往巴黎，而我留在德国，按部就班成为博士，然后进入法本的科研所。每个科研所都有纳粹分子，但德国毕竟收复了莱茵河西岸和萨尔，进入但泽，将东普鲁士的飞地连成一片。
我该去哪里，几年后轰炸不停的黑夜里，这个问题又摆在我面前。我生在德意志，无论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还是第三帝国，乃至更早的德意志邦联，西边的国家都觊觎这片土地的衰亡。我研发的是合成燃料，当盟军的高爆弹把威斯特法伦或萨克森连片的城市化为灰烬，怎能不希望德国的飞机能有足够的燃油起飞。
于是到了战争末期，故事回到路德维希港。这里是供给燃油的重镇，法本的一家大厂日夜吞云吐雾，合成汽油是钢铁机械的化学食粮。作为工程师而不是帝国的反谍人员，我在这里逡巡。两年以来，路德维希港遭受的空袭不下六百次，工厂使用集中营的关押者作为劳工，当泛着火光的蒸馏塔倾倒时，工厂里血肉横飞。我该选择哪一方，在前线过早死去的日耳曼少年，还是集中营的囚徒？前者也是无罪的，而设计更高效的人造汽油生产流程是我的职守。
于是，那位化学工程师因为支持战争，现在被软禁在这栋小楼里。无论我选择哪条路，结果都无不同。我的朋友前往法国的不久后德军也开到那里，他的学业同样无法维继，直到战争结束，他以抵抗者的身份重归大学。
我们该去哪呢，五年以来，最好的年华消耗在战火里。
于是那位化学家扬起脸：“我遗漏了一段：德军所有的甲醇和润滑油、大部分炸药和合成燃油都来自法本，在纳粹上台前，它就为希特勒提供了十分之一的竞选经费。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但看在德意志支离破碎的土地的份上，时间先后并不影响我的选择。”我对他说了最后的话，我的挚友的身影变得模糊，我所设想的对话方开始缄默。
故事讲完了。在真实的世界里，我在1936年取得本科文凭，放弃深造而成为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的一员。操纵海德堡的那位勒纳德教授引荐了我，他是希特勒的物理学顾问。那时，我对扩军的真实目的或旧普鲁士贵族的虚荣一无所知，自认能以优秀学生毕业，就能成为优秀的军人。
我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度过一段充实的大学时光，海德堡的开明氛围允许我崇慕各种主义，我选择了唯一的意志。当我离开实验室，把结项报告交到导师手里时，他惋惜的话语没有说完，我的挚友摆出一副要对我大动手术的外科医师的架势。人生有多种可能，现在三十岁的我身披死囚的红马甲，在战犯监狱里想象另一番故事，仍然殊途同归。
“我是在猜到你会这样说的前提下，决定来见你的。”故事里我的挚友如是说，故事以外，他成为党卫队的御用学者，但德国没有别的历史学，某天我惊悉他的犹太血统，而他在布痕瓦尔德死里求生。
现在我想知道，如果他仍然能够坐在我面前，会摆出怎样的道理，来训斥我这个囚牢中人。
1946年7月23—25日
【编者注】
加兰先生早年学习化学，其后在军队或情报机构工作。三十岁后他第一次用文字写下内心所想，比较于他的知识背景，这篇文章显现出罕见的流畅。或许这故事已在他脑际盘亘多时，只当契机到来落笔成篇。
“如果按照优秀学生的人生套路，在学术领域走到尽头。”他以全知视角回顾人生，重新选择，但是1945年坐在施潘道小屋里的化学家仍然逃不脱被审讯的命运。直到篇末，作者仍在设想那位故友会拿出怎样的理由，说服他本该走上另一条无罪的道路，但人生和历史一样不容假设。
值得补充的是，战后盟军起初想把法本化工彻底解散，不久后美苏对峙却让德国成为双方的砝码。五十年代，法本化工在拆分成几个子厂之后重新融合，战争中被炸毁的厂房掩盖了其下珍贵的机器，德国化工迅速崛起。在真实的世界里，那位虚构的化学工程师不久后就会回归本职，在战后重建中度过余生吧。


、鲜花战争

【编者注】
本篇和紧随其后的《帝国安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