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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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关注行刑现场，这不仅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本能驱使我们关心一些切近生命的命题：生与死、欲望与终结，死刑只不过是这些本能或形而上学的命题的具象化。人类是生存在本我与超我之间的，无可避免地被现实撕得粉碎，而一旦拒绝如此，便只剩下暴行，以及思想的暴行。
我曾经生活在暴行中，也制造过暴行。无论打着什么旗号，狂热的理想与理想的制度化都与暴行无异，坚信理想必然实现的人则等同于暴徒。我曾躬行于此，如今深为怆痛，因为我已身系囚牢，暴行却转手他人，依然如故。
我也曾对抗过暴行。所有用自我的身份，而不是统治者赋予你的身份生活的人都对抗过暴行，今天他们则在末日审判下丧生。真实的人生再一次臣服于历史的叙述，极权的政体已被移除，语言的极权从未终结。
暴行总是披着人性的外衣。此刻我听见的声音是正义的歌谣，罪人之死赋予其刽子手一枚骑士勋章，邪恶的灭亡昭示着仁爱的新生。逻辑多么陈旧，十三年前纳粹既如此终结魏玛，于是正义的对立面成了另一种正义。
这是绞刑架第几次在运转？达豪审判进展神速，纽伦堡闭庭前的半年这里已经行刑多人，从集中营的管理者到党卫军精锐部队的少年，他们多半佩戴校官、尉官军衔，只在党代会上见过元首，有人直到死前都不明白帝国的高级罪恶，有人因为穷途末路而为虎作伥。终于有一回，下属比上司走得早，在第三帝国的决策层是否有罪尚未定论时，跑腿和杂役先行承担了责罚。
战场上最先死去的是战车旁的步卒，大萧条的危机最先转嫁给下层民众，正义女神也欺负小人物，青史只留存名人的事迹，丑行和苍生皆成尘泥。
1946年10月21日
【编者注】
比较之前几篇文章，这篇风格迥异的文章更为抽象，也更为沉郁。兰斯贝格监狱自1946年夏天以来一直执行绞刑，是什么使作者心境在此刻变化？9月30日纽伦堡法庭宣判，10月16日对执行绞刑，本文写于10月21日，这些日期是否有关联，已经死无对证了。
也许作者对自己的判决曾心怀改判的希望，直到纽伦堡将纳粹领导层的罪愆定案，并宣布党卫队、帝国安全局为犯罪组织。今日我们会嘲讽他的徒劳，视之为贼心不死，但在历史尚未成为历史，而未来尚未前来的时刻，谁能拥有卡珊德拉的预言。
这或许也是本篇的题目由来。他的两项身份都被纽伦堡宣判为犯罪组织，末日审判的氛围曾否缭绕在他肩头，而他曾否指名质问宣判方的犯罪性？过于尖锐的话题是很难引起讨论的，这些只能唤醒仇恨的声音选择了沉默。
而抛开这些涉猎旁多的话题，仅仅去看作者本人——沉思总是比叙事要切近心灵，何况对于一个习惯抽象思维的人而言，沉思是最初的语言。没有比之更直接通往他内心的道路，他在想什么，有着怎样的人生观，对既往的事件是何看法？乖谬的是，也没有比之更具体的阐发。我们仅能在抽象层面读出他的心绪一二，却无从知晓他是否知行如一。

、测不准与回归方程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他靠在窗台上，冬日的散射光在他肩膀上勾勒出模糊的轮廓。加百列和路西华在这个世纪一同到来，“承认”与“存在”是一对兄弟，而“价值”与“虚无”结盟。
我从梦中惊醒，仍然记得梦里那条循环往复的道路。每出现一次谬误，我都返回原点，走上另一条分岔。但每一次重新走过，它都生出新的岔道。
它甚至不能算是道路，而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连概率论都失效了，因为它本身也在运动，不断地变生出新的世界。
“那么，什么是可以假设的呢？”
我躺在窄小的床上，继续设想这番辩白。我习惯于思考通过更改实验条件、操作步骤的方式以达到准确的实验结果：如果我没有在1936年加入警卫旗、在1938年调任安全局、在1939年涉足军方叛国者的案件、在1942年介入东线军事情报，或仅仅是在1945年不曾自投罗网，以为历史终将公正地为我定罪，从而亦不否认我片面的英名。人生会变得如何？
最终这些“如果”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归于一路：如果我没有出生在1915年某个宽容而过分抽象的社民党人的家里。
这不是决定论，恰恰相反，这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一次次修正错误，以期重头再来。把碳单质放进高温当中，它可能形成金刚石，也可能是石墨。我曾以为若做出另一种选择，结果会全然不同。但世界远不是条件可控而固定的实验环境，它把主客体混为一谈，内在与外在实为一物，它是无数的人类个体本身。你在修订自我时，已经让你所触及的世界面目全非。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这句话只不过是人择原理的一种蹩脚表达罢了。
如今是1946年末，这一年里我经历了许多事情。历史学家只关心世界大事，就像只关注宏观世界的古典物理学家那样，这会让他们错失真理。人们会怎样讲述1946年？浓墨重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籍籍无名的第二年。然而正是在这一年，许多人黯然离世，时代从来不终结于胜利者的鸣金收兵，而是败者的死亡。
一个无名之辈也将随之被时代葬送，在他的档案和卷宗尚存于世之时，历史并不打算记住它。但历史却吊诡地要剥夺他的生命，由此可证，胜利者单方书写的历史纯然是谬论。
回溯这一年发生的一切，记忆却跳到了1945年。二月措森军部的轰炸，三月总参成员的形同陌路，四月达姆斯塔特人烟稠密的战俘营，五月的去留定夺。那是破灭的时代，1946年则在记忆中被抹去了，我无法记住任何逻辑线索断裂、毫无意义的琐碎事件，它们是这个世界的缩影，虚无一物。
我曾做过多少努力？我想起幼时在沙滩上堆房子。没有一座沙砌的房子不会被水波冲毁，但人们在童年时眼见此景，心里却带着欢愉。为何我现在悲伤不已？也许悲哀只是来自努力的落空，而不是熵增的世界本身。
这无非是一种锱铢必较。考虑到人终将死去，计较于20岁时的劳而无功实为小器的心理作祟。时间会让所有的塔化成沙，绞刑只不过是催化剂罢了。
1946年月12月20日


、死是不能被判决的

获知死刑后反而感到安稳，它和任何一种被确定下的安排并无不同，符合我对于确凿的要求。人们从异邦人的法庭上回来，互相恭贺，用这种不乏虚无主义的乐观连结彼此。我们曾在同一面旗帜下生活，现在又为相同的原因而死，这种联系让人感到自己仍是有组织、有纪律、有单位的。
同生共死诚然只是虚构，然而当自由被几道高墙隔离，它就变成切近身体发肤的幻觉。派普说“我真正的团伙在瓦哈拉”时，整个死牢都沸腾起来。我忽然想，基督教唯独在中世纪横行于世，也是因为当时的人无法在他们生存着的世界上得到慰藉吧。
无论如何，我们甘愿成为“瓦哈拉团伙”的共谋，在那里我们踏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嘹亮的歌，风华正茂——在东欧平原湿润的泥土下，在奥德河畔粉碎的建筑残骸下，在柏林业已更名改姓的威廉大街下，在威斯特伐利亚绵延的、化为灰烬的美丽城市下。
那些地方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想到能够与之合葬，我颇有些欣欣然。少年时代四月欧石楠新开的时候，我们牵着挚友的手，跨过火堆，举起火把，在黑夜的野地里走上十几公里，听着内卡河的水声，从书香之地海德堡一直走到精致的曼海姆。那时我们和帝国都还年轻，而今天则都走到了尽头。青春年少转瞬化为灰烬，而我们的生命永远留在它当中。
我不感到悲戚，毕竟它只是事实。此刻我想的是怎样和“我真正的团伙”排好队，免得叫开瓦哈拉大门时显得像一帮法国兵，或怎样在放风时抢到被太阳光烘热的那块沙地，好在上面美美地做些白日梦。
因为死是不能被判决的，能判决的仅是死刑，它打扰不了我的生活。那些落在德意志每寸土地上的高爆弹都没有动摇我们决心——尽管它已经碎灭了。走上绞架前，我是个叫海因茨的金发小子，之后是一具尸体，两者都和他们加于我的罪名无关，无涉军人的荣耀。
1947年1月6日


、赎身状

一个胡茬不干净的美国人走进牢房，给我一叠稿纸。他说话吞吐，笑容比我预想中更为憨厚：“我想您或许会想写点回忆录什么的？很多人都想写，所以我想您或许也……”
“你们应当在OSS大力推广逻辑学，山姆。”我的英语发音生硬。他是个新手，还没有学会怎样和人套近乎，而这是情报搜集的第一步。
我之所以一眼认出他是情报人员，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善于察言观色。对于一个就要在与世隔绝的地方的死去的人而言，写回忆录是多么荒谬的提议。回忆录是为了让人铭记，而我这样被当做彻头彻尾的人类公敌的人仍然有这样的权利吗？我用德语和他说话：“OSS最近招了很多新人？”
不料他的德语比我的英语更糟糕，单是杵在那里，OSS用人可谓饥不择食。山姆？新手先生继续讲着他从工作会议上生搬硬套来的说辞：“……我们在调查达豪法庭的司法程序是否合法。有人报告法庭审判给被告和辩护方的发言机会太少……如果因为某些事实来不及陈述，而将一个清白的人错误地判了死刑，这对美国政府的公正形象……也是不利的，所以……”
“不，法庭对我的判决十分公正，我没有什么要伸冤的。”我敲了敲门，示意狱卒把这个人请出去。
过后我躺在床上，思考这样做的得与失。床的窄小程度让我想起最初在行伍中度过的日子。警卫旗队，它曾经因为它所卫戍的人而光荣，现在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遭受耻辱，而我在那里度过的青春是确凿无疑的，如果时空不可逆转，人的经历就无可更改。
但是回忆录赋予记忆另一种面貌，有人借它来为自己的事迹涂脂抹粉，有人借以脱罪。没有比这更体面的背叛了。人们在这里揭露同僚的罪愆，从而企望自己能被从轻发落。另一些人把德国的秘密泄露给外国。
我指的是那些反人道罪行的证据以外，依照保密条款应当被保护的国家机密。盟军的《纽伦堡法》里有一条被写漏了：如果你作为德国人而叛国，你就不是战争犯。人们因此在祖国和个人之间进行选择。十二年前，希特勒的《纽伦堡法》让这种选择落在犹太人的头上，现在曾经卫戍着德意志的土地与精神的帝国军人也变得和犹太一般无二。这些人是在被剥夺了爱国的权利时才对祖国背信弃义的，我不想过多的非难他们，但是当他们把国家机密作为嫁妆，倒向盟国的怀抱时，我听到了日耳曼民族瓦解的骨骼碎裂声。
所以我不写回忆录，或更直白地说——赎身状。我参与过帝国军队对内和对外的情报，时常会接触到高级的机密。这些机密在法庭上我没有透露过，现在也不打算在回忆录里书写。一个国家即使战败也应有它的尊严，我将带着这些秘密死去。
1947年1月17日


、语言

我在中学时就开始主攻理化，读大学时，已经和研究生一起进实验室。但上帝赐予人的时间是相等的，我的德语和外语都十分破烂，不得不用背辞典的方式来增加词汇，应付作文考试。
这个经历是很幼稚的，却使我这种并无语言天赋的人受益良多。现在我对词汇的含义有了更精确的认识，并且能用这个后天习得的本领来遣词造句。大学时与一位学人文的朋友辩论使我掌握了快速组织词句的能力，后来我在安全局负责书报审查，又对词语的褒贬义和字里行间的立场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在分析情报时不得不速读很多英法的资料，这些旁门左道的经历最终使我变成一个牙尖嘴利之人。
世界真好笑，在得到这些后天能力之后，我的思维还是经常撞上南墙，语言只不过为它造出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就像石头可以敲击出火花，却永远不能用作柴薪。我不相信宿命论，我只相信自我一旦确立，就永难更改，这是我与世界相联系的方式。
1947年1月30日


、相遇伊利亚斯

【原文】
我记得通往勃兰登堡门的路笔直向西，日落的阴影笼罩帝国。我也记得曦光落在道旁的菩提树上，八年里那些秀小的树木招展着帝国的新生，浅淡的黄色就像另一道景色。
现在帝国覆灭，我在囚牢里又见到那个景色。我的一位故友浅栗色的头发，让我想起人们用以回忆的东西：发黄的信纸，或模糊的照片。他站在监狱广场的另一侧，穿着谈不上款式的衣服。我认识他的时候，这个《人民观察家报》的年轻记者是柏林有名的花花公子，他穿着走遍世界的风衣走进周末舞场，总有三五个姑娘拥上来。
现在他那么朴素，近乎憔悴。
我惊讶的并非他的憔悴，这是所有困守兰斯贝格的人们的日常。你当然会在最高傲的人那里看见最深的苦难，因为他早已迈过普通的坎坷。我惊讶的是他在这里，一件红马甲昭示他的命运。
卖字为生的人或许真的比卖力为生的人要高贵，即使从未杀过人的纳粹记者也会被“历史”判罚。那些民主分子料必窃为之喜，因为只要我们仍然留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作为判罚的一方，他们就也无偿地不朽了。
这只是一个死囚的狂言。来到兰斯贝格后我时常感到一种死后的轻松，或说从柏林陷落的那天起，作为帝国情报官的我就无事可做了。但是今天我看见伊利亚斯，却觉得自己会活下去。死牢既然施舍给我一点时间，我就用来推翻它的统治。
顺带一提，盟军在两年前的今天进占维也纳，这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1947年4月27日。
【编者注】
伊利亚斯？阿本德罗特是前《人民观察家报》第二版的记者和编辑，由于发表反犹言论而获罪，投入兰斯贝格监狱等待死刑。这天加兰与他相遇，几乎交肩而过却让二人心绪难平。他们在柏林相识，以异乡人的身份生活其中，成为朋友，各奔东西又在人生的末尾相遇。在阿本德罗特写于狱中的《兰斯贝格的日落》里，同样留下了名为《加兰，以及人生的断片》的一篇。其更为详尽的文字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对彼此的隐喻。
他们对死亡的见解是截然相反的。加兰信仰瓦哈拉的烈火，而伊利亚斯用游历世界的方式证言生命的热力。帝国覆灭在前者而言是一方可以长眠的棺材，却让后者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在狱中的相遇因此具有了哲学意味。
我在后来的调查里得知，加兰在这次相遇后一改常态，开始暗中联系从前被他拒绝的一些人，包括三个月前试图让她写“赎身状”的美国OSS菜鸟办事员。当时他甚至不知道OSS已经更名为CIA，但很快就找到了其在德国的代理——盖伦组织。
此后的事或许都在这条隐秘隧道里完成：伊利亚斯在1948年获释，不久后在慕尼黑找到一份不起眼的工作。1952年加兰走出监狱，旋即参与BND（联邦德国情报局）的组建。带着这些假设，这本笔记里的《纪念720》《相逢》《国家法官》等篇章就有了另一层意味。
“他不会让任何利益——包括生命——成为信仰的一般等价物。”伊利亚斯这样评价加兰，但我想，他或许会为一个新的国家利益，付出自己的信仰。以下附录伊利亚斯写在同一天的日记。我在萃集这本笔记时，已经无法征得他本人的同意了，作为我年幼时撒欢膝下的人，我妄揣这位亲切的长者会宽恕我的冒昧。
：。jjwxc。onebook。php？novelid=672072&chapterid=15


、纪念720

晚饭后，人们聚在读报栏下盯着到处开天窗的报纸（盟国向在押战犯有选择地提供报刊信息，凡不适合提供的即行剪辑——编者注），报端上日期写着7月20日，我是这样想起三年前的刺杀元首事件的。
诺曼底登陆后一个月，施陶芬堡的伯爵把炸弹放到希特勒的桌下。他很快逃离现场，爆炸时已经走在通往政变的路上。一群预备役军官想颠覆政府，但众所周知，希特勒活到1945年夏，伯爵的计划破产了。
当时我正在东线外军处，接到调遣令时，事情已经过去整整一天。再一天后我回到安全局，却接到了对我本人的稽查。奉命平叛的帝国官员戴着手铐走进自己的单位，这就是当时的局面。我被隔离审查数日，幸而获得信任，进而参与这件事的审理。
那时施陶芬堡已经死去，涉案人员大都押送安全局，余下的正由四处（秘密警察——编者注）加班搜捕。穿上制服的便衣侦探冲进五处（刑事警察——编者注）的大小部门，由于五处长奈比已是叛国嫌犯，这些意法联军迫不及待地鲸吞同僚留下的势力空洞。
那位独目断臂的伯爵则死得大事化小。比起这位现在被奉为大英雄的人，其党羽引发的帝国军政界洗牌更令人焦头烂额。“据传，缪勒（四处长——编者注）也抓到了卡纳里斯的把柄。”我板着脸对我的上司施伦堡汇报。国防军谍报局和我处同样署理国外情报，是一对欢喜冤家，缪勒对军谍局局长下手，难免要顺藤摸瓜，给他的死对头施伦堡下个绊。
施伦堡摇着半杯兑了伏特加的威士忌，若无其事，但烈酒实是他减压的办法。几天后卡纳里斯的案子神鬼不知地移行六处，大量文件在搬迁中仗着盟军的高爆弹付之一炬，我们甚至把军谍局也接管了过来。
“总不能为了捉几只蟑螂，把房子给拆了。”他扑闪着明亮的眼镜耸耸肩。可是在美军压到了西墙（德国西境的军事防御系统——编者注）的节骨眼上搞垮军谍局，我们和刺杀国家元首的施陶芬堡们有什么不同。
他玩味颇深地看着我，“您会知道有什么不同。”随即把我也关了起来。
“眼下几十个将军尚未受审，以你的少校军衔，甚至还不够格上军事法庭吧。”他倚在禁闭室的简陋桌子边上，西装前襟斜斜地敞着。720事件引发国防军高层的洗牌，有干系的中层军官塞满了审讯室，更低层的直接枪毙。
“枪毙我对您并无好处。”
“有时也只好鸡飞蛋打。”
他笑着，眼睛里写满天真的残忍和世故的人情。“我一贯不喜欢强迫人，这您是知道的。不过……我想您有一位左派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社民党人，几十年来一直不认同纳粹的政策，我很少与他往来。但没有人会把筹码当作威胁，而逻辑从来不是我的弱项：“如果您打算‘保护’家父，我相信您一定能为他找到躲避轰炸的上佳地点，日后遇有万一，这将成为您的善举，和暗中释放集中营里的人是一样的。”　
“您一定也不会畏惧更为极端的手段。”他的声音很轻，带着失望和不经意的疲惫。
我的上司在1942年就主张与西方和谈，那时德军首次露出败相，但陆军部相信只要冬装配给到位，德军一定能再度围剿列宁格勒。现在战争又进行了三年，兵力难以为继，航空燃油的匮乏让战役只能在地面展开，地中海战线破裂，盟军从诺曼底登陆，明眼人都看得出德国的败局。
几年来他四处寻求援手，包括他一手培养、如今负责与陆军总参联络的属下，但那时我站在陆军部的一边，直到此时相遇，他柔和的目光里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淡漠。
“您从不是个怕死的人，威胁您不会有任何结果。那么让我听听您拒绝的理由。”
在我担任他直系下属的几年里，他一直告诫我为人不要过于黑白分明，往日的盟友会成为未来的敌人，而曾经的仇雠也会联起手来。“何况那些本无仇怨的人。说说看，现在您还对统一欧洲抱有希望吗？”
他的眼里露出少有的锋芒，这在当时无异于篡逆之言。
而我也露出鲜有的抗逆：“但如果投降只会让德国回到1918年，军人又是在为什么而战。”
“让您改变初衷也是徒劳的。”
“我会跟您走。”我把戴着手铐的双手抬起来，看见他稍纵即逝的讶异。能够让一只灵巧的狐狸片刻失算，也不枉我跟随他多年。“让我们谈谈，如果无法让军队停火，盟军如何相信您的诚意。”
从海德里希在任的时代起，安全局一直试图插足军部，但直到720事件国防军试图以刺杀元首的形式夺取政权，始终没有得到大角色。42年后，六处和陆军东线外军处曾有合作，但也随着这次政变告终。我恰巧负责六处与总参的联络，和外军处过从甚密。“但是您不信任我。”我对施伦堡说，他挑起了眉。
“我刚下飞机就被蒙头带进审查室。您在孤立无援时还考验我的忠诚。”
他很有些孩子气地垂下眼，话音柔软，“我无法否定您所说的。”
“您因此错失了一个机会，”我忽然把他摁在墙边，惊讶于自己的愤怒，“端掉那个从骨子里烂掉的军谍局有什么用？反而和英美闹僵。我们该端掉的是拥有大量苏联情报，对德军主力举足轻重的东线外军处。”
陆军总参素来轻视情报，直到莱因哈特？盖伦成为东线外军处的指挥。他通过行之有效的办法取得大量情报，也打通了总参的人脉，使自己成为人物。但左右逢源也让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720事件，如果趁此将外军处收编，安全局在军方就有了一份厚重的筹码，顺藤摸瓜进而牵制东线战局也未